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与收获之间

在中国，改革开放作为国策，早已成为一句套话。然而，人们似乎很少想过，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的同时，为什么改革不能带来对内开放，而是走上了与之相反的道路？本期的几篇文章都涉及到这个重大问题。

    何清涟的“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是她为本刊编辑部即将出版的论文集《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撰写的序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了自1978年至今中国人的“改革共识”从形成到破灭这一过程。作者指出，以“先富带后富”为主诉的“改革共识”确实曾是中国人的政治共识，一度起过强大的凝聚人心作用。但经历过90年代以来执政集团在“改革”口号下肆意侵夺公共财这一缺乏公正的资源再分配过程之后，所谓“改革共识”早已破产。作者指出，任何社会转型都无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构建以政治共识为核心的社会共识，以求达成新的社会认同，而中国目前正好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制度性无出路的困境。

    应克复在“论中国现行代议制度之改革”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弊端的总根源在于权力运行的双轨制，以及党凌驾于全国人大这一名义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者指出了人大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违宪问题，还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如政协功能的转换，在全国人大中设立宪法委员会，在全国各地设立宪法法庭等。

    张其鸾的“《出版管理条例》评析”是一篇有多重价值、颇值细读的文章。作者指出，《出版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不仅与宪法及有关法律相悖，更与国际社会有关新闻自由的通例背道而驰。该文提出几个重要论点，如出版自由先于宪法与宪政；民主最重要的涵义是指在民主制度下能够毫无拘束地批评政府。如果说何清涟的“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雾锁中国》）是第一部用实证研究方式揭示当前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专著，那么这篇文章则可能是中国国内的学者从法治角度系统地阐述出版（新闻）自由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开篇之作。

    吴国光在“多重的真相还原──何清涟新著《雾锁中国》与中国媒体研究”一文中，指出何著对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所做的三个独特贡献。而吴文的价值更是远远超出了书评本身的意义。作者80年代曾先后在《人民日报》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任职，他对“喉舌论”、“导向论”以及中国当局控制媒体那种与时俱进的精致化所造成的认知混乱，均有深刻独到的分析。胡平在“从认识媒体到认识中国”一文中，用“鱼群与渔网的关系”这个词形象准确地描绘了中国当下的媒体控制与反控制，并指出，少数“聪明”的鱼依靠钻网眼获得“言论空间”，其实并不能粉碎渔网。

    赵胜忠在“当代中国统计失真的类型分析”一文里，挖掘了中国统计数据失真的制度根源。作者通过分析中共建政后不同历史阶段统计数据失真的主要原因，归纳了技术性失真、政治性失真、利益性失真的特点，指出统计失真源于种种将政治利益与统计结果挂钩的制度安排，因为政治和利益至上的需要压倒了统计的技术准则。──读该文时再参照阅读吴国光一文，就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在构建“超真实”的“真实世界”时，那些具体“细节”包括数字等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本期还刊载了三篇有关中共推行“土地改革”的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中共利用有组织的暴力重组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过程。纪程的“‘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一文，分析了阶级话语在中共重塑农民观念、发动阶级斗争、重新分配乡村权力与改变乡村社会结构这一过程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莫宏伟对大量档案文献钩沉抉微，写成“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一文，还原了当时苏南地区土地改革的原貌。而行龙与刘素林在“二元叙事与土地改革”一文中，比较了两本由不同政治背景的美国作者在不同年代撰写的有关中国土地改革与农村变迁的著作，并通过评述其间异同提出了一些重要论点。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农村半个世纪的变迁，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变化：半个世纪前，中共必须用阶级斗争话语重塑农民的观念，才能颠覆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社会秩序；今天，除了当年的一些“积极分子”及其后代成了乡村精英之外，广大农民依旧贫困，只是剥削农民的主体已非当年的地主，而熟悉阶级斗争话语的当代农民，则比他们的前辈更清楚地知道自身困境的原因。

    历史与现实，其实就是播种与收获的关系。播下龙种，收获的也难免会有跳蚤，更何况播下的本不是龙种。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