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操练》得与失

广东人民出版社今年出版的《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智效民、赵诚人文对话录》（文中简称《思想操练》）以对话体形式介绍了对中国20世纪思想学术史的讨论。它以形式的新颖、言说的坦率和在思想学术史上恢复真相的努力而引人注目。5位参与讨论的作者都是思想学术史方面的有心人，对中国当代的思想学术发展状况有着长期的共同关注和彼此间具互补性的个人研究，且都具思想上的敏感和勇气。由他们来谈论中国20世纪思想学术这个话题，是比较好的组合。《思想操练》的作者精神上不自设藩篱，不受任何与自由思考不相容的禁忌约束，他们挑战了许多禁区，表达了许多真知灼见，使这本书在揭示社会历史和思想学术真相方面具有很大信息量，对人的精神可起解蔽作用。

亟待清理的20世纪思想学术发展脉络

    中国20世纪历史涉及到的人和事，几乎都经过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筛选和涂抹，太多的史实被伪造的东西所置换，成了人民不能知晓的秘密。且不说百余年前的历史事件、人物面貌、是非功过错乱得一塌糊涂，就连刚过去20来年的许多历史真相也被重重迷雾所遮盖。社会历史如此状况，被政治和意识形态“阵地化”、工具化的思想学术领域，其历史面临同样处境。由于负载了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任务，在相当长时间内，思想学术史必须由一批奉“诏命”的官方学者撰写，即使有独立思想者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其文字在严密的出版控制下也难见天日。“奉诏”撰写者缺乏写任何史都必须具备的精神上的诚实，他们拿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普洛克鲁斯忒斯之床[1]去裁量思想和学术，伪造、隐匿、贴标签、按需筛选、“按需拔高”、“按需棒杀”等扼杀学术自由的手段无所不用。这样写出来的所谓“思想学术史”，谎言和不容异见是其两大特征。这种“史”里，除了居于至尊地位的钦定“学说”，多是些依附于权威，既靠阐释、吹捧教条，又靠讨伐异见挣得“正统地位”的东西。独立思想不是被剔除得不留痕迹，就是被施加语言暴力的批判对象。这种“史”非但不可能提供历史本应提供的思想学术领域的真实发展脉络，反而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凭借把持的话语权，将现实中靠非学术手段维系的系统谎言冒充“真理”确立下来，以图长久支配全社会的思维和判断。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些无思想学术含量的遵命之作、趋时趋势之作冒充学术成就以假乱真、以假压真，彻底扰乱了思想学术的真实发展脉络。

    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学术界久遭禁锢的独立思考和求真精神相对于过去有了一定空间。钦定学说独霸学界的局面不复存在，但仍然在凭借非学术力量试图继续支配人们的思维和判断，已经通行了数十年的篡改歪曲手法也仍然在对思想学术史领域发生影响。尽管撰写真实的思想学术史的呼声很高，但并未退出的政治干预阻遏了必要的反省和重估，仍然存在的禁区也使不可回避的人和事继续被回避，撰写信史的努力举步维艰。到了90年代，学界浮躁之风日盛，无原则性和投机性渗进这个领域，既对正直学人恢复真相的努力起着干扰、破坏作用，又直接制造了思想学术发展脉络的新的混乱。这两股破坏性力量的夹击造成思想学术上许多糊涂账，如果不尽快开始这方面的认真研究和清理，中国20世纪思想学术真实可靠的发展脉络和面貌将埋葬于混沌之中。

向禁区突进，寻找历史真相

    就20世纪思想学术这样一个既宽泛又要求深度的话题进行有成效的对话，须得确立一个适当方略。该书作者们确立的方略是：对20世纪前半段，着力于重新擦拭遭人为歪曲丑化的思想先贤们的历史光辉；对后半段则着力于反思。我认为，这一方略表明作者们对20世纪两个阶段思想学术状况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同时也定下了全部对话的精神基调：坚决恢复真相，对谎言取不妥协态度。无疑，作者们认同自由精神、独立思考乃思想学术之灵魂，对以下情况了然于心：由那些在自由精神、独立思考成为禁忌和重罪的年代公开出版并占据大学讲台的所谓思想学术史来展示的“思想学术成就”，除了系统的谎言和不对这谎言构成威胁的冷僻研究，多半是被逆向筛选后留下的无甚思想学术含量的平庸东西；而系统谎言既表现为登峰造极的狂妄自吹，又表现在对自由思想的污损、丑化上，这狂妄自吹和污损丑化包括中国思想先贤在内的人类自由思考成果乃系统谎言的一体两面。整理20世纪思想学术，就得一方面还原被污损、被丑化的那一段思想学术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去除作为强权政治意识形态支撑并凭借强权横行学界的“理论”为自身套上的层层光环。这是需要勇气和学识的工作，几位作者具备这两方面条件。这使他们在恢复真相上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

