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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5 Issue 3 第三章 研究项目的设计与规划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5 Issue 3 第三章 研究项目的设计与规划
第三章 研究项目的设计与规划
中国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潜在的危机、不确定的走向，提出了全面研究当前中国制度转型中基本问题的必要性，而海外阵容强大的华裔学人这一丰富的人才资源为研究中国问题创造了可能性。为了把上述之必要性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组织了“世纪之交中国总体研究”这一超大型研究项目计划。本章旨在强调世纪之交中国研究的重大意义与目的，简要设计各研究领域的主题与重点，并规划研究项目的具体形式与步骤。
3.1 研究项目的意义与目的
3.1.1 研究项目的意义
世纪之交的中国呈现三大特徵：
其一，邓后中国前景的不确定性。一代强人邓小平辞世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维系其正统性和合法性上将面临严峻的危机，权力的更替与延续也将陷入重重困境。中国的未来是走向稳定而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还是变成经济社会混乱、强人专制，甚至出现社会失控、天下大乱，这将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其二，中国制度转型的艰难性。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的积弱、民国时期的积乱、毛时代的积弊以及邓小平治国以来的积险，将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留下积重难返的沉重历史包袱。首先，面临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必须大规模调整；其次，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主义僵化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最终将是一次痛苦的嬗变；再次，面临着由集权政治体制走向自由民主社会的必然，中国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社会准备，这更使未来的中国充满重重的风险与阻力。
其三，中国国际影响的重要性。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改变了中国在毛时代形成的孤立封闭状况，使中国重新获得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交往、成为地球村中重要成员的机会。中国开放之后，不仅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的影响，而且会越来越多地从正负两方面影响国际环境。所以，邓后中国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制度转型的艰难性，将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国内问题，它们也将产生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影响。
这三大特徵决定了研究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义，那就是，这一研究将提出中国今后各种危机的因应之道，可帮助中国走向稳定、减少其内部与对外冲突，从而对世界的和平进步也有所贡献。通过这一研究计划的成果，世界各国有可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因此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帮助中国减少转型中的困难与不稳定，使未来的中国成为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富有建设性的力量。
3.1.2 研究项目的目的
组织与实施这一总体研究计划可以达到三大目的：
第一，研究邓之后中国因应变局、徐图未来的治国方略。当一个国家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时，通常需要系统而又全面的策略准备，更期待深入而有开创性的理论建设。本项研究将首先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留下的历史遗产作全面评估，特别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面对邓之后中国的历史机遇和种种危象，刻画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基本走向、趋势和规律，分析中国未来的可能变局，研究中国走向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战略，以及实现这些战略所必需的制度条件。这将全面提高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深化国际国内对中国前景的了解判断。
第二，开展政策研究、促进中国的制度转型和稳定发展。任何有效可靠的政策研究必须建立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项目将全面跟踪近期中国各方面的动态，围绕着如何克服世纪之交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系列难点，展开政策分析，提供解决这些难点的决策选择和可能的配套组合，评估这些选择以及配套方案的可能结果与利弊得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研究中保持学术上的客观中立，所作的政策研究可为不同政治色彩的决策者参考。中心通过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界与政界的合作，影响中国两岸三地、尤其是大陆当局的决策选择，推进中国的制度转型。
第三，吸引、发现、聚集和训练第一流的人才。具有战略眼光、优秀的学术素养、准确的现实观察判断能力的学者专家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本项目利用邓后中国这一具有巨大学术魅力和现实意义的主题，吸引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优秀人才来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吸引人才的过程也是发现人才的过程，这样一个庞大的研究项目的实施提供了筛选人才、聚集人才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过程将能训练一大批学贯中西、经国济世的跨世纪人才。在所有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中国有这样的机会。
3.2 研究项目的主题与重点
围绕着世纪之交中国的制度转型和中华振兴这一主题，本研究项目最显著的特点是全方位、高层次以及综合性。得益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跨学科之优势，本研究项目将对经济制度、政治结构、社会政策、法律秩序、民族政策、两岸关系、教育体制、价值观念、环境保护、科技管理、军事国防和国际关系等十二大领域，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为了使这一研究项目既具有宏观、长远视野，又能切实可行、具有时效，每一领域的课题将被分成甲乙两大类。甲类研究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战略性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具理论性、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基础性、制度性和根本性的难点问题；乙类研究是对策性研究，主要侧重具现实性、敏感性、时效性、政策性和应用性的热点问题。但对每一类问题都将从现状、问题、前景、趋势及对策五个方面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本节简要地介绍这十二个领域要研究的问题，详细计划见以下各章。
3.2.1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变革是世纪之交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了很大进展，但改革与发展中最困难的部份一直悬而未决，潜在的经济危机不容忽视。为了减少制度转型的社会经济成本，避免经济出现大的震荡，使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经济领域的研究将围绕制度性、根本性以及基础性的经济难题，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政策分析，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为今后的决策者提供政策选择和治国方略。（详见第四章）
甲类经济问题研究旨在对经济的发展提出战略性的规划并深入研究制度性、根本性以及基础性的经济难题，着重理论分析和相关的基本政策。此类课题将包括：经济发展战略蓝图、计划经济转型战略与结果的国际比较、产业政策、经济增长与稳定物价、最佳区域经济规模与自治、人口危机、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前景、地方与区域经济的竞争、东西部均衡发展、民营化、产权明晰化、产权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市场体系的规范与形成、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宏观调控系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政府行为、军转民工业及国际贸易体系。
