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灾难。安徽省是全国的“重灾区”，地处江淮之间的鱼米之乡无为县1]在全省率先创办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当时全县“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盛行，最后全县竟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左右。笔者搜集了该县的相关资料，辅之以对当地经历过“大跃进”的干部农民的访谈，试图将无为县“大跃进”的始末和后果展现给读者，帮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理解1950年代末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浩劫。

一、“人民公社”制度下无为县的“大跃进”真相

    1958年9月，无为县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将无城、虹桥、新民、观音、官镇、凤河等乡镇合并办起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无为县红旗人民公社，10月上旬将全县乡镇合并为31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劳动组织按营、连、排、班建制实行军事化管理；生活则实现集体化，各村办集体食堂，财务上以连（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对劳动力统一调配。[2] 人民公社把原来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村合并，实行统一核算，实际上就是穷村共富村的产。当时流行的“全民大办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等群众运动，无一不是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财力，连所需房屋、用具等多向各村和民众调用。

    那时任用基层干部只考虑个人关系、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很多干部的文化素质低，村一级干部大部分是文盲。地方干部为了完成上级层层加码下来的任务，不顾实际情况，只知“下面听上面的、上面听中央的”，一昧蛮干。而人民公社制度却让这样的干部们控制了农村几乎所有的社区经济资源，而且可以集中分配，干部们得以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措施支配、控制农民的行为，中饱私囊也大为便利。结果地方干部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盛行，同时“大呼隆”生产、吃食堂制度也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由于实行供给制和无偿劳动，收获的粮食一律归公，公社社员们认为，“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于是吃饭时人多，出勤时人少，装病的人多，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过去能挑1百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1958年底，全县有农业劳动力近35万人，非农业劳动力近4万人。为了实现工业“大跃进”，全县共抽调劳动力74,229人，其中外调支援省、地和其他县工业建设47,266人，参加本县工业建设26,963人（钢铁3,107人，机械1,517人，采矿9,126人，炼焦1,414人，电力工业164人，交通运输6,481人，建筑843人，纺织、冷冻等4,311人）。而各公社内和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劳力调动则无法统计。被调走的农民每天只有约1.5斤至2斤口粮，毫无报酬，还得日夜苦干。后来发生了严重的饥馑，再加上超强度劳动，许多人饿累而死。笔者调查走访的对象多为60岁以上的民众，对那段痛苦岁月的经历记忆犹新，现在仍能娓娓道来。据新店大队靠山村农民程长水说，当年兴修全县最大的新华水库（位于昆山乡西南角）时，每天都有饿死人、累死人的现象；有的劳力被调往外地劳动，照顾不到家里的妻子儿女，致使家里人也饿死不少。他本人（父母已饿死）因在新华水库连续劳动40天，照顾不了家里两个年幼的弟弟，他的小弟被活活饿死。

    1958年姚奎甲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他受到上级的压力，也对下级施压。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却上报13亿斤；1959年总产量是4.4亿斤，上报11亿斤。[3] 为了制造“高产”假象，很多公社都采用了“并田”的方法，即把许多茁壮成长或基本成熟的庄稼移栽并到一块田里，因密度过大，又钉木桩支撑，用绳索捆绑住稻禾。当时任职县粮食局的夏可文[4]回忆说，1958年他奉上级命令去调查农民亩产的真实数，他随机抽取3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结果发现上等田平均亩产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他想将真实数字上报，但区里干部怕影响政绩，不给盖章，最终粮食产量还是按区里干部虚报的数字盖章上报。当时流行的说法把创造粮食高产纪录称为“放卫星”。据当时的报导，石涧区拓城社第五作业区第17小队曾放出一颗中稻产量“卫星”，1亩多的稻田共收稻谷33,709斤；汤沟区蛟矶乡燎原一社的1亩4分“湖南籼”中稻共收稻子35,859斤，平均亩产25,619斤。[5]

    以前自留地、家庭副业是社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向城镇提供蔬菜、副食品的重要来源。但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自留地归集体，家庭副业也不准经营，否则就被指斥为“搞资本主义”。1958年秋至1959年上半年，无为全县毁去村庄1,591个，拆毁农民住房6万5千多间；还有的公社移民并村，把农民一家祖孙3代并在一间房里睡觉。1960年春，为了办“万头养猪场”、“万鸡山”、“万鹅湖”，无偿夺走人民公社社员家中的家禽，集中到公共的饲养地，最后公共饲养场里家禽全部死光，而大部分村庄里则鸡、鸭、鹅断种。[6]