    作者们勇敢挑战了历史和思想理论方面的禁区，使不少被封锁的真相解放出来，得见天日。其中以“重写中国现代史”为主题的第二次对话揭示了20世纪一系列重大历史真相。例如，针对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中国与别国关系，一位作者说出一个重要事实：“在中国近现代上，恐怕只有日本和苏俄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冲突，往往是因为通商、投资的需要。”这一事实如今已不再是秘密，但作者据此道出了另一个更深层的真相：“在大多数时候，所谓亡国亡种的危险，其实是一种偏激的呼声。”对于情感和判断长期接受“亡国亡种说”塑造的民众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真相。作者没有止于此，进而道出了被捂得最严实也最沉痛的真相：那原本是想唤醒沉睡国民的呼声被民贼独夫利用，导致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最大教训──“以‘反帝、革命’的名义，或者以国家人民的名义，来剥夺民众的独立和自由”（第39页）。

    清末民初那一段历史、1945年抗战结束后的局势、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也都是被迷雾所笼罩，被谎言教条所包裹的。清末实施新政固然为情势所逼，但已经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方面。反观中国近20多年改革开放所做的工作，竟然大体上是百年前清末新政未竟事业。一百年转了一个圈，实在是一个催逼人反省的不幸事实。而且，正如他们在后面指出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新闻制度、现代出版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已在中国初步形成（第276页）。而这3方面在百年后的今天是什么状况，人们心照不宣。难怪有作者感慨：“20世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局，却走成这个样子，确实令人痛心（第35页）。”抗战后的局势，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5大战胜国之一，当时呈现在中国面前的机遇和态势非常好，但一系列摩擦和疑云重重的事件，将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中国拖入内战，使之丧失了与其他战胜国一样的和平重建大好时机。可是在中国近50多年以来的历史记叙中，抗战后中国曾有过的好局势是被彻底隐匿了的，内战起因则是经过筛选和扭曲的。而中国与美、苏关系的真相，长期以来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被歪曲、颠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至今一些工具书仍然在作歪曲颠倒的记录。作者在这方面作了重要澄清，其中披露的一些事实相当耐人寻味，对某些扭曲、病态的民族心理的解析也相当有份量。

    上述历史一直有一套定论，它不仅享有不受理性审视和怀疑的豁免权，而且任何与之有关的史实都成了不能触及的禁区。几位作者勇敢涉足了这些禁区，掀开了捂住的盖子，一些极具震撼力的真相开始呈现出来，旧的定论受到质疑和动摇，不仅冲击了种种遮蔽真相的谎言，也挑战了民众因长期受谎言浸润而形成的思维和情感定势。这可以成为促使更多人通过反思恢复真实的历史记忆的契机。

    恢复历史真相的努力也使那一时期思想学术活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变得清晰起来。在此前提下，作者们对活跃于20世纪前半段的思想先贤历史光辉的擦拭相当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曾长期被抹黑和丑化的思想先贤几乎全都与教育领域有不解之缘，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才能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高品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并拥有高水平的大学。作者们在介绍先贤们的思想学术贡献、梳理由他们开始的自由主义传统时，特别以翔实可信的材料再现了当年大学的风范、学者治校的传统以及当年的教育理念、教育格局。若在这些关涉教育成败的基本方面作一今昔对比，今人应感羞愧。中国现代大学出现之初，办学就对民间和外国开放，形成了公立、私立多种体制大学共存与平等竞争的良性格局。这种格局却在50年代被彻底破坏。如今要想重建合理格局已非易事。在教育理念上，蔡元培“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对“教育求远效，政党政策求近功”的区分，梅贻琦对“通才教育”的坚持、对目光短浅的教育方针的批评，陶行知对学生自治的倡导等，都体现了对独立、远见、博大的教育精神之追求。在急功近利、短视，政治工具化、附庸化和狭隘已成教育基本性格的今日中国，先贤们这些体现教育正道的思想已成绝响。现今大学教育的高度市侩化与商品化[2]，与抛弃我们曾经拥有的教育思想资源有直接因果关系。中小学的情况也同样惨不忍睹。一位作者就过去小学公德课《公民训练》和如今相应的《政治思想》课本作了有趣的对照：“在公民训练的内容中，第一条就是‘我不放弃选举权，并且自由选举我所佩服的人’。《政治思想》是让你成为一个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27页）两种教育精神之高下和广狭由此可见。至于两种教育精神对受教育者的精神影响之优劣，那是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的。

