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权让利为中心的中国经济改革打破了中央计划一统天下的单调沉闷局面，极大地调动了地方、集体、个人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改革也造成了资源的分散化和经济结构的日益轻型化。这种分散化和轻型化的趋势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资源逐渐减少，二是企业规模不断缩小。笔者在这里着重讨论第二点，关于第一点，特别是涉及到政府财政问题，我们只做一简短的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王绍光、胡鞍钢所着《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一书。 

一. 改革、发展与政府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路下降，1978年是37.2％，1985年26.6％，1990年23％。如扣除债务收入，199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还不到国民收入的20％。1970-1990年间，这个比例在美国是35％左右，日本30％，欧洲各国为45％。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收入和支出均大幅度上升，说明政府需要控制相当数量的资源，以应付非常事件对经济的冲击。 

    税收权的下放和地方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干预，使中央政府几乎无法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处于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大国经济来讲，这种情势是极为危险的。中央政府不仅无力消除短期经济波动造成的振荡，还有可能使短期波动演变成大萧条。由于缺乏足够的物质实力，它也很难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从而失去对经济结构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力。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弱政府并非坏事，它为市场充份发挥其资源配制的功能让出了道路。例如佛里德曼就曾建议恢复金本位制，防止政府控制货币供给。八十年代里根政府两次大减税，使联邦政府负债累累，时至今日，只有填补赤字的功夫，而无执行财政政策之力。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没有一个完备的市场体系，当务之急并非要不要利用和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改革建立市场，培育市场。自由市场经济学只适用于已具有发达市场的国家，非完备市场配制资源的效率是一个理论上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建立市场和确保其有效运行，唯有政府可以完成这一任务。为达此目的，政府必须掌握资源，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如果像西方各国工业革命时期那样，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和自然竞争建立市场体系，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而引出下面的一个问题。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建设的短期目标是提高资源配制的效率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其长期目标则是经由稳定、高速的经济成长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世界经济史上，绝大多数落后国家在赶超先进国家时都要相对集中使用资源，执行倾斜性的产业政策，德国之超过英国，日本之超过美欧莫不如此。大国中只有美国的崛起是个例外，政府没有在经济成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或许和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有关，相对平缓的国际环境可能是另一原因。美国虽卷入两次大战，一战对其影响不大，二战之前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二. 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 

    企业的平均规模可用多种指标衡量，例如固定资产净值、净产值或职工人数。由于统计资料有限，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平均职工人数。中国工业企业平均职工人数呈连年下降趋势，1985年为10.7人，1991年是8.1人，不仅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与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韩国(68.8人，1976年)和台湾(34.6人，1976年)相比也小得多。数字表明，中国工业企业平均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和繁荣与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衰落和解体。虽然全民所有制企业平均职工人数在1985-1991期间由407.2人上升到418.0人；集体和乡镇企业却从3.3降到2.3人，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全民所有制工业的产出1985年占工业总产值的65％，集体乡镇占32％，到1990年变为55％和41％。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助长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国营企业承包给个人，合资改组，或卖给外商，企业规模一般来讲都会减小。 

    中国工业经济规模实际上的变化比数字能反映出的还要大。在机构改革之后，国务院各工业部现在基本上只负责行业规划，以及信息咨询、人员培训等外围服务工作，有计划的跨企业资源调动已不复存在。 

    企业规模的缩小短期内可能有利于加强管理，提高效率，但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却十分不利。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当前国际竞争的特点和现代工业规模经济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可以说一是改革二是开放，在今后的很长时期内依然如此。粗略划分一下，是不是可以说第一阶段的开放是以引入外国投资、技术和管理方法为主；第二阶段以廉价劳力为基本竞争工具，依靠香港和国外代理进入海外初级和低档产品市场；第三阶段不可避免的要走出国门和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面对面地争夺国际市场。第二阶段从时间上来讲不会很长，东亚"四小龙"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低劳力成本的优势大约可维持十年左右。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劳动力价格迅速提高，劳力成本优势对发达国家不断减小，对更为后进国家则变成劣势，从而处于两难的境地。今日之台湾即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台湾在美国的传统市场，例如玩具、纺织品、塑胶制品，已被中国大陆及东盟各国拿去不少，对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近年来不断下降。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却不断上升。台湾对日本出口占其总出口的份额从1988年的14.5％降到1991年的12.1％， 对美出口1988年占总出口的38.7％， 1991年降为29.3％。台湾曾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摆脱被动局面，但迄今尚未见到很大的成效。原因之一就是台湾经济结构长时间内过于轻型化，中小企业投资研究与开发的意愿和能力都十分有限，无法很快推出资本或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 

    以大企业为主导的韩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它依托大型工业集团对重点工业重点产品作密集投资。韩国对美出口产品已由玩具、服装转为汽车、高档家用电气，近年来又向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器件发展，其产品和技术更新换代所代表的工业升级趋势清晰可见。韩国向上与发达国家如日本和美国竞争，这样作虽然难度较大，但最终将提高已有工业的效率，促进新兴工业的成长，实现本国经济的现代化，争取在世界上获得和保持经济领先地位。经济结构轻型化的台湾更多的是向下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和欠发达国家竞争尽管可以很快赚取利润，然而时间一长，难以为继。一方面，本国工业无法提高，另一方面，后进国家会迅速赶上来。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当局总是带着很矛盾的心理看待台商到大陆去设厂。很多台湾企业因此失去了产品、技术升级的动力，紧迫感消失了，给台湾经济的长期发展埋下潜伏的危机。 

