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

共产党革命的终结目标并不只是建立新社会，而且也要塑造“新人”：一个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通过思想改造所升华的、以“无私”为最根本特征的集体人格，并通过塑造“新人”去创造历史。笔者的这项研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以30年代的苏联和60、70年代的中国和古巴为对象，企图揭示这项以彻底改造人性为目的的社会工程的一些共同点。

    共产党塑造人性的哲学基础是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这种对人性的认识直接来自于欧洲思想传统：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和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和人性的尝试。在一定意义上基督教对人性的认识和改造人性的努力和共产党的理论也有相似性。在实践上，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统治是第一次用国家权力重塑人性的尝试，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乌托邦公社则是在较小范围内的实践。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掌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政权推行的、持续了数十年的“新人”工程，其结果是在1930年代成形的“苏维埃人”。然而，到了1950年代，当苏联社会经历了后斯大林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变时，“苏维埃人”的一些本质特征被弱化和淡化。

    在1960年代，一个更加激进和彻底的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成了中国和古巴共产党政权的基本任务。毛泽东和卡斯特罗以及格瓦拉，都深信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除了这种信念，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苏维埃人”蜕化的教训也使得“新人”问题在这两个国家变得更加突出。和“苏维埃人”相比，中国和古巴式的“新人”(在中国可以概括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古巴则是“让他们都成为象‘切’(即切·格瓦拉)那样的人”)强调的是在和平年代保持战斗精神、永不腐蚀和用精神力量创造物质奇迹。在这两个国家，塑造“新人”的顶峰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和古巴的“革命攻势”(1968-1970)。

    共产党塑造人性的社会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同情性的反响。西方社会那些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社会腐蚀人性、使人生失去意义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塑造“新人”的工程创造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类型的“人”满怀希望；基督教会第一次在一个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发现了和基督教伦理相似的内容；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则把“新人”的无私奉献看成是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捷径。

一、历史背景

    在近代历史上，重塑人性的想法直接来自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重点是关于人的科学，即对人性的研究，人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和社会是怎样互动的。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人性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人性由环境塑造并直接对环境做出反映，此即“环境决定论”，例如洛克曾经用“白板”来形容人性的可塑性。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代表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爱尔维修提出了环境决定行为的理论，把人的心智和道德能力归咎于外在的影响，尤其是教育。爱尔维修主张，为了公共利益，大众教育必须制度化并由国家主导。但从政治角度出发直接提出改造人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卢梭，他把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精英的责任。卢梭说：“勇于承担重塑大众的人应该觉得他有能力去改变人性......。用社会的和道德的存在去取代我们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个人的和物质性的存在。[1]”

    历史上第一个试图用国家权力改变人性的政权是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罗伯斯比尔是一个“挥舞着大棒灌输美德的教师”。罗伯斯比尔塑造“好公民”的努力典型地表现在他对由国家实行的公共教育的无微不至的热忱上。根据他的方案，从5岁起，所有男女儿童都必须离开父母，和家庭相隔绝，住进国家举办的住宿学校，接受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在雅各宾专政下，为了培养“好公民”，历史积淀下来的和宗教的道德观念被国家所倡导的基于意识形态的的伦理规范所取代，各种政治仪式和革命节庆（例如每天清晨聚在一起唱马赛曲，频繁的游行集会和纪念活动）培养了新政权下的公民意识。

    20世纪共产党政权继承了以上观念和实践。爱尔维修一直被称为是分析人类心灵的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卢梭是马克思以前最伟大的革命家，而雅各宾政权则被布尔什维克引为自己的先驱。

    基督教会也有过类似于共产党政权改造人性的实践。加尔文16世纪时在日内瓦建立的新教共和国人们耳熟能详。同一时期天主教会在中南美洲的宗教乌托邦则是另一个范例。当时罗马教皇属下的多米尼各、法兰西斯和耶稣会把美洲土著居民看成是塑造理想的基督徒的材料，认为他们远离欧洲文明，单纯朴素，同时又有足够的领悟和真诚去接受上帝。很多教士在美洲建立了用基督教义改造土著居民的公社，他们拒绝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土著居民的迫害和剥削，甚至用火器武装土著居民，在这样的公社里人们过着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以道德纯化和精神超越作为公社生活的目的。

    马克思的影响对共产党改造人性的理论和实践是最直接的。这种影响主要在于对人性的认识。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下，马克思的人性论也是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马克思认为，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反映了他们的社会阶级关系，而社会阶级关系是随着历史的演化而变化的，因此人性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如他所说：“所有的历史不过是人性不断转变的历史。”例如，资本的贪婪并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将来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造成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社会环境。除了这些基本原则，马克思也对未来的社会如何改造人性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特别是在教育方面。马克思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不但应该由国家主导，儿童应该生活在集体之中，而且教育要在早期就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儿童甚至应该用他们的劳动所得支付一部分教育和生活费用。马克思虽然批判早期资本主义滥用童工的恶行，但根据他的观察，在英国1830年代的《工厂法》实施之后，工人家庭的儿童有了半天做工半天学习的机会，他们比那些全日制学习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更活跃，学习上进步更快，因此他主张劳动和学习要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就融为一体。马克思的这个主张后来一直是共产党国家教育革命的一个基本点。