寻找非常年代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对于恢复思想学术真相来说，寻找思想上的失踪者具有独特意义。这个问题是中国刚过去20来年的那段不堪回首时期产生的特殊问题。需要寻找的失踪者中有被刻意抹掉的，更有为了独立思考付出生命代价的思想烈士。在思想学术史上，这批人不是盲点就是禁区，但却代表了从50年代到“文革”结束前这二、三十年间的独立思想及其境遇。几年前笔者曾在“思想史上沉重而轻浮的一页”一文中，就那一段思想学术做过如下判断：在惨烈和持续不断的思想压制下，思想文化舞台上独占话语霸权的是拒绝理性审视而冒充权威的东西，此外就是依附其上、为其作陪衬的应时之作，“如果不是还有一些使作者横遭不测的被批判作品所表达的独立思想，或深藏在晦涩曲折的词语中甚至包裹在无个性的套话中的独立思想，如果不是还有极少量出自监狱、牛棚的‘地下作品’或‘罪状’凝结着像顾准、孙冶方、遇罗克、张志新这样一些思考者的无畏思考，这一段思想史几乎是一片空白[3]。”参与《思想操练》写作的作者中，有人长期致力于寻找这些无畏的思考者，并把他们的思考和遭遇揭示出来，其中披露的部分思想者，笔者此前也是闻所未闻。寻找思想上的失踪者，意义是双重的：不仅使一段代价高昂的珍贵思想资源免于埋没，而且对于中国思想者经历过的沉重和血腥提供了有力见证。这段思想史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足以成为一个永久的警示。

    在这一部分，作者对人对事的评价态度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介绍“文革”的最早批判者之一陆兰秀时，作者告诉我们，她从1968年开始表达独立见解，因此被捕，于1970年被杀害。这两年期间又失去自由处于与世隔绝状态，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难免受环境局限。“如果在一个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里，人们可以要求思想者的成果更加精粹，更加深入，更加缜密，但考虑到陆兰秀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思考和表达，后人无权提出更多的苛求（第217页）。”在我看来，作者把思想成果与思想者的思考环境和条件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实事求是态度在如今的思想学术界很少有人做到，结果是产生许多苛刻、轻率、自以为是的议论，对思想先行者在严酷条件下贡献的真知不屑一顾。思想先行者所置身的严酷环境，以及整个社会低得不能再低的思考起点通常不在浮躁的酷评家视野之内，这些人不明白，在全社会被谎言支配、荒唐成为常态的年代，认识和说出哪怕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思想常识，也需要非同寻常的智慧和勇气。

《思想操练》的缺失

    尽管作者并未说这本书是对思想学术史的重写，但全书的结构和对话，都使人有理由将其视为重估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一次尝试。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实现了令人兴奋的突破但也有显著缺憾的“思想操练”。实现突破之处是作者们有长期深入研究的领域，缺憾则因作者视野受限所致。读这本书，我有一个强烈感觉：作者们视野既开阔又局限。最严重的视野局限在于，“思想操练”语境中的“中国学界”限于文学和史学，这给整个思考带来先天缺陷。全部对话以“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来结束，也从结构上暴露了视野局限，反映出作者心目中的思想学术过度偏重文学。诚然，有自己的研究兴趣是很正常的，而且正如一位作者所说：“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只能窥见其中的一隅。”但总结学术思想史不能满足于自己兴趣所及，而须得根据研究思想学术史的内在要求，从自己原有的研究视野拓展开去，否则，会使总结出现大的盲点。事实上，由于受限于作者的阅读、思考兴趣，社会科学一带而过，一些重要的人文领域基本上在视野之外，通常说的文史哲就缺了哲学这一大领域。而在中国，一种极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钦定哲学在思想学术领域横行了几十年。它那一整套教条和谎言，把源自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的哲学弄得既愚蠢又面目可憎，哲学史则是各类思想学术史中被搅得最为混乱颠倒的一种。最重要的是，钦定哲学在制造系统的谎言上起了主导作用；多年来统治其他各学科的教条，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治化的哲学教条定下调子的。而在后来“文革”结束后开始的与谎言和教条的较量中，哲学领域的斗争尤其白热化。谈20世纪的思想学术，这一领域不可回避。

    从梳理思想学术发展脉络看，还有一大疏漏是整个对话结构没有80年代的学人与思潮。在以“寻找思想上的失踪者”为题的第7次对话后，接下来的第8次对话便是“90年代以来的学人与思潮”，80年代被跳过了。这不该跳过的一页，特别因了作者们对此前失踪的思想者的寻找努力，使它的缺席更加醒目。

