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中国曾发生过一场荒诞而惨烈的大饥荒。尽管这场饥荒的规模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也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1]，但在中国的正式出版物上，特别是在教科书中，这场以无数农民的生命为主要殉葬品的饥馑的原因，至今仍然语焉未详。整整50年过去了，在这个经常教训周边国家要以史为鉴、并以拥有世界上最连续的书面历史记载而自傲的国家里，这场饥荒仍被顽固地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于是，这场饥荒的责任便被转移到沉默无语而不会自我申辩的“老天爷”头上，当局一厢情愿地希望人相食的炼狱景象会被淡化为记忆中的一段“困难时期”。这当然无法使世人特别是邻国从内心尊重中国，并听从中国以史为鉴的教导。这种回避事实真相的态度更不利于中国自身吸取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 

    导致大饥荒的政治原因和毛泽东的个人责任，已有多位作者论述。本文主要分析导致饥荒的各种可能的直接原因，讨论大饥荒的主要教训。 

一、导致大饥荒的各种可能的直接原因  

    中国官方至今对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严重错误未作全面彻底的清算，官方亦未公开有关大饥荒的数据和资料，这就大大增加了研究大饥荒的困难。对造成这次饥荒的细节，例如饥荒的起讫时间、触发饥荒和加重饥荒的主要原因、因饥荒而死亡的准确人数等等，在学界中都还未达成共识。例如，有人认为大饥荒在一些省区始于1958年冬季，笔者本人便持这种观点。另外，一般人都认为大饥荒结束于1961年，但也有人认为饥荒在一些地方迟至1962年才结束[2]。 

    关于导致饥荒的政治原因，绝大部分学者同意“人祸”之说，认为是由毛泽东的“极左”路线造成。而毛泽东之所以能一意孤行地推行“极左”路线，又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最高领袖可以将本人意志强加于党及政府，媒体又全是“党的喉舌”，任何不同声音都被视为异端予以消灭。这种政治体制往往只会为领袖的错误助纣为虐。阿玛蒂亚·森指出，如果中国当时实行民主制度，有独立媒体，这样规模的饥荒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以印度1947年独立后从未发生大面积饥荒为例，证明民主和自由媒体在当代是避免饥荒的充分条件。 

    对中国三年大饥荒的产生原因，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与政治学家都在本学科的领域里做了大量研究。在文献回顾方面，本文仅就海外经济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结果作些简单的介绍，挂一漏万之处，还祈见谅。 

    在海外经济学界，林毅夫1990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首开大饥荒的研究[3]。他根据笔者博士论文中所得出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力的实证结果和博弈论中关于一次性博弈的缺点，在这篇论文中提出，大饥荒是因为农民丧失退社权，人民公社沦为一次性博弈，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力的严重崩溃而引起的。此后，探索大饥荒产生的直接原因的研究时有发表。我与张欣在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不同的假设。[4] 

    经济学家的研究角度主要限于探讨导致大饥荒的各种直接原因，较少涉及诸如饥荒引起的死亡人数的确切估算、当时的政治制度与饥荒的关系等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和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原因：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导致农业生产力崩溃和粮食短缺、粮食征收过度、自然灾害、公共食堂对粮食需求和生产的负面影响、计划经济的失败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影响收获、偏重城市的粮食分配政策、因苏联逼债而粮食出口太多等等。造成这场饥荒的原因当然是综合性的，但上述各种解释中，除了公共食堂和粮食征调量过大两个假说外，其余的说法都无法解释最初触发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当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极不合理，但它们不是导致饥荒的充分条件。因为仅仅从政治制度层面无法回答以下问题：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世界上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毕竟是少数，为什么那么多的专制国家并未像中国一样发生大饥荒？再以中国为例，毛泽东前后执政27年，他在“文革”期间推行的路线在许多方面比“大跃进”期间更左，领导风格也变得喜怒无常、出尔反尔，完全象一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暴君，可是在他执政期间也仅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发生了大饥荒。所以，研究中国大饥荒的种种原因时，除了在政治制度与最高领袖的人格及思维方式方面寻找原因之外，还有必要研究导致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 