    “大跃进”时期的口号是，为了“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各级政府按照“人定胜天”的指导思想“瞎指挥”，不顾自然规律一昧蛮干。1959年春，县政府要求全县提前半个月（即在清明前3天）播种、提前栽插，结果因气温偏低，稻种不能正常发芽，8万斤稻种烂掉了，长出来的仅有的一点弱苗栽到田里，又几乎冻死殆尽，于是20多万亩稻田差不多绝产。有的地方干部还强迫社员用盐水拌种，仅开城区在早、中稻栽插后就在稻田里洒了近2万斤食盐，严重破坏了土壤结构。[7] 还有一些公社干部以为，耕地深翻是翻得越深越好，竟将地表1丈2尺以下的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破坏了耕地土质，降低了产量。据当地民众说，石门大队和兴胜大队（现改为莲花行政村）的干部为了完成积肥任务，竟将黄豆磨成豆浆，用大缸盛放置于野外田埂上，晚上大缸上面点白炽灯以吸引各种飞虫落入缸中，经日晒雨淋后发酵成臭气熏天的所谓“人造化肥”，却不用这些黄豆去救济正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群众。

    为了放更高的产量“卫星”或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层层加码的生产指标，地方干部大量采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叫民众干活就象赶鸭子一样。有的干部竟打人成风，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中根本不顾妇女的生理特点，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由于强行实行集体食堂制度，取消了农民的家庭厨房，基层干部得以用控制食物分配的手段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辄用克扣饭票或不给饭吃来威胁民众。农民干活迟到、误工肯定要被克扣饭票，若因饥饿或生病不能下田干活，或讲干部坏话被干部听见或被别人举报，只凭干部（指导员、书记、生产队长等）打一声招呼，开饭时食堂会计和炊事员便将这些社员的饭票扣掉并摔破其饭碗。农民们即使被冤枉了，心里充满怨恨，也敢怒不敢言。就这样，干部们掌握了群众的生死予夺之权，最后把许多农民逼上了饥饿而死之路。

    虚报了总产量，就得相应地增加缴纳给国家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样各级政府便用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家中存粮和留给家畜的饲料粮，上交国家粮库，同时在集体食堂里减少社员的口粮供应，实行所谓的“低标准、瓜菜代”。“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农村全面推行了集体食堂制度，不准农民退出，群众也不敢退出。干部们对上级报告说，群众不愿解散食堂，其实是为干部们自己打算，因为办了食堂他们就可以多吃多占，晚上还能吃夜餐。

    1959年7月4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到无为县调查，发现“浮夸风”非常严重。7月7日他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批评：明明亩产4百斤，硬说是8百斤、1千斤；你多我比你更多，横竖是越多越好。张恺帆还注意到，社员劳动强度过大，口粮供应偏低，社员面呈饥色，浮肿病患者普遍，年轻妇女几乎都丧失了生育能力，广大群众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及时向省委、省人委作了汇报，提出立即停止蛮干，提高口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不少于1斤原粮）；并责成县委纠正“共产风”，并提出“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两开放（集体鱼塘开放、自由市场开放）”等应急措施。[8] 如果能按张恺帆的意见办，数十万农民后来就不致于因饥饿而死。

    然而，就在这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张恺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9]。由此，张恺帆被安徽省委定为“右倾分子”，一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受到种种打击。这年9月，中共安徽省委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组织批判张恺帆，全县有28,741名干部、群众也遭到批判。[10] 于是，张恺帆试图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张恺帆被批判之后，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据夏可文说，当时由干部组织的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目前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还是现实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后，干部就“得出”主要结论：目前的困难是社员同志们思想认识不清，勇气不足，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的激情等等。至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自然是闭口不谈。在地方干部对人民公社社员的“帮教”活动和“点拨”指导之下，所有社员讨论的结果必须与干部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必遭打击。许多讲了真话的人被打击，甚至被判刑投进监狱。据夏可文说，当年被打成“右倾分子”的人不计其数，在无为县体育场上，公检法部门判处罪名的方式是用大喇叭喊来代替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喇叭上喊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于无为县监狱爆满，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农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象行军队伍一样。

