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by Ethan Gutmann (Encounter Books, April of 2004, 253 pp.)。  
  中译本：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博大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到中国投资这股热潮已延烧多年，但人们却难得有机会了解在华外商圈的内幕,尤其是在北京的西方公司商圈的内幕。最近，博大出版社出版的《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一书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外商圈外之普通民众无法得知的信息，对人们认识对华投资热很有帮助。该书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获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士、国际关系硕士及博士学位，80年代在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外交政策研究员，90年代曾任“美国之声”电视网络的首席调查员，现为《亚洲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和《投资者日报》撰稿人。他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荣获2004年纽约《太阳报》纪实作品年度奖、亚洲公司2004季度读书奖、富士比读书俱乐部2004年推荐作品，其中译本出版后获得了2005年度华语作品的“天安门精神奖”和“万人杰文化奖”。 

    1998年，伊森·葛特曼到了北京，先后在一家制作电视记录片的公司和一家专门为美国公司服务的外资公关公司工作，他的妻子研究中国历史，能讲流利的中文，有许多中国朋友，而伊森·葛特曼本人则融入了那些在中国寻找财富和其他的外国人的北京生活圈。2001年8月，他回到了美国。关于这本书，伊森·葛特曼写道：“在我动身去中国之前并没有写书计划。在北京时这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回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想法。”（298页，中文版，下同）他在中文版自序中说：“我当初写书的第一批假设读者是美商公司的执行长及美国母公司的职员干部群。第二批读者则是华盛顿特区的政策执行者，特别是决定中国政策的行政官员。我也想到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一大部份可能会走上一条导引他们到北京工作的职场道路。我心中期望的第四批读者是北京的美商社群，虽然我不期盼能够改变他们的想法，但只要有一些人能够露出些许认同的笑容，那也足以让我骄傲半天了！”（15页） 

    笔者和伊森·葛特曼今年8月应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之邀，在“中国经济和台商战略论坛”上演讲，并在台北出席了葛特曼此书在台湾的发布会。伊森不是那种典型的、面孔冷峻的记者或精明的、笑口常开的商人，而更象是二者的结合。他属于那种既观察敏锐、富于感情交流，又直觉丰富、善于体察人的情绪变化的人。他敏锐的观察和洞测人心的能力在他的书中也体现了出来，这本书给了读者一幅描写现代中国非常及时、准确的图像。  

一、外商在华成功的秘诀 

    二战结束后不久，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曾经谈论过，“我们怎样失去了中国”。这是指二战期间欧美盟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希望中国从此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但最后中国却落入了前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事实证明，当时西方误判了中国的走向。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西方人相信，中国通过与国际商界的合作会增进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了解，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商业和投资活动也会帮助中国走上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伊森·葛特曼的书使用了“失去新中国”这样一个书名。他试图表达的意思是，西方人在商业利益的迷惑下，在中国尽量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治和商业文化，从而又一次失去了帮助中国进步的机会。伊森的书代表了一个时代和认知的变迁，即西方人对中国爱恨交加的情感和理智的变迁。他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以往的理念，如以商业贸易来改变中国社会，以中产阶级的崛起来促进自由民主，是越来越难以企及的一厢情愿；而从与政府愉快合作，到渐渐撕开“皇帝的新衣”，这样一个转变似乎正在进行之中。 

    伊森总结出的外商在华成功的秘诀有三：一为紧紧跟党走，二为请客送礼，三为拍马屁。这当然不是什么太秘密的“秘诀”，熟谙此道的人们已默默实施了许多年。[1] 只是如此明显的公诸于众让大家觉得尴尬而已。伊森不指望他的书能够引起中国民众的“共鸣”，但海内外的华人难道能为具有这样“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吗？ 

    伊森还谈到了“美国在华商会”的角色。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之后，“美国在华商会”“不声不响的在美中关系上扮演了润滑剂的作用”，它迅速拜见美国国会重要的参、众议员，向议员们介绍在华美商的商业前景，勾画中国市场“惊人的”进展，强调美中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当然，中国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着这些机会的影响。所以，在经济利益面前，正象伊森提及的那样，当谈到事关中国的一些敏感问题时，这些游说团的代表们发现他们的话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的传声筒。美国商会的负责人还规定，不许商会代表单独会见国会议员，而必须“三人一组，统一口径，以避免各说各话，引发混乱。”据笔者判断，美商的“三人组”作法显示他们道德心一息尚存，不愿完全成为“喉舌”。商场如战场，运用之妙，存乎于心；东西方的“默契”，竟至于此！ 

