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提的百年老话题：“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改革已历27年，有关中国发展方向的新思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注意。精英集团全力维持的现状因腐败日炽，弊端丛生，引起了诸多批评。本期第一组的的5篇文章正好集中于一个主题：中国将（或曰应该）走向何处？是威权（极权）政治＋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

    何清涟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维系社会稳定的4大要素，如作为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社会整合力量的道德秩序以及人口资源之比都已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且正在将中国社会推向危机边缘。而政府唯一能够凭恃的就是政治暴力、文化暴力（意识形态教育与控制媒体）这些高压手段，以维持社会的表面稳定。这些手段虽然延缓了社会危机，但却使中华民族为政权的短期稳定支付了高昂的社会代价。她指出，与拉美国家那些业已进入“失败国家”行列的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具备了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暴力行使合法化几大基本特征，只是还未完成从军队政党化到私人化这一过程。

    杨光在“政治改革：‘中国模式’的难题”一文里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来自于经济自由的扩张，以及把被国家劫持的权利释放出统制经济的牢宠；而改革的矛盾与问题则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迟滞。政改迟迟不能启动的原因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较量，但却只能依靠权势集团“以权力改革权力”，从而使政改本身陷入困境。

    何文与杨文的立论方式很不相同，但对中国为何缺乏政治体制改革动力的解释却殊途同归。

    谢岳在“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一文中分析了地方精英政治化在当代中国发生的畸变，指出“中产阶级要求民主政治”这一广泛流行的理论预设在中国的失败。作者指出，由于资本与权力之间的互惠关系，当代中国经济精英的成长模式是一种“政治依附性积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精英博弈的目标是如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因此之故，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经济精英不但未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反民主的势力。

    徐贲在“‘密友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当今中国的贫困和暴力”一文中，从介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入手，分析了中国今天的贫困与暴力形成的根源。由于缺乏宪政、法治与公民政治文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匆匆引入自由市场制度，在私有化过程中普遍发生权钱勾结非法谋利的弊端，从而使少数人成为市场制度的主宰者，这种建立在裙带关系之上、并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关系网资本主义，破坏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在抹杀社会正义的情况下，自由市场论很容易和专制政治结成不神圣的同盟。作者强调，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公民政治的基础之上，畏惧公民政治的政权必定仇视真正的民主，但却能利用和容忍市场经济。而没有公民政治的限制和规范，市场经济必然成为腐败的滋生之地，而公民政治拖延得越久，民粹民主也就越有可乘之机。而凡属民粹民主盛行的地方，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就不可避免。洪朝辉的文章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另外几篇文章涉及历史，但这些“历史”其实并未成为“过去”。崔效辉在“专制体制中的常规权力与超常规权力的搏弈”一文中，对比了清乾隆时期东南各省的“叫魂”事件与毛时代“大跃进”这两次历史事件中的政治游戏规则，对专制体制下的权力运作做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吴迪、萧雪慧的文章都涉及中国的文化思想管制。吴迪的文章“新中国的文艺实验：1949--1966的人民电影”虽然只分析了电影这一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枝花，但政治风雨对百花园的暴戾摧残已经历历可见，而且这种管制远未结束，只是形式有所变化而已。而吴非等人写的“俄国媒体运营体制转型的轨迹”展示了媒体自由化在俄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嬗变，曾一度挣脱政府管制的俄国媒体，又因现任铁腕领袖习惯于新闻检查而被拉回媒体的“国有公共体制”中。将此三文放在一起阅读，读者可能会对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挟政治权力以行的文化暴力渗透于国民精神而形成的危害有更深刻的了解。

    未来只能始于今天，而今天又只能是昨日历史的延续。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奋斗了一个多世纪，为的就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国家。前路多蹇，事业未竟，正如何清涟在文章的结尾所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百年立宪未竟的悲剧，不应该再有一个150年还建立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悲剧。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