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多数西方现代经济学家一样，美国联储会前主席葛林斯潘曾经相信，在任何文化背景下的国家里，有效实施的现代经济政策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的本性”。然而，面对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型所出现的灾难，他却修正了自己的结论：“这根本不是人类本性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1] 号称西方自由经济的“沙皇”，竟然与社会学家韦伯取得了一致，共同相信“文化几乎可以改变一切”。[2]

历经上个世纪天翻地覆的革命，再加上30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不断发生剧烈变化。但是，从1949年到2009年的60年间，中国变动速度最慢、变动步幅最小、变动难度最大的，应该算是政治文化了。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定义，政治文化是指个人对政治的一种主观态度[3]、一个团体对政治的一种沟通符号[4]、以及一个民族或国家对政治的一种理性行为[5]。与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相比，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一种超强的滞后性和顽固的稳定性。这个特质从过去到将来都会让中国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存在与作用。

过去6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主要由三大文化要素组成，包括儒家文化（Confucius Culture）、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文化（Communist Culture）和权力资本文化（Power-Capital Culture），简称3C文化。权力资本文化植根于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它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共同结合的产物。[6] 尽管3C文化存在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我们更需要看到它们的相似性、继承性和稳定性，60年来无数的政治运动、天灾人祸、经济变迁和社会动荡，都无法摧毁这3C文化的顽强存在与延续发展，它们始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和一致性。总结3C文化的类同性、分析3C文化的政治经济功能，有助于人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经济之外，还存在一种难以变动和超越社会经济变化的政治文化，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事实，无法回避。

一、中国政治文化三大不变的要素[7]

以西方公民文化的三大要素为参照，就比较容易发现3C文化之间的共同特质。公民文化的三大要素包括个人自由、社会参与和宽容理性。[8] 很显然，中国的3C文化在自由、参与和宽容三大领域都出现缺位。

3C文化的第一要素是国家、组织、集体、政党和领袖至上，等级、秩序和稳定是它们共同追求的政治符号和治理优先，个人自由和权利既是最后的选项，又是可以随时牺牲和放弃的。例如，儒家文化提倡国家优先、集体为重，个人服从家庭、家庭服从国家、国家服从皇帝。在此一元政治和一统社会的影响下，传统中国只有宗族社会，没有公民社会，体现了一种地域性、血缘性和依附性文化的综合，表现的是一种臣民文化，而不是公民文化。[9] 毛时代的中共文化对此大一统的集权文化要素发挥到了极致，建立了政（治）社（会）合一的全能体制，各种原有的社会关系，包括宗族、行会、乡社、私人企业等，都被国家权力取代或统合。这样，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政治文化土壤，而个人则失去了家族和社会的保护，直接面对强大无比的国家和政党。但国家又不可能直接控制近十亿的个人，于是，国家设计和建立了无数个单位，将所有个人强制编入其中，出现了个人绝对服从单位、单位绝对服从国家、国家绝对服从中共、中共绝对服从领袖的政治文化。毛时代的中共文化成功地继承和发扬了孔孟之道的一统文化、一元政治、一种权威和一个领袖。[10] 进入邓小平时代，儒家文化和毛时代的中共文化开始引入经济资本的要素，出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合流的权力资本文化，并对传统的政治一统提出了一些非实质性挑战。政治权力通过自身的调整，成功地同化和控制了经济资本，资本成了权力新的附庸，并强化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借助于新的理论（如“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新的语言（如“以和谐促稳定、以稳定保和谐”）和新的科技手段（如互联网监视和绿坝软件安装），权力资本文化成功地守住了儒家文化和毛时代中共文化所共同崇尚的秩序、等级和稳定三种要素，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现代化手段，有效地抑制和控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动乱。[11]

3C文化的第二要素是限制民众参与，主张义务本位。传统的孔孟之道是重义务、轻权利，而且儒家文化主张温良恭俭让、逆来顺受，由此纵容了集权政府享受特权、滥用特权，剥夺了个人参与社会公益的权利与自由。同时，根据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个人的权利应由家庭、宗族、社区和国家代表和恩赐，且以个人放弃权利为代价，来换取家庭、社区和国家对个人的政治保护和经济支持。若个人试图挑战权威、争取权利，那么家庭、社区和国家便取消对个人利益的保护，甚至惩罚个人的“越权”行为，以防止这种“犯上作乱”行为产生示范和燎原效应。[12] 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社会契约。同样，毛时代的中共文化也是提倡服从的义务，反对个人的权利。尽管在“文革”中出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内战，出现了大鸣大放大辩论，但这绝非现代意义的民众政治参与，而是党国一体的政府行为对民众自由意志、自由选择、自由参与的玩弄和侵犯。富有创造性的是，毛时代的中共文化既令民众感受到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参与快感，又不觉得自己是个被政府利用的玩偶，还让他们为自己得以“当家作主”而感到由衷的自豪。[13] 在权力资本文化中，出现了经济精英对政治权力的有限分享与参与，还有以剥削和盈利为本的资本家踊跃加入以剥夺剥夺者为理想的共产党的“中国现象”。但这些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有限性。权力资本文化在本质上还是将资本的政治参与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只要有利于权力的巩固、有利于资本的发展，就予以开放和鼓励。[14]

