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改革，认识中国

本期文章涉及面甚广，从现实政治、公共政策直到对历史上中共如何构建政治话语的剖析，展示了一幅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宽阔画卷。

    吴国光在“构造‘民主工程学’：再论县政中国”一文中强调，“县政民主”的本意在于寻找民主政治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发生机制与实现道路，其基本诉求之一即扩展县的治理功能，在中央与县级政府之间的权力与功能划分上颠覆原有的中央集权治理框架。作者指出：由于县级民主较容易具有更高的问责性，接近民众，因而更具现实意义；在地方政治中，公民社会和一般公民有更多的日常渠道影响决策；县级民主是民主转型的生长点，同时也是全国民主转型的支撑点。地方民主一旦实现，将强有力地推动全国民主化；而且这种动力一旦形成，其强大程度将远远超过公民社会、中产阶级等现在被反复强调的民主动力因素。

    何清涟撰写的“当代中国‘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是她为“中国人权”撰写的研究报告的一部分。作者首先剖析了“社会结构性紧张”是中国黑社会组织大量滋生的土壤，然后从保护主义政治与国家资源分配关系入手，分析了中国黑社会组织在以警界为主、包括其他各部门的官员保护下，如何从零资本起家进而垄断各地利润丰厚行业，以各种手法向政界渗透，在一些地区及行业如何形成黑白共治的局面。作者指出，要理清政府统治手段非正当化这一政治嬗变的脉络，就得了解黑社会组织与官场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否则便无法理解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

    中国的改革始终存在一个最大的误区，那就是以为效率导向乃唯一指针。事实上，任何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无不隐含社会政策，而隐含着的社会政策是否真正体现社会公正，是评价改革正当性的一个最基本指标。中国关于改革的反思已历数年，却始终在“要不要”改革的肤浅层次徘徊。本期杂志刊登的徐道稳“改革中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一文，说明了改革中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并就如何展开改革中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讨论提了一些初步意见。由此出发，关注中国改革走向的人们或可就这个要害问题开创一个认知新区。杨光的“‘改革’造成的‘新三座大山’”一文，深入剖析了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的不良社会后果及其政策原因。此类案例事实上否定了“改革天然合理论”，引导人们思考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改革中社会政策价值选择的偏差如何造成了社会不公，并威胁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进一步的思考就涉及到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有利于保持改革中社会政策的公正性。由此出发，社会公正就不再是抽象的口号了。

    樊百华在“学者们的中国问题──读何清涟《雾锁中国》”一文中，阐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细致深入的观察。作者在概括了学界各类主张背后隐藏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动机之后，指出“问题推动思想学问”才是一位良知学者的基本责任。他认为，中国学界目前的“承认既得利益”、“秩序至上”、“顺从强权”等各种主张的共同问题是放弃了对社会的正义关怀。徐海亮的文章介绍了宋永毅筚路蓝缕、经多年辛苦工作最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助下完成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范今朝的文章指出，中国的行政区划体系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上最复杂的政区形态，主要是由于行政区划变更背后潜藏着利益之争；只有当土地等资源的产权真正明晰，作为政治体制和公共管理外在框架的行政区划体系才能够结束目前这种不合理状态。于文静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媒体上议论颇多的“福利腐败”，并指出，“福利腐败”其实不是通常所说的腐败问题，而是因约束机制缺陷而出现的对国有企业、公营机构和政府机构公共资源的变相侵吞。曹聪的文章对中国院士制度的弊端作了剖析。作者分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一精英群体与“党─国”之间的关系之后指出，他们是政治现状的的受益者，“民主化与科学精英之间有着必然联系”这一假设不仅逻辑上有问题，而且被现实所否定。王建平的文章试图分析中国中产阶级的内心世界，认为他们既面临其他国家中产阶级共同的困惑，也遇到了中国目前社会环境里独有的焦虑。

    李巧宁的文章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如何构建“中苏友好话语”这一独特视角，深入分析展示了中共的政治宣传文化。此文虽然是回顾历史，但读者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那时政治话语的构建手法与后来政治宣传及洗脑工作的相似性。

    从这幅宽阔的画卷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的今天与昨天，还能从中管窥到中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