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大跃进”给农村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农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们生活、生产困难，导致土地抛荒，村野荒凉；而基层干部们却“多吃多占”，以致当地群众流传着“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之说。据笔者在昆山乡和周边乡镇调查，“大跃进”时期最初每人每天的标准是1斤（原粮）；后来由于粮食日益短缺，下降至7两、4两、2两，小孩再减半，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最困难时，有时连续3、4天1两米都不供应。张恺帆1959年到无为县调查时，社员反映，当时每人每天的口粮“县里讲一斤（原粮），其实一家老小平均不过二两[11]”[12]，群众个个象叫花子一样，不论雨雪天都带个瓢，扶着老人、带着孩子跑到公共食堂吃饭。[13] 据农民徐伍荣回忆，1960年下半年曾连续3天1两米也不供应，大年三十除夕之夜，社员必须打完规定数量的积肥才准吃饭。

    当时不仅城乡居民口粮严重不足，而且生活用品奇缺。1959年至1961年，农产品的黑市价高于国家牌价数倍，城市里粮、油、布匹、棉花等8种必需品凭票配售，烟、酒、食糖等10种则限量供应。[14] 据当时的一位回乡大学生黄立众描述：“只有公社书记或省、县级部长才能买到东西，当时社员每人每天口粮是每人4、5两。农民一年不见一块洗衣肥皂，连吃盐都没钱买。胶鞋、力士鞋是看不到的。纸没有了，把古老的封建时代宗谱拿来染色再用。……以前繁华的集市现在就像清水洗的一样。蔬菜比米还贵，毛鸡价值每斤80、90块钱。”[15] 连无为县城也是这样，县城里仅有的一点菜只卖给机关团体，不卖给群众。[16]

    农民们由于饥饿乏力，加上劳动强度大，个个都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致使农民无法正常耕种。同时，耕牛、农具也大量减少，1958年底全县有耕牛37,774头，而1960年底只剩28,100头，大型农具减少176,244件，占60%。[17] 这是田地荒芜的重要原因。更有甚者，稻种白天洒下田，晚上即被成群结队的饥饿群众捞上来，清除淤泥后将湿稻种带回家，用两块砖头一搓即食其米。当时可以说每村晚上都有饥民用这种方法偷食。如此则田里何能长出许多稻谷？当时，即便田里长着水稻，往往也是四周有禾苗，而田块中间荒芜。其原因是，农民饥饿无力，走路都摇摇晃晃，需要拐杖，无法下田劳动；即使被干部用棍棒驱赶下田，农民两腿也深陷淤泥中而无力拔出，只好在田块四周播种、插秧，消极应付，于是田块中央长满了稗草。南方多水田，淤泥较深，正常情况下行走于田间本不费太大力气，当时农民居然连在田间连挪动脚步的力气都没有，可见其饥饿的程度。当干部在场时，农民们弯下腰假装劳动，干部不在场就消极抵制；尽管干部逼着农民日夜干活，但晚上干部一离开，农民们就在田埂上睡觉。

    官方的说法把这段时间农作物的普遍减产归结为“三年自然灾害”。据笔者查阅相关气象和灾情资料和多次走访调查得知，历史上对无为县影响较大的灾害性天气有低温、连阴雨、暴雨、旱涝、冰雹、龙卷风。笔者分析了无为县1957年到1988年各月平均最高、最低及极端气温表，各月平均雨量、雨日及最大、最小降雨量和一日最大雨量表，1952年到1988年梅雨情况表[18]，发现在1958至1960年间，除1958年旱情较严重、1959年有轻微旱情外，基本上风调雨顺，并无其他灾害性气候的记录。据“三年困难时期”在无为县教书的杨金声分析，从1958年到1961年这4年无为县的气象资料来看，无论是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来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来看，既不存在涝灾，也不存在旱灾。当时出现的大饥荒完全是一场人祸。[19]

    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情况下，由于政治高压的存在，各地干部对农民实行了“饿死也不开仓”的政策。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谁要是擅自开仓，轻则开除党籍、公职，重则挨批斗，甚至被整死。与此同时，干部们对私藏或偷取粮食的农民则严惩不贷。干部们认为，农民家中若藏有粮食，就肯定是偷来的，一经搜出必遭毒打。有些农民将晚上从田里偷来的粮食用瓦片煮烧（铁锅已被砸碎用于“大炼钢铁”），干部们发现谁家有炊烟，即蜂拥而入，砸打一气，并将偷食者拖入食堂吊打。干部们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而土地是共产党的，所以野生植物也是共产党的。干部对偷食小孩也不肯放过。无为县南乡有一小孩，因饥饿难耐，大白天爬到生产队田边偷食田中稻种，被生产队长发现，冲上前去，一锹铲下去，将偷食小孩的右手四指齐刷刷铲断。后来张恺帆到无为调查时，经群众举报，这两位村干部被逮捕。

