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

研究当代中国有两大难题：一是难在揭示事实真相；二是难在给出合理解释。以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大饥荒”为例，现在回过头来看，其间种种，无不令人觉得荒谬绝伦。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包括中共各级干部，也包括作为过来人的民众，是什么驱使他们如此行动？正因为当年发生的事匪夷所思，尤其是有关大饥荒的许多资料被当局蓄意销毁，所剩资料残缺不全，这就更需要有人对这些有限的资料给出合理解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解释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一、“大跃进”的政治氛围：吹牛浮夸蔚然成风

     1、为什么说真话是错，讲假话成为时尚？

    “大跃进”中的吹牛浮夸有当年的《人民日报》报道为证：土高炉日产千吨钢铁，一亩地打出万斤粮食，……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其实，当时连很多小孩子也知道有些“卫星”是假的；奇怪的是，多数成年人并不认为那是错的。“文革”中揭发出的“三反言论”中，有不少是对“三面红旗”、“三年困难时期”（官方对大饥荒的称呼）的批评，比如有人讲“困难时期”他见到过饿死人。许多过来人都知道这些是真话，但仍然把这些话视为“三反言论”，认为说话的人“思想反动”，至少是“思想落后”。那个时代让人回想起来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明知某句话是谎言，但不认为它错；明知某句话说的是事实，但却不认为它对。“下面”对“上面”说假话，“上面”也对“下面”说假话，但上下两方都不觉得自己被欺骗，彼此都明白对方在说假话，但都没有负罪感，而是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要是有人说了真话，也明知人家说的是真话，说假话的人不但不惭愧，反而去责怪说真话的人，似乎说真话是错的，而讲假话反倒是对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年前，美国出了本哲学小册子On Bullshit，畅销一时。bullshit一词，可译成废话、扯淡、吹牛、夸夸其谈等等。这里姑且译成吹牛。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是对撒谎与吹牛的区分。作者哈里·G·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指出，撒谎和吹牛都是不真实的言语，但两者性质其实不同。撒谎的目的是让对方误以为他说的是真实的，这表明撒谎者对真实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很在意真与假的区别；吹牛则不然，吹牛者根本不在乎真假。谎言的问题是不真，是蓄意欺骗；吹牛的问题是不能当真，是当不得真。一般人在道德上都对撒谎很反感，但对吹牛则比较宽容。然而，就影响效力而言，吹牛造成的后果比撒谎更严重，因为吹牛是使真实失去意义，因此是真实的更大的敌人。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毛泽东提出的“两本帐”大有关联。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毛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采取“两本帐”的做法：“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基础。”按照“两本帐”制度，上一级的“期望完成帐”是下一级的“必须完成帐”，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层层加码，等到了基层，基层的计划指标势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帐即中央的实际要求。这等于是鼓励、乃至规定下面的人制造高指标，而这种高指标可以是虚的，完不成也不要紧。

    那么，毛提出“两本帐”的用意是什么呢？说来也很简单。为了“大跃进”，毛想出了几个办法，其中之一是提高公有化程度。按照毛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公有制比私有制能创造更多的生产力，那么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积极鼓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人们加班加点多干活，高投入自然会有高产出。怎样才能让人们多干活呢？那就是给人们定出高指标逼他们超时劳动。1958年3月的中共“成都会议”期间，毛有时在附近农村转悠，发现这里茶铺多，赶场多，人们的日子过得很闲散。毛对此很不满意，觉得有必要找条鞭子赶一赶。乍一看去，毛的高指标想法似乎并不违背常情。人们习惯于把订规划当作表达意愿、期望，用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方法，所以指标要定得高一些。如果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么要“得乎其上”岂不是就该“法乎上上”吗？但问题是，高指标也还要有个限度。如果指标定得太高了，明显达不到，指标就失去意义了。可以想见，在“大跃进”的初期，还有人在定指标时多少考虑到可能性，不肯把指标定得太高，但必定会有人投上级所好，完全不顾可能性，把指标定得非常高，而上级则一定对后一种人大加表彰。上级并非不知道下面定出的高指标超出实际，但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下级的态度和决心，下级越是把指标定得高，越能显示他对“大跃进”的态度积极、决心大，这样的下级便受到上级的表彰。这样就把中共口头标榜的那点实事求是之意排除得干干净净，由此便引出一轮又一轮的吹牛皮竞赛。