乙类经济问题研究从中国经济的最新变动与走向中，选出一系列最紧迫的问题展开深入的政策分析。此类课题包括：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失业、流民、国营企业改造、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货币金融体制改革、复关问题、知识产权争议、企业破产、价格改革、汇率改革、股市波动、土地问题、粮食紧缺、农民负担、三资企业政策、国际融资政策、海峡两岸经济互动和扶贫政策等问题。
3.2.2 中国政治成长与政治制度问题
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结构之变动是世纪之交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最不确定、极难把握与操作的领域。1986至1988年，中共曾研究讨论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实施阶段，1989年后不仅中止了这一讨论，甚至还倒退到讨论之前的陈旧观念。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或迟或早都必须进行。政治领域的研究将从目前以及将来的需要出发，准确、及时地追踪和研究各种政治动态，分析研判危机的走向与发展，并提出可靠的判断与建设性的解决之道。同时也将系统地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与结构转型的基本问题。这些研究强调理性而又中肯地分析时弊、提出方案、旨在避免流血与浩劫。（详见第五章）
甲类政治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结构转型的基本问题。此类课题将深入研究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层结构问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为中国的政治民主与自由提出可供操作的具体方案。这类研究的课题拟涵盖：国家权力结构、议会制度(如强化人大功能、上下对话渠道)、政党制度(如党内民主、一党独大或两党、多党)、选举制度(如基层选举、差额选举)、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财政制度、人事制度(如建立公务员制度以及人事任命制度化和法制化)、监察制度、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国营企业的管理、行政机构改革、行政区划、基层社区自治、省级政权、县级政权、政治转型的一般理论与国际比较、公民社会的建立等。
乙类政治问题研究是指政治情势变动的追踪分析。此类课题旨在准确、及时地追踪各种政治难点、危机，分析研判危机的走向与发展，并提出建设性的判断与对策。此类分析将包括：邓小平辞世的政治效应、江泽民接班过程、高层派系争斗、军队动向、地方诸侯异动、媒体导向、异议人士行为、海外民运沉浮、街头运动等。
3.2.3 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问题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随着改革开放中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阶层分化加快，区域差异迅速扩大，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制度转型中日趋复杂化。社会成员的观念、行为在逐渐调整中，人们既对改革抱有很高的预期、又对改革可能带来的既得利益损失惶恐不安。旧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不公依然存在，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不公诱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原有的社会控制机制日益失灵，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尚未建立，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失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社会问题则进一步使潜在的社会不稳定日益表露。社会转型和社会控制机制的现状极大地制约着经济政治改革，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既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急切愿望，也是进一步改革的紧迫要求。
针对以上问题，社会问题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研究转变中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现状及其可能的演变；第二，研究在社会转型中既有利于推动改革、又有利于实现社会控制的可选择方式；第三，分析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探讨相应的社会政策。整个课题包括一个“综合社会调查”和二十六个子课题。（详见第六章）
上述的第一部份基本属于甲类社会问题研究。社会转型是制度转型的必然结果，只有把握这一过程的基本特徵，才可能了解不同利益集团的愿望、倾向，发现社会现状中已表露的及潜在的与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找到引导社会转型的恰当方式。要了解目前转型中的社会的基本特徵，需要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作广泛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从而把握主要社会问题的现状、发现其根源，判断这些问题与现行制度及政策的关系，分析目前社会控制的实现方式。这方面的课题包括社会分层、社会关系网、社会心理及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的形成、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社会控制的组织与过程、社会福利体制的实际功能、新闻媒体的作用、社会不公与社会稳定的相互关系、社会的异化与失序的原因等。
上述第二、三部份大体上属于乙类社会问题研究。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既包括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问题，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常见问题。在未来中国的制度转型中，社会政策的设计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角度，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未经历过的，因而难度也很大。此类课题将包括新旧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不公平竞争及贪污腐败、改革带来的失业、区域不平衡发展引起的社会矛盾、妇女的地位、封建宗族关系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社会治安的恶化、城乡差距的扩大、部份地区的贫困以及一些社会阶层在改革中的相对贫困化等。本研究课题将就这些问题的主要方面提供政策性参考意见。
3.2.4 中国的法制建设与法律秩序问题
建立一个法制社会是中国改革和中华振兴的根本的制度保障。中国长期以来的人治传统导致社会中普遍缺乏法制观念与规范。转型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都需要靠建立法律秩序来界定和协调，否则，集权体制的变革会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混乱，并使改革前景更加不确定。为此需要系统地研究大陆制度转型中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秩序问题。（详见第七章）
要建立现代法制社会，必须完成六大任务：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宪政结构；制定一整套逻辑缜密、结构精致的法律规范；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并通过合理化的程序和制度加以落实；提高法律技术水平，运用独具一格的解释、推论和正当化的方式方法保证判决以及其他法律性决定的质量；培养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律工作者，允许他们有职业自治的权利；普及全民法律教育，尤其是大量写作和出版普及型法律丛书，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开设法律培训机构。
法律秩序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甲类是法制建设的研究与设计，将侧重宪政建设及各种法律的制定与设计，旨在推动民主与法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减少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动荡。此类研究主要涉及宪政研究（包括政党和选举制度的研究、人民基本权力的研究、军队法制的研究、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司法制度、律师制度、社会治安的立法与执法问题、立法和司法的关系、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监狱和劳改的问题、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法律的实施问题、港台大陆三地的法律协调、联邦制可能性设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党与法的关系界定、大众法律普及、司法人员培训、法律执行问题以及涉外法规的完善与建立。
