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之路上永不停息的跋涉者――介绍苏绍智先生晚年学术思想及近作《民主不能等待》

经历过80 年代中国思想启蒙的人，只要熟悉当时理论界那尖锐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必定会记住苏绍智先生的名字与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1989年，他是朝野皆认可的“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外研究中国的圈子也常根据他的言论来预测中国的改革风向。

    1985年我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那一年经济系邀请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的苏绍智先生来演讲，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那时复旦大学学术气氛浓厚，慕苏先生之名而来者极多，一个能容纳三百余人的大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走廊与窗外均站满了人。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讲过程中，不时响起听众自发的热情掌声。尽管记忆随着时光流逝而磨损，但苏先生那次演讲的内容我还记得不少，其中印像最深刻的是苏先生所讲的这么一段话：我们经常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但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是隐性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干部除了货币收入之外，还有大量非货币收入，级别越高，非货币收入也越高；一个高干的工资看起来并不高，比如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过三百多元而已，但如果将其保姆、司机、保健医生、厨师、住房……等所有一切都折算成货币收入，再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收入相比，中国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实际收入差距比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要大得多。他还谈到，共产党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政治虚弱的表现，要广开言路，真理越辩越明，等等。

    80年代中国政治风云多变，思想领域更是“几月人事一番新”。当时有好几位学者公开提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主要是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找到一些与党以往的解释不同的提法；而苏绍智先生则不同，象他这样公开直接地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不平等，当时十分罕见。苏先生之所以成为1979年到1989年间中国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总是敢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省。

    1988年11月初，苏先生访问英国归国路经深圳，我有机会就中国改革问题当面向苏先生请教。我问苏先生对邓小平提倡的“摸着石头过河”有何看法？苏先生很干脆地回答说：“中国改革缺乏总体方略，朝什么方向改革一直模糊不清。改革之初有如人在扬子江边，还有石头可摸，现在改革都到了扬子江江心了，哪里还有石头好摸？一场事关这么一个大国、牵涉十多亿人利益的改革，哪能没有一个总体方向与改革方略？这样改下去，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我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写成了一篇采访。当时程翔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他非常关心中国改革的前途，遂将这篇采访分三次发表在《文汇报》头版。前后不到20年，苏先生与我均先后被迫流亡海外，如赤子般爱国的程翔处境更惨，被中国当局栽上污名入狱――今日中国之世事无常，竟至于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预见到，几个月以后中国将发生一场震惊世界且逆转改革方向的“六四”事件。但那时苏先生对改革前景的忧虑之情却让我明显感觉到，他其实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这场缺乏方向与政治体制内涵的改革并不看好。

    一个多月后，“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于198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所有被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之名的学者均抵制此会，苏先生却选择“单刀赴会”，在会上慷慨陈词，发言内容涉及到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对“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评价，以及为“文革”以后受到打压的理论研究者鸣不平等当局禁忌的话题。《世界经济导报》刊登了他的发言。自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中国知识界曾一度沉寂，苏先生此举一时传为佳话。

    1989年的春天，北京波澜迭起。一些追求民主的知识界名人不断发起各种签名信活动，以苏先生的德望，这些活动自然都不会置身事外。再后来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苏先生不得不走上流亡之途。至今老人已白发苍然，尚无法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国。尽管我们之间不多谈及这个话题，但我理解老人的心情，他乡明月再好，总不如故土山水亲切，更何况一位毕生以国家为念、被逼辞国的老人呢？

    了解苏先生的思想历程，对了解中国当代思想史很有帮助。

一、几历蝉蜕的思想历炼

    在所有社会科学流派当中，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并不为人类提供终极价值，只有马克思主义塑造的“共产主义社会”被解释成“天堂”，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具有类宗教功能的社会科学体系。由于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化，它几乎成了共产党国家民众的唯一信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童都背诵过小学课本上的白话诗“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生活成长的知识分子，往往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这一观念。直到他们深深为现实所困，其中的一部分人才开始了对共产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论的反思，于是成为“困而知之者”。而苏先生在“困而知之”以外，还多了一点，即“学而后知”，他多年浸淫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与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中，结合自己的深入观察，对共产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多有非常精辟且发人深省的独到见解。也正因为如此，他被中共党内那些思想僵化、不学无术的“左王”视如眼中钉、肉中刺。

