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五四”、超越“五四”——纪念“五四”90周年[1]

在当今世界，文化创造的活力越来越成为民族生存和强盛的决定性力量。中华文明曾以其辉煌的文化成果和独特的创造精神而为世人瞩目，但在上个世纪之初与西方先进文化的激烈冲撞中，初显其弊端而迭经磨难。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事件，此后诸多文化反省往往以此为发端。基于当今中国经济崛起而文化创造精神却日益枯萎的现实，我们需要将目光再一次瞄向那场新文化运动，以期为中华复兴的伟大基业寻找出一条适宜的振兴之路。

一、“五四”的启迪：与世界文明接轨

    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正是激烈的社会变革催生了诸子百家，创造出空前绝后的文化繁荣。由于没有太多固有的传统所依赖，其思想形态大都是原创性的。然而，随着秦始皇的“一统江湖”和大一统社会秩序的形成，一代代文化人成了思想上的“植物人”。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下的中央集权是“全能型”的，具体表现为政治上的“官出上级”、经济上的“利出一孔”和思想上的“儒学独尊”。“官出上级”是指官员的任命均由上级操控，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利出一孔”指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把人们实现自我的精神渴望严格限定在依附国家意志的狭窄通道上：顺从者可以得到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利益，反之则失去一切。而与这种集权统治结伴而行的是思想的禁锢。自儒家思想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来，任何理论创新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被贴上“离经叛道”的标签，从而使文人彻底丧失了保持精神独立的可能性，断送了一个民族进步的活力。难怪孟德思鸠曾说：“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2]

    这种对思想的绝对统治必然要排斥来自其他方面的思想，而且越是绝对统治，就越是绝对排他和封闭。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火车、轮船、电报、机器等在国人面前日益显示巨大的物质力量，然而，统治阶层的绝大多数士大夫总把这些新兴事物当作异端而加以抵制，他们以传统儒家文化的固有观念和价值尺度为标准来排斥西学的传入，企图籍此摆脱民族危机。幸运的是，也有一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进分子能顺应时代潮流，主张效法西方、改造中国。如果说1840年代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发“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了整个民族在枪炮逼视下的久睡初醒的话，1860年代出现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则寄托了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借“西用”卫“中体”的用心。但这一直观西方文化的结果却使所效法的“西学”长期停留在文化的物质层面。1870年代初露头角的早期改良派和后来的维新派以及后来的革命派，开始冲破“中体西用”的防线，醉心于“君民共主”、“民主共和”，从而使向西方学习演进到制度层面。随着民主共和制度的流产，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人如果没有一场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一场大的文化变革，那么任何政治变革都是不能取得成功的。

    正是在中外对比中，一些人指出了中西国民性之间“奴隶”与“国民”的天壤之别。奴隶性的突出表现就是漠然、麻木，对身外之事漠不关心。因此，他们主张公德教育，培养国民公德，使国民树立起社会主人翁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改造国民性的思潮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高潮。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除了继续鞭挞奴性、旁观、守旧之外，还进一步扩大到对麻木、愚昧、不洁、诈伪、民族自大、尚情任力等病态心理和心性的攻击。“五四”时代的新文化人在思想上达成的共识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思想革命，而这种思想革命首先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在他们看来，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尤其是封建伦理道德对国人的头脑和精神禁锢太深，于是，两千多年来久被崇敬的孔学首次被当作残骸枯骨而成为备受批判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一些反激进主义者以为，“五四”因其激烈的反传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3]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未完全否定，他们反对的只是传统之一部分——儒学及其礼教。如陈独秀就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他认为孔子学说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4]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5]“五四”新文化人在批判传统的同时，也在整理传统，如胡适等人发动的“整理国故运动”，遵循“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理路，主张立足于“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结合点。