    俄国19世纪下半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对“新人”概念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在思想上，俄国激进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是启蒙运动在俄国的产物，他们继承了启蒙运动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把人看成为由社会的物质的材料所造成的，也是可以从物质的社会的方面加以改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1861年的小说《怎么办？》第一次提出了“新人”这个概念，并描绘了其基本特征。小说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一个全心全意投身于社会改造的革命家。为了了解社会，他用双脚走遍俄罗斯，和纤夫一起背纤，和伐木工一起砍树。为了培养坚定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他喝浓咖啡，坚持数日不睡，或者躺在布满铁钉的床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对俄国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实行革命暴力和恐怖行动的彼得·扎切涅夫斯基到谢尔盖·涅察也夫，到“走向民间”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再到列宁都是如此。列宁甚至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他年轻时期的影响不但超过了马克思，而且使他终身受益。[(2)]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发表40年后，列宁用同一个题目发表了一个小册子，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经典。列宁发表这个小册子是出于极端迫切的政治需要：克服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倾向。这种“经济主义”已经使工人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只满足于提高工资、削减工时和改善福利这些物质要求。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产生或接受革命思想，因此革命的意识形态必须从外部由先进分子灌输进去，而这些先进分子就是严密组织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从对人的改造方面来说，这就是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用阶级觉悟取代个人意识。1905到1908年，俄国爆发了一场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民主革命，俄国工人在一些城市组织了“苏维埃”，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和俄国社会主义者关系密切的高尔基在190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家庭主妇如何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这本小说成了后来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滥觞，就是因为它提出了党文学的基本任务：为塑造“新人”服务。列宁认为《母亲》的问世十分及时，他不但向党的干部推荐这本书，而且于同年邀请高尔基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

二、“苏维埃新人”

    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范围内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的一段话说明，这种改造将不限于列宁所说的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用阶级觉悟取代个人意识，而是将深入到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一面。他说：“他（指“新人”）将先控制他生理机制中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新陈代谢，接下来将在一定限度内使得这些机制完全服从理性和意志的操纵。甚至纯粹的生理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3]”其它苏维埃领导人则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布哈林也说，革命的目标是要“改变人的实际的心理。”

    为了塑造“新人”，布尔什维克运用了各种手段。为了把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长完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小十月人”(五到十岁的儿童)、少先队和共青团；同时开始了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的实践；他们还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大力宣传“苏维埃新人”的榜样和模范，其典型形像之一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受伤致残，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一本自传性的小说，用自己献身革命并在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经历教育青年，作为对党的最后奉献。书的题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像地表现了革命对人性的改造。

    “苏维埃新人”体现了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些普遍特征，其最主要的是，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虽然每一个人成为“新人”的途径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体性而没有个性，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20、30年代的苏维埃文化赞美的“新人”通常都没有个人的面貌，只有整体的品质，象钢铁一样坚强，像机器一样整齐而有效率。在近代历史上，“苏维埃新人”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大众人”的产生。这个“大众人”既是19世纪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20世纪形形色色的强调整体性反对个性的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结果。

    到了30年代，为了实现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迅速工业化成为苏共的首要目标。为此开始采用个人利益和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工业中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制，超额完成任务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不但得到高工资和奖金，而且有住房、假期和保健方面的优惠，可以有特殊配给并在特殊商店购买。学历、经验和年资也受到更多的重视，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了，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如军队的军阶制。30年代以后，各个方面的模范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奉献，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意味着各种形式的奖励。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苏维埃新人”的特征超出了单纯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在技术和管理上对人的要求，而且在一个平均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种变化可以称为共产党体制下的“新传统主义”，即用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对统治集团的个人依附来维持政权，而不是象官方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用理想主义和阶级觉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体制视为对革命的背叛，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有人一个月挣一百卢布，有人则是八百甚至一千卢布；有人住在象兵营一样狭窄的房子里，穿着磨破了的鞋子；有人则坐着豪华的汽车出入于高级公寓[4]”。

    随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和整个苏联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在30年代开始的这种社会分化到了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上半期更为显著，并开始反映在以经济改革理论为代表的新意识形态上。60年代初经济学家利普曼发起的关于独立核算、个人利益和市场机制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持改革意见的人被称为“60年代的人”，包括知识分子、管理人员和思想开明的党政干部。这场讨论波及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多数国家反应比较积极，而在中国和古巴为代表的少数共产党国家则遭到了抵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修”的标志。苏联社会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文学艺术上。还在50年代末，苏联青年中就出现了意识和心理意义上的反叛，表现在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新人”集体性的拒绝。60年代初出现了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相背离的模仿西方先锋派艺术的作品。诗人叶夫图申科宣称“我的职业就是我想无所事事”，这和过去苏维埃文艺中的“新人”全心全意有目的地塑造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下半期在苏联掌握权力的党内改革派，正是在60年代初的政治和文化气氛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共产党中国塑造“新人”的实验