    苏先生的经历有别于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1949年中国鼎革之际，他刚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那时还未取消学位制度，因此他也就成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经济学硕士之一。当时他所接受的教育并非后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西方经济学，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均是他后来在自己的教学研究中所接受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与了解，使他在“文革”前的十余年中一直是中共重用的青年才俊，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研究――不过那时不叫“智囊”，只叫“写作班子”，因为当时全党甚至全国只允许有一个大脑，即毛泽东，其余的人只能供毛驱策，再等而下之，只能接受毛思想的灌输。“文革”开始后，苏先生彻底“靠边站”了，他远离“写作班子”，却有大量时间思考探索，这才有了后来1979年到1989年这段意识形态斗争中如磐石般屹立的苏绍智先生。

    对于自己从1949年直至1965年间的研究经历，苏先生自己曾有过总结。他谈到，自己虽然迭经运动，“不免小风小浪，并未遭灭顶之灾，原因之一就是我讲课和文章中的论点多系阐述马列主义原理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要求。回想往事，无论教书与撰文，其实并无推动社会进步之作用”（《民主不能等待》之自序，以下同书只注页码）。当年被毛统治下的革命思潮裹挟的知识分子大都写过不少这类文字，但很少有人能如此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较之那些在“文革”中红极一时，而不知反思甚至文过饰非者，其瑜自见。

    苏先生思想之重要变化始于70年代中后期。那时秉承毛时代遗风，党内权力争夺必须包裹理论外衣，以表明自己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即孔子所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就是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何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苏先生凭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尤其是不拘泥于党八股的领悟，参与了中共党内理论界的几次思想交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转化

    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八、九十年代与中国老一代党内知识分子如苏绍智、王若水、刘宾雁等过从甚多，对他们晚年的思想趋向了解颇深。他曾如此表述这三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刘宾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信奉者，王若水是一位坚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苏绍智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若以这三位先生晚年的著作或其思想表述来看，麦克法夸尔的这种概括是相当到位的。王若水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他晚年的重要思想自述，他本人也将这篇文章视为自身思想信仰的涅磐之作；刘宾雁先生去世前几个月，美国一华文媒体曾以“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专访旅美著名作家刘宾雁”为题发表过一篇访谈，介绍了刘宾雁先生晚年的思想历程；而苏先生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转换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清晰可辨的思想足迹，在中国这种以思想异端入人以罪的国家，他这种思想转换需要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鲍彤曾记述了一个情节，“1987年夏天，有人以‘中纪委’的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建议开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当时我以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的身份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1]但当时的中共高层，老人政治当道，极左势力极大，赵紫阳的淡化处理还是没能保住这几个人，中纪委最后还是作出对四个人的处理决定：苏绍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王若水除名，吴祖光劝退，张显扬开除。

    那么，苏先生“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0年代，苏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工作时，提出一个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想法：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马列所，与作为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的马列学院应该有所不同。马列学院的任务是证明、确立共产党领导层所坚持的马列主义论点，并以之宣传、教育群众从而维护共产党统治与政策的合法性；社科院马列所则是以马列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独立的、自由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使思想得到解放，克服唯上是从和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有所前进。进而，苏先生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不是绝对真理。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乃指导一切思想的“理论基础”，其实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在世界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科学众多学派之一。苏先生的这一看法在国际学术界属于常识性认知，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官方话语中马克思主义还保持“指导思想”的地位，但凡有点头脑的学者实际上也不再将其视为“科学的科学”。但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各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当作“圣经”，每遇问题或者争论，都要到经典著作中去求证，以获得片言只语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在这种“理论研究”氛围中，苏先生提出上述看法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勇气。

    第二，既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社会科学，就应该像对待其他理论一样，用现实来检验或证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与发展中将不断得到修正，这是正常的，不是“修正主义”。这些观点其实也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看法，更是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圈的共识。但是，那些对自己的执政行为缺乏自信且僵化不学的政治领导人，听闻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和“可以证伪”便产生恐惧，担心共产党的合法性被否定，因而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势整人禁言――苏先生当时说这些话极具挑战性，是针对中共不断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而言的，其批评锋芒直指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守势力。

