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记得那个春天，正是解冻破冰时刻，我在吉林大学上大一。那时文革前的一些书籍陆续解禁出版，但供不应求，连新出的《英汉小辞典》都十分紧俏。吉林大学不远处，形成了一个自发的“书市”，我的《英汉小辞典》就是在这个书市上花高价买的。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来到书市，突然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一本新创刊的《读书》杂志。随手一翻，乍一下还真不知如何归类，不是文学艺术，也不是思想政治，反正充满以前未见过的“文化味儿”，当即高价买下。开篇的《读书无禁区》，振聋发聩，作者李洪林，记住了。这是1979年的春天，一个禁区又一个禁区被突破、打破的季节。

李洪林先生在《读书无禁区》中写道：“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

在这篇文章中，李洪林先生严肃提出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此文一出，风行天下。受到“主流”的强烈批判。沈昌文回忆说，1980年他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他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分量。1981年，他又两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做检讨去出版管理局做检查。

到了1983年底，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读书无禁区》被认为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的文章受到严厉批判。

这篇文章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反复折腾批判，盖因其触及到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也就是说，人们有没有接受信息的自由?

禁区不断突破、打破。198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李洪林发表了《领袖和人民》重头文章。反思文革发生的基础，必然要深入到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文革中，这种崇拜、迷信发展到荒诞地步。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这个根本性问题。他的观点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依附于地主，全国居民都依附于最高的封建领主――皇帝。和这种社会制度相适应，忠于皇帝一个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全国居民都要无条件地服从皇帝一个人的绝对权威，是最高的政治原则。” “无产阶级领袖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和自己的领袖是平等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在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当中，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领袖如果得人心，人民会拥护他，热爱他，尊敬他，信任他。但是不能要求人民忠于他。”“如果说到谁应当忠于谁，那么，领袖倒是应该忠于人民。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忠于人民。如果要求每个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都必须忠于人民，那么，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更应当成为忠于人民的典范吗?因此，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

他试图从历史观来论证此点：“如果把个人的作用夸大了，就会使领袖脱离人民，变成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或‘大救星’。好象人民群众都是无知无识的芸芸众生，仰仗领袖的恩赐，才有了光明，有了希望，有了活路。这是个人崇拜，或者叫个人迷信。它神化了个人，贬低了群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凡是搞个人迷信的人，多半怀有野心。野心家用个人迷信愚弄群众，为的是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人民最现实的反面教员，就是林彪和“四人帮”。他们狂热地搞个人迷信，不正是为了自己篡党夺权吗?”

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具体规定了“恶攻罪”，把对领袖的任何批评或不满，都以“恶攻罪”来“专政”。所以，李洪林先生在此文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领袖能不能批评?”

他的观点是：“按照个人迷信的原则，领袖是不能批评的。理论上的根据是：领袖没有错误，也不可能有错误。既然没有错误，当然不能批评。反过来说，谁要是批评领袖，那就是批评一贯正确的人。被批评的人既然一贯正确，那么批评者就一定是错误的。”“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又升级了。批评领袖，不单是反党，而且是反革命。不要说批评领袖本人，就是偶一不慎，对领袖的名字或像片或语录，有所‘不敬’，都被叫作恶毒攻击’，都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社会发展史上，只有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即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才把个人和国家等同起来。“朕即国家”，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国家，这就犯了大逆不道罪。”

他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这一套，实在是极其严重的“抹黑”行为。其实林彪、“四人帮”搞这一套，完全不是出于所谓对领袖的尊敬，而是为了用这根棍子残酷地镇压群众，为了建立他们的‘林家王朝’或‘江记王朝’。”

这种“谁应当忠于谁”的问题，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谭嗣同在《仁学》中早就写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都是取之于民，作为“为办民事之资”，“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这个时代课题，谭、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改革开放充满波折，思想解放、启蒙更是大风一阵又一阵大浪一波又一波。1983年，李洪林先生被免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之职，就任福建省社科院院长。1987年，他被免职，回京闲居。

曾任《读书》主编、三联书店“老总”的沈昌文先生，最近将他保存的一些文档，都是文化界名人的信函、稿件，影印出版，名为《师承集》(海豚出版社2015年出版)。其中收有1992年6月下旬李洪林先生给三联书店的一封短信：“我因遭人诬陷，1989年被拘禁。拙著《理论风云》及《四种主义在中国》谅亦同时遭禁。今我早已无罪释放，想买几本自己的书，但遍觅各书店，并无踪迹。不知拙著皆已售罄，或仍在被禁之列?按拙著皆为普及三中全会路线所作，于理于法不致遭禁。贵店如有存书，请各售二本給我，价款当即奉上不误。如另的情况，请示知为盼!”(《师承集》，第143页)一代“理论风云”人物，遭遇如此，确确令人黯然神伤。或许，这就是思想启蒙在中国的命运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