    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渊远流长。它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自我修养，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孝都是通过自我反思和改造所达到的道德境界；二是强调道德榜样在转变人性中的作用，如“君子”──儒家理想中的道德圣人──是全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官绅阶级的榜样。培育德行、成为君子的主要方法是从思想入手，研读先圣、亚圣的著述和其它儒家经典，直到融化在自己思想中，以体现在这些经典中的大道来克服自己内心的小我。儒家思想中也有用强迫的方法来改造人性的因素，例如荀子曾把未经改造的人性比作未经修整的木料，不但要斧钺，也要用高温来把它塑成理想的形状。

    在近代史上重塑人性又和民族主义的诉求联系在一起。在德国和日本从弱国变为强国的历程中，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看到富国强兵需要有民族精神的复兴和民族特性的改造，因此“人”的问题应该和“国”或“族”的问题相提并论。黑格尔和康德关于理想人格和健康民族之间的联系，尼采的“超人”，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喻吉改造日本民族性的思想，都启发过中国知识分子。1920年以前，梁启超的“新民”和陈独秀的“新青年”不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尽管不同的人对“新”有不同的解释，但在改造人性克服自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此外“新妇女”也成了这一时期“新人”话语的一部分。毛泽东本人早在1917年就认为精神改造是民族复兴的首要条件，并把德国的强盛归功于黑格尔和康德──德意志民族的最高精神──的哲学熏陶。毛在这一时期提出一个“宇宙真理”的模糊概念，并把人分为圣人、贤人和庸众，前两者赋有教化和改造后者的责任。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的“新民学会”就是从思想到行动的一个例子。毛的这种由精英启蒙和改造大众，把他们转变为“新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常常在乡间步行了解社会，餐风露宿，洗冷水澡等等以培养意志和体魄，这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以承担历史使命自居的“新人”如出一辄。李大钊还曾号召中国青年向俄国民粹知识分子学习，“到民众中去”成了“五四”运动后期青年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除了《新青年》和“新民学会”，还有“少年中国学会”、“少年学会”、“青年学会”和“新人社”等等全国或地方性组织，这些名称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培养新人类的愿望。

    但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一部分“五四”知识分子成为政党领袖，“新人”的概念由内涵宽泛的用改造国民性达到改造民族性，转变为用党文化改造人性、建立高度集权绝对服从的组织，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服务。完成这一转变的是中共40年代的“延安整风”。共产党革命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改造，但延安时期是中共第一次在相对安定和封闭的条件下，全党在精心组织下通过一系列运动和组织措施对党的成员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和一般意义上入党就需要接受党的教条、服从党的纪律和对党效忠的政治和组织要求是不一样的。

    就党的组织对其成员的控制来说，中共和大多数共产党的区别就在于，通过“延安整风”中共对个人的思想、心理甚至个性的控制，达到了其它共产党从未达到过的严密程度，这一传统至今仍是中共维持统治党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党的领袖毛泽东和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都相信环境决定论并由此发展出思想改造这一中共特色的塑造“新人”的手段，由集中强化学习文件、向党交心和坦白个人历史、自我解剖和批判、用体力劳动来触及思想等等组成。这种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让个人有获得“新生”的感觉，并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党的工具。关于思想改造，胡平的《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1999)已经作了充分彻底的分析，而“延安整风”作为思想改造的范型，已由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了透彻的解剖，笔者不作赘述。

    中共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从苏联照搬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少先队和共青团等从“解放区”推展到了全国，苏联的“新人”典范和歌颂“新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一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但随着毛泽东和苏联模式的决裂以及中国在苏联“变修”中吸取的教训，中国式的“新人”在“大跃进”和“文革”之间开始成型。60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出来，其事迹充斥着报刊、电台、电影、舞台和文学读物，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和他的“32111英雄钻井队”是工业“战线”新人的典范。大庆油田在60年代初开发，意图是中国实现能源自给、摆脱对苏联石油的依赖。按照官方的宣传，王进喜的模范作用首先在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破除对“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和“外国教科书”的迷信，战胜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自然障碍和技术困难，创造出人间奇迹。他的个人牺牲精神(例如在井喷事故时跳入水泥搅拌池用身体代替水泥搅拌机)则是“新人”品质在新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的发展，他的“铁人”称号由此而来。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农业“战线”新人的模范。大寨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但陈永贵带领农民战天斗地，建造梯田水库和灌溉渠道，不但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彻底改造了农民的思想，把农民从个体小农变成人民公社社员，从而解决了被马克思看成是落后和反动的阶级、被列宁认为是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也被毛泽东称为是“严重的问题”的小农阶级问题。