    今天看来，“五四”时期不仅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开创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繁荣期之一。[6]这首先表现在，新文化内容已具有与自己相适应的新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新文化的形式，即白话文和以白话文为样式而创造的新的文学形式。其次，新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建立了以生产、储备、传播新文化内容为主要功能的横向传播与纵向繁衍相配套的文化机构。一方面，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开始影响大众；另一方面，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机构和一系列学术团体如“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扮演了启蒙社会的重要角色。[7]再次，“五四”新文化形成了它特有的内涵，即民主与科学。民主意味着要实行西方17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涵盖下的封建专制主义，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人权平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使多数国民自觉居于主人地位；科学则意味着追求西方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革命，提倡科学精神、求实态度和理性思维，反对愚昧落后、迷信盲从的蒙昧主义。这种新的文化要素在中国文化中生根蔓延，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潮流，真正开始了中国人与世界文明的全面接轨。

    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人的重新发现”。在中国，虽然奴隶制社会的商周时期就有“重人敬德”的观念，也有“人是万物之灵”之类的记载，儒家典籍中也有“民贵君轻”之类的民本思想，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人在群体生活中的伦理纲常，整个社会建立在“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中，人的权利与义务并不清楚。由于普遍的人治盖过法治，国家机器为极少数统治者服务，这一切从根本上摧毁了人的独立性。在“五四”启蒙主义者的集体指控中，传统文化的根本罪状就是“吃人”，即漠视人的价值，扼杀人的生命，剥夺人的权利。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人的自由发展是最高的价值尺度。是否承认这一点，正是“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的根本区别，也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根本区别。出于这种立场，“五四”启蒙主义者把人的解放和权利的保障作为根本目的，而不像维新派思想家那样为强国而新民，也不像孙中山们那样为建国而动员民众。在“五四”新文化人那里，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道德规范、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需要通过人的自由和权利保障而获得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是无须证明的，而需要通过保护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而获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主题是人的解放。从维新派的“新民”到新文化运动的“立人”，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8]陈独秀对此一语中的：“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由自主之人格之谓也。”[9]

    不仅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也是一个借思想解放而汇聚社会力量的过程。受其启蒙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潮鼓荡和日本军国主义侵逼下国难当头之时，积极地走向社会。于是，以启蒙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走向高潮，爆发了“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成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序幕的事业。从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果开始向中国的社会舞台渗透，积极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实践改造。无论是北伐战争、还是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救亡运动，无不活跃着知识分子的身影。其中虽然不乏政治投机分子，但大多数仁人志士莫不把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强盛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甘愿浴血奋争，促进了对“旧中国”僵化体制的不断改造。这种“躬身入局”的实践精神，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自省和思想解放；而这种改造实践反过来又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在“五四”运动之后却面临不同的命运。“科学”被抬高到了至高地位，在意识形态化、信仰化、符号化的过程中被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此后的中国，不管什么知识都要贴上“科学”的标签，从而造成科学主义之泛滥，使一切知识与信念都简单化地统一于“科学”，而缺乏对不同思想流派、方法、风格的容忍。胡适等人虽然曾倡导存疑的批判精神，但在实践层面做得似不尽人意。虽然科学的概念普及化了，却并未让真正的科学理性精神生根、开花、结果。而“民主”的号召则因时势发展而渐次衰微。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爆发，最终使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被迫中断，并导致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及意识形态统治。虽然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开启了名义上的宪政历程，然而最终建立的却是斯大林式的专制政体，又一次实现了专制主义的回潮。直至今日，民主宪政对中国人而言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着它的未完成性，其召唤的姿态则仍然存在。”[10]

二、文化创造力萎缩时何谈“崛起”？

    历史似乎总在重演。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向西方的学习又一次经历了从器物、制度到观念的过程。先是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先进设备，然后意识到管理体制的僵化落后而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受到人的文化心理的阻滞，于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出现了1980年代的文化热。正是受文化热的驱动，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从1970年代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有一种重新夺回失去的理想和打破僵化的生存环境及文化专制主义的喜悦心境，他们在人文主义、思想启蒙和自我认同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法治化、科学等受到了高度礼赞，新启蒙和现代化成为具有某种终极意义的最高诉求，……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