乙类侧重法律秩序危机的研究。尽管法制建设大体上是一个长程而又系统的工程，但种种突发性的危机将严重威胁社会治安和国计民生。法律秩序危机的研究将对各种违法、骚动现象提出预警，并对现存的各种犯罪现象进行评估，提供解决之道。此类研究包括新型经济犯罪、偷渡、吸毒贩毒、娼妓与红灯区合法性、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枪枝管理、黑白两道关系研究、劫机、性犯罪和农村社会治安、普及法治教育等问题。
3.2.5 中国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问题
中国的民族问题纷纭复杂，是每一个中国执政者所面临的重大难题。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大民族以强力控制小民族的传统做法将逐渐失效。虽然中国汉民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不易发生少数民族地区大面积离异的局面，但五族不和、领土分裂的危机始终存在，急待专家学者深入研讨和认真对待。其研究领域包罗万象，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教育、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我们首先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中国全局乃至世界形势有重大影响的民族政治问题、即民族独立问题上。鉴于中国境内有独立倾向的三大民族地区（西藏、新疆、内蒙）的情况各不相同，我们设立三个专题分别进行研究，而又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中国政局及国际影响最大的西藏问题上。（详见第八章）。
甲类民族研究是指五族共和与发展的理论研究，旨在规划与设计多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战略与架构，促进五十六个民族互通有无、互补长短。此类研究将涵盖：西藏危机的根源与解决办法、新疆的民族关系与发展趋势、汉蒙关系与发展趋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边疆资源流失、少数民族法、少数民族自治问题、少数民族与联邦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宗教、少数民族生育政策、跨国界民族问题、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
乙类民族研究着重民族危机的评析，旨在紧紧抓住各类具威胁性、突发性的热点问题及时作出理性反应，并提出因应之道。此类危机问题拟包括：达赖与西藏独立运动、印度与藏独运动、新疆回民动乱、中亚独立与新疆未来、边疆核污染问题、汉族移民问题、国外势力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等。
3.2.6 中国的两岸关系与国家统一问题
本世纪末香港、澳门回归中国以后，台湾将成为中国最后一块分离的国土。这一方面将增加台湾地位的敏感性，引起世界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将使中共产生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感，坚定早日统一中国的决心。这样主权之争、统独之争将会变得更为激烈，使得海峡两岸关系日益紧张，动武战争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如何用和平、理性且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消除或缓解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并加以解决的一大问题。在统一和独立都不可能的现状条件下，也应当研究如何推进海峡两岸的良性互动、促进经贸和投资的健康发展等问题。尤其是在两岸经贸和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中国的统一过程是双赢还是零和，则是见仁见智，值得深入研究。（详见第九章）
为了全面掌握台湾海峡的风云变幻，正确评估两岸关系的正负面影响，本项目的甲类主题主要是研究台湾社会的结构与特徵、两岸关系的功能和构架，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稳定与和谐、推动中国未来的统一献计献策。这类课题的内容包括中国观念的历史沿革、台湾问题与大陆政治、台湾前途对大陆的影响、大陆对台湾的原则与策应、战后台湾社会的变迁、大陆问题与台湾政治、台湾争取国际地位的原因、前途与后果、两岸互动的基本模式、两岸关系最终解决的时机与方式、两岸良性互动的基本条件、两岸恶性互动的原因与防范、两岸关系与美国、两岸关系与国际法、两岸经贸关系、一国两制的利弊、两岸文化交流、台湾与海外大陆学人、台湾与联合国、大陆台商研究、台湾的大陆事务机构研究以及台湾主流、非主流派与大陆关系等。乙类研究内容则包括中共武力攻台的可能性、两岸军事实力比较、武力攻台的国际影响、台独动态、台湾总统直选、两岸直航、国统纲领修正、三通和两岸高层谈判等问题。
3.2.7 中国的文化危机与价值重建问题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中心之一。尤其在最近十五年社会快速转型的历程中，它不仅是热门的理论问题，而且成了紧迫的实践问题。
富有悠久历史和鲜明特徵的中国文化，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同外部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和自身内部演变的历史逻辑，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文化危机在本世纪下半叶愈演愈烈。结果，一部份中国文化精英流亡迁徙，飘泊无所，易地为生。统一的中国文化在地理上裂变分解，滋生为大陆中国文化、台湾中国文化和香港中国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变体。而在其大陆本土，甚至曾陷入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蛮荒境地，尤以“文革”趋于极致，濒临灭亡之境。
近十五年来，中国大陆再度面对世界，在意识形态淡出历史的过程中，出现了短暂的文化复兴。然而，由于几十年精神奴役的后遗症，鉴于中国文化本身宗教感的缺乏和超越性的不足，鉴于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并未真正厘清，最近几年来，伴随着社会世俗化的急速演进，中国大陆陷入精神真空，价值失范，礼崩乐坏的“丧魂失魄”的境地。
本项目各课题旨在疏理上述文化演变的脉络，厘清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探索当前文化危机的现状，为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和人文精神、实现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努力。（详见第十章）
针对物欲横流、功利主义、信仰危机以及世风日下的消极现象，甲类文化问题的研究侧重价值观念重建问题。它包括中外交流的文化后果、中国商业文化的兴起及影响、中国文化的现代裂变及其变体间的互动、“文化中国”的现实与前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共“党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超越性”层面、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演变、近当代中西文化理论的相互关系及其后果、中国革命与现代性、中国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新儒家及其前景、文化中国的现状及前景、中国精致文化的现状及其命运、中国的传播媒介系统、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中国本土伊斯兰教及回儒关系、佛教文化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中国文化系统的变迁、现代化途中的中国后现代主义。
乙类文化问题研究包括信仰真空、娱乐业庸俗化、严肃音乐与艺术危机、宗教迫害、教徒管理、离婚现象、同性恋现象、地下沙龙以及反叛文化，这类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及时兴利除弊，为解决文化的深层问题创造条件。
3.2.8 中国的教育危机与教育制度问题
中国教育制度的转型问题已成为世纪之交解决教育危机的焦点。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开放化以及文化多元化能否成功，将取决于是否能解决中国的教育危机与教育制度的转型。文革以前教育的动荡多变和文革以来的文化浩劫，不仅摧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尊师重教的儒家传统，导致知识贬值、斯文扫地，而且在全社会功利物欲的侵蚀下，读书无用风弥各界。同时，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驼鸟政策也大大抬头，由此削弱和降低了我国国民的全球竞争能力，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为了振兴中国教育，减少文盲、科盲和法盲，提升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我们分两类课题设计了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项目。（详见第十一章）
乙类课题包括急需唤起全民注意和找到解决办法的教育危机问题，如义务教育法的制定、贯彻与执行、文盲和半文盲问题、小学和初中生失学和辍学问题、当前教育投资中的危机、教师的质量和教师的流失、人才外流、外滞、留学生政策、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人才匮乏、农村妇女的教育、以及社会、家庭与儿童出生和成长的关系等。
