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

由于人们对当下中国的改革现状深感失望与不满，80年代的改革日益被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然而，中国的改革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起点上启动？回首80年代那些思想理论界的轩然大波，如“真理标准”的讨论、“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波谲云诡、令多少人荣辱沉浮的大事件，从中能得到什么启示？从那一思想起点艰难跋涉至今，中国又走了多远？

    为了抢救历史记忆，本期特别刊发了苏绍智先生的回忆录“超越党文化的思想樊篱”。苏先生1988年以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参与过中共一系列思想理论界大事件，如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6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也因此，这篇回忆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承袭了毛时代的政治特点：欲在政治上立稳脚跟，先得在理论上抢占制高点。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为重登政坛寻找政治合法性，成了邓小平以及拥邓派系的第一政治需要。于是，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熟悉“经典著作”的一些党内理论家因时代原因成了当时的理论界明星，其中几位不囿于教条且能独立思考的杰出人物更是成了当时立于潮头浪尖的时代弄潮儿，苏绍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回忆录记述了他怎样在时代风暴裹挟之下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又如何在经历了毛时代无数政治运动之后逐渐突破思想樊篱，最终由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转化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透过此文，读者不仅可以从中看到毛统治下的中国是何等闭塞落后，意识形态管家们又是如何不学无术、冥顽不灵，还可以看到中国的思想解放是从一种怎样低的起点如何艰难地向前一点一点地挪动，而每一点挪动几乎都是以一批学者作为政治祭品而换来的。何清涟撰写的“在思想之路上永不停息的跋涉者”，除了从侧面介绍苏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贡献之外，重点介绍了他在1989年被迫远适异国以后，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中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从事学术研究，最终在其晚年完成了从信仰者到研究者的思想涅磐。

    与权力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不仅仅是知识界前辈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当今中国知识界仍然面临同样困境。徐友渔的文章“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比较了在中国语境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思想理念以及行为实践上的种种差别，并尖锐地指出，对自由主义坚持启蒙、理性、法治、现代性这些人类普世价值，“如果说儒学是从前现代的角度批判以上价值，新左派则从后现代的角度进行批判。在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前后夹攻中，二者找到了可以配合的共同点”。如果说外界一直不理解中国当局为何对自由主义言说始终以各种方式打压，却对“新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网开一面，那么这篇文章可以提供部分解释。

    裴毅然在“当代中国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矛盾的由来与后果”中，回溯了中共挟政权之威推行以“利用”、“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实践及其严重后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分析了20世纪初以来知识界思想演变的轨迹，从受民粹主义与劳工神圣论的影响过度自我贬损到拥抱共产主义，其结果不仅仅是知识人士自身的灾难，而且是文明的退化。

    洪浚浩在“中国的网络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与政府的互动”一文中，以海外学人的眼光敏锐地抓住了政府利用网络管制手段，在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上，较成功地营造了以反美、反日为主诉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指出这种情绪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在民主国家媒体业有其双重性：从其社会属性来看，媒体业号称“第四种权力”，履行社会监督的功能；从其资本属性来看，媒体作为一种产业，有其追逐利益的一面。这双重属性之间如何平衡，完全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尹连根等作者在“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一文中，揭示了中国媒体业在其社会功能完全被压抑变形的情况下，媒体从业者如何利用“第四种权力”的特殊性长袖善舞，通过各种途径追求利益“变现”。刘莫鲜的文章“在虚假广告的背后”，不仅揭露了媒体公然堕落为骗子的同谋，还揭示了中国政府管制能力严重弱化这一现实。

    林彪出走事件是毛泽东神话破产的转折点，官方对此事件的解释漏洞百出，疑点甚多，此案堪称中共建政后的最大疑案，也因此是中共党史研究中至今讳莫如深的话题。丁凯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一文，介绍了近年来海内外对该事件的最新研究与分析。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