3C文化的第三要素是反对上下平等，绝不轻易妥协和宽容。不平等是不妥协、不宽容的根源。儒家文化一贯提倡君臣秩序、贵贱有别。尽管儒家的中庸之道似乎显示了追求和谐、妥协的一面，但儒家的温良恭俭让有一套双重标准：妻子对丈夫要三从四德，但丈夫对妻子可自由行使夫权压迫；百姓对官员必须恭敬尊重，而官员对百姓则可以实行惩罚。这样，在现实中，官民之间、上下之间和穷富之间很难出现宽容的文化，长此以往，民众便只认同以暴制暴的效用，而统治者则愈发相信，只有更残酷的暴力才能稳定社会、保住政权。这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成为中国传统封建王朝兴衰的共同宿命。[15] 毛时代的中共文化更是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推崇权力本位，你有权力，我是你的羊，我有了权力，你就是我的羊。这样，上下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统治者经常以退一步就要亡党亡国的警告恐吓上下，民众则以让一步就要被秋后算账的历史教训来鼓舞坚决不退的斗志。毛时代的中共文化比儒家文化走得更远，因为它结合了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和暴力原则，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严重阻碍了宽容文化的培育与生长。[16] 权力资本文化只是初步实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和解与宽容，但这种宽容也是有限、有度、有选择的。尤其是，权力资本文化远未实现对非权力和非资本的宽容，政治权力对异己力量的宽容更是非常有限，经济资本的傲慢亦处处存在。在权力资本文化的浸淫下，权力仍然是界定人际关系尊卑的重要指标。在这种一元政治文化的价值体系之基础上，是很难形成和发展出人与人之间、成功与失败者之间的平等和宽容文化的。[17]

二、中国政治文化提出的挑战：以不变的上层建筑应付剧变的经济基础？

上述相对不变的中国政治文化，面对急剧变化的中国经济现实，对中国主流政治长期信奉的唯物主义提出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挑战。按照唯物主义的理论，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政治体制也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而且不同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也是由各自的经济地位所决定，即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许多历史事实已证伪和挑战这一理论。例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便不受中国急剧变动的经济体制的实质影响，在传统政治体制长期不改革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照样超速发展。

挑战这一唯物主义理论的他国现实亦层出不穷。本文仅举三例。

例一，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出现时，意大利的经济发展仍然身处“黑暗”之中的中世纪，历史留下的遗产唯有保守的天主教和残破的城堡，加上一些不成规模的商业活动。按唯物主义的理论，在如此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思想保守的意大利，似乎难以出现以歌颂人性为主题的传世文学作品和艺术雕塑；按照唯物主义的历史逻辑，以精神革命为主题的欧洲文艺复兴应该发生在以物质革命为主题的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后，但事实上文艺复兴比地理大发现整整提前了100多年。[18]

例二，英国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顺序也“违背”了唯物主义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应该是工业革命在先，然后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英国社会才有必要和可能推翻专制王朝、建立君主立宪。而史实却是，以推动上层建筑变革为使命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都发生在17世纪，而瓦特发明蒸汽机比英国的政治革命却晚了一个世纪左右。

例三，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美国富裕的犹太人应该投票支持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党，而不是代表穷人利益的民主党。但事实是，大多数美籍犹太人是民主党的长期支持者，经济地位决定论在他们的投票行为中不起作用。[19]

结合中国60年来、尤其是过去30年来的发展现实，人们也许应该思考：为什么排斥政治体制改革、不变动政治文化的中国经济改革，能按照唯心主义的逻辑持续运作？

在这个问题上，关心中国的学者面临两大可能的选择困境：

选择之一是，笃守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于是就应该坚信，中国政治文化的巨变即将而且必然随着经济的进步到来。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方相信这一中国政治必然巨变的学者大多并非唯物主义的信徒。

选择之二是，质疑或否定唯物主义的思维，坚信经济基础的进步完全可以超越或忽略上层建筑，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变动并无必然的先后顺序与逻辑，中国可以继续保持现有的3C文化。换言之，在共产党绝对领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经济仍将继续得到迅速发展。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中国的官方人士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信仰者，但他们的多数却宁可相信这一“政治体制可以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唯心主义观点；而这一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绝对属于离经叛道的观点，偏偏最接近官方的立场与宣传。