甲类课题涉及长远的教育事业建设和政策问题。它又包括以下两类研究题目。第一类是研究全局性的、长远的、跨领域的教育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教育的现实影响和长远效益，如多元多渠道办学理学、中小学及幼教队伍的职业化和教师资格证书的颁发、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科学管理及学生入学考试的改革、儿童营养与其智力和健康发展的关系、教育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对我国有影响的西方教育理论流派的研究与评析等。第二类涉及某些领域的方法论研究，主要涉及课程的设置、教材、教法和教育设施的改进，如学龄前儿童教育、天才儿童和残障弱智儿童的教育、教育技术、艺术教育、职业教育、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等。
3.2.9 中国的科技发展与科学管理问题
本领域研究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战略与科技管理问题。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科技竞争、科技主导的世纪。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科技水平受到落后政策和紧缺经费的制约，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人不尽其才、物难尽其用，大量科技资源被浪费或滥用。尽管科研经费短期内难以增加，但科技政策的完善和科技管理的改进将有助于提高效益、节源开流，并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科技落后的局面。所以，本课题旨在研究中国现存科技体系的结构与功能，寻求科技管理水平的突破，促进科技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详见第十二章）
甲类科技课题研究将侧重科技管理的基础建设与长期发展，它涵盖中国的科研发展战略、科技管理体制与结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科技管理理论与手段研究、科技管理系统模式与仿真、管理与决策模式研究、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中西方科技经济一体化比较研究、完善技术市场的政策与外部环境等。乙类科技课题拟包括科技人才流失、科研经费短缺、技术开发障碍、技术转移纠纷、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问题、以及科技领域犯罪问题等。
3.2.10 中国的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环保代价与包袱日益沉重，环境污染与资源流失日渐成为下一世纪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瓶颈之一。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对地球资源的肆意掠夺与破坏已成为世界环保人士的众矢之的。如何在发展与环保中求得平衡、遵守国际环保规则，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乾净的天空和完美的土地，乃是这一课题研究的主旨。（详见第十三章）
甲类环境问题研究是环境保护的战略问题，考虑如何将环保问题置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之中，并将中国环保与国际环保进行全方位接轨，从而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开辟新的空间，提供新的出路。此类课题包括中国与联合国环保机构、中国与国际环保力量的合作、政府与环保、发展与保护的战略研究、西方环保法规、西方最新环保技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保现状比较、环保的普及教育、环保法的修订与实施以及环保机构的强化、农业区工业化的环境生态问题等。
乙类环境问题研究是指主要环境危机的分析，侧重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具危机性的环境问题的跟踪与评析，帮助中外专家、学者准确了解环保资讯，全面掌握环保动态，以便作出合理而又辩证的判断。此类课题主要指三峡水电站与环保、核电建设、南涝北旱、黄河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东北森林资源危机、淮河污染、东南沿海渔场污染、酸雨问题、城市污染与人体健康等。
3.2.11 中国的军事体制与国防安全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疑在制度转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运用枪杆子打下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和国防存有特殊的偏爱，一方面对军队紧抓不放，把军权当作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又对军队严加防范，唯恐军人造反，军阀割据。由此即形成了党指挥枪、军队绝对服从党的历史传统，也促成了中共大力发展国防、迅速增加军费的现象。中共几十年的历史中权力争夺的实质常常是对军权的争夺，有了军权即有了一切。所以，邓后中国军方的一举一动将直接牵动中国的政局，影响各个山头的权力互动，更悠关海峡两岸、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局势的稳定与和平。同时，军民关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军事发展在政治上的作用，也都将给中国发展带来影响。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庞大的人口规模、颇有潜力的市场、核武器能力以及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常任理事席位，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在世界和平与稳定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发达、和平的大国，我们必须综合、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关问题，并提供政策性研究。（详见第十四章）
甲类军事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国防和军事的长程发展，探讨中国国防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困难与问题，提出军队国家化的选择方案，并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军事体制与国防安全问题。其研究课题包括中国的战略地位、中国军队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军队国家化、军人干政问题、军事力量的构成与变化、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解放军与外军关系、国防科技发展、核武器限制与禁止、国防预算比例、军转民工业、军官文官制度化、军队装备更新与财政供给、军队转业安置与军队经商、军队在制度转轨中的作用、内战的可能性、中国军力发展的走向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军队后勤建设、军队政治思想建设、集团军建设以及国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
乙类军事研究的主要目的则是及时追踪军方的最新动态，深入分析军队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并提出全面可行的因应之道。其内容包括军方与邓后中国新领袖的关系、军方与“六四”平反、军队经商、军方与武器扩散、核试验、军方派系研究、武器采购、解放军驻港、军事演习追踪、军方人事变动以及军方与地方诸侯的关系等。
3.2.12 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冷战时期开始了，世界格局正经历着重组过程，从二元结构走向一元主导，并出现多元并存的趋势。在此聚变与裂变的集团整合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与作用急待认识与研究。此一领域的研究旨在探讨世纪之交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何去何从，提供中国未来外交政策的建言与选择。（详见第十五章）
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分长期战略与短期策略这样甲乙两类。甲类研究集中在理论层面，对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国际地位作一全方位的探讨，籍此分析中国现代化外交的结构与功能，提出富有建设性的结构设计与政策选择。此类课题将涵盖中国国内政治与外交决策过程、国防政策与地区安全、国际经济与外交、人权问题、邓小平外交思想、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中日美的新三角研究、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亚太区域经济、大中华经济圈、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移民战略、华侨政策等。
乙类研究主要侧重国际性危机处理和中国外交的最新动态，旨在全方位、多层次地报告中国外交的危机与动向，提供各界研究中国外交的前沿信息。此类研究拟包括中国在北朝鲜外交中的地位、军火贸易、香港回归、人权外交、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复关的外交策略、南中国海开发和中美关系策略等。
3.3 研究项目的实施
