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互助金融活动的瓦解看社会转型期的诚信危机

“合会”是中国有着千年以上历史的民间自发性非正式金融组织，一般多为亲友邻居等10人左右参与，议定按月（或年、季）各缴会金若干，由借贷人（也称“首会”、“会头”或“会首”）收用，其余会友（也称“会脚”或“会员”）轮流收会。“合会”有计息和不计息两种形式。其中“标会”如同“竞标”一样，出高价者可获得优先回报。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研究中国的标会后指出：“这类组织对于积累小额资本极有效益，它们为发展经济提供了重要帮助。如果没有群体成员间的高度信任，这类自助集资组织无法存在，因为任何成员在使用集资组织的资金后，都可以潜逃，而使其他成员蒙受损失。[1]”“合会”也因此成为西方一些著名学者诸如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科尔曼（James S. Colman）、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等研究社会资本的典型案例。本文通过考察黄海县崇川镇[2]民间“标会”的演变，分析近年来信任文化解体的原因。

一、“标会”──信任文化的传承及其断裂

    黄海市位于长江口，地处“长三角”北翼，曾有“历三吴、向两越、动齐燕”之记载以及“崇川福地”之美誉。而被称为“粮艘通商要津，琅东形胜之首”的崇川镇则是该市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黄海市在历史上“民风淳朴，勤劳笃信”，“窃盗之事少闻，乞食之人鲜见。虽不敢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语。然索诸全国千七百余县中，亦独一无二、仅有绝无之桃源地也”。台湾学者冯和法在其所编纂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中对黄海县作过这样的描述：“黄海县是一个民族工业比较发达的区域。……但是，在这样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影响下，农村依然停滞在古旧的生产方式中。……田权这样集中，而使用则完全分散。……就经济情形而论，黄海县在江苏已是较好的县份，但农民的困穷却和其它贫瘠的各县相似。”

    20世纪50年代以前，银行和钱庄等金融机构一般都设在大都市，且大部份重利盘剥，因此在乡村地区“合会”就十分活跃，它具有低息特征，既能免除高利贷者的盘剥，又兼有借贷和储蓄的双重功能，因而成为同血缘关系的亲属集团抗御种种不测之灾的“保险公司”。与其他地区的合会相比，当时该市的“合会”社会信任度高，利率低。1950年代以后，国家试图通过强力来取代所有的民间非正式制度，但由于正规金融渠道供给不畅，社会资源总量匮乏，民间高利贷又处于“严打”之列，因此，不计息的“合会”始终存留于民间。从社会信任的角度审视，“会员的人数从8─10人不等，……这种互助会的核心总是亲属关系群体。一个亲戚关系比较广的人，在经济困难时，得到帮助的机会也比较多[3]”。嵌入于“合会”的亲属关系特征不仅使得信任具有了生物社会学中与生俱来的亲缘性利他的特征，而且乡土社会自身的稳定结构也使这种信任具有了本土化的特色。

    首先，由于人们一直生活、劳作在一个面积仅为0.365平方公里的规模有限的镇共同体中，互动频率高，处于“熟人社会”中的人们能够积累置信对象的足够信息，凭借对他人人格的信息共享和还贷能力的认知判断，来甄别可能的欺诈行为，降低交易中的风险。其次，乡土社会还是一个具有高度“集体意识”的共同体。“贵义贱利”、“民无信不立”、“约誓遇事帮助”等道德共识，“人情”、“面子”、“关系”等共享观念，以及对回报的高度自我约束，对人们的行为有着强烈的规范作用，“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同一规范的受益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再次，共同体成员处于封闭型地缘关系之中，“终老是乡”的“不流动性”将合会的参与者置于重复博弈的境遇之中。“父债子还”的伦理观念与定栖社会二位一体，使得“合会”不仅是重复博弈，甚至还是永久性博弈。这使置信对象处于一种自身无法解除的“嵌住关系”之中，从而衍生出彼此的诚实守信。所有这些人际互动模式和社会基本结构，不仅稳定了个人的行事方式，还稳定了社会网络成员的行为预期，降低了种种不确定性，为“合会”中的信任提供了特有的非正式制度框架。