    然而，最能在集体意义上体现“新人”的是军队。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具有多种意义。用军事化手段把大众动员和资源集中推到极端来从事经济和其它工作，所谓的“会战”就是军事化手段之一──大庆和大寨以及几乎所有经济和科研成果都是“会战”的成就。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也是军事化手段的运用。就“新人”的个人典范来说，军队在60年代上半期为全国人民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蔡永祥、门合等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式的“新人”除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普遍特征（如政治忠诚和献身精神）以外，强调的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掏心挖肺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绝来达到彻底否定“小我”（即个人存在）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大多数“新人”的典范在思想和知识上对传统文化并无多少了解，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高华指出的，这和儒家的“内省”和“修身”有一致之处，只不过是把这种传统推到极端。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期间另一个和塑造新人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当然这并不否认在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从环境决定论的角度出发，下放是彻底改变人的生存环境，让人脱离城市生活、在艰苦环境下改造世界观的最极端措施。在人类历史上，城市一方面是文明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也一直被各种宗教和乌托邦思想视为腐败奢侈淫乱堕落的渊源，所谓“巴比伦”就是用两河流域最繁荣的城市来象征人类道德的堕落。但只有在共产党制度下，这种对城市的批判和拒绝才一度成为体制性的目的。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一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一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一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是最精辟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的用“触及灵魂”来达到完全的脱胎换骨、和“旧我”告别并非仅此一家。越南共产党照搬中共的思想改造模式来对付知识分子，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有一个叫TRAN DUC THAO的著名哲学家，曾在法国留学和工作，对现象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水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界重要的参考书。他受革命的感召于40年代末回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为了表示对自己没有参加艰苦斗争的惭愧和惩罚，他不用蚊帐睡在丛林里，故意让蚊子叮咬，结果染上了疟疾，而这是很多老游击队员都曾经患过的疾病，很多人留下了后遗症。这位哲学家就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补上这一课。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和“延安整风”时一样，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出于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共产党的“新人”都有领袖崇拜情结，都从这种崇拜中找到心理归宿、吸取精神力量。领袖崇拜从根源上说是个人虚弱和个性泯灭的结果，因此个人需要与超越时空的一个绝对存在发生联系、从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力量。中共的“新人”把领袖崇拜发展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能的地步，近乎神迹。毛泽东思想在“新人”的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中甚至被称为“照妖镜”，这就和巫术没有分别了。

四、“把他们都变成切那样的人”──古巴塑造“新人”的实践

    与中国一样，“新人”的概念在古巴可以追述到民族主义历史中。

    古巴民族主义领袖何塞·马蒂一方面肯定，古巴民族有和其它民族一样的建立自己独立国家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批判了在消极意义上的古巴的民族性，主要是缺乏对本民族的自信(表现在强烈的民族自卑感)，由此导致对政治的冷漠、集体意识的缺乏、古巴人之间的彼此不尊重、以及对体力劳动的蔑视、懒惰、酗酒和无所事事等等。马蒂认为，这些都是由于殖民地统治所造成的。他认为和民族独立相并列的是重建古巴人的民族性。他指出：“古巴难道只配是一个下等酒馆、一个向闲汉提供啤酒的地方？或者它将成为一个独立而勤劳的拉丁美洲民族？这正是古巴的任务。[5]”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尊严”(DIGNIDAD)，另一个是“新古巴”(CUBANIDAD，意为理想中的古巴民族性)。因此，马蒂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培养和建立个人的美德是民族独立的前提，民族独立必须以对古巴人的教育相伴随。美国研究马蒂的学者科克指出，马蒂的思想“非常强调道德意识并最终指向‘新人’的形成”[6]。

    但在另一方面，马蒂所渴望的“新古巴人”和卡斯特罗以及切·格瓦拉的“新人”又有本质区别。马蒂虽然受到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但他本质上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主张对群众进行教育，但反对国家对个人实行强制的改造，并视人性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说：“在改造人性中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不应该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消除掉，不应该处处和它对着干，而应该在承认它是一个既定的存在的前提下展开工作”。他还说：“人从不中断对自己需求的考虑并试图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既要为后者服务又不想损害前者，甚至在非常禁欲主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是非常自然和符合人性的。”[7] 因此，另一位研究马蒂的美国学者认为，“新人”和个人自由应该同被视为马蒂重建古巴民族性的基础[8]。

    和中共领导人一样，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都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和环境决定论的信徒，在他们看来，人性中不符合他们要求的都是由旧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因此是可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被消除的。卡斯特罗说：“从资本主义下过来的人充满了自私”，“彼此象狼一样。”[9] 他甚至认为人的进化在资本主义下停止了，而他的革命将重新启动人类的进化过程。格瓦拉说，“我们都是那个环境的产物”，群众并不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把马蒂说成是他们革命的先驱，但马蒂的人性整体论的看法被他们排除在社会工程之外。格瓦拉对人性的理解更是机械的和甚至是非人性的。他说：“ 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承认它(指人性)的未完成性。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10]”他还说，革命者是“幸福的齿轮”。在他的代表作“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一文中，他说古巴革命要创造的是“21世纪的人”。

