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由这两个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中共在九十年代把执政基础全面转向绩效，认定“发展是硬道理”，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打破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经济发展这一迷思。但是，令中共领导没有意料到的是，百姓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非但没有减轻他们的执政压力，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贫富差距增大、官员腐败以及社会在多方面的巨大变化，百姓因此产生了普遍的不满和不适应。其次，随着经济发展，百姓的知识水平、通讯能力、自我期望和权力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因此也产生了很强的相对剥夺感，并且大大增强了表达观点和进行社会抗争的能力和意识。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由“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在西方世界都曾经产生过。而西方的“成功”经验就是把这些社会矛盾逐渐纳入制度渠道，或者说是通过精英共识、选举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来化解由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但是，在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时，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却采取了可归纳为“政治保守，经济悦民”的政策。这一政策给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也为中共执政赢得了一定的支持。但是，它同时也促进的中国政治的民粹化，引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激发了知识群体出于不同原因的反感，使得包括政府官员、商人在内的社会上的各个精英群体对政权的前途缺乏了信心。再加上各路人马都想在中国政府换届之际有所作为，“中共政权的前途”于是又上升为一个热门话题。

总之，这话题的背后并不是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表现在世界上仍然名列前茅），甚至不是社会问题（当前大众所关注的各种社会问题其背后即有事实，更有出于对政府不信任而产生的想象），而是政治问题。

问：有人认为中共不必进行政治改革来重建合法性基础。它可以通过胡罗卜加大棒的政策（即经济增长和政治压制）继续维持统治。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赵：这是不可能的。最近我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专门写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当代所有享有政治稳定的国家都有着同一的特征，即它们都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精英共识（主流价值观）和程序政治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但是中国的领导却带着百姓自然会拥护一个绩效良好的政府的这一天真想法，试图依赖政府绩效来维护政权。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合法性系于绩效承诺时，这一国家的政府就必须设法来兑现这些承诺。如果这些绩效承诺得到了兑现，民众就会提高欲望并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政府则不得不把民众不断提高的要求来作为新的、更新的、更更新的工作目标。但是一旦当政府不能够兑现其承诺时，这一国家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至于“胡罗卜加大棒”,首先我要说明任何国家政权都是需要胡罗卜加大棒的，美国、俄国和中国都一样。关键是，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利益型的胡罗卜，而且是价值型的胡罗卜，而后者中国政府则不能有效提供。这就使得大家获得了胡罗卜并不感恩，面对大棒却不服气，中共的统治成本因此不断提高。事实上，中国当前的现实是胡罗卜在逐渐不够用（经济发展在减缓，百姓欲望在不断提高），而大棒却变得越来越软了。中共对当前的各种社会冲突往往只能以钱来解决问题，这就有了当前流行的“会闹的孩子多喝奶”这一说法。其实，只要没有主流价值观的支持，中共很难让它的大棒硬起来，因为这样做只会造成大多数人，包括政府官员的反感，从而进一步增加政府的执政成本。因此，你所想象的那种胡罗卜加大棒的政策是不可能为中国提供长治久安的。

• 吴国光,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

问：中共在89以后采取了许多从表面上看来十分有效的手段来维持它的统治，因此有学者把中共描述成一个具有韧性的政权。你认为中共89后的战略是否已过时？为什么？

吴：不能说中共政权没有弹性和韧性，但是也不能过高估计这种弹性和韧性。它的弹性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在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维系，这个政权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意识形态上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僵化的。至于经济发展上、对外关系上等等，这种弹性就更大了。但是，这个政权有一条“底线”，那就是维持它对于公共权力的垄断，在这一点上弹性很小。在我看来，要害问题的僵化强硬与边缘地带的机会主义，两者共同构成了几十年来中共的政治秘诀。从这一点，可以引申出一系列的论述，因为篇幅的关系就不展开了。前些年我谈过“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似乎现在还可以作为参考。