    关于自然灾害的说法也缺乏实证根据而无法成为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根据当年的气象资料[5]，1958年无论从官方的记载，还是老农的回忆来看，都是风调雨顺的一年。1958年9、10月份人民公社体制被大规模推向全国的时候，很多地方的庄稼已经成熟，由于气候良好，该年收成好于往年。至于1959年到1961年气候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绝对不是蔓延全国且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况且，受灾面积不等于成灾面积。在粮食供应充沛的条件下，即使发生大灾，农民也有体力和积极性将灾害损失控制到最小。当然，一旦发生了大饥荒，则受灾往往等于成灾，因为农民既无体力、也无积极性去抵御自然灾害；各级干部反而可能夸张灾情以推卸责任，且可获得公粮减免，甚至坐享返销粮的好处。 

    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也不是造成饥荒的充分条件。人民公社制度从1958年起先后存在20多年，直至1984年才正式解散，但1961年以后，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饥荒再也没有普遍发生。所以，没有理由说人民公社制度必然导致饥荒，尽管这种组织必然导致农民的普遍贫困和食品的普遍匮乏。 

    1958年秋收时，不少地方有粮食烂在地里，没有完全收回仓库，但这种因素无法成为触发饥荒的主要原因。如果秋收的浪费是主要原因，那么冬天来得最早，夏天来得最晚的北方地区，例如东北、内蒙，1958年年底和1959年春天饥荒应该最严重。可是从资料看，1958年这两个地区饥荒都不严重；反而在四川等冬季很短的地方饥荒相对严重。之所以秋收过程中的浪费不可能成为触发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粮食征调的任务较重，实行统购统销后未能完成任务的农村干部面临的惩罚极其残酷，加上农民有爱惜粮食的传统，应该讲大部分粮食还是收回来了的。经官方一再核实并一再向下调整的粮食产量的最后数字是，1958年入库量为2亿吨[6]，比1957年的1.95亿吨增加了2.5%。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 

    李伟和杨涛认为，计划经济的失败特别是从农业部门调离大量资源导致了饥荒。[7]这一判断的缺陷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之后，而大饥荒只发生于1958年到1961年的特定时期，而当时的农业并未大量使用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源。1958年开始的城市和工业大扩张、农村的“后院炼钢”以及发动农民进山找矿等等，确实转移了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但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其实存在大量的剩余。实行包产到户后从农村转移出来许多劳动力，并废弃大量农业机械，结果农业产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所以，单用劳动力的转移很难说明农业受到的影响。所以这一假说无法回答，为什么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因发生全国“大串联”、全面内战和武斗，造成中央计划部门的混乱和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调，最后导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但这一时期并未发生饥荒。这一假说同样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在中央计划受到严重冲击的1958年，粮食产量却显著高于1957年；而且，在死了几千万农民之后的1961年，存活者的体力十分虚弱，劳动力的供应比1959年和1960年更加紧张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反而能逐步增加，饥荒并未再度来临。[8] 

    林毅夫和杨涛运用森的理论，认为饥荒的成因和偏重城市的粮食分配政策有关。[9]笔者同意林和杨对这种极不公平的政策的批评，但这一假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偏重城市的粮食分配政策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前期才彻底废除，为什么在实行这种政策的绝大部分年份并未发生农村的饥荒？所以，这一说法无法解释这次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中国官方当年用“苏联逼债”来解释饥荒的触发，更是十分拙劣的遁词。首先，出口的粮食来自征调粮，所以，说粮食出口增加大饥荒，其实与强调粮食征调过大是一回事。对农民而言，无论被征调的粮食是用于出口还是别的目的，过度征调粮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饥馑乃至饿死。其次，当时是中国政府主动决定“提前偿还欠苏联的债务”，为此增加了粮食出口，由此引起的饥荒其实并不是“苏联逼债”造成的。而毛泽东之所以要“提前还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东欧各国政府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疯狂的“大跃进”多次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经济规律，而毛泽东为了证明自己的“大跃进”政策是成功的，就用“提前还债”的方式，通过增加粮食出口以“事实”来反驳这些“兄弟党”的批评，试图挽救中共坠落的声望。当然，“提前还债”的结果是农民的口粮被搜罗殆尽，从而大大增加了因饥馑而死亡的人数。毛当时说过“要为中国争气”的话，其实这是以成千上万农民的生命为代价，来为他本人及其支配下的中共领导层“争气”；等到大饥荒造成全国农村大范围的非正常死亡之后，“提前还债”所换来的其实只是丢更大的脸，同时向其他共产党展现了毛支配的中共政权的反人性的一面。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结果，毛泽东才在60年代前半期发动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其动机无非是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来转移“兄弟党”对他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耻笑。 

