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今日与昨天

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关系是西方社会讨论了两个世纪的话题。在中国这个政治运动与政治动员几近泛滥的国度，这一话题难得一见于著作文章。本期所刊各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国家权力的今天与昨天以及它与民众权利之间的关系。

    何清涟的文章“国家角色的嬗变：政府作为的非正当化趋势分析”，通过剖析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征地拆迁过程，揭示了一个中国至今无人肯说破的问题：国家权力已经嬗变为政府剥夺民众生存权利的手段，不少法律、法规也堕落成为这种剥夺服务的工具。这篇文章的深刻性还在于其揭示了一点：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有双重含义，除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之外，还应该包含统治手段的正当性。如果说排拒民主政治只涉及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是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那么统治手段非正当化的情况下，连当局许诺给民众的生存权利亦难以得到保证。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异化并非始自今天，早在四十年前发动的“文革”时期，国家权力对民众权利（包括生命权利）的剥夺便肆无忌惮。

    宋永毅在“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一文中，澄清了一个误解，即刘少奇仅仅只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这篇文章展示了被刻意掩盖的重要史实：“文革”前中共重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彭真等人不断为毛完善阶级斗争理论添砖加瓦，“四清运动”中刘夫人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在方法、思想与斗争形式上为毛的“文革”提供了经验，最后成了毛用来打倒刘少奇的利器。丁抒所写“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一文，通过叶剑英“文革”初期的际遇，揭示了毛与党内、军内高层领导之间实际上只是封建君臣关系的现代版。这两篇文章展示的历史让人看到了上层“文革”的真相：被害者在受害之前往往都是害人者，不管他们如何位高权重，一旦他们供奉的“神”想将某人送进“政治绞肉机”时，便立刻群起对昔日的旧部同僚落井下石，以求自保。

    程映虹、程晓农的文章均填补了“文革”研究的空白。程映虹在“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中，介绍了中共在“文革”期间花费巨资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革命”的“丰功伟绩”：用毛的“革命理论”训练第三世界国家毛派分子，大量输送武器与其它资源，或策动内战政变，或制造血腥屠杀。作者的总结堪称画龙点睛之笔：毛式“革命”之所以只能在落后国家与地区找到追随者，是因为其“革命”思想包含着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差别的恶，无法在具有成熟理性的社会群体中找到大量追随者。

    程晓农在“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一文中揭示的问题，远不止是毛式“文革”与苏式“文革”的关联和差异；他还指出了“文革”蕴含的破坏和毁灭自由文明的原始性渴望，其实根植于共产主义理论的文化专制。而中国的“文革”之所以远比苏式“文革”恶劣，乃由于中共的文化素质远远低于苏共，毛泽东本人又有反智与反文明情结。

    “文革”肆虐之时，中国的政治上层与政治贱民一起蒙难。前者的蒙难成了后“文革”初期的控诉主题，而让后者肉体消失的集体屠杀却少有人关注，至今在海外也只有寥寥数种报告文学与回忆述及这类集体屠杀。苏阳的文章“‘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作者通过分析大量地方志，尽可能地梳理了这类集体屠杀中被害的人数与群体的政治属类。可以说，能够将“文革”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史实，不是毛对政治上层的迫害，而是这类权力假普通人之手对弱者的无端屠戮。

    徐贲的文章戳破了一个中国的流行神话：“文革”是一个分配平等的社会。作者指出，“文革”时期从来就未实现过所谓分配正义：阶级路线使社会成员丧失了机会均等，任意剥夺人的财产与工资收入使人们丧失了财产权利均等。而统治者将贫穷与愚昧设定为人民的合乎道德理想的生活模式，民众被要求在物质生活上艰苦朴素，精神上与所谓“封资修”即一切文明绝缘；而政治高层却从未受过这类限制。“文革”时期，国家对人的一切需要（生理需要与精神需要）实行干预与控制，实际上是对人的最大羞辱。

    世界的昨天与今天都说明一点：如果民众缺乏人之尊严，国家权力的强大并不能使国家强盛荣耀；只有民众的人权得到保障的国度，才能在国际社会受到充分尊重。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主诉只见富国强兵之谋划，未见伸张民众权利之主张。这样的强国梦应该终止了。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