至于中共1989之后的战略是否已经过时呢，从上述思路出发，其实就是边缘地带的机会主义还能走多远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最近四分之一世纪，边缘地带的机会主义也在造成新的固化，那种靠政治强力所切割出来的中心与边缘之分，反过来已经形成了新的边缘到要害的直接关联。说白一点，如果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大的麻烦，它会不直接威胁中共政权的生存吗？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手段上，它确实有韧性，但在必须维持高速经济发展这一点上，弹性又有多大呢？“后八九”战略实施二十多年来，已经创造了极多的新问题、新麻烦、新挑战，而在实施那套战略当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不肯改变原有战略的。多年来我讲“改革的终结”，讲“两个不惜代价”（即不惜代价推动经济发展、不惜代价维持政治垄断——这和刚才所说机会主义与僵化的结合，可以认为是在谈同一个东西），特别是这种“不惜代价”造成了今天的困境，都是在强调这些看法。对于中共政权和广义一些的权势集团本身，它还会坚持这种战略，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战略还不过时，但对于民族和人类的戕害，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中原本含有的某些积极因素，比如快速造就物质繁荣，已经是越来越小了。到了这个地步，原有的韧性恐怕已经转变成了某种强烈的“脆性”。有朋友是用“刚性”这个词，我这里愿意造出“脆性”这个概念，来形容那种状态：不仅柔韧、伸缩的余地已经很小，而且一旦出现一个足够有力量的打击，很可能就导致它的碎片化。

问： 为什么西方学者看中共时都比较乐观，而华裔学者和国内学者则比较悲观。你如果仔细看，“专制韧性论”的支持者基本上是西方学者，而“专制退化论”的支持者基本上是华裔或国内学者。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学术现象。

吴： 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可以帮助解释这种现象。首先，西方学者可能比较看重中国的国际关系、全球地位等等，而华裔学者则倾向于关心中国的国内情况。我这里讲的不是专业研究兴趣的区别。很明显，很多西方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内政，也有很多华裔学者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我讲的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所处的角度、非学术的角度：西方人无论如何都是从外到内来观察中国，如果进入了内部再往外看，则他就不是西方人了。身处其中、或者曾经身处其中，就会比较自然地采取从内到外的观察取态。如果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的话，那么，中国近年来作为国际大国的崛起，就会使得西方学者特别不敢轻忽中共政权的韧性和能力。

这个区分也延展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分上来。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之中的崛起，是和“国家”即统治机器的强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外部看，比较容易看到中国作为“国家”，也就是比较容易看到它的强大能力。如果有在中国作为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呢，则中国在他们眼里就可能更多地是“社会”的，因为普通人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国家”之中。而从社会层面来看，则中国不仅问题非常多，而且恰恰是因为“国家”的强大而导致种种“社会”问题。

上面我其实已经涉及到第三点了，即是不是普通人的问题。一个外国人，不管他以什么身份到中国，都不可能成为“普通人”(an average person)，总是会被视为特殊的人，多多少少总会享有特权，或者至少有某种或好或坏的特殊待遇。这不是他（她）的问题，而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华夷之分的观念和现实所造成的。就是被仇恨，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就像前两年在武汉还是什么地方那个丢了自行车的日本人，中国警察很快就帮他把车找回来了。中国人丢自行车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别说你是普通人，就算你是什么“千人计划”的海归教授，谁理你的破自行车呀（也许“千人”教授是不骑自行车的，恕我对中国今日精英生活的了解确实有限）。如果西方学者因此在中国更多地看到的是精英生活、积极现象，那也就不奇怪了。民众的生活、基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很难了解到的，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断在做出这样的努力。不象我们，我当年还算在中国的统治圈子、所谓精英层里混过一些年，可是我认识、熟悉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生活在中国的基层，他们每日每时都遇到权力的欺凌，办个屁大的事儿都会被官府衙门踢来卷去不知多少来回还办不成。他们也不会像遇到洋人那样不敢和你谈这些事情、这类遭遇。一旦你从这个视角来观察中国，你就知道，不管什么“盛世”云云，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其实是多么黑暗、不公，民怨是多么深刻、广泛。就这样，如果还能乐观起来，我只能说，那恐怕就是认识论之外的原因了。

