中国需要思想启蒙

本期有几篇文章涉及当前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

    单正平谈自由主义一文宛如陈酿，令人读后回味良久。他在文中廓清了政治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命题：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现代政治话语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始自毛的“反对自由主义”，而中共建政以来又将人与国家的关系变成了个人与党的关系。中国人缺乏国民意识，在社会行为方式上往往不是肆虐的暴民就是受虐的贱民，原因就在于没有国民意识得以产生的个人和保护个人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应以重建个人、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为主旨。单文的启示是：在今日之中国，只要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实质上还是个人与党的关系，任何形式上的政治自由主义诉求，如修宪保护私有财产等，都会成为利益集团保护自己贪污腐败所得的利器，而非平民保护自己私产的工具。如果党与国家的关系仍然定位为党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法律就必然只是治人的工具而非用来约束执政者行为的规则。

    曾德雄在“合法性的基础：道德抑或权利”一文中，揭示了作为中国威权政治之哲学基础的“德治”，实质上是与极权政治息息相关的政治理念。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其实质并不是单纯的现代化，而是从以道德作为政治核心要素的“以德主治”的传统礼治社会向以权利为政治核心要素的“以法主治”的现代法治社会转型。只要还是以“道德”而不是以“权利”作为政治理念的核心要素，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剥夺就不会停止。这一命题于今日中国的年轻一代或许已相当陌生，但在80年代的大学里却相当流行。他的文章让经历过80年代的人看到了一个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悲剧：由于威权政治最大限度地消解、侵夺个人的权利，尤其是取消了言论、新闻与出版自由，许多曾经有相当进展的思考被强制掐断，并且不留痕迹地抹掉，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往往只能多年以后在前人思考过的同一起点上重新开始探索──此实乃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

    闾晓波反思当前中国民本主义扩张的文章指出，民本主义与现代民主主义产生和形成于两种相互对立的制度安排下，君主专制与民主政体、人治与法治分别是其各自的价值归属。“民本主义”旨在构建纲常有序、人有等差的人伦社会，其施政以人治为原则，终极关怀是“君子安位”；而民主主义构建的则是一个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法理社会，其施政以法治为原则，终极关怀是自由与平等。在“民本主义”占主流的社会，独裁、一言堂、家长制、为所欲为等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官官相护等。因为民主强调的是人民参政，而“民本主义”之要义是“仁政”，与人治有着十分紧密的亲缘关系，对法治有着本能的排他性。要言之，民主是国民主权，而民本是以君主权力为前提的概念。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民主”正是以“民本主义”来误读民主的精义，与西方学界讲的“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并不相同。

    吴国光在“县政中国──从分权到民主化的改革”一文中，构想了未来中国可通过“废省”而形成全国和县两级民主政治的制度构建大体框架。作者独辟蹊径，提出了一种值得思考的设想。本期还刊发了一组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洪朝辉从农民土地权利的贫困入手分析了“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根源，孙自铎则提出了另一个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问题──为什么内地农民转移到沿海地区就业未能缩小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距。

    本期徐友渔的文章清晰地梳理了李慎之思想转变的轨迹，指出应当准确地理解李慎之先生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坐标中的位置及其在当代中国变革中的作用，尤其是李先生批判现实、破除旧意识形态的彻底性。郭罗基的文章借纪念冯定先生记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的结束其实不到20年，但对于今天的读者却已相当陌生。但在当时，某种思想观点，包括对经典著作的阐释，往往就与一个人以及一个家庭的生死荣辱联系在一起。郭罗基先生的文章再现了“无产阶级领袖们”以无上的政治权力推行蹩脚的哲学那一页历史。这段历史是如此荒唐，尽管官方缄口不提甚至蓄意改写，但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无不为那段历史感到深深的羞辱，更何况，借助政治权力推行某种“理论”的做法至今还未消逝，只不过斗换星移，随着权力的位移，“理论”换了另一种而已。何蜀的文章“‘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用大量史实澄清了一段有意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文革历史。

    作者们的努力，既体现着他们的社会责任，更是在为中国的未来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