    第三，“马列主义”的提法是不对的。马列并提而形成马列主义这个概念，是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有的。这个提法把列宁主义当作那个时代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把二者等同起来。事实上，列宁主义不过是在俄国这一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国家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之一，其特点是崇尚暴力专政。列宁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而斯大林主义更是极大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这些在今天看来寻常的话语，在80 年代的中国却深犯政治大忌。当时，邓小平为评毛定了“功过三七开”的调子，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崇尚实用且并无多少理论兴趣的邓小平没有意识到，他这一禁条其实给中国的改革设置了一道很大的思想障碍。因为在中国，要改革就得否定“文革”，就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奉行的极左思想路线；而要评毛，就必然要涉及马列主义，因为毛泽东定下的基调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毛泽东对斯大林主持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极为推重，理论界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变种。自从苏联在50年代中期推动“非斯大林化”运动以来，国际上的左翼阵营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多有批判。中国理论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但却避免比较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同质性，在中国批评列宁主义仍然是个理论禁区。说起来更有意思的是，当时许多人在马列“经典”著作中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找理论依据，竟然搬出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秉承了当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这一观点的讨论，当年不仅是马列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史学界世界现代史研究的热点。如此“研究”，无论今天看来多么不经，这就是当年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起点。而在当时，苏先生能就马克思主义提出上述三点看法，不啻佛门中说的“狮子吼”。

    当年苏绍智先生提出这三点，对中国思想理论界去马克思主义之魅极其重要，可说是从内部攻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城堡，所以中共左派对苏先生领导下的社科院马列所恨之入骨。“左王”邓力群在近年出版的《邓力群自述》中谈到，当年社科院建立这个所时，“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后来一段时间却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第一所。”

    在这一点上，虽然不必要象毛泽东那样走极端，如“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但在邓力群这类顽冥不化者看来有如罪状的“反毛泽东思想”，正好是中国人在告别思想蒙昧时代时早就应该迈出的一步。苏先生在80年代就走出了这一步，这说明他的思想早就突破了中共为他们这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设定的思想藩篱，而邓力群及其落寞的后继者们、包括为当局献计献策要回归“延安道路”的智囊们，其间境界高低，真是有若云泥之别。

三、一段应该理清的理论公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早已被当作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甚至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媒体广为宣传，国人均耳熟能详。但这一“理论”究竟源自何处，由谁正式提出，90年代初期缘何被打入冷宫，后来又如何被当局拿来当作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现在国内学者已不再提及。如同中共历史上很多因人废言的历史公案一样，这一理论也有一段故事。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斯纳（Maurice Meisner）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一直跟踪研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化。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中，他曾梳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被官方报纸推崇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但它决非创新；这一有关中国发展的同样的思想曾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绍智以‘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在1979年就提出来了。可能是‘不发达’一词带有贬义，官方意识形态专家迅即改为社会主义的‘始初的’或‘初级的’阶段。在1981年以后，这一理论被接受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最后，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重提了这一思想”。

    关于苏绍智先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首倡者这一说法，流传甚广。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连我这个刚从学校毕业未久的研究生都听说过。本人亦曾就此事问过苏先生，但是他否认了这一说法。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有一条，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一价值观如今流变为“奏折派”，成为智囊或到中南海讲一次关于社会或人文科学基础知识的讲座，几乎成了对一位学者人生价值的最高肯定。中国当局奉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如今已经是只剩下一个空头口号，但一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其某个观点如果被官方接纳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哪怕仅仅是被某位政府高官赏识，通常会被本人及社会视为一种荣耀。我的同代学者当中，就有人曾因某高官引用过他文章中一个名词而欣然接受了外界视其为“智囊后备”的“待遇”与接待，但从未公开澄清那名词其实并非他的学术原创，直到有人写文章将这一名词的来龙去脉理清并公诸于世为止。苏先生对此却秉持严肃的态度，丁是丁，卯是卯，从不夸大自己的理论贡献，也不掠人之美。正因为上述说法流传甚广，为了给世人留下一个比较客观的研究文本，苏先生于1998年1月亲笔撰写了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的长篇论文，将这一理论的来源以及在中国如何成型仔细交待明白，而且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一文里，苏先生先澄清了麦斯纳的误解，继而考诸多种文献，如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以及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苏先生指出，“显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不发达和发达的提法早就存在，事实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并不是80年代的新发明”；只是由于在毛泽东时代这一理论被长期禁锢，到了80年代才被重新提出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第51页）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在这次会议上，苏绍智先生与冯兰瑞教授做了一个联合发言，题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批判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所提出的“大过渡”思想，重申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和“发达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据此分析了中共左倾路线的根源。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中国仍然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还属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远远未进入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若干政策还是可以恢复的。