最后，可能应该加上一点：由于中国深度卷入全球化，已经形成了中国的统治阶层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阶层相互之间狼狈为奸的格局。不管学问做得怎么样、能力如何，可以说，一个华裔学者要在西方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恐怕比西方学者难得多。在我看来，那些能够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学者，与那些在中国已经融入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一样，都很容易对中共持乐观态度：权力和财富掌握在人家手里嘛，人家当然有理由乐观。我当然不是说持乐观看法者就属于这种集团；我只是说这是一些人乐观的一个原因。

•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问：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宏观指标（人均国民所得，教育程度，城市化，现代通讯等），中国已进入所谓的民主转型区域。现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特例，除了产油国之外，经济社会比中国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你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各种措施来应付现代化产生的民主政治诉求和压力？

周：从近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种紧张、冲突和抗争事件来看，中国现有的国家治理机制疲于应付接踵而来的压力和危机，已经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而且，这些问题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和中国社会的官僚化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现有的治理体制与中国社会发展已经极不同步适应。政府近年来致力于重新打造一个无处不在的全能国家，其结果极可能是将矛盾都集中指向中央政府和其各地的代理机构，随着政府的被动应付而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持续不断的震荡之中。所以，中国社会亟需新的机制来应对和解答中国社会中的各类矛盾冲突。

我以为，中国社会不太能够在这个不平衡点上持续很长时间，极有可能经过一个过渡阶段来走到新的治理结构上，从而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上。但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尚不明朗，其未来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过渡阶段所发生的事件和机遇。在我看来，走向专制权力为主体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的今天仍然有着肥沃的社会土壤，令人堪忧。如何走向一个逐渐开放、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法理社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过渡过程中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

问：你最近发表的很引人注意的一篇文章是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共谋现象。但是，在历史上，包括前苏联的后期，基层精英的共谋是政权退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你是否认为中国也出现了政权退化。中共是否有能力和措施来对付这一问题。

周：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现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的分析主要是阐述两个基本观点：第一，这一现象主要不是基层官员弊端，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性根源，是中国国家一统体制的逻辑结果。第二，这一现象在中国国家治理中有着积极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地制宜，从而避免了国家政策因不适合此时此地情况而无法落实的窘地，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也维护了国家的象征性权威。可以说，这一“共谋现象”背后的机制恰恰蕴藏着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层密码。我在其他研究工作中也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共谋现象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政权退化”的表征。

但是，共谋现象的大面积、长时间的泛滥盛行，而未见及时、有效的政策调整和有针对性的改进，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意味着这一体制决策与执行环节的组织渠道有着严重歪曲而不得及时、有效的缓解、校正。“共谋现象”的持续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反映了这一体制的自我修复机制已经迟钝失灵，酝酿着更为深层的危机。换言之，政策与执行间严重脱节而不能得到及时修正，这一状况体现了体制本身的迟缓无力，恰恰反映了政权退化的征兆。在过去的治理模式不再奏效这一局面持续下去也许蕴育着撼动当今治理模式的大变动也未可知。