    尽管在吹牛皮竞赛中，人们仍然是在讲指标、讲数字，但语言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人们本来还在乎指标有无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是还在乎（数字的）真假，一旦定指标变成了吹牛皮竞赛，真假就变得不重要了。这与一般的撒谎不同。提出高指标的人知道自己说的话不是真实的，但他不认为自己在撒谎，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实事求是地提出生产指标，而是借此表达自己对“大跃进”的积极态度和无比决心。听话者理解说话者的意图，所以他也不认为对方在撒谎欺骗。他只是深感对方忠心可嘉，所以要对说话者予以表彰。这是一种双方心领神会的默契。如此便造成了上文提到的那种奇怪的局面：上上下下都在豪情满怀、理直气壮地说假话，但双方都不认为彼此在互相欺骗。这时谁要是说真话把指标定得低，反而会受到一致的谴责，说他“右倾保守”――这再次证明他们并不计较话的真假，而只是计较说话者的政治态度。这就是“大跃进”期间的政治氛围。

    2、说谎者陷入谎言的牢笼无法自拔

    到了1958年的收割季节，各地争相“放卫星”，吹牛皮更上层楼。如果说，定高指标还只是空口说大话，那么“放卫星”就是明显的集体造假了。东夫在《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里写道：1958年7月，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社”首先放出一颗早稻亩产3,725斤的“卫星”，登上了《四川日报》。邻近的“和平社”不服气，干部连夜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和平社”的干部说，“红光”的3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未必假不来。接下来便是一场你追我赶、龙争虎斗，一直到放出亩产万斤的“特大卫星”。[1]所谓的亩产万斤，其实不过是把附近稻田的谷子割下来都堆到一块田里凑数而已。

    当时就没有干部敢站出来讲真话么？当然有，而且还不少，但是上面一手遮天，硬把说真话的声音压下去。例如四川的李井泉（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就不断打击说真话的声音。那么，李井泉本人真的相信有万斤田吗？正如东夫所言，“也许任何一个当时有可能对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很难得到正面的回答。”因为，对李井泉来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对那些信誓旦旦吹牛撒谎的人，他看重的是他们的积极性，根本没有想过要追究是否真有其事。”[2]在一次会议上，李井泉对一位质疑万斤田的温江地委干部大发雷霆说：“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领导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旁边另一位温江地委干部吓坏了，赶忙问李井泉，我们地委需不需要作检讨。“李没好气的说‘不要’。在稍微平静了一下以后，他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3]这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原来李井泉也不相信万斤田。其实，毛泽东本人倒是讲得更明白些。他说：“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毛这话在道理上根本不通，但他主张“放卫星”不必问真假的意思却跃然纸上。这一点当时很多农民都看穿了。他们说：“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的……”[4]李井泉们的逻辑无非是：放卫星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就算数字有夸大也没什么关系，总是增产了嘛；你非要去查个一清二楚，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这本来是纯粹的事实问题。然而共产党却把它变成对“大跃进”、对共产党领导是否信任的政治立场问题。产量报得越高，越证明你拥护“大跃进”、拥护共产党；哪怕数字虚假，起码政治态度是没有问题的。产量报低了，那就是否定“大跃进”、否定党的领导，政治立场便大有问题了。人们并不在乎事实是否真实，而只在乎忠不忠。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浸染久了，也就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去判断，所以才会出现说假话反而是对的、是革命的，说真话反而是错的、是反动的荒唐局面。