    不了解当时中国思想禁锢之严重的后代学者，自然不易理解那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残酷性，因此可能也很难明白，为何这样一个今天看来似乎寻常的发言，会使苏先生在此后十年内受到中共内部的老左派的反复批判。这一发言后来整理成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在思想理论界放了一响重炮，一时洛阳纸贵。大学里讲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教师，只有少数思想解放者才敢向学生介绍这篇文章。中共意识形态大管家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章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组织了大批判，并且不准苏先生与冯兰瑞反驳，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三大”前后，赵紫阳开始大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对这一理论的批判才算结束。但苏先生提出“中国应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一说法却一直受到批判。

    苏先生专门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来龙去脉。他指出，首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说法作理论分析的，是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由赵紫阳委托鲍彤组织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7年1月5日，鲍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苏先生认为此文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创始之作。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第二节中，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为题，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过了若干年，在中共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却只字不提赵紫阳与这一理论的关系。对此，苏先生指出，江泽民“实际上完全是拾赵紫阳的牙慧，并无创新，甚至许多文句都与赵紫阳的报告雷同”；但“中共十五大报告却讳言赵紫阳和中共十三大。……说明中共还走在为在位者改史的旧道上。”（第57－58页）

    尽管苏先生提出的“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颇有渊源关系，但苏先生仍然指出这一“理论”只能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时效性及其先天不足：“中共领导层虽然看到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灾难性后果，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但仍然不愿意承认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何本质性错误，而只是强调中国的条件不够，不宜超越阶段而‘冒进’。因此，中共才搬出了社会主义应分为两个阶段的提法，认定中国还处在初级阶段，……可采取一些灵活的政策，诸如引进市场经济、承认资本主义的一些范畴（如利润、股票、期货、跨国公司）等。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由来，很难说它是邓小平的发明创造。……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中共领导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在是为了应付极左派喋喋不休的共产主义说教的‘煎逼’，抵挡保守派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攻击，使自己处于反左防右的不败之地。”（第58页）

    苏先生对自己有关“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还做了如下反思：“今天看来，我们关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虽然在反对左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在理论上并没有摆脱马列主义的束缚，也没有否定列宁、斯大林的主义制度模式，因而存在不少矛盾和缺陷，经不起理论上的推敲。缺陷之一是，我们仍然肯定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和经济决定论，即历史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严格决定论发展的，而进入每一阶段的时间基本上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事实上，历史比马克思的这个简单的推论要复杂得多。缺陷之二是，关于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即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我们当时认为是正确的；只不过因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太低，只能先退回到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旦生产力发展了，还应进入马克思设想的或列宁、斯大林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绝大部分都与现实不符，而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不但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而且业已死亡。”（第54页）

    基于此，苏先生提出了“究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朝什么方向过渡”的问题。他认为：“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对应的应该是高级阶段，即发达的社会主义；逻辑上顺理成章的推论就是，一旦条件成熟，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还是要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实行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第59页）他历数这一模式的特点，特别是毛泽东将此模式推行到极端而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及其他各方面遭到濒于崩溃的灾难，然后沉痛地问道：“难道中国告别苏联模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苏联模式吗？”（第59页）他认为，苏联、东欧诸国社会主义瓦解的现实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都足以证明：任何国家一旦改革了原先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既不应该，也不可能重返那旧的社会主义模式了。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高级阶段，实际上是种空想，不能成立，根本就不存在再过渡到高级阶段的问题。因而，“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没有意义了。”（第60页）

    目前，在老一代共产党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反思仍然停留在这种模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的，错就错在没有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至于持这种说法的人到底是基于本身的认识局限还是在中国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使用的特殊自保方式，外人实无从知晓。中共党内的知识者甚多，但只有李慎之先生从思想层面，韦君宜女士从亲身经历出发，曾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做了深刻反思。苏先生曾经是中共党内公认的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践后果的反思，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空白。而要做出这种否定自己前半生功业的反思，非灵台澄明且兼具大勇气的智者所不能为。

四、英雄到老难入佛――仍在思想之途上跋涉的苏绍智先生

    苏先生被迫流亡海外时，已逾60高龄。在近20年的流亡生涯中，他的目光始终投向遥远的中国。对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他都倾注了深切的关注之情。“六四”事件之后，对于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失败及中共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苏先生一直在苦苦思考，并时有文章发表。《民主不能等待》一书就是苏先生扶病工作，披沙沥金，从其晚年笔耕中选出50余篇文章结集而成。这些文章既记录了苏先生一生在思想的荆棘之途上的艰难跋涉，又有浓厚的中国时代特色。