    一位古巴革命的研究者认为，对于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来说，被称为“乌托邦”的并不是改造人的可能性，而是那种认为人性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想法。古巴领导人关于改造人性的想法对一般干部有深刻影响。一位古巴教师这样告诉外国访客：“我们不能接受那种认为人性的恶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把人性中的善在青年中培养起来，那将是全新的人。这样的人或许能自发地成长，如同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但为什么等待呢？我想我们必须创造这样的人。[11]”在古巴，一个常见的口号就是“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新人的新社会”。

    除了环境决定论以外，古巴领导人对人性的看法也和古巴特殊的革命经历有关。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人是从82个游击队员起家闹革命的，短短3年后就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和毛泽东极其类似的强烈的唯意志论观点：只要有了具有坚定意志的人，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他们对一般意义上共产党话语系统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解释正好相反：主观因素能创造客观条件。因此在古巴革命以后，塑造人性不但是改造人的需要，也是在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出连苏联也望尘莫及的革命奇迹的唯一保证。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卡斯特罗“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念，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意识和道德动机而非物质动机的形成，它们能改变世界、推动历史[12]”。

    象中国一样，古巴在革命初期也以苏联为模式，移植了苏联的各种组织形式以实现社会政治化(党、少先队、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培养革命所需要的人。但随着古巴领导人日益意识到和苏联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文明程度上巨大的差别，他们越来越感到古巴必须走和苏联不同的道路去实现共产主义。苏联60年代的经济改革同样使得古巴面临和中国一样的问题：是仿照苏联的模式，使用物质刺激，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并相信它能创造出物质奇迹？这个难题反映在1961年到1965年发生的有关道德动力还是物质动力的大争论上。争论的背景是古巴自1960年开始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造成的生产下降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古巴自1961年起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面等等实行票证制)。争论的一方是古巴农业和外贸的负责人，他们主张一定程度上采用物质刺激、放松国家控制，让基层经济管理部门有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是工业和国家银行负责人切·格瓦拉，他坚持原来的(在古巴刚刚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策，并把苏联的经济改革看成是对“新人”社会工程的腐蚀和瓦解。他曾经说，苏联是个“猪圈”，苏联工人和美国工人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他对毛泽东的中国模式非常赞赏，认为中国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他所主管的部门里，他坚持使用精神鼓励，即使在迫不得己给予物质奖励的时候也尽量不使用货币形式，并避免在公共场合颁发物质奖品。在他的号召下，古巴掀起了义务劳动和劳动竞赛，企图用这种方法解决劳动生产力低下的问题。他说，劳动竞赛应该成为工人工余时间考虑的问题。他还希望把战争年代的紧张气氛和牺牲精神在和平年代保持下去，以避免安定有序的生活放松“新人”成长的节奏。

    为了维护领导层的团结，这场争论在1965年被卡斯特罗中止，但切·格瓦拉的主张在60年代后半期成了主流。他所倡导的义务劳动被制度化，古巴全国有名目众多的义务劳动日和义务劳动周，时间最长的是“吉隆滩双周”(工人和干部连续两周每天下班后参加2到3个小时的志愿劳动)，以纪念粉碎“猪湾入侵”(古巴叫“吉隆滩大捷”)。格瓦拉注意到，在“猪湾事件”期间，由于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平时的消极怠工和迟到早退都消失了，这就是这个长达两周的志愿义务劳动的来历。

    象中国一样，古巴的“新人”工程也由典范来引导，“青年岛”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这个岛原名松树岛，革命前是监狱，1965年在一次风灾后的善后工作中被整体移交给古巴共青团，从全国抽调了5万名团员，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古巴的共产主义飞地。这个岛上的生活设施全部免费，收入按家庭成员的人头而不是贡献，基本不用货币，生产完全按照军事化的方式来组织。在经济上这个岛的目标是建立柑桔和奶牛业，数年内赶超当时世界上柑桔和奶牛业最先进的以色列和荷兰，为古巴换取外汇并解决肉奶制品的供应(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直到今天古巴人的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仍然是票证制)。根据古巴官方的宣传，这个岛的工人生产积极性奇高，“上班时从不看表”。象中国的大庆和大寨一样，古巴全国都派取经团来这个岛受教育，少年儿童和大学生常常在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这个岛还是向世界展示新古巴的橱窗，卡斯特罗常常把他的外国客人带到岛上，告诉他们哈瓦那是“旧古巴”，而这个岛才是“新古巴”。

    和青年岛类似的集体典范还有很多，例如有一个叫马亚里的矿区，由8千妇女组成，她们全都是志愿工作者，矿区的生产、生活和分配原则和青年岛一样。除了这些社区性的典范，古巴有很多流动性的，例如一个叫“钢铁青年”的“纵队”，由800大学生和300教授(古巴当时的教育改革和毛泽东在中国实行的教育改革类似，大大简化了课程设置和修学年限，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很多教授都只有20岁出头)组成，担负修筑公路和开辟荒地等等最艰巨的任务。工余这些学生和教授常常席地而坐，打开书本继续学习。