三、从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到饥民食尸

    “三年困难时期”，饿、病、逃荒、死亡，都不同程度地波及全县。首先，因人民公社留存的口粮严重不足，社员收割后就近乎断粮。接着就出现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现象。因为人口骤减，进一步导致土地大量荒芜，粮食连年减少。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7亿斤，1959年为4.5亿斤，1960年仅4.0亿斤。[20] 据无为县志记载：1960年春，由于“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加之浪费严重，城乡居民口粮严重不足，发生了浮肿病，一些地方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严重情况。[21] 人口外流以石涧、陡沟、蜀山等区为甚，蜀山区得胜乡小坳第四社桥头坟和双泉两个生产队，就有45%的农户流往江西省。[22] 当时社员饿得没有办法，只好找树皮、树根、蒿草、糠秕、蕨类、小鸡草等野草野物充饥，实在没办法时只能大量喝水充饥，结果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饿死，昆山公社的非正常死亡率约27%。“三年困难时期”无为县的人口总数连年下降。除了干部家庭的妇女外，绝大多数妇女都不再能生育，在这3年中群众家里出生人口寥寥无几。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据《无为县志》记载，1957年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而1960年年底仅余662,557人。

    据笔者在昆山乡大范围内调查得知，当时几乎每村每天都有饿死人现象。在冬春季野外没有可供偷食的农作物，若粮食再供应不上，大多数农民就只有坐以待毙；若是在夏秋季，农民们如果不想被饿死，晚上都出去偷正在生长或收割的农作物，当时这是普遍现象。在饥饿的逼迫下，人们已经没有了羞耻感，每到收获季节，晚上田野里到处都是偷食的人群，大都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如果是群众碰见群众，彼此都心照不宣，因为都是出来偷食的，一般不会互相检举；一旦群众碰上干部，不等对方看清自己就得拼命逃脱，否则落入干部之手，就难逃惩处。有许多人因此即遭捆绑拖入食堂吊打，还有许多妇女因偷食被干部揪着发辫倒着拖，沿村饶圈，或将妇女的头发剃成阴阳头，许多妇女不堪其辱，精神失常，甚至自杀身亡。

    据苏老村苏秀芳[23]回忆说：当时苏老村至昆山街沿途3、4里路，每天都见无人收埋的尸体十几具，要么是其家人已全部饿死，要么是家人因饥饿无力挖坑掩埋亲人的尸体。因此，各大队不断组织人民公社社员专门掩埋尸体，因尸体太多，埋尸的社员也饥饿而空乏无力，只将尸体草草掩埋。荒野常见不知是饿狗还是饥狼刨土扯拉啃咬尸骨的惨境，人见了也无力去驱赶。据她说，苏老村原有570人，到后来因饿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2百多人，好几户人家死绝。苏秀芳一房（共一个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其中饿死和被折磨死53人。她母亲死后，她的弟弟时年2岁，依偎母尸旁，嗷嗷待哺；为了多领得一勺稀饭（当时他们村按人口到食堂领取口粮），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亲的尸体，与家人同卧一床，不让别人知道她的母亲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领取一勺粥水，从而使姐弟俩得以苟延残喘，度过危机；后因尸体腐烂臭不可闻，才埋掉她母亲的尸体。据笔者在昆山乡内随机访谈，当时为了多领取一份粮食，几乎每村都有苏秀芳家这种情况。据程长水回忆，他居住的村子原有人口327人，吃食堂期间，饿死加上外流，全村后来只剩下70人，好几户人家绝户。

    基层干部常把外流人员和因饥饿而死绝的家庭之住房拆毁，以取得木料和茅草作食堂燃料。所以当时各村都见残垣断壁，房前屋后，杂草丛生，低矮的茅屋和残垣断壁掩映在茂密高深的草丛中，常有野兔出没其中，一片荒凉萧条景象。

    饥饿使许多人变得野蛮和残暴，为求生存，不择手段。曾任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南北美洲巴西营养研究所所长的卡斯特罗教授曾指出，“没有别的灾难能像饥饿那样地伤害和破坏人类的品格”，“人类在完全饥饿的情况下，所有的兴趣和希望都变为平淡甚至完全消失”，“他的全部精神在积极地集中于攫取食物以充饥肠，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危险”，“而且对于环境的一切刺激所应有的正常反应完全丧失消灭，所有其他形成人类优良品行的力量完全撇开不管，人类的自尊心和理智的约束逐渐消失，最后一切顾忌和道德的制裁完全不留痕迹”，“其行为之狂暴无异于禽兽”，盗窃、抢劫、卖淫以及其他一切道德堕落越轨行为，“或多或少都是饥饿对于人类品格的平衡和完整所起的瓦解作用的直接后果”。[24]