三、中国前景三问

面对这样的选择困境，我们有必要深入理性地分析，过去30年来中国的3C文化究竟是如何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资本集团互利共存、和谐共生，又如何共同拒绝西方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的输入，既保持“中国特色”的3C文化，又通过经济发展的推动，强化现有的3C文化？显然，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功能值得拷问与反思。

首先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以绝对权力为宗旨的3C文化所衍生的制度性腐败，并没有摧毁经济发展的势头并威胁社会的稳定？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走向了既非计划经济、亦非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经济[20]，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成功地完成了结盟，并激发了权力腐败（受贿）和资本腐败（行贿）的迅速合流。[21]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政治权力获得官员效忠的重要手段不再是政治信仰，而是给予官员腐败的机会并提供容忍官员腐败的政策，这成了政治权力得以巩固的合法性基础。而一旦官员成为贪官，接受了政治权力提供的不法利益，他们便与政治体制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构成共犯结构。在这样的政治结构里，如果有官员出现异心，忠诚发生了问题，那么权力中枢随时会将贪官绳之以法，于是反贪成了打击异己、巩固核心的有效工具。[22] 显然，贪官并不是绝对不受制约的，现有的政治体制与贪官之间形成了一种恐怖性平衡，而这种平衡与制约正是制度性腐败得以长期盛行，但能得到适度控制的基础。

腐败的形成需要供需双方的存在。若只有权力的需要和受贿渴求，没有资本的供输和行贿，腐败文化是难以为继的。投资中国的资本都理性地意识到，成功投资中国经济的重要条件不是看不见的市场，而是看得见的权力，[23] 这样，资本的巨额行贿成为中国腐败的重要支柱。不过，目前中国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腐败伦理”尚存，受贿的权力一般能够做到拿钱办事，行贿的资本也能做到办成事后如约交钱，因此供需双方的信用链条不致断裂。这样，尽管权力会抱怨资本小气、资本会责怪权力贪婪，但两者都是理性动物，双方的互利互惠能大致保证腐败不对投资与效益构成整体性和致命性的危害。

政治权力不仅青睐于大资本、洋资本[24]的高质量、大数额的行贿，更迫使和激励全社会普罗大众群起效仿，对权力施行全方位、多层次、不限量地“进贡”，于是出现了“行大贿办大事、行小贿办小事、不行贿不办事”的制度文化和潜规则。潜规则比不上明规则，但比没规则要好，而且对圈内人而言，潜规则就是明规则。这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潜规则，既能保护双方的秘密交易，也能阻止参与行贿的普罗大众揭竿而起、抗拒体制的压迫，因为尽管他们是被逼行贿，但在法律上行贿与受贿同罪，都是共犯。于是，中国出现了人人喊打腐败、个个实践腐败的盛况。社会矛盾因此没有因为制度性腐败而出现根本性恶化，全民同贿、全国共腐的事实，也减少了中国出现“陈胜、吴广”式起义的机会。[25] 因此，中国的腐败不仅植根于权力资本文化的土壤、得到中外资本的普遍认同与协助，而且得到全民的共同参与和实践，它不仅能长期流行，而且较少政治风险。

第二个值得拷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资本集团和中产阶级能够长期接受和容忍中共的一党领导和控制？为什么他们没有仿效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成为民主启蒙和政治革命的先行者？

追溯中国资本集团30年来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多数新富豪的成功与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官员的保驾护航密切相关，政治权力更是他们侵吞国有资产、圈占农民土地、肆意污染环境、垄断经济资源、或者打压民众反抗的有效保护。但是，获得政治权力特殊保护的前提是支付昂贵的“保护费”，其表现方式就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籍此建立长期而又牢固的官商关系。[26] 这样，对于已经贡献了大量人际关系投资的资本集团而言，他们的根本利益就是保持现存政府的不变动和现有政策的不改革。因为，人事变动和政策变更意味着他们先前的巨额投资将付之东流，重新投资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而且，人际关系投资是世上成本最大、风险最高、回报最不确定的投资。所以，中国的资本集团不仅希望维护现有政治权力体制不变，而且他们是中国政治权力的天然同盟军，尤其是，随着大批富豪加入中共、政协、人大，甚至直接做官，经济资本与政治权力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盟。[27] 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批资本集团仿效早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领导一场推翻现存政权的革命。