    该书按论文思考主线共分为十一编。“中共应告别东亚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贪污腐败探源”这两个专题收集的文章，代表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在“民主不能等待”这一专题的文章里，苏先生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出发，指出只有政治转型才能促进经济转型；如果只进行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改革，消极等待民主阶段的到来，不仅不能等到民主政治，经济改革也将断送。在“苏维埃帝国为什么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绝非救世良方”等文章里，苏先生在详尽论述苏维埃帝国解体的内在原因与共产主义理论的逻辑矛盾之后指出，“一个世纪的实践告诉人们：共产主义绝非救世良方”。

    苏先生穷尽毕生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中历经诸多痛苦磨砺。他的思想历程几乎折射了中共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历程：1978年以前，毛泽东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六经注我”，让马克思主义为毛的专制统治服务。1978年以后，许多研究者开始改成“我注六经”，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找出原著中某句话是如何说，这句话的微言大义又意指什么，毛的说法又与经典有何不同，以求在思想解放之途上获得寸积累进之功。而苏先生与众多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没有在“我注六经”这一阶段上停留太久――有所停留，也是为了当时思想解放的需要――就直接开始了他打破藩篱的研究，最后终于走向大彻大悟。这种大彻大悟并非简单的“我们受了骗”，而是一种有深度的理论思考。

    他曾经用下述几段话来概括他的毕生思考：“一部中国现代史，是寻找并开拓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历史。这条道路艰难曲折，跌宕起伏，却于20世纪中叶堕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魔障。”“不能兑现的空想的意识形态，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极权统治，没有选举、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政治体制，没有市场化、没有竞争、没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纵容特权、践踏人权、扼杀自由的社会，这就是共产党极权政治的概貌。”“世界前进的方向是：在重视人权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在民主政治制度下通过法律形式保障人权”。“民主宪政制度都是广大人民奋斗得来的。决无坐等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民主政治会自然降临之事。中国人民应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之改革，争取建立民主政治制度，通过法律保障人权，把中国人解放成为人，而不再是工具和奴隶。”

    上述总结，可谓掷地有声。这是一位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感悟后的精诚之言。可以说，由于苏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是在“学而知之”兼“困而知之”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其感悟较同时代人更深，反思也更彻底。他与李慎之先生在晚年间相互砥砺的友情，建立于这种相知甚深的同道之谊之上。

    从学术建树的意义来看，苏先生这一代中国学者，包括我们这代学者以至下一代，其贡献与价值并不体现在学术史上，而是体现于思想史上。生活于一个社会价值观念被意识形态教育及宣传严重扭曲的极权社会，人们连了解真实都很困难，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往往是将被颠倒的一切“拨乱反正”，回归到常识上来。所以，要考察与评价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所做的思想贡献，必须将其与当时的制度环境结合起来看。特别要考虑到一个时代因素：自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于中国人而言，最痛苦的是人的思想淘洗。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经历过80年到200余年，每一代人的思想基本上都是通过代际更替自然完成的；而中国近30年的现代化历程，除了浑浑噩噩者之外，每一代人的思想转换有如精神炼狱，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落后就可能成为思想化石。我曾读过一首诗，那是作者形容自己思想历炼之苦痛的：一切都已成形，一切都不稳定；生中死，死中生；生无穷尽，死无止境。“文革”时期不少善于思考者，现在有如思想活化石。而象苏先生这样，一直虚怀若谷，以博大心胸观人照物，一直不停思考并时有思想火花迸出的前辈学者，确实有如人中之檀。

    在当年中国思想界起点非常低的情况下，苏绍智先生将自己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一角色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走出了中国追求民主的可贵第一步。作为后学者的我辈，不应当忘记以苏先生为重要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披荆斩棘，在中国的思想莽原中为开出一条新路的努力与尝试。正是苏先生这些可敬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筚路蓝缕所做的奠基工作，才使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有了一个较高的思考起点。

    记住他们这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记住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史。

    苏绍智，《民主不能等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1世纪中国丛书（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1月出版。

【注释】

[1]鲍彤，“咫尺天涯忆紫阳”，《议报论坛》，200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