上述研究课题能否切实可行的关键是人员组织、实施方法与资金落实。为了保证这一大型的综合性研究项目高效、高质而又低成本地运作，本节提出组织方面的操作构想，以及研究与行政两方面的“游戏”规则，以便研究人员有规可循。
3.3.1 研究人员的招聘与组织
高质量的研究人员是本研究项目的灵魂与保证。研究人员的选择基本上采用指定与招募相结合的方式。所有十二大研究领域的协调人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执行局和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其候选人员在中心现有十大学部的二十多位协调人和有威望、能胜任的学者中产生。
一旦协调人选确定，中心的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即协助各协调人对各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公开招标。招标对象以中心现有的三百多位研究员为主，但也向中外各界学者、专家开放，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项目研究人员的录用标准主要以他们提交的研究项目书之质量为基本依据，它包括合适的选题、可供操作的计划、新颖的观点、研究成本以及研究项目的可能结果等。研究项目的选择绝对排除性别、种族、肤色、身分、国籍以及地位的歧视。同时，研究人员的选择与研究项目的确定将采用滚动式方法进行，即选拔时间按阶段不断延续，每次招聘明确告知所需项目的类别、人员要求以及研究重点，宁缺勿滥，保证质量。总体上，招聘时间将延续两年。
另外，中心的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将建立研究项目进展的追踪、反馈、交流之机制。拟设立一个联系各研究人员的E-mail Net，各研究人员每三个月向Net报告研究进展，交流研究过程的经验、教训；并设立Help line，及时报告研究过程的困难，便于各研究人员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同时规定，每一领域协调人员每隔半年要召开一次本领域研究人员参加的会议或电话会议，及时兴利除弊，保证各个项目的有效运作。
中心的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也将每三个月召开一次由十二大协调人参加的的电话会议，以便统筹兼顾，处理与防止不必要的行政磨擦。中心董事会和执行局则每年召开一次由全体研究人员参加的研讨会，及时交流各自研究心得，提高各自的研究水平，并起到联络感情、互相切磋的目的。最后，项目开始之日与结束之时，中心都将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研究项目的概况，总结研究项目的成果，报告研究项目的进程以及扩大影响、聚集人才、增进中心与海内外各界的联系。
3.3.2 研究项目的方法与规划
本研究工程将运用研究人员对中国现状的了解、现代社会科学方面的良好训练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丰富经验，开展跨领域、跨学科、跨国度、跨文化、跨时代的比较研究。所有研究课题都聚焦于中华的振兴及其制度变革，从实证研究出发提高理论水准。研究中首先大量搜集相关资料、给出相关制度和问题的描述，然后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形成对策、提出方案。每一课题都要从研究对象的现状、问题、前景、趋势和对策等五个方面作出分析。所有的研究都必须杜绝空谈理论和概念的弊病，尽量通过实地考察来详尽地占有相关资料，平实地作出分析，提出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建议。要避免一厢情愿地闭门造车，或简单地套用外国经验。要跟踪中国时局的变动，随时考虑新的因素对相关专题的影响。研究成果要既具有前瞻性，又不陷于空想、脱离实际；既有对中国现行制度弊病的分析，又具有建设性，着眼于新制度的建立；既有宏观的眼光和胸怀，又脚踏实地，具有可操作性。每一专题的研究报告要求在中文十万字左右，综合研究报告也应具有这样的篇幅。
尽管因研究主题的制约，难以统一规范研究方式，但为了提升本研究项目的总体水平，避免各项目水平之间的不平衡，我们提出研究过程的三大基本阶段，供研究课题参与者参考。
第一步是实地考察，此乃本研究项目的最主要特点与优势。没有扎实、细致的实地考察，任何研究将流于虚浮与空洞。对此，我们将要求所有参与研究的学者原则上应亲赴研究对象的所在地点，进行一定时期的实地调查，搜集最新、最原始、最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我们要求这种调查尽量以团体的形式进行，并一定要邀请中国当地的学者专家共同参与，以便促进中外学者的互相交流、互补优势和调研效率，并推动中国国内对研究课题的参与和重视，有助于研究项目拓展的过程，也是中国走向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过程。
第二步是研究讨论会。利用第一步的调研资料，课题研究人员将分头进行独立或合作的书面研究，形成论文，然后进行会议式讨论。各子课题的协调人应负责准备研讨会的主题、小组论题、会议形式、规模、时间、地点、设施和预算。研讨会尽量在中国召开，并邀请当地政府官员与会，便于扩大影响、传播理念、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开会形式以小型Workshop为宜，一般不超过二十──三十人，便于提高会议效率与研讨质量。每次会后将作成会议记要，及时向赞助单位报告研究信息与成果。
第三步是出版中英文论文集。利用研讨会上的相互交流与批评，各研究人员将分头修改各自的论文，并整理出中英文各一套，以备出版。子课题协调人负责编辑、修改论文，联系出版社。一般先出中文版，在此基础上，将英文稿修改出版。至此，单个研究课题才算成功完成。
这三大步骤应相互联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此乃本研究项目的重要特色之一。
3.3.3 研究项目的数量与结构
本研究项目由十二个领域组成，每一领域由八到二十五个左右的子课题组组成。这一大型研究项目总共将由二百个左右课题组组成，形成以十二大专题领域为纬、一百六十个子题组为经的格局。每一领域可分为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份，又可分成热点评析与难点研究两类。
专题研究是本研究项目的基础，旨在针对中华振兴、未来构造及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和问题进行深入专门的调查与研究，以形成专题研究报告。综合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但是，综合研究并不仅仅是不同专题研究成果的叠加，而是在分析和消化不同专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与深化，系统、全面地对中国一个方面的制度转型问题提出综合方案、为中华振兴提供蓝图。综合研究是本研究计划的重点项目，希望所有专题研究的成果最后应当能够体现到综合研究之中。在形成综合研究报告时，要广泛徵求相关学者和其他方面人士的意见，并将研究项目各个领域的研究结果有机地连接起来。
课题的组织管理为伞形结构。第一层次由中心董事会、执行局和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组成，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执行局和研究发展委员会形成主次两大执行机构；第二层次由十二大专题的协调人组成；第三层次由一百六十位课题的协调人组成，每一个课题组又由一到三位研究人员组成。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总的原则是实行课题负责制，所有任务与经费落实到人与课题，充份发挥各个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责任心与主观能动性。
3.3.4 研究项目的实施与进度
本研究项目拟运行三年，自1995年9月至1998年9月，十二大研究领域将同时推进。整个研究计划分三期实施，每年为一期。第一年完成所有的详细研究计划，组成研究队伍，赴大陆实地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初步的理论分析和得出初步的研究成果。对每一领域，将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份，并提出有操作性的具体对策。对每一个问题将从现状、问题、前景、趋势及对策五个方面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第二年形成初步的研究论文和报告，举行研讨会，并对论文与研究成果进行评议与审查。第三年将根据评审意见对研究成果、论文和报告进行修改，然后对修改稿再进行审定。每篇论文和报告都应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并要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对策。而且，对每个问题、特别是热点问题的研究，要注意追踪研究，不断加深认识或调整结论。随后，对所有的研究成果，将按领域编辑成册出版。同时，将组织一批高水平的学者，综合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编写出一套中华振兴总体方略与大纲。本项目要求每位研究人员每半年向中心报告一次研究进展。根据实际需要，中心将举行各个项目负责人会议或电话会议。中心将每年及时向各赞助单位递交一份详细进展报告。三年项目完成后将撰写一份总报告并将研究成果、出版物等送交赞助者。
课题经费按年度分数次拨给。每次拨款之前，研究人员须向课题协调人呈交具体预算，经协调人批准以后，由中心负责直接拨款给本人。每次用毕款项，研究人员必须向协调人递交各种支出凭据、以及研究报告与学术成果。
3.1.1 研究项目的意义
世纪之交的中国呈现三大特徵：