•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问：你认为中国社会中是否已经出现两个现象，一是激进，二是“极化。” “激进”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由上而下的渐进改良失望，而开始指望革命？“极化”是指中间势力的消失，“保守”和“激进”对峙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于：中国社会分层十分严重。对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这个问题的态度也不一样。一般来说，中国的公权部门的绝大多数，或者对现体制很有自信，或者虽认为现体制存在一些问题，但还是相信可以进行渐进改良的，特别广大基层干部更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的清明和决心；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特别是一些律师等法律工作者虽然认为现体制问题很严重，有些失望，但还是认为国家可以实现和平转型，不希望国家发生革命式的动荡。企业主等有产阶级对国家前途很担心，在想办法转移资产的同时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是社会稳定而要求改革的力量。绝大多数农民和市民，虽深知贫富差距和社会腐败，但自感无能为力，把改变的希望寄托高层，认为只要有了清官亲民，国家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不能否定中国有以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底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激进力量存在。特是近年的高压维稳对一些有批评精神知识分子的打压，增加了激进革命派力量。但到目前为此，这些力量还没有行动目标的共识，缺乏进行社会动员的理论和技巧，很难成为社会的主导性一极。

据此，我的判断是，保守派和中间改良派乃然是中国社会主导性力量，它们之间的彼此消长在决定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和社会格局。

问：你在学术活动中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很多。你认为使地方官员们对中国前景最担忧的是哪些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样考虑的？外面对中国的地方官员的了解是否是十分片面和不正确的? 从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上来看，你是否同意中共政权是一个具有内在韧性的体制？

于：地方官员也是分层的，一般来说，地市级领导才比较多关注国家的走势，而县特别县以下官员主要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对中国前途最担忧的是：第一，高压维稳体制还能进行多久；第二，地方土地财政还能否维持；第三，腐败和贫富差距会不会使共产党失去政权。地方官员对这些问题的担忧，都与自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首先希望不发生一票否决的事件，如信访、计划生育、重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等；然后才考虑是否有影响自己升迁的政绩工程，特别是主管领导是否认同自己的忠诚和工作能力。最近都比较担忧自己某些违法犯纪行为经网络曝光而沦为罪人。

因此，一、他们基本上希望中央尽快改变众多一票否决的高压维稳体制，对信访制度的考核指标进行改革。二、虽然认为土地财政难以维持，也希望发展一些其它产业，但事实上效果不明显，因此有些官员希望改革目前的中央的财税体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三、基本上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和腐败难以彻底解决，但通过民生政策调整有所缓解，腐败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根治，只求自保。外面对中国基层官员的认识比较片面。

可以认为中共政权是一具有内在韧性的组织，因为中央的许多刚性规定，到了基层就会一层层消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张炜，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问：中共现政权有哪些内部的动力和因素可以帮助它通过“非民主化的有限改良”来维持现状？这种有限改良包括哪些内容？它们是否会有效？

张：一个内部没有透明的程序挑选领导人、外部又不允许有反对党存在的集团只能依靠垄断舆论和使用武力来维持自己的执政党地位。这种党国体制是中国政治前途不确定的根本原因。这样的党不可能有不断更新的活力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挑战，也无法面对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维持不受欢迎的党国体制的越来越高的成本。毛泽东时代统治的基础人民对旧政权的厌恶和对新制度的理想主义狂热；当理想主义逐渐消失之后，红色恐怖便成了维持统治的手段。邓小平发起的实用主义改革，迎合了理想主义破灭的政治形势；经济全球化又使中国成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这种以物质换自由的治理策略为中共赢得了时间，当然对舆论的控制和政治上的镇压仍然是执政当局不敢须臾放弃的法宝。现存的共产党精英集团完全是现有体制的产物，他们不仅缺乏制度创新的想像力，同时在政治垄断和经济市场化结合的怪异体制下已经结成了一个牢固的既得利益共同体。维系这个集团的早已不是对共同理想的追求，甚至也不是对既定的政治理念信心，而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因此，以改革派和保守派来区分党内的不同派别早已经成为过时的政治概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现在最有可能用来延缓政治危机的手段主要有三个：一是利用多年的悲情主义教育所哺育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关键时刻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不满；二是利用民众对腐败官员的厌恶和愤怒，不时地抛出一些民愤极大、又没有强势集团保护的腐败官员；三是力争在行政制度方面进行修补，通过有限度的行政效益的提高来增强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这些手段无疑会有短期的效果，但是他们的局限性和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利用国际转移对国内问题的视线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重复玩弄这样的伎俩会加剧政府的合法性危机。通过由上而下的选择性反腐和杯水车薪般的改善吏治更是远远无法有效阻止社会矛盾的累积，也越来越难以满足民众的期待。中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耐心正在失去，危机随时有可能爆发。