除了资本集团以外，以医生、律师、教授等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也难以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有力推手。一方面，随着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结盟所展示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促使部分知识精英努力向权力和资本靠拢，通过各种不正当的“索取”和不自愿的“进贡”，开始向金钱低头、向权力屈膝，职业道德和良心迅速退化和庸俗；另一方面，面对政治权力的强大压力，部分中产阶级逐渐逃避政治、潜心专业，失去了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维护正义、挑战权力、批评时政的风骨和脊梁，他们至多只有坐而论道的知识，但少有起而行道的勇气、担当和行为。当然，也有少数维权律师通过合法的途径为公义和公正而战，但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他们的行为犹如唐吉珂德，勇气可嘉，但效果难期。[28] 中产阶级中大多数人的上述行为取向，自然就消解了他们本应承担的传播民主、实践民主、领导民主的能力和精力，于是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为中国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最后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权力资本集团对弱势团体的不妥协、不宽容，只能导致民众反抗的星星之火，但难以燎原全国？近年来难以计数的群体性暴力事件是对权力资本集团长期执行不公不义政策的集中发泄。这些越演越烈的维权事件有三种可能结果：一是自燃自灭；二是燎原全国；三是长期处于星星之火的状态。一般而言，保守派希望的是第一种，自由派相信的是第二种，但基于3C文化长期主导中国的事实，这些抗议事件似乎更可能只是星星之火而已。

首先，3C政治文化可以短期容忍民众反抗的星星之火，但不会坐视全国范围的长期动荡。席卷全国的八九民运能够在一夜之间消失，并不仅仅是因为个别领导人的铁血措施和野战部队的强力介入，而是3C文化所固有的重稳定、轻变革和快稳慢变之基因起了重要作用。[29] 其次，长期的维稳实践和精致的现代手段赋予了政治权力相当娴熟的治理能力，尤其是控制民众抗议在县际和省际之间蔓延的能力。目前的中国犹如一座大仓库，全中国约1500个县犹如1500个互相隔离的房间，每个房间本身已经堆满了干柴和汽油，并在近年来相当数量的房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火星，甚至火灾。但是，政治权力已经在各个房间设立了十分有效的“防火墙”，既实行严格的“问责制”，要求地方官员直接面对抗议民众，并将地方稳定与否当作保住地方官乌纱帽的必要条件，又严格禁止或限制跨地区、跨行业的结社与聚会，运用现代科技，监控各种发生在萌芽状态的不安定因素。[30] 再次，由于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压抑民众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多数民众对各种抗议社会不公的群体性事件漠不关心，这样就影响了中国民众自组织的能力，加上高度膨胀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政治权力很容易将一些公共事件污名为外国干涉、海外操纵。由此反而增强了政治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31]，既模糊了问题的焦点，淡化了危机，又激发了民众对外国势力的不满，内部危机成功地获得了外部转移。

四、结语

总之，反思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拷问3C文化的功能，能够帮助人们理性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价值中立地梳理出下列思路。

第一，无论是相信唯物主义或主张政治文化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学者，还是相信唯心主义或认为政治文化可以不与市场经济配套的学者，都需要意识到，相对滞后的中国政治文化是中国发展必须面对的一道“坎”，既不能轻易逾越，更不能忽略与回避，因为3C文化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长期沉淀在民众观念的意识深处，并处处制约和规范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每个中国人（不管左中右）都或多或少、或此或彼、自觉不自觉地依照3C文化的准则行事，就像最激进的反共人士有可能独断独行，最独立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拒绝宽容和妥协，最积极的NGO精英也有可能排斥不同政见者对社会公益的参与。当人们在谴责这些“打着民主反民主”、“反对3C干3C”的现象和行为时，其实需要一份将心比心的宽容，因为你我他都可能是其中的一分子。对此，我们难以否认，只能承受。

第二，当人们在设计和实践各自所喜好的中国发展蓝图之时，必须将客观存在的3C文化作为所有方案的制约因素，无论学者们对3C文化的主观好恶如何，都只能而且必须将3C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评估它对民主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正负面功能。例如，学者可以低估或者高估中国民众的民主素质，但就是不能忽视3C文化所长期积淀的专制、等级和稳定基因对民主政治的制约因素；学者也可以赞美或者贬抑现存政治权力的宽容能力，但就是不能忽略中国社会的上中下缺乏相互宽容的心胸和不卑不亢的习惯；同时，学者对民众的政治参与可以保持悲观或者乐观的态度，但同样不能否认中国上下仍然存在“文革”式的无序参与和义和团式的盲目参与的文化习惯。

第三，强调中国3C政治文化的特点和功能绝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我行我素，既不遵守国际规范，又不敬畏普世价值。尽管相对于急剧变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动缓慢，但从历时性而言，从孔孟文化、毛时代的中共文化到权力资本文化，还是经历了不少变化。由此也预示着，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有可能实现创造性转换和转型的。虽然3C文化有它们自身的运行逻辑与规律，但由于它们已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所以外在的交流与冲击必然对3C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功能产生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确实特殊，但特殊不是反对交流的理由，更不是固步自封、拒绝改变的遁词。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