其一，邓后中国前景的不确定性。一代强人邓小平辞世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维系其正统性和合法性上将面临严峻的危机，权力的更替与延续也将陷入重重困境。中国的未来是走向稳定而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还是变成经济社会混乱、强人专制，甚至出现社会失控、天下大乱，这将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其二，中国制度转型的艰难性。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的积弱、民国时期的积乱、毛时代的积弊以及邓小平治国以来的积险，将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留下积重难返的沉重历史包袱。首先，面临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必须大规模调整；其次，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主义僵化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最终将是一次痛苦的嬗变；再次，面临着由集权政治体制走向自由民主社会的必然，中国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社会准备，这更使未来的中国充满重重的风险与阻力。
其三，中国国际影响的重要性。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改变了中国在毛时代形成的孤立封闭状况，使中国重新获得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交往、成为地球村中重要成员的机会。中国开放之后，不仅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的影响，而且会越来越多地从正负两方面影响国际环境。所以，邓后中国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制度转型的艰难性，将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国内问题，它们也将产生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影响。
这三大特徵决定了研究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义，那就是，这一研究将提出中国今后各种危机的因应之道，可帮助中国走向稳定、减少其内部与对外冲突，从而对世界的和平进步也有所贡献。通过这一研究计划的成果，世界各国有可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因此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帮助中国减少转型中的困难与不稳定，使未来的中国成为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富有建设性的力量。
3.1.2 研究项目的目的
组织与实施这一总体研究计划可以达到三大目的：
第一，研究邓之后中国因应变局、徐图未来的治国方略。当一个国家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时，通常需要系统而又全面的策略准备，更期待深入而有开创性的理论建设。本项研究将首先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留下的历史遗产作全面评估，特别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面对邓之后中国的历史机遇和种种危象，刻画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基本走向、趋势和规律，分析中国未来的可能变局，研究中国走向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战略，以及实现这些战略所必需的制度条件。这将全面提高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深化国际国内对中国前景的了解判断。
第二，开展政策研究、促进中国的制度转型和稳定发展。任何有效可靠的政策研究必须建立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项目将全面跟踪近期中国各方面的动态，围绕着如何克服世纪之交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系列难点，展开政策分析，提供解决这些难点的决策选择和可能的配套组合，评估这些选择以及配套方案的可能结果与利弊得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研究中保持学术上的客观中立，所作的政策研究可为不同政治色彩的决策者参考。中心通过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界与政界的合作，影响中国两岸三地、尤其是大陆当局的决策选择，推进中国的制度转型。
第三，吸引、发现、聚集和训练第一流的人才。具有战略眼光、优秀的学术素养、准确的现实观察判断能力的学者专家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本项目利用邓后中国这一具有巨大学术魅力和现实意义的主题，吸引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优秀人才来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吸引人才的过程也是发现人才的过程，这样一个庞大的研究项目的实施提供了筛选人才、聚集人才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过程将能训练一大批学贯中西、经国济世的跨世纪人才。在所有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中国有这样的机会。
3.2 研究项目的主题与重点
围绕着世纪之交中国的制度转型和中华振兴这一主题，本研究项目最显著的特点是全方位、高层次以及综合性。得益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跨学科之优势，本研究项目将对经济制度、政治结构、社会政策、法律秩序、民族政策、两岸关系、教育体制、价值观念、环境保护、科技管理、军事国防和国际关系等十二大领域，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为了使这一研究项目既具有宏观、长远视野，又能切实可行、具有时效，每一领域的课题将被分成甲乙两大类。甲类研究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战略性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具理论性、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基础性、制度性和根本性的难点问题；乙类研究是对策性研究，主要侧重具现实性、敏感性、时效性、政策性和应用性的热点问题。但对每一类问题都将从现状、问题、前景、趋势及对策五个方面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本节简要地介绍这十二个领域要研究的问题，详细计划见以下各章。
3.2.1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变革是世纪之交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了很大进展，但改革与发展中最困难的部份一直悬而未决，潜在的经济危机不容忽视。为了减少制度转型的社会经济成本，避免经济出现大的震荡，使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经济领域的研究将围绕制度性、根本性以及基础性的经济难题，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政策分析，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为今后的决策者提供政策选择和治国方略。（详见第四章）
甲类经济问题研究旨在对经济的发展提出战略性的规划并深入研究制度性、根本性以及基础性的经济难题，着重理论分析和相关的基本政策。此类课题将包括：经济发展战略蓝图、计划经济转型战略与结果的国际比较、产业政策、经济增长与稳定物价、最佳区域经济规模与自治、人口危机、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前景、地方与区域经济的竞争、东西部均衡发展、民营化、产权明晰化、产权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市场体系的规范与形成、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宏观调控系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政府行为、军转民工业及国际贸易体系。
乙类经济问题研究从中国经济的最新变动与走向中，选出一系列最紧迫的问题展开深入的政策分析。此类课题包括：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失业、流民、国营企业改造、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货币金融体制改革、复关问题、知识产权争议、企业破产、价格改革、汇率改革、股市波动、土地问题、粮食紧缺、农民负担、三资企业政策、国际融资政策、海峡两岸经济互动和扶贫政策等问题。
3.2.2 中国政治成长与政治制度问题
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结构之变动是世纪之交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最不确定、极难把握与操作的领域。1986至1988年，中共曾研究讨论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实施阶段，1989年后不仅中止了这一讨论，甚至还倒退到讨论之前的陈旧观念。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或迟或早都必须进行。政治领域的研究将从目前以及将来的需要出发，准确、及时地追踪和研究各种政治动态，分析研判危机的走向与发展，并提出可靠的判断与建设性的解决之道。同时也将系统地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与结构转型的基本问题。这些研究强调理性而又中肯地分析时弊、提出方案、旨在避免流血与浩劫。（详见第五章）
