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屡陷困境？――放眼中国政治经济变迁60年

本期文章正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的轨迹：从“大跃进”失败后转而推动“世界革命”并发动“文革”；失败之后从经济改革再出发，最后陷入目前的政治经济困境。从“大跃进”到“文革”是一场从经济到政治、全方位的“大折腾”，最终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民不聊生而告终。这样的结局迫使当局告别毛泽东路线，于是在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然而，这场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福利且缺乏社会公正的改革，却使中国走上了今天这条隐患重重的权力资本化道路。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去考察这60年变迁，也许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中国何以会走上今天这条权力资本化的道路。洪朝辉在“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形成与特征”一文中，用3C文化（儒家、中共和权力资本文化）这一组概念，解析了改革以来形成的权力资本文化与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的渊源及共存关系。改革中政治权力不断扩张，资本的地位有所提升，权力和资本的结盟虽然巩固了政权，却养育了制度性腐败，遏制了公民社会的发育，摧毁了道德，权力和资本在没有政治权利的社会大众面前表现出极度的傲慢；官员和富人的权力越大，弱者和贫者的权利便越小，由此孕育着难以消解的社会冲突。在“党国困境与可能的出路”一文中，作者北山指出了目前这种困境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古洪能的“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困境与前景”一文则从社会变革力量与反变革力量的博弈分析了中国走出现存政治困境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改革肇始之时以纠正“文革”的错误为号召，但实际上先行的农村改革却以实行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为内容。这表明，农村改革不过是对“大跃进”的产物人民公社的纠正而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大跃进”既是毛泽东推行其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大手笔“杰作”，也成为他亲执经济建设牛耳的“滑铁庐”。“大跃进”的彻底失败，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因人为原因而导致死人最多的的大饥荒。此后的“文革”因“大跃进”而起，中国的国际关系因“大跃进”而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亲苏”变成了“仇苏”；直到今天，农民的土地维权活动仍然是对人民公社化将土地集体化导致之后果的抗争。本期登载的纪念“大跃进”及大饥荒50周年专辑，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从1950年代至1960年代，伴随中国人生活的，除了贫穷之外，还有不断翻新的政治运动与各种政治口号。对这种口号的变幻人们记忆犹新，但这些运动与口号之间的变幻历程则少有令人心服的解释。胡平在“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一文中，针对“大跃进”时期的种种荒谬现象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同时也梳理出从“大跃进”到鼓吹“世界革命”再到“文化大革命”这一连串重大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在“‘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困”一文中，东夫介绍了四川省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如何从“天府之国”沦为阿鼻地狱的原因：毛泽东及中央从四川过度征调粮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为了“立功”而无条件执行毛的命令，上下步调一致地置数千万四川农民的死活于不顾。文贯中在“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中指出，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农民的口粮、家禽、菜地等全部被强制性集体化，而农民们则被迫强制在“公共食堂”集体用餐，从而造成对原本就短缺的粮食的极度浪费，于是毛泽东热爱的“公共食堂”制度就扮演了谋杀成千上万农民生命的工具。陈意新的文章“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及饥荒的比较研究”，细致分析了皖赣两省的自然地理、农业和政治条件，说明了两省农民在“大跃进”时期被饿死人数相差十几倍的原因。皮学军在“红灯亮在求生之路”中，介绍了大饥荒时期实施的强制性流民收容遣送制度，解释了一个长存人们心中的疑问：“大跃进”时期农民为什么呆在家里等死？宋永毅的文章“大跃进是如何推动的”，则为读者展示了一段人们忽视的历史：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夕为扫除障碍而发动的大规模肃反及其政治后果，各级干部出于政治恐惧而普遍参与造假浮夸，最后酿成了大饥馑。徐振华则结合本人经历与已有资料，展示了“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为何是一场“地狱之旅”。

    读完本期杂志后再回过头品味洪朝辉文章中的一段话，也许别有一番滋味：权力资本文化“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植根于儒家文化、中共文化之中，并受到西方公民文化的深刻影响，它与其它3C文化（儒家、中共和公民文化）一起构成了一种适应中国社会现状、具有相当生命力的中国政治文化，有可能不是一种短暂的过渡”。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