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状况看中国的民族冲突与和解

地处中亚腹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未来十年将成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石油工业和对外贸易基地之一。目前，中共和地方政府投资达数百亿的大西北开发计划，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油田开采计划─塔里木─轮台石油城，横贯欧亚的“大陆桥”铁路工程及对外贸易，通往喀什、和田的南疆铁路建设等，均已在新疆境内全面展开。

    中国与前苏联哈萨克、乌兹别克、克尔克孜等共和国的边境已经开放，随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铁路工程竣工，中国对中亚阿拉伯各国和欧洲的大门已敞开，号称 “欧亚大陆桥”的铁路，东起江苏省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港，连接新疆、哈萨克共和国、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日本、南朝鲜、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已开始利用这条欧亚通道进行过货贸易，且以数十倍的速度每年递增，因为它比取道苏伊士运河海运省近25％的运费，同时，又可缩短一半的运期。对外和边境贸易，目前已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新疆占据中国版图的六分之一。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尤其是人数最多的维吾尔族，因文化宗教信仰、文字及生活方式与汉族不同，随近年来伊斯兰教复兴，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相呼应，使汉族与维吾尔族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下面我们将从三个不同的层面上，分析检讨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走向及特徵，以及今后它与中国大陆汉文化地区的关系。

    首先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层面着眼，我的发现从整体而言，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已由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汉化”走向转变为八十年代以来的 “各自发展”的多元倾向。中共出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已有条件地容忍和接受少数民族要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文化、宗教、及民族性的主张。这将在剖析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新政策与策略时，详细展开。

    其次，从少数民族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层面上看，维吾尔族的文化与宗教成为表达其民族主义的主要工具，同时，它已在重新对它的民族性进行解释和定义，出现了在中共政权四十多年统治下从未曾有的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思潮。

    再次，从宗教、文化、语言和民族性之间互相影响的层面上来看，可以发现维吾尔族的民族主义很明显地与哈萨克等共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主义诉求不同，同时也与它在八十年代之前的历次民族主义兴起的形式不同，诉求也有所区别。

一. 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宗教民族主义诉求在中国的特殊背景

    要理解中国大陆地区少数民族中兴起的文化和宗教民族主义，必须首先对汉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有一基本认识，这是因为虽然少数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汉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都使用了共同的字眼，但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背景下，少数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与汉族的文化民族主义（或如少数民族常称作的 “大汉族主义”，及“汉化”）对抗下的产物。同时，它也是对中共政权主张的包容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泛中国民族主义教育的抗议。在中共对少数民族所进行的 “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中，包括藏、蒙、维、哈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传统，一并纳入中华民族文化的范围之内。因而，中共提倡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宗旨，与少数民族要求保持和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宗教和民族性的主张，相互冲突抵触。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中共一直要它治理下的各少数民族认同它提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

    在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基本上是一种对抗汉文化和中共党文化的防卫性姿态。这种在少数民族中日益高涨的文化民族主义，不同于汉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它一般不强调本民族文化的历史悠久性，或是过去的灿烂辉煌文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汉文化传统相比，相对处于不甚发达的地位，这在历史上和现状中，都是如此。

    少数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往往强调的是它本民族语言与宗教文化的独特性，或是地域和历史上的特殊性。这种为维护本民族特殊性而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突出地表现在要求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践行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与习俗，保护自己居住地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等方面。维吾尔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在这一方面表现得特别充份。

    首先，它特别强调维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并最终迫使中共放弃了强力推行的 “新文字改革”，由地方立法的形式，全面恢复使用原有的维吾尔书写语，停止强迫推广由汉语拼音形式发展而来的维吾尔“新文字”。

    虽然维吾尔族与中国第二大少数民族─回族，均信仰伊斯兰教，但回族使用汉语，而维吾尔族在强调伊斯兰教信仰的同时，特别着重强调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之间，维吾尔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又格外强调伊斯兰教经典与本民族老文字之间的文化联系，当中共允许全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恢复使用老文字时，学习伊斯兰教经文便立即成了传播老文字的主要途径。同时，维吾尔族的文化民族主义，也以伊斯兰教来作为本民族与汉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之一，以伊斯兰宗教习俗，作为本民族成员之间、相互认同、为民族主义推波助澜的标志之一。