甲类政治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结构转型的基本问题。此类课题将深入研究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层结构问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为中国的政治民主与自由提出可供操作的具体方案。这类研究的课题拟涵盖：国家权力结构、议会制度(如强化人大功能、上下对话渠道)、政党制度(如党内民主、一党独大或两党、多党)、选举制度(如基层选举、差额选举)、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财政制度、人事制度(如建立公务员制度以及人事任命制度化和法制化)、监察制度、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国营企业的管理、行政机构改革、行政区划、基层社区自治、省级政权、县级政权、政治转型的一般理论与国际比较、公民社会的建立等。
乙类政治问题研究是指政治情势变动的追踪分析。此类课题旨在准确、及时地追踪各种政治难点、危机，分析研判危机的走向与发展，并提出建设性的判断与对策。此类分析将包括：邓小平辞世的政治效应、江泽民接班过程、高层派系争斗、军队动向、地方诸侯异动、媒体导向、异议人士行为、海外民运沉浮、街头运动等。
3.2.3 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问题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随着改革开放中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阶层分化加快，区域差异迅速扩大，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制度转型中日趋复杂化。社会成员的观念、行为在逐渐调整中，人们既对改革抱有很高的预期、又对改革可能带来的既得利益损失惶恐不安。旧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不公依然存在，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不公诱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原有的社会控制机制日益失灵，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尚未建立，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失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社会问题则进一步使潜在的社会不稳定日益表露。社会转型和社会控制机制的现状极大地制约着经济政治改革，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既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急切愿望，也是进一步改革的紧迫要求。
针对以上问题，社会问题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研究转变中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现状及其可能的演变；第二，研究在社会转型中既有利于推动改革、又有利于实现社会控制的可选择方式；第三，分析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探讨相应的社会政策。整个课题包括一个“综合社会调查”和二十六个子课题。（详见第六章）
上述的第一部份基本属于甲类社会问题研究。社会转型是制度转型的必然结果，只有把握这一过程的基本特徵，才可能了解不同利益集团的愿望、倾向，发现社会现状中已表露的及潜在的与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找到引导社会转型的恰当方式。要了解目前转型中的社会的基本特徵，需要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作广泛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从而把握主要社会问题的现状、发现其根源，判断这些问题与现行制度及政策的关系，分析目前社会控制的实现方式。这方面的课题包括社会分层、社会关系网、社会心理及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的形成、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社会控制的组织与过程、社会福利体制的实际功能、新闻媒体的作用、社会不公与社会稳定的相互关系、社会的异化与失序的原因等。
上述第二、三部份大体上属于乙类社会问题研究。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既包括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问题，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常见问题。在未来中国的制度转型中，社会政策的设计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角度，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未经历过的，因而难度也很大。此类课题将包括新旧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不公平竞争及贪污腐败、改革带来的失业、区域不平衡发展引起的社会矛盾、妇女的地位、封建宗族关系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社会治安的恶化、城乡差距的扩大、部份地区的贫困以及一些社会阶层在改革中的相对贫困化等。本研究课题将就这些问题的主要方面提供政策性参考意见。
3.2.4 中国的法制建设与法律秩序问题
建立一个法制社会是中国改革和中华振兴的根本的制度保障。中国长期以来的人治传统导致社会中普遍缺乏法制观念与规范。转型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都需要靠建立法律秩序来界定和协调，否则，集权体制的变革会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混乱，并使改革前景更加不确定。为此需要系统地研究大陆制度转型中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秩序问题。（详见第七章）
要建立现代法制社会，必须完成六大任务：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宪政结构；制定一整套逻辑缜密、结构精致的法律规范；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并通过合理化的程序和制度加以落实；提高法律技术水平，运用独具一格的解释、推论和正当化的方式方法保证判决以及其他法律性决定的质量；培养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律工作者，允许他们有职业自治的权利；普及全民法律教育，尤其是大量写作和出版普及型法律丛书，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开设法律培训机构。
法律秩序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甲类是法制建设的研究与设计，将侧重宪政建设及各种法律的制定与设计，旨在推动民主与法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减少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动荡。此类研究主要涉及宪政研究（包括政党和选举制度的研究、人民基本权力的研究、军队法制的研究、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司法制度、律师制度、社会治安的立法与执法问题、立法和司法的关系、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监狱和劳改的问题、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法律的实施问题、港台大陆三地的法律协调、联邦制可能性设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党与法的关系界定、大众法律普及、司法人员培训、法律执行问题以及涉外法规的完善与建立。
乙类侧重法律秩序危机的研究。尽管法制建设大体上是一个长程而又系统的工程，但种种突发性的危机将严重威胁社会治安和国计民生。法律秩序危机的研究将对各种违法、骚动现象提出预警，并对现存的各种犯罪现象进行评估，提供解决之道。此类研究包括新型经济犯罪、偷渡、吸毒贩毒、娼妓与红灯区合法性、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枪枝管理、黑白两道关系研究、劫机、性犯罪和农村社会治安、普及法治教育等问题。
3.2.5 中国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问题
中国的民族问题纷纭复杂，是每一个中国执政者所面临的重大难题。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大民族以强力控制小民族的传统做法将逐渐失效。虽然中国汉民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不易发生少数民族地区大面积离异的局面，但五族不和、领土分裂的危机始终存在，急待专家学者深入研讨和认真对待。其研究领域包罗万象，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教育、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我们首先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中国全局乃至世界形势有重大影响的民族政治问题、即民族独立问题上。鉴于中国境内有独立倾向的三大民族地区（西藏、新疆、内蒙）的情况各不相同，我们设立三个专题分别进行研究，而又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中国政局及国际影响最大的西藏问题上。（详见第八章）。