    撇开视野上和结构上的问题，就作者一开始确立的两大任务看，重现20世纪前半段那些思想先贤的历史光辉方面很成功，但对20世纪后半段的反思则成败参半。20世纪后半段的思想学术实际上以“文革”结束为界，呈现为很不相同的两个阶段。在中国20世纪思想学术史上，“文革”前那二、三十年是一个断层。那段时期一方面颠覆和破坏了过去积累的思想学术资源，掐断了思想学术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又以持续不断的压制阻遏了创新成果的出现。如果说有成果，它们不在公开出版物里，不在大学讲台上，如前所说，在牢房里、牛棚中，其存在形态是地下作品或“罪状”。《思想操练》对这一阶段的反思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首先，作者们对20世纪前半段思想学术教育等资源的成功揭示，就已经包含了对后来这二、三十年的反思，而且这种通过鲜明对比来实现的反思很有说服力。在对比基础上，以“寻找思想上的失踪者”为主题的第7次对话，对那一时期思想学术状况作了令人震撼的深刻揭露。

    但20世纪后半段还有另一阶段，这就是“文革”之后至20世纪结束这二十来年。在对这一阶段的反思和评介上，《思想操练》的疏漏是严重的。至少有上面提到的两大疏漏：一是疏漏了整整一个80年代而只把90年代纳入视野，二是就思想学术进行的对话主要限于文史。这里着重谈谈对80年代的遗漏。在20世纪思想学术发展史上，80年代是应该受到充分重视和公正对待的一个阶段。80年代学人面对的情况相当艰难。第一，几乎所有在90年代已经取得一定话语空间的问题，当时都还是禁区；第二，常识长期遭受物质暴力和精神语言暴力双管齐下的颠覆，以人道主义为代表的人类共同价值长期遭受这双管齐下的践踏，无论是健康常识还是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变得可疑就是成为必须远离甚至必须痛加打击的“敌对思想意识”。全社会思维整体状况之荒唐，思维起点之低，精神上自外于人类文明主流之远，是现在青年一代无法想像的；第三，负有重新启蒙任务的思想界自身也面临清除谎言以及意识形态教育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还要不断遭遇来自权力的恶性干预，特别是运动式的大规模整肃。发生于80年代的对思想学术界几次大规模整肃，说得上惊心动魄，而在几次整肃中被当成“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围剿的竟是人性、人道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学术界作了双重努力，一方面是恢复常识，帮助人们触摸到理性精神、认同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新的思想观念也在清扫地基、重建各学科的努力中酝酿和提出。无论那时酝酿和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是否幼稚、粗糙，90年代都站在了由80年代思想学术界清理了的地基上和那十来年探索所达到的高度上。撇开这一段，思想学术的发展脉络又会出现断裂。

    的确，这本书致力于恢复真相的努力令人钦佩，事实上也在这种努力过程中实现了多方面突破，表达了不少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但恢复思想学术史真相所要求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尽可能完整的工作，不仅需要真诚、胆略，还需要在已有的知识积累之外做超出自己兴趣范围、与恢复真相的任务相适应的更广泛研究。否则，有可能在清除历史遮蔽的同时导致新的遮蔽。

    最后笔者还有两点存疑。一是对话形式固然活泼，能使读者产生在场感。但出版物作为提供给公众的思想产品，作者是否有必要为了完全再现对话场景而保留其中一些与主题无关形同聊天的内容，以及某些显然准备不足的随机插话？二是对作者们强调得很高的日记价值存疑。我不否认日记有助于了解一些事实真相，了解一些人物的人品、相互关系。在评价人物和某些关系上，日记的确有其他类型的文本不能替代的独特价值。但我以为思想学术评价，还是应以思想者提供给社会的成品或半成品为主要依据。通常情况下，提供给社会的文本应是最深思熟虑和最能代表作者水平和思想观点的，虽说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文本可能有很多伪饰。就是在人为制造思想史上失踪者的严酷年代，评价那一时期的思想学术也应以公开表达出来的思想为依据。现在之所以能够不把那一阶段全然视为空白，也是因为像遇罗克、陆兰秀等思想者并未只是将自己的思考写于秘不示人的日记中，而是以他们所能采取的特殊方式公开了自己的思考结果。

    尽管有上述缺憾和问题，但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恢复思想学术史真相的努力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可以期待作者们在这个基础上贡献出更成熟的著作。

【注释】
[1] 普洛克鲁斯忒斯之床：希腊传说中强盗普洛克鲁斯忒斯的铁床。他强迫被他捉住的人躺上铁床，按铁床长度把身材矮小的人拉长，把身材高大的人截短。
[2] 如今大学的问题远非急功近利、短视、狭隘，中外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腐败已渗透大学。剽窃抄袭、弄虚作假、滥评职称，已成常规；下级官员通过打麻将向上级行贿亦很普遍。最近成都有大学的教务处用盗版教材从学生身上大赚昧心钱，东窗事发后牵涉到一批大学和官员。
[3] 《独钓寒江雪》，第13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