    此外，维吾尔族的文化民族主义，除在宗教上有泛伊斯兰主义的倾向; 更有地方主义的色彩。维吾尔族居住的地域十分明确，绝大多数分布在新疆南部及东部，尤以喀什、和田等地人口至为集中。维吾尔族仅有数千人因历史上的原因，迁移到湖南和河北两地，定居下来。它的绝大多数人口，几乎全都居住在新疆境内。这一特点，也使维吾尔族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以及其它与苏联接壤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诉求有所不同。处于中苏边境地区新疆境内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克尔克孜等民族，在前苏联境内，均已有自己民族的国家，而且，与前苏联境内的哈萨克等民族的人口数量相比，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远远少于它们自己国家的人口，可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而维吾尔族在新疆境外几乎没有人口定居在他国，也没有由维吾尔族人居主导地位成立的国家。维吾尔族在新疆与其它“少数”民族相比，是人口居多数的主要民族。

    如果说，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的民族主义，其向心力是偏于它们在前苏联境内的本民族国家一边，那么，维吾尔族的民族主义诉求，则偏重于本土，因而，地方民族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对汉人移民新疆地区，格外排斥。激进的维吾尔族民族主义势力，与流亡在土耳其、伊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维吾尔族分离主义者，相互呼应，期望在中共政权解体之时，也能象发生在苏联的情况一样，出现由少数民族自己治理的独立国家。

二. 中共对少数民族政策的重大转变

    八十年代初期，中共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首先是公开宣布放弃以前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少数民族政策，并承认文化革命期间推行的民族政策犯了严重错误，指责“四人帮”实行的是法西斯式的少数民族政策。

    另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转变，是中共由过去强迫推行“汉化”，或要求少数民族向汉文化融合的政策，调整为一种因地制宜、容忍共存的策略，具体表现为允许少数民族信奉自己的宗教，容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与文化在不威胁中共政权的条件下，相对自主地发展、重建寺庙经堂，恢复宗教学校等。

    这种由过去的以汉文化统一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过渡到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共存共生的多元化政策，不应单纯看作是中共在宣传策略上的手段，它的确反映出自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重大政策调整，以及为了求得稳定的环境发展经济，对少数民族作出的有条件让步，以缓和日益激化的民族间矛盾。

    与中共多元化民族政策相配合，自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宗教、语言、行政、自治权方面的重大政策转变。

    一九七九年尾，刚刚复刊的中共民族政策喉舌《民族团结》杂志，在复刊首期刊登了当时任中共民委主任的杨静仁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民族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在此文中，杨以官方的身份，公开批判过去中共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政策，认为把一切民族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问题，是歪曲和肢解毛泽东关于“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论断。在同期的“社论”中，提到毛泽东当年提出此论断，是为了支持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黑人民权运动，而并不适用于“各民族已平等相处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就为改共原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政策，过渡到允许少数民族相对自主的发展的多元化民族政策，作了理论上的辩解。

    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这一点为中共始料未及。没有想到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

    一九八一年，当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鉴于西藏境内汉藏关系急剧恶化，亲赴西藏调查，并代表中央，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据中共内部印发的中央文件透露，胡耀邦在西藏看到藏人的贫困状况，十分震惊，竟同情地落下泪来，同时，也目睹了汉藏人民之间日益加深的不信任和仇视。

    胡返回北京，立即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着重处理西藏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会中制定了“西藏政策”宣布放弃过去的错误做法、将给西藏人信奉自己宗教的自由，自己治理文化与宗教事物的权利，以及由中央政府向西藏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以缓和一触即发的汉藏民族冲突。

    同年，中共在意识到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类似问题的情况下，召集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和省的负责人进京，举行特别会议，指示这些地区的党政负责人，中共关于西藏地区的新政策、其主要方针及精神也适用于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各地区必须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况，制定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

    一九八二年的新宪法，正式承认少数民族有对自己文化与经济发展自治的权利。而在一九七八年的宪法中，这种权利根本就没有提到。

    同年，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指示，在新疆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应当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在过去，汉族以其经济和文化的较为发达，总以“老大哥”的姿态，处处以帮助少数民族为己任。

    紧接着在一九八四年，多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区民族自治法”颁布，规定自治地区有权根据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经济发展等特点，制定相应的法规。但中共为控制自治地区，规定所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立法，必须要得到中共的认可，方能生效。