    伊森注意到，美国公司的上述做法实际上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们愿意与中国政府合作，彼此的商业利益是牢牢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这让中国政府懂得了，中国经济的诱惑以及以市场换原则的谋略是可以奏效的，看来美国人也是可以被改造的！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被改变成为和平演变的对象之前(杜勒斯语)，热衷于中国市场的美国人居然轻而易举地就被中国改变了颜色！读过启示录的人应该都记得圣经所描述的古蛇、大淫妇及其金杯里的秽物，两千年前的经典语言成真，真是令人感叹。 

    一些西方的高科技公司为了对中国销售产品，如“思科公司(CISCO)”与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军方合作，并让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直接监控其产品在中国的使用(185页)，这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例如，“思科”将其“防火墙”产品按照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对内监控的“特殊要求”加以改进，并且宣称，对中国当局如何使用其产品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在其公司内部就有争议，在面对股东大会和国际舆论时将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摩托罗拉公司”也对他们在中国的“成功之道”讳莫如深。 

    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很容易发现美国人普遍的天真，这是褒义的、天真无邪的意思，亦即他们似乎离人类和我们所存在的世界的根本特性──“真”──相去不远。伊森也不例外，在台北，他向记者们坦承他在北京时的挣扎，那种在道义、良心和诱惑之间的苦苦挣扎。笔者颇为欣赏他的一点就是他的坦率：在进入北京外商的“上流社会”圈子之后，在享受北京国际俱乐部豪华的服务、一流的餐饮、身份地位的承认之时，他坦承绝对不想被赶出去。自然了，有几个人愿意被赶出去呢？这很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人，特别是现代文明下的人，就必然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在钱的诱惑之下是否要维持道德操守？伊森决定选择离开北京以及他写的书，给了我们一些启迪。  
二、“天高皇帝远”──外商的“淮桔成枳” 

    西方商人憧憬中国市场由来已久，最典型的说法莫过于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商人的那句“名言”，“如果每年卖给中国人每人一双鞋子，一年就是多少多少亿双……”。截至2002年，有30万家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了2,500亿美元，并且雇用了2千万中国工人。但这些外资企业赚钱了没有呢？伊森提到，“在北京的企业首脑，私底下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据美国大使馆商务处官员“私下透露，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能够有季度性的获利，如果连首期的投资也计算在内，那么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公司赚钱。”(157页)这样的估计并不是用于对付中国的税务部门，而是美国在华商圈内部的真实估计，但外资企业界并不想公开这些情况。 

    东西方文化相隔，有时看起来是那么的遥远，人们很难互相理解，但有时双方的文化又是那样的相象。比如象“天高皇帝远”这中国的国粹在北京的美国商人圈子中有了新的诠释(152页)。对于“天高皇帝远”，他们的理解是，北京是那么的遥远，美国政府和公司的美国总部遥不可及，同样遥远的还有美国的司法制度、经商理念、星期天牧师关于道德操守的提醒和“正的人本倾向”的传统。于是，美国商人们可以在中国随心所欲地解释“成功”的概念并采用达到这一“成功”的所有方法了。 

    人类学研究中常用“人性本质的倾向”(简称“人本倾向”，Human Nature Orientation，HNO)的正或负来判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其大意是，如果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即使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都会自觉守法、按章办事，如深更半夜在没有任何汽车和警察的路口停在过街人行道的红灯前，等灯变绿后才穿过马路，这就是正的人本倾向；反之，则为负的人本倾向。一般认为，大多数美国人的人本倾向是正的，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们的人本倾向则是负的。但显然，就象何清涟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商人在中国的表现就象“淮桔成枳”[2]，由正变负了，真是环境使然。 