    逐一排除了以上列举的各种关于饥荒发生原因的推论之后，还剩下粮食征收过度和公共食堂这两项可能的直接原因。我与张欣1997年的论文曾指出，造成饥荒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上的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极左、生产和生产力的崩溃、征调过度、出口还债、劳动力过度转移等，在个别地方也有自然灾害的因素；我们认为，坚持在农村全面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不但触发了大饥荒，而且加重了大饥荒，而饥荒的终止时间也和公共食堂的全面解散时间重叠。[10]从最近10年来披露的数据和材料看，我认为很有必要进一步阐述公共食堂这种完全违反经济规律和人性的制度之恶劣本质，强调这种制度在触发和加重大饥荒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谋杀性角色，使后人彻底杜绝将其浪漫化的念头，永远铭记这种乌托邦制度的严重危害性。 

二、为什么公共食堂触发饥荒：农民口粮的强制性集体化  

     笔者认为，根据官方数据，在触发饥荒的两大因素（公共食堂和过度征调粮食）中，公共食堂因素更为重要。我之所以认为，过度征调粮食不是直接触发饥荒的最主要因素，有如下理由：在1958年冬（秋收后1－2个月），特别是1959年早春（秋收后3到4个月），一些省区已经发生粮荒，甚至开始逃荒和死人；然而，1958年的粮食征购量虽比1957年增加了24%左右（见表1），但仅占粮食总产量的20.9%，低于1953年的21.5%，与1955年的19.7%相差不大[11]；而且，1958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仍高于1952年到1955年各年的水平（见表2），既然从1952年到1955年农民能以低于1958年人均粮食消费量维持生活，就说明在1958年人均201公斤粮食消费量的情况下，本来是不会出现大面积饥荒的；1958年的粮食净出口量是100万吨，比1957年的40万吨略微增加，均远低于1952年150万吨和1956年的120万吨，不能说出口导致粮食征购加重。从这些全国性数据来看，1958年底开始出现的饥荒，征购过重显然不是最主要的致因。再以大饥荒时期粮食征购最重、死亡人数最多的四川省为例，征购过重并不是触发四川1958年底至1959年初饥荒的最主要原因，根据东夫的研究，1958年粮食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与1953年和1957年差不多，低于1954年；但1958年该省的死亡人数已开始显著上升。由此可见，四川的大饥荒同样不是由征购过重触发。[12] 

表1：1952年－1966年中国粮食生产总量、净出口和征购数量 

表2：1952年－1966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粮食（公斤）

    表1和表2的资料来源：表1数字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北京出版）。其中第1和2栏的数字来自该年鉴第137页；第3栏根据该年鉴第397页和第412页的粮食进口和出口数计算而得；表2第1栏数据来自上引《中国统计年鉴》第370页，其余数字来自《中国贸易、价格统计资料》第2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出版）。上表中“农村留粮”指的是未加工成面或米的稻麦原粮，以及未折算成细粮的粗粮。而“粮食消费量”指的是已加工成面或米的粮食以及折算成细粮的其它粗粮。由于各地粮食品种不同，精加工的深度和标准不同，这里不作换算。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表2第1栏和第4栏的统计口径不同而不能作简单比较，但这两栏内部各年数字的统计口径是一致的，因而每一时间序列内部各年可以比较。 