问： 中共政权在今后10-15年的统治基本上会取决于中国的经济表现。哪些经济发展的障碍将在今后10-15年内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大降低? 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来克服这些障碍？

张：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源于四个要素：一是市场化的改革焕发了中国人追求财富的动力；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带来了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国际市场；三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利用强制性的掠夺农民的方式完成的快速工业积累，使得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能够作为一个成本低廉的世界加工工厂参与国际分工；四是中国政治制度非自然地压低了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使得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得以延长。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体量和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有利的要素已经不再存在，有些要素甚至可能由增长的推进因素变成了阻碍因素 。其中显而易见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全球化带来的西方经济结构调整面临巨大困难，而中国的外向型依赖在短期内却难以改变，因此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已经跟不上中国出口的体量膨胀。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政治摩擦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同时，长期被压制的成本要素开始出现反弹。一是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接近完成和中国劳动者政治平等意识的形成，中国工业的制造成本开始出现快速上升；二是原来存在的许多生产成本正在开始由隐性成本向显性成本变化，例如环境污染的治理和劳动者的医疗、养老等成本再也无法被忽视；三是长期推延制度变革所形成的社会冲突成本也开始出现。这些都会大大减弱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克服经济放缓和因此带来的各类矛盾需要一种令人信服的社会协商机制，一种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一种平衡增长、环境、发挥经济精英的创造力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的合理社会生态，而这些都是中国所缺乏的。过去三十年，中国已经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一条腿走路的改革策略发挥到了极至。现在，滞后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和持续增长的最大障碍。

• 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问：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无形资产。这是否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看法？根据你的观察，现阶段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哪些？在哪些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对现有体制起到保护和维持作用；在哪些方面民族主义对现有体制是一种威胁？

赵：显然，这个看法过于简单化，因为对于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而言，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争取民意支持的重要无形资产，也可能成为中国人民挑战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无形力量。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驱动：来自党和国家的自上而下的力量，以及来自社会的民粹主义者的自下而上的力量。这两种民族主义对中共政权含义不同。

自上而下力量推动的民族主义，又被称为国家民族主义，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它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民族主义情感称之谓“爱国” 或 “爱国主义” (即“热爱这个国家”之意)，国家民族主义把对中华民族和对国家政权的爱和支持视为一体。宣称国家为全民族的代表，致力于民族利益而非政权私利的实现和发展，将国家视为民族抱负和国民意愿化身，把人民和民族划上等号, 国家民族主义因此要求公民将其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以示对国家忠诚。偷换概念并对民族主义情绪和言论控制，国家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无形资产服务于党国利益。

第二，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以实用主义为导向。这个特征在邓小平的“猫论”中表现地淋漓尽致，即，“无论黑猫还是白猫，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共产党政权推崇民族主义因为它是获取中国民众忠诚和争取民意支持最可靠的手段。

由于受列强欺凌而形成的历史观念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灵魂之中，强国梦成为全体中国民众的共同追求。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趋衰微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是唯一被现行体制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冷战后国际形势深刻变化无常，中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与挥之不去的担心围堵的不安全感相互纠缠. 民族主义因而成为多种政治力量聚合的平台.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希望中国能迅速崛起并在世界中找到其应有的大国位置。在动荡的世界中，民族团结奋斗不息这一个共同目标，重塑了中国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加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号召人民将过去的屈辱和现今的弱势地位转化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国家民族主义成为共产党政政权合法性的有效工具。