    1949年以后，“合会”的成员关系进一步扩展到同事、战友和同学之间，不仅前述的信任控制机制依然有效，此外还增添了一股外在的强力──“国家”或“单位”。国家不仅通过“参与式动员”以及“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在意识形态层面坚实地维持着“合会”中的信任，而且通过单位的再分配形成了全面的社会控制系统，单位有强大的力量，而单位成员却缺乏独自行动的空间。社会通过单位以默认的形式把“合会”纳入科层体系内，靠着外在的行政命令保障人们诚实守信。“合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传统社会中的信任机制相链接。在长期的实践和操练下，信任得以内化，并由个体行动者层面的习惯化为共同体成员一致的行事方式。经验转变成了一种成功的非正式制度，在一个社区中向越来越大的参与者群体“殖民”，最终成为崇川人自明的、不受质疑且无法被质疑的日常生活方式，并循着“习惯─习俗”的“进化稳定策略”演进为“只错时辰、不错日子”[4]的“没有法律的秩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黄海市政府“拆一还一”的浩大旧城改造工程改变了崇川镇的面貌，在改善人们居住条件的同时，也使得绝大多数拆迁户将积蓄花费殆尽，有的还落入繁重的债务之中，崇川人“享受并焦虑着”。[5] 与此同时，企业改革又导致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6]，一些事业单位也因政府的旧城改造计划实施时补偿不到位和长期拖欠职工工资等因素而处于困窘之中。在此背景下，从1997年到1999年，国家又5次调低银行储蓄利率。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恶化和缺乏生活保障，处于社会分化状态下的人们切身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于是，在一些“会头”的游说及微利回报的诱惑下，出于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忧虑，利用既有的社会资本来获取民间社会救助保障成了崇川人普遍的选择。

    人们抱着“赌一把”的心理，把多年的积蓄和买断工龄的补偿款等毫不迟疑地投入到“标会”之中。在前后长达5、6年的时间里，“标会”呈现出散户会员、小会头、中会头和大会头（职业会头）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规模最为庞大的散户会员群体处于塔的底层，他们从不“请会”，而是以参加他人的会（“乘会”）来“博利”，是“标会”资金得以运转的“源”；中、小会头处于塔的中间，既是“上线”，又是“下线”，把从散户会员那里“标”来的资金源源不断地向塔尖──大会头那儿输送；大会头则操纵着会的运转。为了套取资金，少数大会头操纵部分中小会头，并通过中小会头网罗众多会员的参与。于是，崇川镇出现了1,065名大中小会头，参会近万人，涉及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标会”大军。在这纵向的四重架构里，彼此之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由于标金的不断攀升最终导致入不敷出，2001年11月发生了“崩会”。一个具有深厚的信任文化历史传统的社区一时出现了广泛的社会诚信危机。会头因无力偿还债务，有的跳楼自杀，有的病急身亡，有的携款外逃，进而导致崇川镇人际关系极度紧张，严重搅乱了社区的正常生活。

二、信任文化为何断裂？

    从表面看来，“崩会”似乎纯属“偶发事件”，但若细究，却有其复杂的结构性因素。

    1．“标会”自身结构的断裂

    韦伯（Max Weber）论及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特征时指出：“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上的信赖，在中国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7]”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基础上的普遍信任，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共同体基础上的特殊信任。费孝通在分析乡土中国人际关系结构时，以比喻的方式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8]”那么，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波纹的“石头”是什么？他明确地讲到：“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9]”而地缘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10]。因此，血缘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石[11]。

    当然，血缘关系并非中国人际关系的全部，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还生成了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在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研究上，黄光国以情感性成份和工具性成份将关系划分为情感性关系(Expressive Tie)、混合性关系(Mixed Tie)和工具性关系(Instrumental Tie)。[12] 其中，混合性关系属于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的过渡地带。王绍光、刘欣则按照关系的亲疏将置信对象划分为亲人、朋友、熟人和陌生人4大类。[13] 若把上述信任关系的分类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及韦伯等的观点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社会人际信任关系结构模式有几个特点：

    其一，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以自我为圆心”是该模式的根本特征。

    其二，与处于中心位置的血缘关系越接近，情感性关系越强。相互之间越亲密，越值得信任。

    其三，从中心的格局向外，成员的情感性关系逐渐减弱，工具性关系逐渐增强。随着关系由亲到疏，信任关系逐步淡化。当你赋予陌生人以信任而又缺乏外在的制度保障时，信任就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信任发生论特别强调人的幼年心理发育阶段的经验，以及被称为社会记忆的作用。从这层意义上讲，“只错时辰、不错日子”是崇川人长期成功实践的结果，或者说是其幸运经验的副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构成“合会”信任的条件是恒定的。斯莱特发现，群体规模的大小影响互动分布也影响互动性质。他提出了信任关系随群体规模而变的“抑制指数”(Index of Inhibition)，即“抑制指数”随群体规模增大而减小。[14] 郑也夫也指出，社会信任系统的规模是影响信任的重要变量，表现为信任圈的扩展与信任度呈负相关，即信任系统规模越小，人际信任度越强；反之，则越脆弱、越单一。[15]