    更糟糕的是，浮夸蔚然成风后，连说假话者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的假话了。当时毛泽东曾在中央的会议上煞有介事地提出：全国粮食这么多，吃都吃不完，怎么办好呢。许多地方领导也大力鼓励人们敞开肚皮吃饭，似乎真有无穷无尽的粮食在那里等着受用。然而，持之以恒地说假话，最后终究会把说假话者自己也给折腾糊涂。真是假的标准，假却不是真的标准。从浮夸的数字中是得不出真实判断的，谁也不知道别人的浮夸造假程度到底是多大，当然就无法了解事实上“大跃进”前两年的真实收获数字。据凌志军介绍，食品短缺是从1958年12月开始的，政治局起初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虽然对丰收的数字怀有疑虑，但以为只要把这些数字降低10%，就足以反映实情了；等到后来他们知道实情后大吃一惊，原来粮食的实际产量远远不是上报公布的数字，也不是低10%，而是少90%！[5]

    3、中共的政治天平：“形象”比真实重要

    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按理说，在没饭吃和饿死人的问题上，当局最没有理由封锁消息说假话。确实，人面对事实的态度具有某种倾向性，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宣扬夸张，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掩饰否认。但唯有在一党专制之下，在一党垄断权力、垄断信息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才会被推向极端，造成特别严重的恶果。按照毛泽东的思维逻辑，真话假话不重要，重要的是肯定“大跃进”还是否定“大跃进”，而这种肯定与否定又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形象与威望，因而特别敏感。不久前读到杨继绳先生“就《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问”。其中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一个问题是：“你这本书揭露了中国一段黑暗历史，展现了一段痛心的悲剧，你这样做是否影响国家形象，是不是有违你的初衷？”另一个问题是：“你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人说，你这本书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你怎样回应这个指摘？”[6]这两个问题很有“中国特色”。至今不少人在评价别人的文章或著作时，首先关心的仍然不是别人讲的是否符合事实，而是讲出这些事实是否影响国家和共产党的形象。其暗含的前提是：只要你是为党国歌功颂德，哪怕是撒谎吹牛也值得嘉许，起码是可以原谅的；反过来，如果你是揭露缺点错误，哪怕你说的是100%的事实，你还是难脱损害“中国形象”、给“党与中华民族”抹黑的可怕嫌疑。在这里，“形象”二字尤其值得玩味。所谓“形象”，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的外观。上面那两问表明一点：按照中共的认知，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天平上，形象比事实远为重要；作为中共党员，有责任替党国的罪错涂脂抹粉，违者便有“反共反华”之嫌疑。问题是，靠假话谎言来维持的“形象”能持久吗，“党和国家”舍此别无改善形象的途径了？这是个在中国到今天也未得到解答的大问题。

二、“大跃进”为何成了“大跃退”？

    人类社会总会有一些贪婪而又急功近利之徒，好用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办法谋求利益。比如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凿运河，不惜人力物力，强迫人民服苦役，最后总算完成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难完成的宏伟工程。可是，毛泽东与这两位皇帝不同，他发动的“大跃进”不过是经济狂想，因此收获的也是苦果，毫无成就可言。如前所述，毛为各省定出高指标，目的是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人民多劳动，从而实现高产出。在毛的压力之下，“大跃进”期间，国人投入的劳力之多、消耗的资源之巨实在骇人听闻，但取得的建设成就却少得可怜，更多的后果是破坏，非但没有达到增产的效果，反而导致严重的减产。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之后，“大跃进”反而成了“大跃退”，大建设反而成了大破坏。这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后果？借用官方的说法，这是因为“瞎指挥”与“强迫命令”。譬如在收割季节，全体青壮男劳力都被派去“大炼钢铁”，致使成熟的庄稼大片大片地烂在地里；过度深耕，把熟土翻到了下面，把生土翻到上面；密植密到不透气，秧苗都给闷死了，……如此等等怎能不减产？不少人事后总结教训说，不能用群众运动的办法，靠“大轰大嗡”来搞经济搞生产。这话说得也不错。不过我以为，这都还讲得不够深入或不够清楚。我认为，在“大跃进”期间，流行一种特殊的竞争，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正是这种特殊的竞争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后果。