    那么，1958年秋季丰收之后，在征购任务不算很重的情况下，为什么短短几个月里就出现了严重的粮荒？公共食堂的出现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什么公共食堂会触发饥荒呢？近代以来，中国的粮食供给能力一直十分脆弱。清朝中期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繁殖，新耕地开垦基本结束，农业科技没有突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典型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之中，即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食品增长的速度，致使人均粮食的占有量逐渐下降，逢到灾害，更常常下降到维生水平之下，所以过去几百年来频繁出现饥荒。1949年以后，由于和平环境的恢复，生产力相对1937年后的10多年有显著提高，但粮食供应相对于庞大的人口仍然极为脆弱。中国大部分农村实行一年两季的耕作制度，秋收的存粮尤其重要，因为农民要靠这些粮食维持到第二年的晚春、初夏时节，才能接上夏粮。许多地区的农民必须用糠菜半年粮的办法才能维持生存。这意味着农民每天必须严格控制食物摄入量才能避免青黄不接时的粮荒，也意味着只要每个农民每天多吃一些，就可能发生食物短缺。然而，“大跃进”运动中从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取消农家的“小锅饭”、改采公共食堂的运动；为了体现“人民公社大食堂”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吃饭免费，还提倡食堂对农民们敞开供应。这样的政策当然能立即吸引大多数农民加入食堂。对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农民来说，敞开肚子免费吃饭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用有限的粮食敞开供应，这一政策导致食堂开办后过快地消耗了存粮，自然就造成了人为的粮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免费供应食物必然带来需求的震荡。我和张欣1997年的论文引用彭希哲的数字[13]证明，在农村一些地区，农民在3个月内消费的粮食本来足以维持正常时期6个月的需求量。Potter从一个农户那里了解到，当时“所有的人无论是否饥饿都敞开肚皮吃饭，他们在20天内吃光了通常足以维持6个月的所有大米”。从表2可以发现，1958年的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显著高于往年。1952年到1957年间，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一般来说显著低于城市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1958年却截然相反，这一年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不但显著高于以往各年的水平，而且显著高于当年的城市水平。这就是农村食堂制度免费敞开吃饭造成粮食过度消费的证据。以1958年的农村人口55,200万计，只要每人每月平均多消耗10公斤粮食，一个月就会多消耗552万吨，3个月就是1,656万吨。90年代以前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认为，1958年农民过度消费的粮食为1,750万吨。[14]薛暮桥可以获得大量内部统计数据，他提供的这个数据显然有极高的可信性。根据这个数字，并用表2中所列1952年到1957年农村每月平均粮食消费水平（16.35公斤），我和张欣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全国人民公社食堂所浪费的粮食相当于全国农民几乎整整两个月的口粮。此外，毛泽东在1958年还多次鼓励公社多养猪、多酿酒，以便消化所谓的“过剩粮食”，许多地方的公共食堂积极响应，这也造成了粮食的过度消耗。

    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在城市里也推行了街道食堂制度，但城市居民在街道食堂搭伙时，需向食堂缴纳自己的粮票、肉票，油票等，并用自己的货币收入购买相应的饭票和菜票，才能购买等量的食品。食堂则用所有搭伙人的粮票、肉票、油票到有关部门购买相应的粮食、肉类和食油等。由于城市的公共食堂按照有偿供应和严格的收支平衡管理，所以基本上不会浪费粮食。从表2中可以看出，1958年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只有186公斤，低于1952年来的任何一年，但城市并未发生大范围的饥馑。 

    毛泽东所钟情的公共食堂号称“吃饭不要钱、不限量”，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免费午餐”，人民公社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农民们很快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公共食堂以集中管理农民口粮为理由，把社员各家的口粮一律集中到食堂的大仓库，由公社或生产队统一保管，由公共食堂统一使用。其次，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将几千年来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和消费的传统视为“反动”、“自私”和“卑下”，而将到公共食堂吃饭视为“革命”、“无私”和“高尙”。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发动的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斗争中，《人民日报》及其他党的喉舌经常发表社论与各种评论，把是否坚持公共食堂当作识别各级干部能否坚持“革命路线”的标志。在这种高压下，农民不仅丧失了退出人民公社的权利，也丧失了退出公共食堂的权利。再次，既然人民公社宣称公社食堂解决了农民几千年来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农民种植蔬菜瓜果和饲料以解决每家每户伙食的自留地就没有保留的必要，甚至连社员家中的铁锅都没有必要保留，统统被砸碎，用作炼钢铁的原料。公社还禁止社员饲养家禽和猪羊。社员既丧失了拥有自留地的权利，也失去了在家里做饭、吃饭的权利。公共食堂制度实际上把农民的口粮和蔬菜、副食强制性地集体化了，这种强制性的集体化辅之以“吃饭不限量、不要钱”的做法，立刻造成了粮食的极大浪费，很快就触发了粮荒。 