    20世纪末期崇川镇“标会”中人际关系之所以变得十分脆弱性和不确定，原因在于它利用了“标会”旧有的形式，把追逐高额利息回报的动机嫁接在原有人际关系情感之上。传统“合会”的参与者主要是处于圆心位置的亲属或拟血缘关系，彼此不计利息，情感性关系强于工具性关系，“合会”更多地体现为社会交换，加之规模一般在10人左右，从而表现出封闭式结构特征，保证了交换的稳定。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合会”运作范围内的血缘关系扩展到“熟人”之间，如邻居、单位同事、战友、同学等，由于大家都生活在镇这样的共同体中，彼此之间仍然是面对面的关系，且规模仍在10至20人之间。与传统社会中既有的血缘、地缘相互重叠而构成的互保、监督、人情面子压力的力度相比，尽管其信任强度因关系强度的减弱而降低，但“熟悉”仍可成为防止欺诈的重要保障。

    但是，20世纪末期崇川镇扩展的“标会”结构不仅改变了强关系格局，而且利益──对高额利息的追逐──也开始侵入差序格局。由于血缘关系是先赋性的，而陌生人又难以置信，因此属于混合型关系的熟人最能够为他人用来主动地建构“关系”，附着于熟人的信任之脆弱性及风险也因此被掩盖了起来。当原有的强关系已不足以供给这样的资源时，一些人就不断地利用社会成员对金钱的广泛需求，借助游说、博得声望及微利回报等手段来与熟人主动建构关系，并通过熟人的“桥”的作用来开发陌生人资源。于是呈现出“亲人→朋友→熟人→陌生人”的关系的扩展，规模由过去的10到20人急剧扩大到50到60人乃至更多，“会”的运转周期越来越长。在长期不断的“标会”互动过程中，人们又由不熟到相识，由相识到相知，并再次启用新的资源。一些原本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也源源不断地成为“标会”的新会员。随着“标会”雪球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会会相叠的开放式结构。当“标会”的利息空间越来越大时，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越来越频繁。信任结构的开放、信任关系的扩展与信任链的脆弱同步增长，增加了崩会的风险。

    为了获取高额利息回报，利用传统“合会”的文化资源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中不断建立工具性关系的努力，是“崩会”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如果保证“标会”信任的宏观社会条件仍然稳定，“崩会”并非不可避免。而一旦遇到外界的多样刺激，那么，行动者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退出重复博弈的可能性就会上升，而隐藏在不确定性背后的则是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变迁。

    2．传统价值观的断裂

    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既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16]。孙立平教授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断裂”的现实，这种断裂意味着某些群体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并在经济增长的成果与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从而使现实生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许多难题。[17] 崇川镇1995年以后的情势呈现出与该镇历史上所经历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迥然不同的态势，表现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诱发的过高愿望与阻止这些愿望实现的社会结构性障碍之间的断裂，以及社会认可的关于成功的文化目标与达到这些目标的合法的制度化手段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得社会成员的自我利益追求与群体利益之间充斥着张力，因而也势必对“标会”的信任机制产生强烈的冲击。

    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非常强调“集体意识”，他认为，一群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形铸了该群体的文化，构成了社区具有其自身特殊形式和结构的文化模式，形成了共同的偏好，并激励着人们在制度框架内行动。凝聚在“合会”中的特殊信任本以亲情为基础，基因的亲和、情感的亲密、心理的认同往往意味着负有较高的义务和责任，道德、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则安排制约着人们的选择。传统社会的“标会”由11人构成，他们有共同的情感和偏好、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因而“标会”中的博弈可以化约为甲乙双方的博弈，且博弈双方的选择也将趋同。