    现在我们都知道，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根本弊端，由于人们付出的劳动和个人收益没有相关性，劳动者缺少努力劳动的诱因。为了让人们努力干活，共产党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加强对劳动者的管制，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包括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所谓不好好干活的人进行惩罚。这种办法在“大跃进”期间被大量采用，对劳动者常常如同对待奴隶。但是，20世纪的劳动者毕竟不是奴隶，因此强迫手段总有它的可应用限度。所以共产党还要靠其它办法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便应运而生。这种竞赛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不是给努力工作的人物质刺激，而是利用人的荣誉感和羞耻感，以及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心理，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把生产劳动变得像体育竞赛。乍一看去，在生产劳动中引入竞赛机制并无不妥，偶一为之也常有正面功效。但问题是，如果把生产劳动搞得如同体育竞赛，那就会造成极大的弊端。必须看到，生产劳动和体育竞赛毕竟不是一回事。体育竞赛不只是为了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它还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在体育竞赛中，人们通过对力量、技巧、耐力和勇猛的展示，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一种艺术品，并借助激烈的竞争表现出不屈不挠、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慨。体育竞赛本身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生产劳动却不然，人们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劳动只是为了制造出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从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生产劳动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体育竞赛本来就是给人看的，如果它让人们看得兴奋，看得激动，赏心悦目，那就是它的成功。为达此目的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必须的，值得的。生产劳动则不然。生产劳动的目的并非展示，而是要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大跃进”中的劳动竞赛只是一味地营造热气腾腾、干劲冲天的宏伟场面，大家争相为营造这样的场面而你追我赶，既不计成本（人力和资源成本），也不管收益。这就把事情整个搞反了。这就有可能比奴隶劳动还糟糕。因为奴隶主迫使奴隶劳动，图的是奴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那样不计后果地图个热闹好看。

    共产党搞“大跃进”，动用全部行政力量和宣传机器在各行各业大力推行劳动竞赛，谁干劲越大越积极，谁就受到表彰，戴红花、上红榜，评先进、评模范，登报纸、上广播、发照片，风光一时；谁干劲不大、积极性不高，谁就挨批评、受羞辱，说他是落后分子，“插白旗”，讥讽他是“乌龟蜗牛”，“老牛破车”，连小孩子都瞧不起，有的“落后分子”还要受处罚。于是，很多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就带领或强迫大家在“比干劲”上竞争起来：你那里白天干一整天不休息，我这里就白天干完了晚上接着干、挑灯夜战；你那里奋战3昼夜，我这里就奋战5昼夜7昼夜；你耕得深我耕得更深，你栽得密我栽得更密；你砍了1千棵树去炼钢，我就砍2千棵，直到砍光为止。杨继绳在《墓碑》里写道：有的县委负责人晚上站在山顶上看各个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7]于是干劲本身成了竞争的目的与评价的标准，而经济效益和最终成果则被置之脑后，以至于被牺牲被舍弃。经济变成了政治，所以它自然就不经济了。当亿万人民被鼓动或被强迫从事这种不计成本、不管收益的干劲比赛时，“大跃进”自身就变成了经济“大跃退”，大建设也就演变成大破坏了。

三、民众为何会热情参与“荒诞剧”的演出？

    那么，那些带头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又是图的什么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出于自愿地积极表现呢？这里可能有一点物质利益的作用，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四川省郫县“红光社”“放卫星”，宣称早稻亩产3,752斤，省委马上表彰，县委则宣布，给放3,000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80元。虽说80元不是小数目，在当时可以买大米1千斤，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荣誉。当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当然，也有不少人表现积极是为了当官升官，但这种人数量有限。在当时，更多的民众积极表现只能换来诸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一类荣誉性的头衔。再说，当官升官又是图什么呢？在“大跃进”初期，当干部，尤其是当农村干部，也是很辛苦的，物质报酬并不高多少（到了大饥荒时期，干部可以利用职权少挨饿，其物质上的优越性变得更大）。在更大程度上，当官升官可以让人有更大的成就感，这里的诱惑主要还是在精神层面。