三、“公共食堂”制度是如何加剧饥荒的？  

    有研究者认为，1959年以后粮食征购量过大是加剧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我也同意这一看法。那么，粮荒发生后，公共食堂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1、农奴和权贵：公共食堂共产特性的社会经济结果 

    公共食堂制度剥夺了农民自己拥有食物的权利，他们甚至连为自己烹调食物的权利都没有了。当粮荒开始蔓延时，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以维护公共食堂制度为名，对农民的住家突然袭击，悉数搜刮他们历年积存的余粮；一旦抄出，立即作为非法私藏的粮食全数充公，有存粮的农民还可能遭受残酷的体罚。有亲历者描述过当时的实况：“公共食堂已经没有粮食，开始吃草根、树皮。尽管如此，上边还在逐级下压催着要粮，不仅口粮没有了，连种子粮、饲料也全部上交了。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必须把社员家里的粮食搜光。于是，大抄检开始了。由生产队长和积极分子组成的抄检队手持钢钎挨家挨户搜查，床底下、草堆里、甚至橱柜、鸡窝都要翻遍。可疑的地方就用钢钎捅一捅，犄角旮旯也不能幸免。最荒唐可笑的是他们连厕所都不放过，他们要看看你解的大便里有没有没有消化的粮食粒。大抄检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挖地三尺。抄检队对屋里屋外所有地面仔细观察，只要见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新鲜松动的地块，他们就用钢钎把地面掘开，仔细扒拉土粒。”[15]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一书中也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一方面是干部利用掌管食堂仓库的特权，获得大吃大喝、贪污、腐败的最大便利；另一方面是农民沦为“农奴”，轻则被罚站、罚饭，重的被处以吊打、穿耳等各种肉刑。食堂这种人们本应该享受肠胃之乐的地方，在许多地方一时间竟成为刑场一样的可怕去处。[16] 

    其次，实行公共食堂化之后，公共食堂实际上成为一种控制农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在公社制度下，农民本应有两种形式的收入：一部分是以食物的形式分配，主要是粮食；另一部分是现金。公社社员通过每天出工积累工作量（“大跃进”之后直到改革开始前，工作量的积累用“工分”计算），首先换取口粮，如有剩余的积累工作量，还可分得若干现金，用来购买像油盐酱醋、肥皂、牙膏、衣服、鞋袜以及农具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事实上，在公社制度下，1970年代的农民一年辛苦之后，往往只能勉强领回一家的口粮，拿不到什么现金；孩子多而小的，往往还要倒欠生产队的。笔者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作为知识青年在吉林省农村插队，我是个强劳动力，每年积累的工分与同等体力的农民相当，但每年秋后结算，除了领回本人的口粮外（作为一个单身汉，我不需养家糊口），所得现金十分可怜，购买一张往返四平和家乡上海之间的火车票之后，便剩不下几个钱了。而大部分农民有家小，领回口粮以赡养家中老少之后，很难再有多余的工分领取现金。回到“大跃进”初期，既然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口粮，那么公共食堂制度下的口粮集体化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按劳分配，而改行供给制，不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农民在食堂里吃的是一样的伙食。同时，由于农民没有自养家畜家禽，没有自留地，不能离开集体劳动场所另外谋生，农村集市也被封杀，农民无法用自有产品到集市上换取现金，除了靠公共食堂提供食物之外，农民已完全沦为“人民公社”事实上的农奴，他们的生存完全掌握在控制公共食堂食物分配权力的基层干部手中。正因为如此，干部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驱使农民，不仅令他们忍饥挨饿地从事繁重的劳动，还敢对农民打骂、抄家，甚至施以肉刑。这方面有大量记载。[17]这就是“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最重视的“公共食堂”制度的本质。 