    现代国内、国际经济竞争的特点是谁有新技术、新产品和行销网络，谁就掌握主动权。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已不是爱迪生的时代，开发新产品并占领市场已不是仅靠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简单的实验设备所能实现的，它需要大量的前期研究与开发投资，需要雄厚的技术和人员力量。以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为例，产品和生产工艺技术的开发费用动辄上千万美元，甚至数亿，需要由大型工业公司和银行协作制定计划，工业、金融、研究、社会各界密切配合，政府从中协调，并提供政策法律保障。中小企业受人力财力的限制，根本无法担当如此重任。 

    研究与开发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公司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台湾1989年非军工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95％，韩国是1.19％， 到1989年，这个比例在台湾上升到1.38％，韩国走得更快，达到1.92％。以此指标衡量， 韩国的研究与开发已接近发达国家如美国(1.95％)和法国(1.99％)。工业竞争能力较强的日本和西德同期研发费用/国民生产总值比分别为2.66％和2.71％。我们找不到中国的数据，从企业规模的缩小和中央财政收入比例的下降来推测，估计改革以来研发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是越来越小，如果真是如此，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长后劲不足。 

    第二， 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完备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很多行业特别是将要成为支柱产业的汽车、电子、金融等工业，都有很明显的规模经济效益。骨干企业只能是大型的，中小企业的作用仅仅是在外围协作配套。表一给出中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效益，除了十人以下的小厂外，基本的规律是企业越大，效率越高。三千到五千人的企业按人均产值和人均利税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利税产值率则以万人以上的大厂居首位。韩国的情况与中国的类似，1973年韩国制造业中小企业(三百人以下)平均劳动生产率指数是72.9，大企业为123.7，相差50.8％，到1982年时，两者相差71.5％。

表一.中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规模效益(1987，单位: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93页，1988）

    大企业效率高的原因，一是规模经济，二是平均每个职工的资本拥有量大于中小企业。换句话讲，大型企业的资本/劳力成本比高于中小企业，然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资本品价格相对降低，劳力却越来越贵。中小企业虽较易发展，从长远看却在做反向替代。 

    有人认为，经济结构轻型化，扶植中小企业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不错，台湾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平均化的指数，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为平均)1980年是0.28，韩国是0.39，远高于台湾。韩国学生运动、劳资纠纷频频发生，台湾社会则相对稳定。这是韩国重型经济结构所造成的最大社会弊病，也是台湾最为引以自豪之处。然而经济集中程度和收入分配之间似乎并没有确定的，一成不变的关系。1988年台湾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 而韩国的则下降到0.34。德国经济是非常重型的，但其基尼系数只有0.28，比台湾还要低。国民受入的分配有一次分配和通过政府税收及开支所实现的二次分配，台湾用分散产权的办法来达到比较平均的一次分配，西欧各国在一次分配上讲效率，在二次分配上讲公平，利用税收和社会福利开支纠正一次分配的偏差。我们认为西欧的做法更值得效仿。 

    从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决策分散化是不可避免的，笔者也无意在这里否定它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我们只想提请读者注意到一个问题:大规模的资源调度，大规模的资源使用是现代经济的一个特点，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更是如此。集结资源方式可以是中央计划，可以是市场为基础的自愿组合，抛弃中央计划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源的相对集中。如何建立间接经济政策手段，使中央政府能够对经济发展实施有力的影响，如何建立企业及金融制度，使得大规模的跨企业资源调度成为可能，这些问题应该提到深化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 

三. 如何适度集中资源 

    中央政府应绝对控制货币供给，收回某些税收权，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所得的比重。当前的经济过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收权机会。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收权和过去历次收权的最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着眼点是建立基于市场原则的宏观管理系统，而不是在现有体制内重新划分权限。应急性的紧缩措施当然有必要，然而这些措施应和建立与完善宏观调控手段结合起来。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回复到旧的计划体制，全面控制资源的分配。相反，由于市场的存在，政府不需要直接掌握很多资源，因为通过市场执行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一般都具有乘数效应或示范带动效应，政策决定人应学会利用市场。 

    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长期以来效率低下，大中型企业的改造理所当然成为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之一。但是目前企业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着急于甩包袱、廉价拍卖和就地瓜分的倾向，非常令人担忧。政府应当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在改造所有制的过程中争取保持甚至扩大规模，可以考虑将规模列为批准改制的条件之一。 

    除了已有企业的改造，组建新的工业、贸易一体化的大型公司为提高经济规模的另一出路。这类公司目前已在酝酿和形成中，国家应有积极的政策予以鼓励，加速其发展。这些公司财务上应完全独立，但又和国家及金融界有紧密的联系。国家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前提下，通过银行参与和影响这些公司的运作，而不能像现在对待首钢那样只给特殊政策，企业实际上并没有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这些公司是国家推行产业政策的工具，同时利用产业政策和国家的支持迅速扩张，突破地方行政和行业的限制，成为全国性的、综合性的经济实体，成为中国的三菱、三井公司。 

    工业集团、金融集团和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规范进行合作，将使中国经济发生质的变化，对于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进入竞争激烈、竞争规模越来越大的世界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对缺乏团队精神、特别不习惯合作的中国人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