    在《反思大跃进》座谈中，杜钢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更值得研究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人的参与愿望与实际参与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中所反映出来的参与心态，也就是说，只要有参与的机会，不论参与的后果如何，不论参与对于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是否有利，只要有一定的自我的表现就行。”他指出：“这样一种参与意识在当时乃至在今天都是很普遍的。”[8]

    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想必都还记得“大跃进”初期全民参与的热烈景象。实际上，“大跃进”是由多种形式、接二连三发生的运动系列组成的，例如“除四害”运动、“讲卫生”运动、“扫盲”运动、群众性诗歌运动与美术运动、宣传“三面红旗”的文艺活动、“大炼钢铁”运动、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等等。那时真做到了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热烈参与大跃进呢？根源在于群众运动诱发了人的表现欲。人往往愿意通过语言和其他活动展示自己的才能与特性，从而获得社会承认，这是最深刻的人性。极权社会壁垒森严、僵硬死板，人们的表现欲都被严格地限制在政府规定的极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共产党的“群众运动”打破了生活常规，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大舞台；尽管表演的主题和方式都被严格规定，不可越雷池一步，但对于亿万民众来说，那毕竟是一个可以自发参与和表现自我的大好机会。对很多人而言，只要有自我表现的机会就行，至于表现的方式和主题倒是次要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少有属于自己的见解，更少有坚持己见而甘于寂寞的勇气。

    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一切，它通过多年的思想教育与思想改造，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大多数民众。它借助于广播、报纸、各类标语等宣传工具，再借用大会小会等仪式、红旗彩旗等道具与歌曲音乐等，把全中国变成一座大剧院，营造出一种吸引人参与各种集体活动的社会氛围，并将“阶级敌人”排斥在这些活动之外。这样一来，所有社会成员都会感到自己倘若不能参加这些活动，就会成为被社会抛弃的另类。我们切不可低估人的表现欲，别以为只有精英与自命不凡之辈才有此欲望，芸芸众生就没有表现自我、争取承认的追求。毛泽东搞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是，他总是有意识地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正因为历来缺少机会出名露脸，一旦获得这种机会更觉得新鲜刺激，格外来劲。由于当时的中国是高度封闭与价值一元化的社会，一点小小的出名都能使人感到大大的得意。例如前面讲过的“放”假“卫星”的例子，“红光社”“放”假“卫星”出了名，在当时那种氛围中，“和平社”的人就沉不住气了。当时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人自然也有，但是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人对自我表现表示淡漠。不过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你不上台唱自有别人上台唱。共产党搭了台子，不发愁没人上来表演，也不发愁没有观众。进入改革年代之后，人们才省悟到当年那种种“积极表现”，纵然不是害人害己，起码也是枉费精神。但我们若因此而去批评人的表现欲却没有意义，因为那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特性。

四、毛泽东从经济到政治的“华丽转身”

    1、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发生了什么？

    “大跃进”惨败了，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堪称“人祸”的大饥荒。始作俑者毛泽东非但不自省，其个人威望数年后不降反升，还积累了发动“文革”的本钱。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却自有本原。

    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政局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如1957年从“大鸣大放”的“整风”到“反右”就是个转折。另一次重大转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与本文有关的是后一次转折。“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极大的变化。单少杰认为：1962年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是“一个在其执政生涯中堪称转折的年份”。在这一年中，毛泽东“先是低头退却，后又昂首进击，从而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转变：由主要搞经济建设转变为主要搞阶级斗争”。[9]

    “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正如李志绥所说：1962年秋季对毛和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气氛顿时消失殆尽。毛于此时所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清算刘少奇等人的指导纲领。[10]如此重要的转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毛何以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扭转局面，化被动为主动，重新赢得政治主导权呢？丁抒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人祸”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的是非了。[11]