    “大跃进”时期以“公共食堂”为后盾的“人民公社”制度，不仅仅是以革命的名义彻底剥夺了农民的一切自由和权利，把他们变成了党和国家的廉价农奴，而且严重打击了农民的劳动意愿。与此同时，由于干部的权力来自于上级授权而不是农民的选举，掌握着公共食堂仓库的干部就成了当地的“土皇上”。饥荒发生后，作风不正的干部便通过贪污腐败侵吞农民的口粮、谋取种种特权。在那饥馑的年代，这种特权常常意味着干部的生存机会和农民的死亡可能。在不少地方，当农民只能在食堂中喝稀粥清汤甚至草根树叶乃至活活饿死的时候，那些堕落的干部或者假借各种名义大吃大喝、巧取豪夺，或者利用工作的便利在食堂里安插自己的亲信、亲戚、好友、部下，利用各种机会盗窃食堂仓库的食物。杨继绳在《墓碑》中这样描写安徽省毫县的农村食堂：“公共食堂一般来说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食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是可以多出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流量、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18] 

     面对这种强制性、压迫性的“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制度，农民唯一能做的便是极度的消极怠工，这又使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根据199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59年的成灾面积低于1956年和1957年，和1954年相近，自然灾害不构成对农业的严重威胁，但1959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亿7千万吨，较1958年下降了15%。减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5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一方面，公共食堂提前消耗了1958年的秋粮，使青黄不接时期提前在1958年冬至1959年春这段时期到来，严重影响春耕春播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严重恶化和普遍的怠工，也使得农村经济加速崩溃。所以，1959年夏粮的普遍减产是必然的。随着大饥荒的蔓延，经过整整三年时间，农民通过极度的消极怠工和几千万的生命的代价，才迫使毛泽东在1961年年中终于同意解散“公共食堂”。 

     2、公共食堂解散为何有助于迅速结束大饥荒？ 

    “公共食堂”解散的意义十分重大。在政治上，它意味着在毛泽东主导下推行的“共产主义实验”彻底失败，同时令毛的极左路线在国际社会声誉扫地。在经济上，“公共食堂”制度的终结，对生产力的恢复起了明显的正面作用。其实，在大饥荒结束的1961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接近最低点，只有154公斤，远远低于1958年的201公斤和1959年的183公斤，甚至比1960年的水平还少2公斤（见表2），但正是从这一年的5、6月份开始，随着食堂的普遍解散，农民重新掌握了对自己的生存来说最重要的口粮，重新获得了自留地，可以生产蔬菜、瓜果，重新有权在自己的家里烹调食物，农村的集市贸易重新开放，农民可以在那里互通有无。这一切变化让农民掌握了一线生机，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粮食产量的回升，全国逐渐走出了大饥荒。在接下来的1962年到1965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分别为161、160、178和177公斤，仍然显著低于1958年和1959年的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水平，尽管农民的口粮不足，粮食产量却继续在回升，逐渐接近1958年的水平。 

    将“大跃进”前期的1958年及1959年与大饥荒后期的1961年相对比，可以发现令人惊讶的反差：1958年和1959年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61年还高，却发生了饥馑和“人相食”的世间惨剧；而在1961年，农村已死了几千万人，剩下的人也是元气大伤、饥肠辘辘、有气无力，而且当年的自然灾害成灾面积比前几年还高，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又比前几年低，结果不但未发生饥馑，相反却出现了大饥荒趋于结束的局面。这是用粮食征购量过大或其他因素都无法解释的，而“公共食堂”的解散无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首先，“公共食堂”的解散使农民得以重新支配生存所必须的口粮，并名正言顺地恢复家庭伙食和自留地，他们重新可以自由种植蔬菜瓜果来补充食物，即使人均粮食消费量极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有了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干活的积极性和饲养家禽家畜的积极性。其次，粮食消费的效率也大大提高。几百年来中国农村家庭积累起来的度荒年的办法重新发挥效用，使极为有限的食物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和生产积极性。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推断，在1958和1959年的农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制度，那么大饥荒多半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能是局部的，不至于蔓延成全国性的空前规模的大饥馑。据东夫介绍，由于四川省委1961年封锁中央关于允许农民解散“公共食堂”的指示，结果四川在1961年继续出现很高的死亡率；直到1962年，四川省委才允许农民有退出食堂的自由，于是死亡人数迅速下降。[19]四川省推迟一年解散“公共食堂”的结果是，该省的饥荒也推迟一年才结束。 