自下而上社会力量推动的民族主义又被称为民粹民族主义,也有两个特点。首先，它认同一些自由主义理念，将民族国家定义为公民的集合体，既支持国家政府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捍卫国家利益的责任，同时又要求参与政府事务中以及维护个人利益的权利。中国的民粹民族主义因而具有二元诉求：他们既支持中国政府反对外国强权，又努力推动政治参与、反对中国独裁政权。

第三，民粹民族主义者们虽然与政府有着同样的强国梦，但是他们对于西方列强试图减缓甚至阻挠中国崛起的所谓阴谋更为敏感。因此，在对西方国家险恶用心的批判方面，民粹民族主义者比政府更加强硬和情绪化。在他们激昂的话语中，充斥着中国是受害者的言论. 尽管许多美国人认为，中美间的摩擦主要在于中国的威权主义，因而在人权和非民主问题上批评中国，但中国的民粹民族主义者质疑即便中国变得民主了，中美之间的摩擦依然会存在、甚至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他们不相信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哪怕是一个民主的中国，变得比美国更加富强。

民粹民族主义者对政府履行其保卫国家利益的承诺持有很高的期望。他们批评政府垄断外交决策的状况，要求开放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世界舞台上寻求地位、承认和尊重，民粹民族主义者时常抨击中共政权，认为政府既不够自信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护重大国家利益，在处理中美中日关系中过于软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不难看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又是中国民众评判中共政权无能的工具。在当前经济增长不稳定和政治不确定因素并存的局面下，中共领导人在利用民族主义时，必然特别谨慎。虽然相对于全球经济的低迷，中国的经济表现堪称亮点，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了中国民众对于政府作为的期望值，造成了对于政府的巨大压力。国家政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民众对于包括经济社会不平等，普遍性的腐败，污染扩散，脆弱的医疗保险体制，撕裂的社会福利机制，难以改变的工业产能过剩，人口迅速老龄化，民族冲突增加等问题上的不满日益增长，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仅有极少数的中国民众希望用西方式的民主来改变现状，领导者清楚他们政权的合法性日益取决与是否能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

所有的这一切使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力量，不仅可以赋予政府合法性，也同样可以剥夺其合法性。民族主义会变成一个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履行其民族主义的承诺，在外交政策或者经济发展上明显失败，他们就会成为民族主义批评攻击的对象。因此，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无形资产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因为它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沉重负担。

•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

问：外部压力对中国的改革到底是好是坏。这个问题在国外有不同的看法。根据你的观察，现有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有益于中国的政治改革？

丁：个别事件或问题上的外部压力对中国的改革可能发生消极的或积极的影响，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且常常被一些评论者用作支持或反对外部世界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论据。然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样的评论以及基于这种单个事例的政策建议是极其误导公众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投放致过去两百年的历史长时段，就会清楚地看到，外部世界的压力是中国维新、改良、改革的最基本的正面影响力之一。这个道理是连老一代的共产党人都强调的。不过，目前的美国政府之对华政策最核心的部分，是针对中国政府的外部行为（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与周边其它国家的关系），而不是针对中国政府的内部行为（对国内社会、民间、私有企业、宗教力量等等）。所以，美国政府现在的对华政策，与中国的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是很间接乃至遥远的。

问：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重大障碍？

丁：目前的状况是： 绝大部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表达和表现形式，是中国民主化的基本障碍之一，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言论自由在这个敏感的大问题上太受控制。假如中国的言论空间足够的宽松且稳固，其它思路的民族主义表达和表现就有多元发展和细致化、精致化的广阔余地。若是如此，则民族主义就不至于被极端政治力量（极左形态或极右形态的）所操纵，民族主义与其它的政治价值交融和互相均衡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必须与其它的政治价值交融和平衡， 不然的话，就一定会被最可怕、最野蛮的政治力量绑架和利用，或快或慢地产生最负面的政治和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