    应该考察的是，“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何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为什么刘少奇也要对毛有关“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刻附和紧跟？考诸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大跃进”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满腹怨气；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击，苏联则无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趁机宣称要“解民于倒悬”。此时此刻，不仅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连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命运共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威慑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党内同僚的支持。

    以下对在“七千人大会”与八届十中全会之间发生的几件重要事情作一分析。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南下武汉，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主持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国务院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并且提出一整套调整经济的措施。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汇报。毛同意了多数常委的意见，但强调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表面上看，毛和刘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其实，毛何尝不知道形势严重，他只是反感别人把形势的严重性讲出来，因为那意味着他的错误更严重、责任更重大。

    接下来，6月的一天，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后召见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田家英主要讲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中央的多数人（尤其是陈云和邓子恢）都比较倾向于“包产到户”。毛先是静静地听田讲，一言不发，然后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来后对逄先知说：“主席真厉害。”[12]毛对田家英的质问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恢复经济，而是把问题变换成了要集体经济还是要个体经济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问题”，顿时就使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境。当年的共产党人信奉的基本教义是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是共产党闹革命、夺政权、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念基础。1949年以后，中共匆忙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大搞集体化，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要回到“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否定农业集体化，岂不等于走回头路，自己否定自己？据说当时陈云私下里就讲过：“看来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13]

    那一天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游泳池边的对话更值得分析。毛明知刘是主张退够的，但是他一开口却质问刘，“为什么不顶住”――“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解释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刘冲口而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反问：“‘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毛这样讲是在提醒刘，作为毛指定的接班人，他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刘少奇何尝敢把自己当外人，他说的是“你我”，这就表明他承认自己和毛是一伙的。毛的意思也很清楚：是不是否定“三面红旗”，土地分不分，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的位子坐不坐得住的问题。话点明了，刘还能说什么呢？最后刘提出以下方案：“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毛也同意继续进行经济调整。两人达成妥协。[14]

    2、中共高层的危机意识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把话讲得更白了。他一开讲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这就明确点出政权危机问题。接下来毛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这样讲，是不是危言耸听呢？未必。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似乎固若金汤。其实，中共高层对问题的严重性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们都有危机意识，自然不会认为毛的讲话是危言耸听。

    “大跃进”既然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亲身经历着饥馑和压迫的民众，难道毫无触动？后人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时，最费解的可能就是当年何以不曾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据说刘少奇讲过：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刘少奇当然明白，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控制得太严密。刘少奇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人相食”，只是高层才能掌握的“国家机密”，老百姓不得与闻。无论是经济崩溃、人口大量死亡，还是国际社会的嘲笑抨击，民众均无法从媒体上知悉。那时候的报刊广播以及各单位的领导所作的报告，口径高度一致：数年大饥馑被说成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原因则是“连续3年特大自然灾害”再加上“苏修逼债”；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已经大见成效；总的情况是“形势大好，尚有困难，前途光明”。那场标榜为“发扬民主”的“七千人大会”，原本就是一次关门会议，说是要“让人讲话”，但其实不过是让党内干部在封闭的会场内向中央讲点实话而已。这次会上的各种讲话与发言都对外保密，就连会议本身媒体都没有报道一个字。

    中共的立足之基就是封锁真相。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干们说得明明白白：“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后来万里也说过：“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15]大饥荒结束后，周恩来曾反复叮嘱要把有关因饥饿而死亡的统计数字销毁。因为他知道，如果人民知道了这个可怕的数字，绝不会原谅共产党；千载之后也不可能得到历史的原谅。

