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5日

1979年4月，文革后的中国，北京《读书》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轰动中国知识界，这篇文章就是李洪林写的〈读书无禁区〉。其时，中共还没有走出文革阴影。文革是什么状态呢？是除了马恩列斯毛等著作，和极少数实用性书籍之外，所有的书都禁、图书馆也都封闭起来。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国家出版局决定让35种图书“开禁”，书禁初开的插曲是当时没有纸张印这些中外名著，因为纸张操控在长期担任毛泽东贴身警卫的汪东兴手里，是只能用来印毛著的。动用印毛著的纸印这些名著，在当时是一个路线问题。再来一次文革是要被打倒的。几经周折，才闯开了印这些书的一道门。

《读书》创刊号〈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提出一个常识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李洪林说：“我们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讲的还不是言论表达这些自由而只是阅读而已，但这个常识竟然是对当时文革形成的僵固思想的颠覆，像一石激起千层浪。《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文章在中共党内也引起激辩。当时胡耀邦任中宣部长，他把李洪林调到中宣部担任理论局副局长，有同事当面问他：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

《读书》第二期发表了〈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这篇文章是〈读书无禁区〉的延续。作者署名范玉名，实际是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

旧时对“图书馆”三个字有一个简写：“口”内一个“书”。书的四边门都大开，寓意开放囚禁图书的所有桎梏。〈读书无禁区〉从理论上阐释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读书自由；〈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一文则指明除善本、孤本等特藏书外，所有书都应该对民开放外借。

〈读书无禁区〉在中国引起的争论两年都没有止息，到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写来文章，重申“读书无禁区”，并指这是针对“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的形势。

书籍记录着人类的智慧，包括各种各样的思想，哪怕是奇怪的、无聊的、粗鄙的，能够留下来就有存在价值。秦始皇焚书之后就坑儒，历代也不断有禁书与文字狱发生。

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在出口处又有一条名言：“当世人忘掉这些事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些事还会发生。”

讲“烧书烧人”这句话的是德国19世纪的诗人海涅，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是：“这仅仅是前戏。”

是的，一切禁书烧书都是“前戏”，接下来就是文字狱，就是“烧人”。

我18岁中学毕业就到出版社工作，一辈子在书堆生活。42年前，读到《读书》杂志〈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时，以为禁书这样的事永远过去了，没想到将近半世纪后又遇到，而且发生在百多年来阅读最自由、也是孙中山及近代先贤得到启蒙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