四、大饥荒的主要教训  

    从三年大饥荒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应该是，在从事某种制度试验时，一定要允许社会成员有充分的进退自由。虽然毛泽东等人当年在推动合作化和集体化时也曾许诺农民有进退的自由，但实际上从未兑现这一承诺。在初级社时期还曾有个别农民退社或解散合作社的零星消息见报，但都是当作“落后典型”加以报道。实际上，社员若拥有退社的权利，至少可以对合作社或者公社的领导者构成制约。到了“人民公社”早期，农民不但丧失了自由进退的权利，连他们的口粮、自留地、厨房等都被强制性地集体化。正因为彻底剥夺了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其后果也空前严重：中国遭受了不仅是本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后来“公共食堂”难以为继之时，毛泽东极不情愿地让农民退出“公共食堂”，这一使农民彻底丧失一切权利的制度实验方告终结。农民虽然仍然没能拥有从集体生产中自由进退的权利，但大饥荒毕竟结束了。此后，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中国农民继续承受了20多年的贫困，中国也经历着普遍的食品匮乏。一直到改革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让农民从强制性集体生产中退出，中国才结束了食品匮乏的年代。然而，中国至今未允许农民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于是又造成了“三农”问题的日益恶化，城乡差距日益加大，中国错失了解决农村问题的最好时机。 

【注释】  
[1]1992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关于饥荒的条目因缺乏资料而漏列中国当代的这次大饥荒，但列出了几千年人类历史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有案可查的所有饥荒。该书列出的所有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均未超出中国当代的这次空前未有的饥荒。 
[2]范子英、孟令杰，“为何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即将发表于北京大学CCER的《中国经济季刊》。 
[3]林毅夫，“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 1228-52. 
[4]Chang, G. H. and Wen, G. J.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46), 1-34. 
[5]见Y. Y. Yueh, Agricultur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931-199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入库量指已经收割回来的原粮，已扣除收割过程中的可能损失（包括未收割的部分）。从2亿吨这个数字看，1958年的粮食产量相对1957年确属丰收。 
[7]李伟和杨涛，2005年，“The Great Leap Forward：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3, no. 4, 840-877. 
[8]例如，根据东夫的“‘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载《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重庆江北县农村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期间有半数人严重浮肿，70%的劳动力不能出工，其中复兴区12,247个劳动力当中能出工的不到1千人，全县非正常死亡7,660人。东夫的数据引自重庆江北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疾病、死亡情况报告”，1962年3月20日。 
[9]林毅夫、杨涛，2000.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Economic Journal，vol. 110, 136-158. 
[101]出处同注4。 
[11]这是根据官方的全国性资料得出的结论，不排除根据地区性资料可能得出地区性的不同结论。例如，四川省饥荒的触发虽然不是由于征购任务过重引起的，但其后饥荒的加剧与征调过度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一地区性的结论在哪些省份适用，需要具体研究。 
[12]见东夫的“‘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一文的表1。《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 
[13]彭希哲，1987.“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7(13). Pp. 639-670. 
[14]薛暮桥著, 1984，《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 第174页。另外，1996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第265页）中，薛暮桥再次强调指出公社食堂的浪费，“当时农民议论最多的是公共食堂，1958年冬天开始提倡在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吃饭不要钱，甚至提倡‘放开肚子吃饭’，把一年的口粮在半年中吃完了。农民分不到口粮，除了原有的少量存量，只能吃瓜菜野草。”。 
[15]见巫宁坤推荐李世华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美国：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12月）的长文“又一座丰碑”（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Opinion/2009_1_7_21_35_39_840.html）。 
[16]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2008年。杨在该书第三章“天府饥魂”中的第6节“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和第7节“吃青、刑罚、扣饭”中对此种骇人听闻的情景有生动的描绘（第193页至203页）。 
[17]出处同注16。该书第四章“安徽不安”的第1节“说凤阳，道凤阳”中题为“饿死农民，撑死干部”以及“政治高压，鱼肉百姓”两个小节中也有大量的揭露（第244至248页）。 
[18]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70页。 
[19]出处同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