    但是，“无恒产者无恒心”，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是人生乐观态度的致命杀手。[18] 社会转型过程带来了文化的异质和混杂。原来弥漫于共同体中高度一致的价值规范在市场经济的强劲冲击下趋于解体。当社会以“利益”的方式重构时，人们既不认同原来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规范，又缺乏接受新的社会结构及其规范的思想准备。崇川社区成员的个人态度也受到来自社会结构变迁的强烈冲击，工具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目的的正确性替代了手段的正确性。齐美尔（Georg Simmel）指出，现代社会的来临造成了“价值的现金化[19]”：“我们复杂的生活技术迫使我们在手段之上建筑手段，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金钱。[20]”货币从“绝对手段”向“绝对目的”的转换，是现代货币经济深度化的必然产物。当社会认同被阻碍、扭曲或毁灭的时候，个人认同就会发展；一切行动都以自恋的方式指向自我，甚至要求最亲密的人也贡献于这个自我。

    自我指涉和自我扩张的双重效应打破了社会结构的角色和谐，社区生活出现了离散特征，只要有钱，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的，便是“成功人士”。金钱“成为精神世界的流通物，占据了精神世界地盘[21]”。在这样的社会导向下，“标会”成为崇川人摆脱困境的“救命稻草”和进一步致富的“摇钱树”。在高额回报的驱动下，当个人行为越来越直接指向自身利益时，基于公共态度和目标的社会纽带必然消失。集体意识对人们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小，对个人的控制越来越弱。随着维系社会的纽带被破坏，“标会”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异，于是“崩会”就变得不可避免。

    传统中国社会确实有许多类似于“标会”这样的、建立于特殊信任基础上运行良好的非正式制度，但这并不证明“关系约束” 作为“道德律令”或作为非正式制度，能够可靠地维持人际之间的持续交往。建立在悠久历史和传统基础之上的社会信任，可能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而受到侵蚀和损害。上述分析表明，“崩会”的发生是转型社会中“标会”结构的开放性变异、传统价值观念的消解以及信任控制机制处于真空状态所使然。建立在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基础上的“标会”既缺乏家庭的结构性约束，又没有国家正式制度的监控，在家庭和国家控制双重解构的境遇下，希冀纯粹依靠绝大多数会员的自律来防止“崩会”已无济于事。“标会”这一在传统社会被崇川人长期运用和努力保存、经受了时间考验，甚至被西方学者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传统习俗，一旦面对社会转型的急剧变革和市场经济的激荡却仍被僵硬地、抱残守缺地使用，又缺少正式制度及组织的监护，那么，传统的信任文化也并不必然成为一种再生性社会资本，相反却可能使人负债累累。这一结论对于理解社会转型期其他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注释】
[1] 转引自（美）詹姆斯·S·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59页。
[2] 本论文所涉及的市（县）、镇均为化名，与田野调查对象相关的文献不再标明出处。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24页。
[4] 在长期的合会实践中，崇川人在会金的交付上约定俗成，形成了稳定的行事方式，即在规定的日子通过会首转交给中标的会员。若偶尔遇有特殊情况，其交付时间可能会拖延几个小时，但决不会拖延至第二天或更久。“只错时辰，不错日子”体现了崇川人合会过程中高度的诚实守信。
[5] 从1995年到1997年，崇川镇3年内拆迁居民住房33.5万平方米。若按每户拆迁1百平方米、每户4口人计算，短短两、三年内就拆迁3,350户，直接影响到13,400余人的正常生活。拆迁户除获得政策规定的补偿外，每平方米平均多支出150元，平均每户要多支出人民币1万5千元。此后，在1999年到2001年间，又拆迁了13.1万平方米民宅。
[6] 若从行业分布上看，“标会”成员涉及卫生、纺织、机械、冶金、教育等系统，“标会”成员的家庭经济状况与“标会”参与率呈负相关。在参与人员的构成上，呈现出失业、下岗、无业及退休人员占绝大多数的特征。
[7]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88页。
[8]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27页。
[9] 出处同上，第26页。
[10] 出处同注[9]，第71页。
[11] 福山(Fukuyama)将中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等国家列入低信任度国家的原因，正是基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家族之上，而对家族以外的人则缺乏信任。
[12] 转引自杨宜音的“‘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13]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4] 转引自（美）西奥多·M·米尔斯的《小群体社会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15] 郑也夫，《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4至45页。
[16]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7]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8] 郑也夫、彭泗清，《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19] （德）盖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20] 出处同上，译者导言第8页。
[21] 出处同注[19]，译者导言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