    在个人典范方面，古巴的新人除了游击队英雄，更多的是忘我的劳动模范。例如在切·格瓦拉的工业部有一个叫阿乃特的模范，创造了连续6个月每天工作9小时、一天都不休息也不领取加班费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被换算成1,607小时，让其它工人去赶超。这种“小时意识”成了古巴“新人”工程的一个特色。例如，1967年2月卡斯特罗前往古巴钢铁厂表彰劳模。他举的事例包括那些“每天至少工作16小时，有4次连续工作24小时”的工人，还有累积了100到200小时的超时工作而不领取报酬的人。最突出的新人典范是格瓦拉，他身兼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国家给他两份工资，但他只领取工业部长的一份(远远低于银行行长的工资)。他从不滥用特权，严禁家属使用自己的公车，甚至小孩生病时也是如此。只要没有公务，周末他都参加义务劳动。为了世界革命，他最终辞去了古巴领导人的职位，去非洲和拉美展开游击战直到牺牲。格瓦拉的革命清教主义既有一些真诚的追随者，也给那些无心用新人标准衡量自己的下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参加那些义务劳动，尤其是切·格瓦拉在场的时候。“当心，切来了”，成了他们私下的警告。有一次切·格瓦拉的一个下属看到他去出席会议时忘了带手表，就把自己有金表链的手表解下借给了他。当切·格瓦拉把表还给他的时候，金表链不见了，换上了一根皮表带和一张收据：“古巴国家银行感谢你的捐赠”。切·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把他奉为古巴新人至高无上的典范，“让他们都成为切那样的人”成了对古巴年青一代的要求。

    和毛泽东一样，卡斯特罗也把官僚机构和旧社会留下的影响看成是培养新人的主要障碍，只不过在古巴党内没有和刘少奇、邓小平同样级别的“走资派”。自从60年代早期开始，他一直把古巴在劳动生产力上的落后归因于“官僚机构”的作祟，而把古巴工人和一般干部劳动积极性的低落归因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残存的影响。为此在1968年到1970年，卡斯特罗发起了“革命攻势”，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培养“新人”的最激进措施。

    “革命攻势”的经济目标是到1970年实现1千万吨糖产量(通常年产量是6百万吨左右)，但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个目标对古巴社会进行革命以来最彻底的清理和重建，为“新人”的产生创造最理想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攻势”可以看成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1968年3月，他宣布党内揪出一个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小集团，以一个亲苏的中央委员为首(此人叫爱斯卡兰特，古巴革命前就是古巴共产党领导人，但奉行议会道路，拒绝武装斗争。卡斯特罗的革命胜利后他改变态度，帮助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和共产党国家发展关系，后来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和古巴共产党联合组成新的古共，他被“结合”进中央委员会，但一直对卡斯特罗的激进路线不满)。以粉碎这个“走资派”集团为开端，“革命攻势”轰轰烈烈地掀了起来。接下来，为了清扫妨碍“新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卡斯特罗亲自发起了扫除街头小贩的斗争，一昼夜之间古巴全国的摊贩被废除和没收，小业主们被集中送进劳动营。为了迎接将要到来的甘蔗收获季节，古巴全国城乡实行军事化：全国各地各单位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军队派遣自己的干部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组成前线指挥部(设在甘蔗田或建筑工地上)和后勤部(设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劳动纪律全部按军法从事；一切和甘蔗生产无关的业务全部停止，学校关门，学生组织起来给“前线”送粮食和饮水；妇女在“后方”接管男劳动力留下的工作，或在街头巡逻，一旦发现游手好闲者立刻送进劳动营；在收获季节里，各地每天用战斗警报作为上工号令，很多地方为了创造出真实的战争气氛，常常故意短时期切断电源，让工人在非常状态下工作。这样的模式可以说完全实现了格瓦拉的心愿。

    然而，“革命攻势”仍然以失败告终。1970年初夏，卡斯特罗坦陈，甘蔗的产量没有达到目标，“革命攻势”失败了。从那以后，古巴当局在政治和社会政策上逐步放弃了激进过渡的措施，苏联的一套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被采用。虽然“新人”的口号从未被放弃，但象60年代中后期那样的大规模运动没再出现。

五、共产主义“新人”在世界各国的反响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苏联、中国和古巴等共产党国家塑造“新人”的理论和实践上有特殊的影响。