    然而，到了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双重体制下经济主义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推进，催生了功利主义的普遍泛滥，对金钱和享乐的强烈追求成为整个社会的共享价值观。从总体上看，如果说80年代的时代精神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则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相应地，贫乏与浅薄成为浮在表层的主流色调——由80年代的感性审美的沉醉进入了90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欢。这种沉沦如此普遍和深刻，差不多已被社会大众甚至知识精英视为“理所当然”。当今之世，人们所普遍表现出来的“耻言理想”、“躲避崇高”、“蔑视正义”等精神颓废状态，以及那种尼采式的“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的虚无主义、非道德主义的泛滥滋生，便是这种状况的深刻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一些相对敏感的知识分子试图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汲取诊治现代性之病态的良药，于是，“国学热”升温，文化民族主义重新崛起。从大学国学院的兴办到国学讲座，从创办以四书五经为童蒙课本的私塾到民间“复兴汉服”、“读经活动”的开展，海外各地广建的“孔子学院”，每年的祭孔大典……可谓琳琅满目。应当承认，“国学热”使人们从物质世界的迷恋中有所解脱，转而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并且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这都是可取的。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在世界所展示的孔子学院、民俗文化（扭秧歌，舞龙狮等），过于简单化和模式化，根本没有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同时，许多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不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主义色彩。不仅如此，今天的“国学热”往往忽视、回避了儒家思想、儒教教义中一些固有的缺陷，缺乏自我反省。尤其让人担忧的是，当前的“国学热”正裹挟着一股复古之风，转移了人们对现实世界诸多问题的注意力，阻扰了民主化的进程。例如，所谓的“政治儒学”主张恢复儒家的王道政治，实行“儒士专政”，即文化精英统治，其“反民主”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这种皇权与文化精英的联盟；而所谓的“复兴儒教”，试图建立一个以儒教为国教、政教合一的国家，则类似于袁世凯称帝时“复兴儒教”的闹剧。

    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伴随着向传统文化的回归，这似乎已成为一种“规律”。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永远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救世良方”。历史已一再证明，儒教与专制相结合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扼杀人才和扼杀人的创造力的僵化体制；只有坚持不懈地传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多元、理性等现代观念，中国才可能实现现代化。动辄回归传统，反而显示出中国人创造力的匮乏。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确实在迅速崛起，但举国上下在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乐的大潮中失去了自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几代人、十几亿人口当中，竟产生不了一个世界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中国大量的科学家也几乎没有提出过令世界尊重的新概念、新理论或新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任何新的可输出的思想资源。当代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基本上局限于戏曲、武术、书法乃至食文化，而在信仰的高度上则只能达到非常浅薄的层次。难怪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11]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萎缩了，经济上再强大也不能被称为强国。“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12]文化创造依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时代任务，这是民族复兴、文明崛起的根本。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曾经有一个在学术界私下流传的笑话：中国学习苏联，结果却建立了封建官僚体制；中国学习南斯拉夫，结果却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学习越南，结果却打乱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中国学习美国，结果却出现了金融危机。

    当前最为需要的，其实是儒家所推崇的“反求诸己”的自省功夫。我们需要对传统和社会现实有深刻体察，需要立足于现实进行自觉的文化创造。自省的前提是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这正是“五四”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只要中国还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只要中国人不想永远拒绝科学、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就没有理由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的精神遗产。”[13]然而，现实的中国，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大都缺乏起码的人格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讲，“五四”运动后90年之后，它留给我们最大的时代课题仍然是“人”的发现。