    笔者无意给美国公司说好话，但在扭曲自己的原则、贿赂政府(明的或暗的)方面，欧洲公司似乎有政府的撑腰，相对而言比较肆无忌惮，美国公司为了与欧洲公司竞争，不得不“东施效颦”，但似乎学得不如欧洲人到家。伊森工作的外商公关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如何帮助美国公司驻北京职员应付美国总部来员的视察，诸如“包装”业绩、用娱乐招待转移总部来员的注意力等等。他对外商驻京人员的这些手法有详细的介绍。伊森书中有关在华外资公司处理账目上的把戏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听闻已久的传言。它们常常把付给投资方的红利当作支出而不是利润，以在年度财务报表上显示亏损(156页)，当然实际操作中的花样远不止这些。笔者从北京的朋友处获悉，在北京的几乎所有外国公司都在造假，那些在美国规规矩矩的会计公司主动提供帮助他们造假的方法。在一个媒体充当“喉舌”、政府制造谎言、各地造假成风的社会里，外资企业还能独善其身吗？ 

    在西方商学院的课堂上教授“国际营销”课时，通常会涵盖“退出战略”(Exit Strategy)的内容，告诉未来的公司经理们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如何从一个市场或一个国家撤出来。学生们在做课程的调研报告、商业企划时也必须加入这一章，以构成一个完整全面的市场营销和商业发展计划。在北京的外商们似乎故意忘掉了这一点，而这一点对在中国投资了2,500亿美元的外国公司来说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不可能完全是疏忽，而是象伊森所说的，是怕别人感到“沮丧”(159页)。 

    一些海归派回美国探亲时常常喜欢用夸耀的口气说，他回中国后才发现，自己的前半辈子全都“白活了”，指的是国内现在的性服务是如何的方便、“上档次”。 伊森该书的最后一章介绍了一些外国商人在北京“流连花丛”的情形，读起来简直就象是现代版的《金瓶梅》。由此似乎可以看出，为什么在中国商场上“打滚”的外商们“乐不思蜀”了。然而，性产业的泛滥，乃至“花丛”中对洋人的崇拜和投怀送抱，究竟代表着“改革开放”的哪一面？是“成就”还是“危害”？中国的投资环境必定得包括这一部分吗？  

三、伊森和“龙安志”：谁是中国的真正朋友？ 

    “龙安志”是伊森书中描述的一个已经相当“中国化”、在北京的官场和商场上纵横自如的美商，他是红都俱乐部的创始人，“龙安志”是伊森为这个真实人物起的假名。在中国当然有很多象“龙安志”那样的西方人，他们生活在那里，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他们的“中国朋友”不亏待这些“老朋友”。但伊森和“龙安志”，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呢？ 

    “龙安志”为了出一本迎合中国官方的书，就将收入书中的另一作者贝彼得的文章修改得面目全非(145页)，其作法简直与焦国标讨伐过的中宣部雷同。贝彼得最后愤而将自己的文章撤出了“龙安志”的书，而书中留下来的那些文章其内容和语调就可想而知了。“龙安志”的书最后得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书发行会，朱镕基专门出席并接见了“龙安志”，这无疑是对“龙安志”之类外国人的一种奖赏。与龙安志类似，有的西方记者也学会了怎样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下“弯曲”自己的原则，就象一位美联社记者自以为得道的说法那样，“只要他一察觉采访对象流露了愤怒或报复的‘动机’，就立即打住”(134页)。按照这样的原则采写的关于中国的报导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对西方社会了解中国人内心的真正意愿有什么帮助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伊森这样的诤友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而那些媚友，只是图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钱，这样的人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纽约、波士顿或者法兰克福，随时召之即来。正如伊森所指出的那样，“龙安志”之流的文章和行为“背叛了美国的精神”，它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可能以后才能显现出来。伊森这个美国人看到了这点，中国人呢？ 

    该书第三章的最后一页，在笔者看来，是全书最精彩、最透彻的分析，也是对所有人最佳的忠告和最好的警示。伊森以一个美国在华商圈圈内人当年的口气写道：“我们比在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爆发危机的临界点……我们知道中国官僚体制的真实情况：墙头草，两边倒，口是心非、贪污腐败和盲目自大。我们也知道我们我们扭曲了美国商业原则，对秀水街贩卖的盗版和仿冒商品的行为做出了妥协，使之成为中国建设过程的一部份。我们清楚地知道，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无疑是一场大赌博：某一天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是负有责任的。”（112页） 