    在这样的制度下，当时党内的务实派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知道党犯了大错，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彻底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正因为党犯的错实在太大了，一旦打开了纠错的口子，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局面还控制得住吗？这种危险是存在的，除非大家都坚决地维护党的统一，在有限度纠错的同时强化政权的威慑力。也正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锐对党中央彻底失望了。他说：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16]然而，这岂只是为一个人讲公道话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亿万中国民众有没有饭吃、会不会饿死的大问题。那些中央委员们在庐山会议上岂只是不肯讲公道话，而是不将民众的命当作生命。在中共最高层中，陈云大约要算是清白的了，在“大跃进”和“文革”这两大“国家之罪”上，他的责任都不大。然而就是这个陈云，在1981年体制内外的自由派人士提出要制定出版法时，他却说：“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做合法斗争。现在，我们决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出版法和我们做合法斗争。”可见他对共产党政权的反自由反民主的性质是何等的清楚，何等的自觉，又是何等的坚持。所以，虽然共产党的内部和上层出现了重大分歧，但在民众眼里仍然是个坚强统一的整体。

    当然，即便当时民众充分了解到大饥荒的可怕真相，在政治高压下，又能怎么样呢？1957年，青年学生原本自以为是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仅持续了一个月，而且“放”的程度还相当有限，只不过有一些公开的批评声音并披露了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于是很多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右派”。其实，中共的高干们又何尝不担心政治打击的威胁呢？从“文革”时期刘少奇对家人讲的一句真话，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整肃后，即将与王光美诀别，那时王光美估计自己也会进监狱，放心不下6岁的小女儿，便对刘说，如果她也要坐牢，那就只好把小女儿带到监狱里，“《红岩》里不是就有个‘监狱之花’吗？”刘少奇听了苦笑：“那是国民党的监狱，不是共产党的监狱。”由此可见，作为这套制度的创立者之一，刘深知“我们共产党”比国民党黑多了。但直到诀别之前，他从不敢把这种话对朝夕相处的妻子讲过。

    按照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比喻，极权社会好比洋葱头，越是外层的人越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则越是犬儒化。人们要了解中共高层人物的内心，不但要看他们公开讲了些什么，还要看他们在内部讲了些什么；不但要看他们讲出口的话，还要听他们的弦外之音，找出潜台词，否则就无法了解他们的心理，无法解释他们的行为。

    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改革之时。因为政绩最恶劣之时，往往也是民众最沮丧消沉、最绝望之日。而一旦统治者不得不大规模纠正自己的错误或改革原有体制，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统治者出来纠错或改革，就是公开暴露自身的弊端和弱点，释放它原来压抑的某些力量，这就会导致统治者威信的降低和异议力量的加强。由于纠错或改革，民众开始有了自信，原本朦胧的不满情绪会迅速上升为明确的批判意识，他们的欲望和期待也随之提升，并由此而产生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东夫在《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曾记述，恰恰是在1961年共产党开始纠正“大跃进”时期若干极端措施的时候，特别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来自党内的和社会上的异议声音才大量浮现，而且日显激烈――“文革”期间称此为“1961年到1962年牛鬼蛇神大出笼”。

    3、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17]哈耶克这里讲的还是那些“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中共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党，所以在其内部，这种“最坏者当政”的趋势就更明显更强大。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其“大跃进”的“伟大理想”，其手段之恶劣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的善者进退两难，而恶者则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谬误，很快就招致惨重的失败。这样一来，共产党就面临重大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承担罪责，这就很可能导致一党专制的瓦解；要么强词夺理，以错为是，甚至变本加厉，如庐山会议那样；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政策作出有限的调整与改革，这就必须维护和加强党的高度统一，一方面文过饰非，继续以谎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铁腕，震慑与镇压一切敢于揭露其罪恶和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显然，这种事只有坏人干起来最得心应手，最容易取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沦为附庸。于是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可否认，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与不太坏的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维护政治高压以震慑人民，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样一来，好人就和坏人同流合污了，变得和坏人相差无几。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赢得主导权，说到底，就因为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将党的利益与权力奉为第一原则的政治集团。有了这个第一原则，挟天下以奉一党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中共在铸成饿死3,000多万人这一大错之后，罪魁毛泽东居然可以继续名正言顺地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因为这是极权主义的逻辑使然。

