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楊渡《未燒書》)

【1989年】三月底的時候，我曾採訪過胡耀邦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的筆桿子--李洪林，他也是簽名呼籲特赦魏京生的學者之一。胡耀邦擔任中宣部長時，曾擔任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召開理論務虛會，寫過不少重要文章，發表於《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對1979年思想解放運動，打破文革後的極左思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洪林的家離天安門廣場不遠，在一棟宿舍樓裡。他的書房樸素安靜，牆上掛了一張中國地圖，地圖旁邊是一幅他自己寫的行書《五十自詠》。

兩鬢已任嚴霜染，心中猶存火一星。
逆水長江九千里，觀雲巫山十二峰。
延安舊土終難忘，邯鄲新步學不成。
五十年間風和雨，豈堪斗室度餘生？
一九七五年作于石家莊一九八八年 書於北京 

詩寫於1975年，那時正是他思想開始活躍起來的時候。然而以行書寫下的1988年，他已是福建社科院院長，被調離理論局副局長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訪問的時候，他穿著一件咖啡色毛衣，言談緩慢慎重，一字一句，都是準確而經深思的。

我們從當年他幫胡耀邦的思想解放提出了理論的依據開始談起，他談及，為了打破思想教條，決定從黨內做起，舉辦理論務虛會議，發行內部通訊刊物，先影響內部主要幹部，文化工作者，再形成對時代氣氛的影響，然後吸引了許多學術界知識份子來支持。

“在大陸要推動思想解放，還是要從黨內的思想轉變做起”。他堅定地說。

1979年《讀書》雜誌復刊的時候，來請示中宣部，有什麼樣的出版原則。李洪林寫了一篇文章，就叫《讀書無禁區》。什麼書都可以讀，沒有任何忌禁。

如果“讀書無禁區”，那雜誌和書籍的出版當然就更沒有禁區了。這等於幫出版和言論自由，開了大門，掃除忌禁，讓讀書界有一個開明開放的天空。知識份子特別懷念胡耀邦，和李洪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可惜胡耀邦在中宣部的時間不長，而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上批鄧小平的文章一出來，有人拿去給鄧小平看。鄧小平開明態度180度轉變，反而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王任重、鄧力群相繼接任中宣部長之後，意識形態倒退，寧左勿右的氣氛再起，李洪林雖然寫過幾篇試圖“防左”的理論文章，但整個中宣部被把持住，人事易動，他後來就被“流放”到福建社會科學院去了。

李洪林對自身的際遇起伏，淡然處之，談都不談，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對反右、大躍進、文革的反省。

我問他，大躍進的時候，面對那么大面積的死亡與饑荒，共產黨官員沉默就算了，為什麽整個中國的知識份子彷彿都失聲了，都失去了反應的能力？如果那個時候，那么多人飢荒而死，有人提出來反反映過，或許後面的文革就不至於那么慘烈。

“爲什麽一整個世代的知識分子，都沒有了聲音？從五四運動開始，知識份子不是一直是社會的良心嗎？當年那么強力批判國民黨的左翼知識分子，一整個世代的知識分子，怎麼這個時候都失聲了？為什麼？”我直白的問他。

這也是我在臺灣讀歷史的時候，深感不解的。

他沉默良久，深思良久，才淡淡地說：你們臺灣的記者，問問題都這麼尖銳嗎？

“哦，不是的。抱歉，抱歉”。我深致歉意：我讀過您的書，我知道您有很多的想法，還不一定能夠寫在書裡，所以把自己的困惑，直接提出來。這不是一個記者的問題，是我自己的困惑”。我誠心地說。

他沉思著，慢慢回答：“其實，我自己反省起來，是我們知識份子，跟當時所有的人，整個時代的氣氛，都太相信毛澤東了。我們年輕時代，跟著革命的理想走。1949年中國革命成功之後，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到達了頂點。大家都相信，他可以擊敗勢力龐大的蔣介石集團和帝國主義，是何等英明偉大。沒有人敢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之後無論他做出神麼樣的決策，土改、反右、大躍進、乃至於文化大革命，從來沒有人敢置疑他可能會犯錯誤。像我，即使被下放到農村去勞動改造，即使我心中曾經對毛澤東的政策有過懷疑，尤其在大躍進，目睹那么多人餓死，那么多人在死亡邊緣掙扎，人民苦不堪言。可是，我們仍然不敢懷疑毛澤東有錯，不敢提出質疑。我反而是在自我質疑，認為自己的思想沒有改造好，認為自己的階級成分有問題，是因為自己還有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才會心生動搖。於是，所有的錯誤，都是自己的錯。而錯誤的政策就無可挽回的，一路走下去了...。”

“說起來，我們知識份子對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太容易放棄獨立思想有關”。他沉吟著，一字一句地說：”我們沒有盡到說真話的責任，知識份子要勇敢說真話，中國才不會再犯下同樣的錯誤啊”。

我看到他沉痛地反省，感到非常內疚，便說道：“其實臺灣的知識份子在蔣介石的時代，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像胡適和《自由中國》的學者。中國近代史裡面，每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很不容易啊”。

採訪結束後，我只想到兩個字“風骨”。那么平凡而正直、真誠自省的生命，一定背負著歷史的使命感而活著吧。當年他為了思想解放而展開和保守派的鬥爭，想必也是吃了許多苦頭。可他從來沒有說一聲責怪人的話，更多的自我反省。這樣的人格風範，讓我深深感佩。

因此，4月15日從深圳抵達香港，聽到胡耀邦的死訊，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回臺北後，給他寄去了自己的著作《民間的力量》，那是因為我們在討論中，談到臺灣透過現代化而改變社會結構，實現民主化的歷程，雖然兩岸社會制度不同，但他表示也想參考閱讀。在信中，我向他表達了慰問之意。我相信以他的風骨，一定會為胡耀邦做些什麼。爾後，我收到他簡短的回信：

四月十五日來信及所贈大作均收到，多謝！有暇當拜讀，以增進對臺灣之瞭解也。
胡耀邦溘然長逝，大陸為之震悼。知識界和廣大青年痛失良師益友，尤甚傷感。我有幸得以近左右，音容笑貌猶在眼前。回顧十年風雨，展望祖國前途，倍覺痛心。辱蒙垂詢，特覆，並候
編安
李洪林  四月廿五日

【注：作者後來又來京】現在深夜裡，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望著前方學生運動的帳篷，想到4月17日開始的追悼活動，李洪林一定是有參與的。那時候這裡曾鋪滿了追悼的鮮花，那是多麼痛心的回顧，多麼強大的集體信念。人們在追悼的不僅是胡耀邦，而是追念“思想解放，自由民主”的精神，期待於未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