    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出于对西方社会的失望，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转向共产党国家寻找替代，他们认为，共产党国家的“新人”把精神和道德放在物质和贪欲之上，让个人服从于集体，为了一个更超越的目标而生活，这与西方社会个人所遵循的价值完全不一样。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悉尼·韦伯和比阿特利斯·韦伯夫妇30年代中期访问苏联时曾经对“苏维埃人”印象深刻，在他们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一书中留下了很多观察和评论。他们的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就叫“重塑人”(The Remaking of Man)。他们对莫斯科体育俱乐部墙上的标语“我们不但按照经济原则重塑人类社会，我们也按照科学原则重塑人类”感到十分振奋。苏联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那么如果没有宗教的天国和来世概念，“新人”的道德原则以什么为基础呢？韦伯夫妇提出了他们不无道理的答案：共产党用普遍的个人负债意识取代了宗教概念，在苏联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欠了党、政府和社会的债，他的一生就是用贡献来还债，这就为个人的伦理道德提供了基础。韦伯夫妇也对苏联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制度深感兴趣。他们认为，在西方实际上有很多教育界人士提出这样的设想，但只有在苏联才成为了现实。

    美国记者艾拉·文特(Ella Winter)在30年代访问苏联后出版了《红色的美德》一书，其中也有一章题目就叫“设计新人”，另外还有一章题为“五百万分之一”(意为5百万苏维埃新人中的一个)，介绍了一个叫谢尔盖·达维多维奇的“苏维埃人”。这个苏维埃新人只有22岁，但已经在集体化和反对富农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他没有任何个人财物，衣着简单，生活朴素，睡得很少，有时根本不睡，特别是为委员会准备工作报告时。他随时随地都注意政治新闻，常常在雪地里走几个小时去传达最新的政府公告。他一瞥之下就能分辨出来者是不是“我们”的人。文特说，对于这个“苏维埃新人”来说，那些困扰着西方青年生活的主要问题早就都解决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在50年代和60年代，当西方社会面临着新的心理和文化危机时，很多知识分子又转向了中国和古巴。美国科学家阿瑟·格莱斯顿说，对中国的访问唤醒了他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改变了在充满竞争的西方社会形成的对人性的看法。英国社会科学家皮特·瓦斯莱说：“中国试图在日常生活中改变人类的价值和个人关系，对工业和城市条件下被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些行为模式提出挑战。[13]”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约翰森是基督教世界中尽人皆知的共产党国家的辩护士，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出版过书籍和文章向西方介绍他的观感。他于50年代初访问了中国，于1953年出版了《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他在中国发现了20年前在苏联发现的东西：人间天国。他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中国共产主义已经把冰冷的技术变成人与人之间温暖交流的渠道。当一个人走进他的实验室、他的田野、他的工厂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对于社会和生活的全新的概念。他和他的工作夥伴成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14]

    美国著名的中国学者费正清1972年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中共在改造人的道德和精神面貌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共在中国进行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把人性引导到“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他说，统治中国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典范，这可以为美国社会提供榜样。另一个访问过中国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已经成功地把两性关系的基础从异性相吸变为建立在革命关系上的两情相悦，挑选对象的条件是革命觉悟，妇女们也已经不再使用口红和化装品[15]。

    6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还频繁地访问古巴，在那里找到了未来人类的希望。与苏联或中国式的“新人”相比，古巴有一个更具有魅力的“新人”典范：切·格瓦拉。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知识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间，格瓦拉不但是对西方物质主义个人至上的否定，是人类崇高信念和精神超越的象征，也是对苏联官僚制度和异化了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个在60年代访问过中国和古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分析格瓦拉的魅力：“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真正重要的：创造新人，个人和共同体的完美结合从而反映出人的真正性质。......在他看来革命斗争是升华人和解放人的手段，它使得人在通向完美的阶梯上不断攀登，直到完美。[16]”这些被“腐败”的西方所“异化”的知识分子终于等到了一个第三世界的英雄：他以堂·吉柯德的精神与人的物质欲望和生存本能战斗，以十字军的气概远征，以艺术家的热忱塑造人，而且他又是那么年青、那么英俊，最后象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样献身，这让他们太激动了。法国哲学家萨特说，格瓦拉是这个世界“最完整的人”。在他访问古巴时，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曾多次与他彻夜长谈。他也参加了从下午延续到深夜的数十万人的集会，聆听卡斯特罗长达8个小时的讲话。对此，萨特惊叹于革命甚至把人的生理习惯和需要也完全改变了。古巴革命者征服了睡眠，征服了休憩，也就是克服了自我。

    美国有一个“我们必胜纵队”，从1968年开始组织知识分子和学生前往古巴帮助收割甘蔗，在此过程中接受思想改造。“我们必胜”是古巴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口号，“纵队”是古巴劳动管理军事化的形式。在与这个“纵队”的成员谈话时，卡斯特罗提出了他的人类进化论：“人有能力做伟大的事情。但人的进化在历史或前历史（在卡斯特罗的语言里，“前历史”指古巴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就与中共的语言里1921年中共成立是“开天辟地”同样的意思）的某个时刻停止了。至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人类是前历史的，是野蛮的。”“我们必胜纵队”的成员于是得出结论：“在他的领导下古巴正在创造出菲德尔的一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真正人类的历史时期──新人的时期。”[17]