    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共的一系列新民族政策，迅速做出了反应。最引人注目的是宗教全面复活，要求与汉语平等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以及文化民族主义勃兴，旨在不受中共控制和汉文化同化，独立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

    就全国范围来看，一九八零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少数民族的代表公开指责中共强行推广少数民族文字改革，以汉文化同化少数民族文化。他们也要求中共践行写在一九五五年宪法中的诺言，给少数民族地区真正自治的权力。少数民族代表在会上对中共民族政策的不满，以及批评言辞之激烈，是以往历次代表大会所不曾见到的。

    在各民族自治区，尤其是新疆、西藏、宁夏和内蒙古，随着中共对宗教和文化政策的开放，最先出现的便是宗教全面复活，成千上万的寺院被修复，新的寺院和经文学校到处出现。据一份官方的报导，一九九零年末，宁夏回族自治区已有部份伊斯兰信徒，依伊斯兰教义和礼仪规定结婚，无视中共制定的婚姻法。

    在民族自治地区的某些城乡，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暴力流血冲突日益增多，特别是在新疆的喀什地区和西藏的拉萨市。一九八一年十月间喀什地区发生的汉维之间的武装流血冲突，和同年十一月在拉萨市发生的流血暴动，便是两个极好的例证。

    这些流血冲突没有大规模地蔓延开来，其中主要原因是中共动用了军队和武装警察部队，开枪镇压，平息了暴动。

    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主张中，文化与宗教上的相对自由，只要不危及中共政权的稳定，一般来讲，已为中共所容忍接受。另外，以排斥汉族为特徵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虽遭中共多次批判，但在目前中共企求国内政治稳定局面的心态下，也较以前变得能够容忍，一般不把少数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视作反对共产党和分裂国家的敌对行动。

    中共尽管在少数民族政策上实行了重大转变，也采取了多元和容忍的策略，但它对要求独立的少数民族分离主义，却从不宽容，也决不手软。即使在它的民族政策转变以来，中共对西藏和新疆出现的独立运动，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这一政策今后中共也会坚持下去。

三. 维吾尔族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徵

    在考察中共对少数民族政策的转变时，我们注意到各少数民族地区相继出现了要求本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独立发展的民族主义倾向，其中，处于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它的民族主义诉求，不仅反映出中国各少数民族所表达的普遍情绪，也还具有它自己的特徵。

    首先，维吾尔族与居住在新疆地区的哈、回、乌兹别克、塔吉克等民族，均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兴起，波及到所有这些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因其人口最多，居住地区最广，拥有的穆斯林寺院和经堂最多。

    维吾尔族也同居住在新疆各地的其它少数民族一样，怀有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突出表现为排斥汉族，反对汉人的大规模移民，与汉族争夺地方经济资源。因新疆是维吾尔族自治区，虽包括有各少数民族的自治州和自治县，但维吾尔族因其人口数量最大，占地最广，因而有主人或者说地主的心态，对汉人的排斥，尤为强烈。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一九七一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强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以及废除维吾尔老文字，造成了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后继无人的严重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普遍，这使得维吾尔族人感到本民族文化面临解体崩溃的危机，而维吾尔族老文字，又恰恰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徵之一。在共产党接管新疆之前，老文字主要是由宗教经文的研习和传授，来普及到一般民众中。当中共在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禁止大部份宗教活动，并关闭所有经文学校，以后，又废除老文字，致使维吾尔族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延续，出现了无以为继的严重局面。

    在中共于八十年代重新检讨它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放宽限制，允许少数民族重新信教，做礼拜，读经文，维吾尔族人要求恢复使用老文字的呼声日高，并不等政府宣布废除新文字，民众已在民间自行开始利用经文学校和寺院集会的形式，恢复和传播老文字，出现了遍及全自治区维吾尔族中的“老文字复辟运动”。在大势面前，中共终于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

    八十年代初兴起的维吾尔族文化与宗教民族主义，是以伊斯兰教复兴、老文字全面恢复使用，以及地方民族主义这样三个主要成份构成。与八十年代以前的维吾尔民族主义相比，它多了“老文字复辟”这项新内容，同时它也力图摆脱汉文化和中共意识形态的控制，争取本民族文化与宗教独立发展的空间。