    这些现象当时在无为县全都出现过。一位当年对形势不满而遭到政治迫害的焦水云在1983年3月22日写的申诉材料中提到了他在“三年困难时期”看到的情形：“有一点吃的，老子抢儿子的，儿子抢老子的，弄得不成一家人”[25] 现任涧李小学校长的谢益文说，当时他父亲是生产队长，且在食堂工作，每次从食堂回家带些米饭之类的粮食，放在家中柜子里锁藏起来，等自己饿时再吃；而对几滴米未进、一直囔着叫饿的两个儿子置之不理，结果他的弟弟被活活饿死，自己后来被叔父救济才活了下来。据苏秀芳说，她的堂妹饿死后，她的二伯以收埋尸体为借口，将尸体带到苏老村村后山冈上，割下尸肉煮烧食用，而将尸骨仅草草掩埋，苏老村许多村民都看到这一幕。据夏可文说，无为县城有一货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当时叫“投机倒把”），经常将赚的钱换一些食物藏在货郎担子里自己食用，从不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吃；每当他的妻子和儿子向他求食时即遭他的毒打，并扬言要杀掉他们母子俩；妻子饿得快要死的时候，趁丈夫熟睡之际，与儿子一起用绳子勒死他，以夺取食物。后来无为县公安局破了该案，周边群众纷纷要求减轻对这母子俩的处罚。据昆山乡新华村村民反映，当时该村有一老妇，一日邻居偶进其屋，见老妇人正在吃肉，忙问其来源，老妇良久不语，后在干部的追问之下被迫说出实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虎毒尚不食子”。“大跃进”竟逼得母亲腌其亲生子尸以食，由饥饿导致的人伦之变异，真是骇人听闻。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据时任无为县看守所所长的胡大海对夏可文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情都有，但大都是因为饥饿的原因”，“无为西乡有一大队书记，以捆绑毒打社员而出名，深得群众怨恨。该村有两名社员因饥饿加仇恨，将这个书记七、八岁的胖乎乎的儿子杀吃了，后无为县公安局破获了此案”。

    历史已经过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了我们严酷的教训。

【注释】
[1] 无为县在安徽省中部，当时行政上隶属于芜湖地区，现在隶属于巢湖地区。该县地处江淮之间，地形平坦，水利方便，自然条件利于农业，历史上一直是鱼米之乡。
[2] 无为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无为县志》，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2-343页。
[3] 出处同上，第28页。
[4] 夏可文，男，76岁，现居无为县无城镇上河街18号。“三年困难时期”曾任无为县粮食局主任。笔者曾于2004年8月份与夏可文多次交谈得知，他因工作需要，“三年困难时期”经常下乡检查统计粮食产量情况，经常与基层干部和农民打交道，所以对当时农村和农民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现在讲述起当时的事情来，仍然记忆犹新。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为笔者提供了许多真实的一手资料。
[5] 1958年8月20日《无为日报》（号外）刊登。
[6] 出处同注[2]，第126页。
[7] 出处同注[2]，第126-127页。
[8] 出处同注[2]，第85-86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31-432页。
[10] 出处同注[2]，第87页。
[11] 当时市秤1斤是16两，每两等于公制31.25克。
[12] 出处同注[2]，第600页。
[13] 出处同注[2]，第601页。
[14] 出处同注[2]，第323页。
[15] 黄立众是无为县昆山公社芦塘黄村人，原为北京大学学生，因被划为“右派”而遭开除学籍，回乡后因对“大跃进”不满，在当地组织了“中国劳动党”。其活动于1961年被破获，黄立众等8人当时即被逮捕判刑，对此案的追查一直延续到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来当地政府承认，打击面过宽，造成了大量怨案。这段话引自黄立众写的“告全国同胞书”，见无为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案卷，现藏县人民法院，档号10120。
[16] 出处同注[2]，第602页。
[17] 出处同注[2]，第127页。
[18] 出处同注[2]，第88页。
[19] 杨金声，“我亲历的的瓜菜代生活”，《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第41页。
[20] 出处同注[2]，第127页。
[21] 出处同注[2]，第27页。
[22] 出处同注[2]，第126页。
[23] 苏秀芳，60岁，现居无为县昆山乡莲花靠山村，访谈时间是2003年8月19日。
[24] 约绪·德·卡斯特罗，《饥饿地理》。上海：三联书店，1959年译本，第63-66页。
[25] 出处同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