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改革的方向

中国的改革失去了社会动力，这是近年来的社会共识。为什么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架构内推进的经济改革会消灭底层社会当初对改革的满腔期待，并孕育出以中低阶层为主的日益广泛的社会抗争？诸多社会不满的具体指向固然是经济社会政策之弊端，然而，这些政策与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之上的制度架构有什么样的关系，却更值得探究。

    中国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期的三篇文章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救世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有关。应克复与王家典的两篇文章，可算是国内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最尖锐且有相当深度的反思力作。这两篇文章立足于20世纪中叶社会鼎革以来中国由半开放走向全封闭、由专制走向极权这段历史，探讨以阶级、阶级斗争为纲领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应克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起点与实践走向”一文里，从剖析马克思人论思想的缺陷开始，指出马克思的国家观被牢牢锁定在狭隘的阶级概念里，因此按照马克思的具有先天缺陷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的社会，只能通向奴役之路。王家典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失败探源”一文里指出，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失败，根源在于高度的政治垄断，对一切政治异己实施的残酷压迫、镇压，以及它通过严酷的思想控制和人身控制实现对社会生活的严密管制。在国内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表现一定疏离感，而官方则不厌其烦地在学校教育中坚持灌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这两篇文章实有振聋发聩之效。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包含谬误？既然称之为科学，为何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加以评价？迄今为止，中国的学者为政治所禁，难以畅所欲言。许多谨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诠释是，“经是好的，只是在实践中念歪了”；即使是一些非常杰出的具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也试图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当中寻找人道主义精神；而西方的左派学者则认为，中国过去与现在出现了那么多问题，恰恰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应、王两位作者的反思力作则清晰楚有力地告诉世人：不是各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是以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为基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有严重问题，因此，在继承并将此理论发扬光大的苏联、中国，其社会主义实践必然以剥夺人的自由、践踏人的尊严、残害人的生命为特征；而被马克思的“好学生”列宁斥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革命道路，通过“议会斗争”参与政治，反而使社会主义故乡的欧洲避免堕入阶级斗争的血山火海，也建立了协调社会各群体利益的政治机制，实现了真正的稳定和繁荣。

    何清涟的文章“‘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通过对大量数据与事实的分析，剖析了决定中国劳动者生存境况的政治过程，展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的一个重要侧面：正是在“无产阶级翻身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工人阶级正沦为新的无产阶级，而出面维护他们利益的，反而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力量，比如，国际社会的NGO组织通过推动跨国公司实行验厂审查来改善中国工人的处境。谢岳的文章“社会抗争：国家性变迁的社会反应”，深刻剖析了现阶段社会抗争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何、谢两位的文章展现了一个巨大的现实困惑：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为无产阶级求解放，然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正全力强化对新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掌握这架暴力机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则时时表现出它与工人群体的利益对立。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当政集团利用教育与媒体宣传对下一代灌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许多年青人的思维中一方面充斥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及“剥夺剥夺者”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对维护腐败和制造严重社会不公的专政机器顶礼膜拜，为其“强盛”而欢呼。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人们继续深受愚民政策之害，对现实持犬儒主义态度，还是在痛苦的现实中逐渐觉醒？随着精英圈的日益封闭，沦为社会边缘人的小知识者越来越多，无路可走的他们经历过长期徘徊后必然作出自己的选择。

    社会的觉醒往往自智者始，然而，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却非常沉闷。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近年来少有提及，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回避自我审视。本期邢兆良的文章剖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批判精神的渊源。改革本来应该是导向开放和精神独立的，为什么在中国却演变成相反的结果？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而言，这意味着什么？作者的敏锐分析令人深思。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