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中国自由史学体系的认识基础：评《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谈及著名自由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时，欧文·查德威克曾经指出：“历史学乃是人类的良心──除非人们讲出真相，否则，这个世界不可能变好；但政治人物却不得不吝于讲真话，或者不得不用误导性的语言搞宣传，甚至恬不知耻地撒谎，并以这对国家最为有利来为自己开脱。历史学则是一剂解毒剂。历史学如果是真正的历史学的话，就从来不吝于讲出真相。[1]”

    古代中国以其专制体系和“官修史书”闻名于世，最典型之处乃是《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几乎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些家谱中，鲜有对平凡人的平凡叙述；至于对基本人权的维护，不会也不可能写入这样的皇家史书中去。于是，一部中国历史，相当程度上是杜撰的。针锋相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重的目的便是重构中国人的历史观以实现现代文明的启蒙。虽然“五四”揭露了传统中国的专制，但中国大地却迎来了一种全新的专制。时至今日，正是在这种专制体制造成的学术自由缺失的情况下，许多有分量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不能与读者见面，而发表出来的文章总有着种种的遗憾与缺陷。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研究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更是集中了众多官方设置的敏感话题，如“反右”、“文革”、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欣慰的是，《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给这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

    《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便是发表在这个杂志上的有关当代中国史研究论文的文集。主编何清涟指出：“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会让自己的国民对本国的历史懵然无知。若用‘伪造’历史代替真实，逃避承担历史罪错的责任，实际上是对本民族的犯罪。[2]”在“历史真相”与“生活改善”二者之间，何清涟的这个判断与阿克顿勋爵的理解异曲同工。该书所选论文的20多位作者突破了这种对学术禁区的人为限制，其象征意义不可小觑。应该说，该书的作者群自觉地继承、果敢地发扬了“五四”的自由学术精神。

    笔者认为，自由体系是应专制体系而生的一股异己力量，自由史学体系则是自由体系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延伸，它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是瓦解专制史学文化和党文化，为个人自由和人类文明引路开道。自由言说的本质在于承认世界的多元，强迫多元世界改变其本真状态或者强迫他人接受一种歪曲的判定乃是对人类天性与灵魂的亵渎。因此，个人自由的实现基础无疑是对历史真相的坚决揭露。查德威克指出：“对于写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真实的历史的事业而言，这是一个播种期。它是令人激动的，因为最终我们会得到了摆脱了制约它的各种偏见的历史──种族偏见、宗教偏见、民族主义偏见和国家偏见。[3]”在笔者看来，除了何清涟所指明之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这些作者最大的贡献乃是尝试着为构筑中国人自己的自由史学体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认识基础，而这个认识基础的形成至少有助于人们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政治偏见。

    中国历史是一部政治权力对古老文明的压制史。从孔丘开始中经司马迁一直到东林党人的历史，乃是一个中华文明不断抗争的漫长过程，然而政治权力却通过“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和“文字狱”等手段建立了壁垒森严的专制体系。在强权之下，古代的许多历史学家冒着生命危险才营造出了“肆言无忌、奋笔疾书”的史学传统。经过陈寅恪等人的努力，20世纪初期中国的自由史学初步形成[4]，然而陈寅恪的抱负一直未能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宪政民主运动失败后，自由史学体系便随之消逝，尘封于故纸堆里。于是，谎言与骗局大行其道。在官方的有意伪造下，中国近现代史俨然成了一部由中共领导的革命史，一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历史，为党文化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神话。

    《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第一编的4篇文章分析了这种谎言的形成过程。王若水在“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中指出了中共这种文化起源于“延安整风”运动，而这个运动素来被党史专家称为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王来棣的“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则更系统地阐释了这种专制政策乃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于是，一种看似荒诞实则必然的局面出现了。司马迁在刘彻的高压统治下坚强地活下去，而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自杀成风。谢泳透过对国共两党院士制度的分析，“小切口、深分析”地阐述了当局如何建立压制知识分子的制度。知识分子素来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自然也是历史学的研究主体，一旦他们被剥夺了思想和学术自由，他们的社会功能也就被消灭了。从这本书中还可以看到，执政集团如何通过暴力条件下的土地改革满足小农阶层的社会公正愿望，通过与美苏的对抗来显示中国的自主强大，通过《共同纲领》的承诺来骗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欺骗之后政治打击又接踵而至。细细思考下去，便会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往往是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完成后，再进行对下层民众的笼络活动，接下去又是打击，然后又是笼络──这种政治游戏一直玩到了1978年。此后知识分子的地位才有所好转。中共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与苏联有着一种难以启齿的政治关系。且不说它在20、30年代是如何唯苏联马首是瞻，即使从建国后来看，新中国也没有真正实现民族自决和国家强大。萧北声的“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和陈辉的“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苏为师’的后果”，指出了苏联集权政治体制是如何被移植到中国大地上的。无疑，这种政治体制对当代中国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恶劣的。

    知识分子批判勇气的丧失使国家失去了不同的声音，统治当局在一片歌功颂德中失去了自我修正其错误决策的能力，由此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开始了大混乱。既然中国近代史被改变成了革命史，30年代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经济业绩便“消失”了。即使建国后最严重的大饥荒3年造成死亡3千万（而抗战8年中国的死伤总人数才不过3千5百万），这样的大灾难也轻轻地被归因于“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赫鲁晓夫政府。水利事业荒废了，为什么中国至今旱涝灾害无穷？且从三峡工程的立项看“科学如何成为政治的婢女”吧！外交领域也是如此，今天想来，中苏10年论战到底有何进步意义？