    那么，应怎样看待主张建立独立的维吾尔族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与维吾尔族目前的文化与宗教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呢? 客观地讲，分离主义运动一直是维吾尔族民族主义的一部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分离主义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虽然中共一直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武力镇压政策，六十年代有喀什地区的暴动，以及分离主义者组成的东土耳其斯坦国政府，均遭到中共的镇压。一些身居中共地方政府要职的维吾尔族官员，也多次参与分离主义的活动。如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宣布拘捕包括伊敏诺夫在内的四名维吾尔军政官员，其中一位任中共喀什地区公安局局长，而伊敏诺夫本人则当时担任中共喀什地区专员。

    据后来公布的文件透露，他们参与分离主义者组织的创立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国的活动。在此后的年代中，不断有维吾尔人因从事分离主义活动而被中共逮捕、判刑。近几年来，分离主义运动又见抬头，并与新疆境外流亡的维吾尔族分离主义组织相呼应。对于维吾尔族分离主义者来说，仅仅争取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信奉本民族宗教，自己治理文化与宗教事务，不受中共和汉人的控制，是远远不够。他们所要求的是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国家。而目前在新疆维吾尔族中高涨的民族主义，目标仍主要集中在要求文化与宗教不受中共和汉人控制，争取更多的自主自治权利。这并不是说，大多数维吾尔族人不希望有自己的国家，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但经过在中共四十多年的治理下，大多数维吾尔人接受了一个并不情愿接受的现实：除非出现象苏联解体、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局面，中共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警察力量，扑灭任何分离主义力图创立独立国家的举动，而且，中共虽然已改变了过去的民族政策，但它决不允许也不会容忍分离主义的活动。如果把分离主义建立独立的维吾尔族伊斯兰国家的目标，同目前维吾尔族要求文化和宗教独立发展的文化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将会招致中共的严厉镇压。

    而目前维吾尔族文化民族主义致力的恢复老文字使用、恢复伊斯兰宗教活动，保护本地区和本民族的经济利益，都是中共所能接受，或至少是能够容忍的。虽然这些活动已经对中共的统治构成了挑战，在八十年代之前，也不会为中共政权所容忍，但就目前的中共政策看来，只要少数民族，尤其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藏、维、蒙等，不提出分离的要求，接受中共政权，在文化、经济、宗教以及自治权方面，中共是愿意做出妥协和让步的。

    前面谈到，只要中共继续在大陆执政，任何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都不会成功。现在摆在中国前途面前的问题是，今后一旦中共政权瓦解，或是出现有民主政体的政权，不以武力去解决民族间的冲突，新疆的维吾尔族会不会要求从中国分离出去，成立自己的国家？如果发生这类少数民族要求自决的情况，一个民主政权应怎样去解决？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或允许少数民族独立，或留在类似联邦的国体中，还是不得已采用武力，以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

    在探讨应付这种可能局面的不同对策时，我们需先注意到新疆目前的局势，以与二十年前有几处显著的不同。而这种新局势，有助于将来解决民族冲突下的国家统一与分裂问题。

    首先，在新疆地区的汉族人口，已由五十年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七，剧增到九十年代初的百分之四十一。若包括流动的国防驻军在内，汉人已是新疆人数最多的民族。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一个真正被忽略的因素是，汉族人口在新疆北疆地区，与其它少数民族相比，九零年时已是十三比五，远远超出了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中共接管新疆时，当时北疆的人口，仅占全新疆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而到了1990年，北疆人口在全新疆人口的比例，已增至近百分之四十七（46.9％）。这意味着，在北疆，汉人已成为占绝对多数的民族，并拥有最强的经济实力。即使将来中共政权解体，在新疆北疆出现独立的少数民族国家，已不可能。

    问题是在新疆的南疆，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喀什地区一带，那里也是历史上维吾尔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策源地。大陆若是发生类似前苏联共产党政权解体的情形，维吾尔族的分离主义运动，极可能在南疆，特别是喀什地区揭竿而起。但如果今后十年，中共政权仍然延续，以目前汉人向南疆流动的速度，加之塔里木油田的大规模开发，汉人的职工人数将剧增，就会出现新疆北疆目前的局面，即汉人在人口和经济实力上，都将成为南疆地区居多数的民族，而维吾尔族在喀什地区也可能成为人为的少数民族。

    假使这种预测符合今后的发展趋势，则十年之后或更长时间，即使不使用武力解决分离主义的独立运动，维吾尔族在新疆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