    “龙安志”是“中国化”的美国人，在中国更多的是“海归”。伊森以其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同事魏女士，从她的身上读者可以看到留美归国一代的侧影。魏是80年代中期到美国留学的，她回中国后的变化意味深长，从如何拥抱拜金主义，到为此而被党文化和“中国特色”再次同化，许多人有着相同的经历。魏现在虽然身在中国，却继续保留美国的绿卡（很可能是因“六四”发生而根据美国政府对中国在美学生的特别保护法令，以同情“六四”被害学生、回国担心受迫害为由申请获准的“六四绿卡”），这也是很多从美国回去的海归人物的共性。尽管魏还想留一条后路，在不测时可以回到美国，但同时她又对美国的制度持批判态度。最令伊森惊讶的是他经历的一件事，“环球视野”记者采访了李洪志先生，这是当时国际上首次对李洪志先生的采访。当时魏正在纽约，她在中国有严重的资金困难，当得知“环球视野”记者的这次采访后，她反复向该记者要求得到采访的原始录影带，甚至提出愿出几千美元的代价购买。在伊森的追问下，魏最后承认，并非她需要这盘录像带，而是要转交给“香港的某些人”，这表明她已经沦为一个为当局搜集情报、充当线人的角色。  

四、写作和翻译中的白璧微瑕 

    虽然伊森对中国的了解难能可贵，但作为朋友，笔者必须直言其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的欠缺之处。比如在描写他的中国同事魏女士时，说她60年代生在南京，出身地主家庭，“出身富贵，享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64页)。这样理解无疑是有偏差的，在当时的中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不仅没有任何特权，相反还背着家庭出身的包袱。另一个笔误的地方是，大批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始于1986年到1987年，而不是1997年到1998年(243页)。 

    该书中译本文笔生动，可读性很强，但翻译得似乎有些仓促，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例如，波特金村(Potemkian Village)可能需要一个注释，那是俄国叶卡捷林娜女皇时代的故事，部下因为要取悦于她，专门为她建立了一个样板村庄，里面有事先布置好了的村民、景观，以显示在女皇治下的升平世界。这很象袁世凯称帝时，其部下为他一个人编的《顺天时报》；也接近当下在中国耳熟能详的所谓“盛世”、“最好的时代”之类的喧嚣。另外，“艾兹拉·乌戈尔”(Ezra F. Vogel，中文名字为傅高义)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中国、日本问题的教授，译者误把“Enter”一词加入他的名字(49页)，属于翻译中的疏忽。另外，辉瑞(Pfizer)是制造威尔刚(Viagra)的制药公司，它们不是两个不同的产品(154页)。第166页“每小时三十角和十五角”应该是“每小时三毛和一毛五”。在196页，“公安部需要三百掌握种病毒”应为“公安部需要掌握三百种病毒”。第七章似乎是另外一个翻译所译，语句、结构、用词不一。如“信息产业部”被译成“资讯工业部”(244页，249页)，这好象是台湾的译法。中译者未查对北京的街道胡同名，误把伊森住过的菊花胡同译成了猪耳胡同。我后来向伊森求证，他说胡同名是一种花的名字，不是猪耳朵。再有，两个西方公司的英文拼写有误，如Nortel(Notel，250页)和Lucent(Locent，250页)。不过这些细节都暇不掩玉，也许可以在再版时纠正、缕顺一下。  

结束语 

    伊森在失望和绝望之后，可以回到佛蒙特州的青山绿水之中；许多拿着绿卡和美国护照的“海龟”们，如果在中国碰了壁，也可以如法炮制。其实中国的高官们，也早在旧金山或洛杉矶等地预置家业。可是，那些国际投资者、购买他们股票的西方民众、数千万中共的普通党员和中国十几亿民众呢？我们有理由为他们担心，从这点考虑该书的问世极有意义。感谢博大出版社的努力，笔者愿意向读者们郑重推荐本书。 

【注释】  
[1] 华盛顿邮报，2005年8月22日。 
[2] 何清涟，“外商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故事”，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国》一书中文版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