    共产党国家塑造“新人”的实践也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普遍面临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和缺乏物质和技术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现代经济基础的难题，也面临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道德哲学来凝聚民族，号召个人为社会奉献的问题。在这两个意义上，共产党国家塑造人性的实践都曾经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中产生过影响。印度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尼赫鲁还在20、30年代就对苏联的建设、尤其是如何让中亚地区的民族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非常赞赏，把这看成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实验，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地区处于和印度大多数地区类似的发展水平。他在狱中给女儿英迪拉写了很多信，作为给她的世界历史教材，其中苏联是作为一个新文明来介绍的。50年代尼赫鲁当政时，印度的国有化和社会化政策差不多是世界上仅次于共产党国家的。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坦桑尼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尼雷尔对毛泽东的中国的钦羡。尼雷尔苦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落后，曾经说：“我们的工具还是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时代的。我们住的房子是摩西(《旧约》中犹太人的先知)时代的。......当美国和俄国把人送上月球的时候，我们非洲人还在跳舞。[18]”尼雷尔在转向中国之前就从坦桑尼亚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东欧留学的学生中观察到了不同的态度。在一次为提高物质待遇而举行的罢课中，他看到参加罢课的学生都是在西方国家留学的或是在独立前的殖民地下受的教育，而唯一没有参加罢课的是两个在苏联和东德留过学的。对物质待遇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使得尼雷尔得出结论：“西方太个人主义了。所有教科书都强调权利、权利、权利，没有责任。......责任常常被定义为服从法律......”；相反，“在东方（指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对这种倾向的反动，就向钟摆一样指向另一极。为了取得平衡，你必须在两极之间摆动。......东方国家具有非洲需要的东西：对责任的强调。[19]”

    尼雷尔在60年代两次访问过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告别宴会上说：“你们的人民和政府有效和愉快地用觉悟和刻苦的节俭来从事工作，这对我和我的人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相信我们能应用同样的方法。”当他问中共外交部长陈毅，他的部里有多少轿车时，陈毅说只有10辆。这个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回答却使得尼雷尔十分震动。回国后他在议会里发起了讨论，用“中国的10辆汽车”作标准，要取消坦桑尼亚政府机构里多余的“奔驰”汽车。对比中国民众简单朴素的衣着，他甚至觉得坦桑尼亚传统的鲜艳服装都是奢侈。使他印象更深刻的是中国援助坦赞铁路和其它工程项目的技术和劳工，对比坦桑尼亚工人的懒散和效率低下，他说：“纪律严格的工作是绝对必需的。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中国技术人员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结论

    时至今日，毫无疑问共产党国家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由于这个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毁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失败留下的是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废墟，使得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恢复宗教传统可以填补这种道德衰落带来的伦理空白；但在一个缺乏这种传统的社会，道德的复兴和人性的回归就要困难得多。

    英国哲学家伯林曾经对20世纪改造人的社会工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充满灵感的艺术家，他企图把人熔注进根据他的独一无二的眼光所设计出的模式，就象画家搀和颜料或者作曲家组合音响：人成为一种我可以把自己的创造性意志加诸其上的原材料。即使人在此过程中受难甚至死去，他们也被升华到了一个如果没有我对他们生活的强制──创造性的强制──他们将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高度。[2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新人”工程，人们首先要问的并不是它在现实中的可行性，而是这种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平自命的社会工程本身的道义合理性。

【注释】
[1] Jean-Jacque Rousseau, On the Social Contract} (New York: 1978), p.68.
[2] Dmitri Vol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1994), p.20.
[3] Leon Trotsky, Leon Trotsky On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1970), p.158.
[4] Mikhai Heller and Aleksander M.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New York: 1982), p.284.
[5] Cited in John M. Kirk, Jose Marti: Mentor of the Cuban Nation} (Tempa: 1983), p.87.
[6] Ibid, p.86.
[7] Carlos Ripoll, Jose Marti: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uban History} (New Brunswick: 1984), p.40.
[8] Ibid., p.47.
[9] Fidel Castro, "To Create Wealth with Social Conscience," in Bertram Silverman,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The Great Debate} (New York: 1971), p.340.
[10] Che Guevara,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in Silverman, ed,. 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p.338.
[11] Elizabeth Suthernland, The Youngest Revolution} (New York: 1981), p.190.
[12] Fidel Castro, My Early Years} (New York: 1998), prefactory page.
[13] Peter Worsley, Inside China} (London: 1975), p.20.
[14] Cited in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 (New Brunswick: 1997, Fourth edition), p.318.
[15] Orville Schel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An American's First View of Living and Working in China (New York:1976), p.45.
[16] K.S. Karol, Guerrillas in Power} (New York: 1970), p.438.
[17] Sandra Levinson and Carol Brightman, eds., Venceremos Brigade──Young Americans Shar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Revolutionary Cuba (New York: 1971), p.344.
[18] William Edgett Smith, We Run While They Walk: A Portrait of Africa's Julius Nyerere} (New York: 1971), Pp.3, 18-19.
[19] George T. Yu, China and Tanzania: A Study in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Berkeley: 1970), p.37.
[20]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Pp.15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