    4、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1962年6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谈话后，“回来感到压力很大”。可以说，这种压力来自于他有种被毛泽东“绑架”的感觉。他本来希望毛能接受其他政治局常委们的意见，改得再彻底一些，但是被毛坚拒；到头来他还只有依着毛，所以心情很沉重。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这些说法，刘少奇不管是否情愿，也必须紧跟附和，因为要维护党的权力，要加强可能被弱化了的镇压机器的威慑力。正是通过这种“绑架同船者”的手法，毛泽东终于重新站稳了脚跟，但也仅此而已。这和他4年以后发动“文革”以后享有的绝对权威还相差很远。那么，毛又是做了哪些事使自己到达权力顶峰的呢？这就是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更具实质意义的是，毛依然被尊奉为中共的“教皇”。在凭藉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党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刘少奇一派人或许认为，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处理实际工作的大权，既然毛泽东的错误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那么，他们今后有望借助于自己在党政体系内的某种实力约束毛泽东的恣意妄为。

    还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藉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的这些心计没有白费，因为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有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很不相同。马克思强调存在，毛泽东强调意识；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马克思强调物质，毛泽东强调思想。不过依我之见，毛泽东并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那么远）。他领导中共取得政权之初，本来也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之后，毛泽东求胜心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了“大跃进”，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产品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15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只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后来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出于现代化建设受挫的反动。只因为“大跃进”遭到惨败，毛泽东发现打造经济基础是他个人能力的“弱项”，但又不甘心认输，才另辟新径，独树一帜地高谈精神之作用。

    在“大跃进”遭到惨败之后，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令人十分沮丧绝望。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转移目标，并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于是，“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登台亮相。“政治挂帅”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取代了“向科学进军”。经济少讲甚至不提，“革命”、尤其是“思想的革命化”则大讲特讲。物质的指标换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再是社会发展的手段，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也成了中国人的人生目的与意义。那时，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而革命的标准则早已置换成“听毛主席的话”。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主席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而且，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可以想见，毛这番工于心计的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不难赢得党内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整个党都需要文过饰非。再上一个台阶，作为统治有5千年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它总不能满足在各个领域都马马虎虎、平平淡淡，甘心做世界的二流、三流角色（毛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讲过：“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否则对内、对外都不好交待。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共产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在这一点上，毛和他的党息息相通，他的同僚及下属也有同样的焦虑，因此也有着同样的需要。所以上下一拍即合，全党仍然紧跟毛泽东。就这样，一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它远比原教旨主义更偏狭，更色厉内荏，更富于攻击性；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文明都更带敌意、更不宽容。有识之士无疑会对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党内高层比较清醒、比较务实的人也试图抵制，但为时已晚。毛的个人权威在党内高层中或许打了折扣，但在全党、全军、全民的范围内却达到了顶峰，而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就是“两眼一抹黑”却自以为可以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大学生、中学生。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了。

    在关键的1962年，刘少奇等人出于维护党的利益和权威，维护了毛，依从了毛。精明一世的刘少奇可能以为他这样做是与毛同舟共济，当时他万万猜想不到，就在那时，毛泽东已打定主意，一俟时机成熟，就要把刘少奇打下那条“船”。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国被“伟大统帅”引领着从一个灾难走向了另一个灾难。

【注释】
[1]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5月出版，第94页。
[2]出处同上，第130页。
[3]出处同注1，第133页。
[4]出处同注1，第110页。
[5]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1月，第79－80页。
[6]杨继绳，“就《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问”，多维新闻网，2008年10月27日。
[7]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5月出版，下篇，第706页。
[8]秦晖、杜钢建、王东成、黄钟、杨支柱，“反思大跃进”，中国学术论坛网站，2003年11月24日（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 id=159）。
[9]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明镜出版社（香港），2000年12月出版，第 231页。
[1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 1994年10月出版，第382页。
[11] 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修订本），九十年代杂志社（香港）， 1996年3月出版，第360页。
[12] 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10版。
[13] 转引自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第1010页。
[14]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15]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第110页。
[16] 李力康，“我的舅舅李锐（下）”，《领导者》（双月刊），2008年4月号，总第21期。
[17]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