三、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2008年正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一系列回顾和反思的文章不时见诸于报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诊断充斥着“大国崛起”的志得意满，但也不乏“盛世危言”的惶惶焦虑。尽管我们已取得了许多“有目共睹”的成就，但现实却丝毫不能令人乐观。经济优先的国家发展战略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忽视社会其它领域的发展，导致全国上下各级政府为了“发展”而不顾劳动者基本的劳动条件和保障，甚至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手段来发展经济。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首先，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结构与质量的进步，社会其它领域的发展严重滞后，如教育科技的落后、发展差距拉大等，这些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日益普遍化，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非常严重，势必影响社会的长期进步。再次，在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模式中，由于政府的管制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紧密勾结，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它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双重掩护之下不断自我强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社会分配不公、权力寻租、贪污腐化、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道德诚信沦丧、假冒伪劣盛行、官民矛盾凸显、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管理严重滞后，也导致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子难等民生问题十分突出。所有的问题都已显示，中国社会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显然，要产生继续改革的动力，就必须要有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次思想解放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证明，民主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民解放之本，是最大的创造力、竞争力、生产力。法治国家、政治民主最终都落实到人的权利这一点上。只有把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才能获得人民的普遍认同，才能形成团结人民、建立新的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只有在“主权在民”的社会里，国家与民众间的紧张态势才得以消解，个体自由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言论、思想乃至行动才能得到最充分的施展。如果十几亿中国人的心灵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开放，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将会引领世界潮流，为全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像奥巴马在就职仪式上骄傲地宣称的那样：“对那些怀疑美国的灯塔是否还在闪耀的人，今夜我们再次证明，美国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武器的威力，也不是来自财富的多寡，而是来自我们的信念的持久的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永不放弃的希望。”

    当然，理想社会的实现还必须充分弘扬“知行合一”的精神，需要像“五四”新文化人那样，为了民族的存亡和强盛而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中。毕竟，“自由不是人的自然遗产，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必须为之去奋斗。……不管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里，自由都经常被看作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光荣的特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会试图抛弃掉这种负担，这时候，极权主义的国家力量和政治神话就会乘虚而入，有意识地肢解自由，并进一步解除人们身上神圣的个人责任。”[14]今天，几乎人人都知道制度的缺陷，都在骂贪官污吏、权钱交易、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却很少有人试图改善这个制度，有些人甚至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利用制度的缺陷和弊端为自己谋私。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良制度的牺牲品，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犬儒主义态度将使子孙们成为一代又一代的牺牲品。这种犬儒主义完全放弃了积极的政治行动，或消极颓废，或投机取巧。很多人甚至认为，“大势如此，人人如此，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社会就是这样，说了也白说，还不如乘机捞一把实惠”等等。[15]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告别精神侏儒化和政治犬儒主义，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转型时代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什么时候我们普通的中国人都认识到这个谜底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之时，就是专制、独裁和蒙昧这个斯芬克斯自杀之时；什么时候人权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开始发蒙之时，民主政治离中国也就不遥远了。”[16]

    总之，只有回归“五四”的理性批判与躬行实践的精神，我们才能超越“五四”曾经面对和遗留给今天的问题。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提倡“自省”与“躬行”的“五四”精神，要在深刻体察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冲破“全能”管理体制和一元化思想禁锢的文化创造，以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注释】
[1] “五四”运动实际上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笔者在这里倾向于将二者糅成一体进行阐释，即采用周策纵先生所言“广义的五四”概念：从1917年到1921年间的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参见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页）。
[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3页。
[3] 参见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4] 陈独秀，“孔子与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5]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
[6]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载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7] 段培君，“五四新文化的历史建构”，《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8] 李新宇，“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齐鲁学刊》，2000年第3期。
[9]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创刊号，1915年9月15日。
[10] 李怡、颜同林，“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1] http://xsrb.bokee.com/5296844.html.
[12] 转引自《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3] 李新宇，“旧战场上的寻思——〈重申五四精神〉导言之一”，《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
[14]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页。
[15] 陶东风，“.建立公民政治，告别意识形态政治狂热和犬儒主义政治冷漠”（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4643）。
[16] 周方舟，“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区别”，中国儒学网（http://www.confuchina.com/08%20xiandaihua/wusi%20yu%20qime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