    “文化大革命”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深重的民族灾难据说是“几个坏人”策划的，党和政府甚至它们的中央领导人也深受其害。单正平教授以丰富的史实和严密的逻辑解释了“文革”中至少两个显而易见的政治事实。一是当时并未全面内乱，这种乱从来就是最高当局有意制造的，那种政治控制深入个人心灵的社会状况怎么会是“无政府状态”呢？二是周恩来看上去也并非“贤相”，他是有意识地参与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的。在“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里，王年一等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告诉世人，林的出逃责任在于毛泽东。所谓“上海一月革命”，所谓“八个样板戏”，还有“文革”中大量的暴力与大屠杀，哪起是孤立的突发事件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学术禁区，任国庆的文章突破了这个禁区，让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知道了他们的父辈们曾被迫在一个多么荒诞的社会状况下虚耗年华。

    中国需要思想启蒙，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解构虚假的历史。“以史作镜，可以正衣冠”。解构虚假的历史的目的当然并非仅仅是说出真相本身，而是让后人知道，今天的现状源于何处，为何我们会如此模样，从而找寻到今日中国诸多之谜的答案，并为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求解。与朋友座谈时，笔者常常感叹：中国曾经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近代衰落了；中国又是一个非常重视“大同”的国家，可它从未真正实现过社会公正。在20世纪，一些政治权力举着民族自决和社会公正的旗号，发起了一场场针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绞杀。当初“中国民主同盟”等力量之与国民党当局分道扬镳，其重要原因便是蒋介石集团对自由民主势力的不宽容和专制。而中国草根阶层之纷纷加入革命军队，重要原因便是中共对劳工阶层“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诺。笔者又问这些朋友：当今中国，国家强大吗？社会公正吗？个人自由吗？这些朋友的答案都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一百年的宪政努力，一百年的人生轮回，中国到底实现了什么？

    构筑中国人自己的自由史学体系之重要一环便是对以上答案作系统的回答。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政治最大的悲哀可能在于“救亡压倒启蒙”，使一部份自由主义者未能将其自由观念贯彻到底。启蒙过程半途而废，专制主义乘机作乱。中国受专制荼毒太深了。上层，即使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也时时梦想着恢复秦皇汉武的大国荣耀；而下层，则纷纷巴望出现一个能给他们安定平稳生活的明君。在人际关系方面，至今中国社会也未真诚养成一种宽容并包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国民性基础，即使宪政民主力量真的侥幸执政了，也难以保证它不异化为纳粹般的政治势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调个人自由在政治选择中的优先地位，并非说个人自由之获得必须牺牲“民族自决”和“社会公正”，而是说“民族自决”与“社会公正”之获得必须仰赖于个人自由的实现。这里的个人自由，并非抽像人民的自由，也非大多数人的自由，而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个人自由。君主专制在“五四”后的中国早已失去人心，缘何专制却迟迟不进入历史坟墓？

    正如王若水先生指出的，代替了中国传统君主文化的乃是从俄国引进的党文化。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之全面，远非昔日专制文化所能比拟。古代社会尚有“天高皇帝远”一说，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则非常彻底地消灭了市民社会。除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个统一的党组织，中国的私立学校、民间社团和外国教会荡然无存。因此，党的精神所到之处，旧有的宗族的力量全部被扫除。党文化何以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扫荡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首要原因恐怕在于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自由、民主和法治传统，缺乏反抗专制制度的勇气。我们在政治哲学上是混乱的，从来没有将自由定位于一种社会关系，而是希望出现类似“逍遥游”那样的精神世界的自由。即使将自由定位于社会关系，也未将自由看作个人自由，而是抽象的共同体的自由，如人民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当一个力量打着大多数人利益行事的时候，我们便丧失自身的判断力，无从分辨这个力量背后站立的是什么。这种对自身历史和现状的无知，加上政治哲学上的混乱，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此意义而言，解构虚假的历史，树立自由史学观，实在是中国通过新的启蒙运动建设适应开放社会的宪政公民文化的基础工程。

    忘记了林昭，忘记了遇罗克，忘记了张志新，也忘记了黄帅，忘记了张铁生，我们便在系统地忘却自己。庆幸的是，这些作者以自己的史学良心记录了这些已被尘封起来的历史。阿克顿勋爵曾以他的博识和睿智告诉学生，大革命决非那么了不得，它还制造了雅各宾派这样的全面专政，无数弱小的鲜活的生命消失了。诚然，小小的一本《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无以解构中国所有虚假的历史，更无以解构在中国所有被伪造了的历史。阿克顿勋爵还告诉学生，对社会细节的全面关注和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考察乃是自由史学的生命力所在[5]。当然，我若以此来要求《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一书的确是苛刻了一点，但这苛刻之处，恐怕却是中国史学提升到新境界之前一个非占领不可的小山头。

【注释】
[1] （英）欧文·查德威克，《阿克顿教授》，作为附录载于《法国大革命讲稿》(J..H.菲吉斯、R.V.伦斯编辑，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引文见页396。
[2] 《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何清涟主编，香港博大出版社，2004年10月，序言之页7。
[3] 见注释[1]，《法国大革命讲稿》，页390。
[4] 王焱，“中国自由主义史学的开山：陈寅恪”，《天则双周》第113期（http://www.unirule.org.cn/symposium/sympo113.html）。
[5] 此处乃是笔者对《法国大革命讲稿》一书的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