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改革，是中国过去25年来的基本国策。然而，当人们把视野从简单化的“增长万岁、市场万能”的思维定式中转移出来，认真回顾一下过去10来年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实际轨迹，就会发现一个难以抹除的特徵：在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社会日益两极分化的结果，而且制度的转型过程开始背离社会正义的方位。一个最突出的标志就是，社会正义从政策圈的话语中消失了。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远离正义而又稳定地发展进步；对一场改革作价值判断时也不能让社会正义缺位。把社会正义重新放回中国的改革语境中（"Bring Social Justice back in"），是关注中国未来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一个责任。本期刊发的徐贲和李朝晖的两篇文章就体现了这两位学者的努力。

在中国的改革话语中，人们以往主要是从经济角度看待社会公正，即竞争中的机会均等。有些人进而从单纯经济层面的认知出发，把社会两极化视为经济转轨期的过渡现象。在本期杂志上，徐贲对多元正义观的介绍把对社会正义的理解从金钱和物质层面延伸到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层面，扩大了我们的视界，有助于深化对社会正义的认识。沿着这一方向还可以把社会正义引入对改革措施的评估：一项制度安排，不管它是否顶着“改革”的桂冠，如果违背了社会对公正的基本共识，就可能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中国的改革过程，不难发现社会正义的缺位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转型期的制度扭曲。

徐贲指出：“当今中国存在的一个普遍倾向就是把社会非正义简单地当作社会道德伦丧和败坏，并以提高人民道德素质或提倡‘某某精神’来作为诊治社会非正义的药方。这是不对的。道德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责任，而正义所关系到的则是社会秩序。正义所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甚至不是集体道德，而是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批判腐败但不涉及政治权力对其他领域的‘宰制’......，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

李朝晖的“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一文，分析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是如何从所有社会群体都能得益的“黄金时期”不可避免地一步步滑向进退维谷的状态，25年来“改革的获益者在人口绝对数上呈下降趋势”。“改革向何处去？”作者指出，绝大多数民众都期待着能体现社会正义的改革深化，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赢得多数民众的信心和支持。

这期杂志围绕着宪政民主这一主题还刊登了4篇文章。王怡的“乡镇的自治和限政”对四川省步云乡长直选这个海内外颇有名气的选举制度改革案例作了独到而又深刻的分析，把中国乡村民主化的讨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吴国光的文章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失败”，指出20世纪上半期连胡适这样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军人物尚且缺乏对宪政民主的深刻理解。今天中国的思想界“扬胡”之论方兴，吴文的启迪正当其时。余杰的“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一文则鲜明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权高于政府的权力；不能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理由而牺牲公民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应当大力推动宪法（尤其是宪法中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条款）的“司法化”。吴理财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无论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都必须首先建诸于公民和公民权利这类概念之上，如果没有人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就谈不上什么民主了。”

35年前，由于“大跃进”和“文革”造成中国经济的连年衰退，无法为数千万城市中学毕业生在城市经济中提供就业机会，中央政府拟定了将数千万城市中学生大规模强制迁往农村定居的计划。在全国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下，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知识青年应当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指示，为这场向农民转嫁国家经济困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了“革命”的油彩。这场运动造就了中国现代史上境遇极为特殊的一代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改革年代叱吒风云；但其中也有更多的人“当年下乡，如今下岗”，其悲凉的命运不仅不为当下的青年一代所解，也被歌颂“主流”的“文化”所掩盖。值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启动35周年之际，我们发表分析这一“运动”以及综述相关研究的文章，既是对这一代人的纪念，也藉此为还原真实历史作一点努力。

张耀杰关于30年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短暂活动的回顾，描画出了当时一些“进步”人士观念行为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给吴国光的文章作了补充。

新的一年里，愿我们的读者和作者有更多的收获。我们也热诚欢迎读者用本期上的问卷把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