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社会与不变的国家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例如权贵集团与其它社会群体之间日益明显的利益分化、意识形态说教的贫乏失灵、农民工大量进城谋生但其权益遭到漠视等。面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国家治理却鲜有实质性的调整或变革，于是，诸多政治社会矛盾应运而生。认识这些矛盾的根源，是深入理解当前中国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本期大多数文章围绕这一话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作者们剥离各类矛盾的表象，剖析了隐蔽在表象背后的中国政治的真实特征。

    利益表达机制是现代社会里国家与社会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支柱。冯繁的文章系统分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利益表达”的类型及有效性，从这个角度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征作了独到的分析，为了解中国政治制度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基本结构提供了一个框架。作者指出，现行政治制度通过各种方法阻塞了民众和民间利益表达的必要管道，或者消解合法的利益表达管道的实质性功效，同时充分保障官僚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冲突频发，社会矛盾丛生，冯繁的文章从制度层面对此作了系统性的解释。

    应克复的文章从剖析中国目前政党制度的实质入手，分析了“一党专政”的内在弊端，以及在民众权利意识觉醒、权利诉求活跃的状态下现行政治制度面临的困境。

    国外和国内一些浮于浅表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表面规则（即“显规则”），却很少认真挖掘归纳具有实质性功能的“潜规则”，更难得有人比较中国现代政治中“显规则”与“潜规则”的差异和对立。事实上，解读“中国特色”现存制度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识别并区分这两类规则的功效，而缺少这种分析能力的研究者难免会得出“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的结论。冯繁和应克复的文章都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潜规则”作了剖析，喻中的文章则具体描绘了干部任命过程中“潜规则”的关键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与国法党纪相对立的“潜规则”为什么长期受到保护，“显规则”对“潜规则”又有什么样的依赖性。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批转入非农行业谋生，从“离土不离乡”到进城打工，人数达数亿之多，然而，建立在计划经济和集权制度基础上的歧视性社会和迁徙管制制度并未随计划经济的瓦解而改变，相反却继续剥夺农民工的迁徙、居住、工作、子女求学等基本权利。从对基本人权的关注出发，洪朝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上升到了关于农民工社会权利贫困的高度。他指出，中国的农民长期身处社会主义下中国特色的制度性歧视，处境艰难；随着在歧视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工子女逐渐进入成年，这种国家罪错的延续将孕育出新的社会冲突；要实现社会和谐，国家就必须公开认错，以得到农民的谅解。程默的文章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50年前中共为了走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剥夺了农民的迁徙自由。如今，农业集体化和计划经济早已被否定，但对农村户籍居民的政治社会歧视制度却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执政者对其非正当性视而不见。

    半个世纪以来，塑造英雄模范人物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机制，掌权者力图将国家期望的价值理念内化到民众的思想中，达到国家与个人思维方式的对接，实现主流政治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代际传递，增强民众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认同感，提高政治系统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赖静萍分析了1949年以来宣传部门塑造英雄模范人物的种种手法和各历史阶段的效果之后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1950到1960年代人们那种对英模的崇拜与歌颂以及简单、狂热的学习和模仿，逐渐被理性思考和独立思维所取代。尽管宣传部门不断努力调整新出台的英模形象，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传播官方的政治信念，但英模塑造的政治教化效果仍然日益减退。与英模塑造相对比，中共的宣传机器还曾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大力鼓吹过西方民主的优越性。牛静的文章对此作了回顾。而张立涛的文章则从另一个角度针对当前宣传手法和宣传产品的特点作了病理分析。很显然，政治说教的失灵与因循守旧的宣传手法有着直接关系。

    以不变的国家治理去应对变动剧烈的社会，尤其是漠视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甚至用政治暴力堵塞诉求管道，“和谐”自然难求，社会冲突频发便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像。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