甲类民族研究是指五族共和与发展的理论研究，旨在规划与设计多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战略与架构，促进五十六个民族互通有无、互补长短。此类研究将涵盖：西藏危机的根源与解决办法、新疆的民族关系与发展趋势、汉蒙关系与发展趋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边疆资源流失、少数民族法、少数民族自治问题、少数民族与联邦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宗教、少数民族生育政策、跨国界民族问题、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
乙类民族研究着重民族危机的评析，旨在紧紧抓住各类具威胁性、突发性的热点问题及时作出理性反应，并提出因应之道。此类危机问题拟包括：达赖与西藏独立运动、印度与藏独运动、新疆回民动乱、中亚独立与新疆未来、边疆核污染问题、汉族移民问题、国外势力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等。
3.2.6 中国的两岸关系与国家统一问题
本世纪末香港、澳门回归中国以后，台湾将成为中国最后一块分离的国土。这一方面将增加台湾地位的敏感性，引起世界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将使中共产生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感，坚定早日统一中国的决心。这样主权之争、统独之争将会变得更为激烈，使得海峡两岸关系日益紧张，动武战争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如何用和平、理性且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消除或缓解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并加以解决的一大问题。在统一和独立都不可能的现状条件下，也应当研究如何推进海峡两岸的良性互动、促进经贸和投资的健康发展等问题。尤其是在两岸经贸和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中国的统一过程是双赢还是零和，则是见仁见智，值得深入研究。（详见第九章）
为了全面掌握台湾海峡的风云变幻，正确评估两岸关系的正负面影响，本项目的甲类主题主要是研究台湾社会的结构与特徵、两岸关系的功能和构架，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稳定与和谐、推动中国未来的统一献计献策。这类课题的内容包括中国观念的历史沿革、台湾问题与大陆政治、台湾前途对大陆的影响、大陆对台湾的原则与策应、战后台湾社会的变迁、大陆问题与台湾政治、台湾争取国际地位的原因、前途与后果、两岸互动的基本模式、两岸关系最终解决的时机与方式、两岸良性互动的基本条件、两岸恶性互动的原因与防范、两岸关系与美国、两岸关系与国际法、两岸经贸关系、一国两制的利弊、两岸文化交流、台湾与海外大陆学人、台湾与联合国、大陆台商研究、台湾的大陆事务机构研究以及台湾主流、非主流派与大陆关系等。乙类研究内容则包括中共武力攻台的可能性、两岸军事实力比较、武力攻台的国际影响、台独动态、台湾总统直选、两岸直航、国统纲领修正、三通和两岸高层谈判等问题。
3.2.7 中国的文化危机与价值重建问题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中心之一。尤其在最近十五年社会快速转型的历程中，它不仅是热门的理论问题，而且成了紧迫的实践问题。
富有悠久历史和鲜明特徵的中国文化，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同外部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和自身内部演变的历史逻辑，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文化危机在本世纪下半叶愈演愈烈。结果，一部份中国文化精英流亡迁徙，飘泊无所，易地为生。统一的中国文化在地理上裂变分解，滋生为大陆中国文化、台湾中国文化和香港中国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变体。而在其大陆本土，甚至曾陷入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蛮荒境地，尤以“文革”趋于极致，濒临灭亡之境。
近十五年来，中国大陆再度面对世界，在意识形态淡出历史的过程中，出现了短暂的文化复兴。然而，由于几十年精神奴役的后遗症，鉴于中国文化本身宗教感的缺乏和超越性的不足，鉴于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并未真正厘清，最近几年来，伴随着社会世俗化的急速演进，中国大陆陷入精神真空，价值失范，礼崩乐坏的“丧魂失魄”的境地。
本项目各课题旨在疏理上述文化演变的脉络，厘清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探索当前文化危机的现状，为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和人文精神、实现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努力。（详见第十章）
针对物欲横流、功利主义、信仰危机以及世风日下的消极现象，甲类文化问题的研究侧重价值观念重建问题。它包括中外交流的文化后果、中国商业文化的兴起及影响、中国文化的现代裂变及其变体间的互动、“文化中国”的现实与前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共“党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超越性”层面、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演变、近当代中西文化理论的相互关系及其后果、中国革命与现代性、中国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新儒家及其前景、文化中国的现状及前景、中国精致文化的现状及其命运、中国的传播媒介系统、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中国本土伊斯兰教及回儒关系、佛教文化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中国文化系统的变迁、现代化途中的中国后现代主义。
乙类文化问题研究包括信仰真空、娱乐业庸俗化、严肃音乐与艺术危机、宗教迫害、教徒管理、离婚现象、同性恋现象、地下沙龙以及反叛文化，这类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及时兴利除弊，为解决文化的深层问题创造条件。
3.2.8 中国的教育危机与教育制度问题
中国教育制度的转型问题已成为世纪之交解决教育危机的焦点。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开放化以及文化多元化能否成功，将取决于是否能解决中国的教育危机与教育制度的转型。文革以前教育的动荡多变和文革以来的文化浩劫，不仅摧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尊师重教的儒家传统，导致知识贬值、斯文扫地，而且在全社会功利物欲的侵蚀下，读书无用风弥各界。同时，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驼鸟政策也大大抬头，由此削弱和降低了我国国民的全球竞争能力，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为了振兴中国教育，减少文盲、科盲和法盲，提升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我们分两类课题设计了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项目。（详见第十一章）
乙类课题包括急需唤起全民注意和找到解决办法的教育危机问题，如义务教育法的制定、贯彻与执行、文盲和半文盲问题、小学和初中生失学和辍学问题、当前教育投资中的危机、教师的质量和教师的流失、人才外流、外滞、留学生政策、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人才匮乏、农村妇女的教育、以及社会、家庭与儿童出生和成长的关系等。
甲类课题涉及长远的教育事业建设和政策问题。它又包括以下两类研究题目。第一类是研究全局性的、长远的、跨领域的教育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教育的现实影响和长远效益，如多元多渠道办学理学、中小学及幼教队伍的职业化和教师资格证书的颁发、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科学管理及学生入学考试的改革、儿童营养与其智力和健康发展的关系、教育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对我国有影响的西方教育理论流派的研究与评析等。第二类涉及某些领域的方法论研究，主要涉及课程的设置、教材、教法和教育设施的改进，如学龄前儿童教育、天才儿童和残障弱智儿童的教育、教育技术、艺术教育、职业教育、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等。
3.2.9 中国的科技发展与科学管理问题
本领域研究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战略与科技管理问题。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科技竞争、科技主导的世纪。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科技水平受到落后政策和紧缺经费的制约，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人不尽其才、物难尽其用，大量科技资源被浪费或滥用。尽管科研经费短期内难以增加，但科技政策的完善和科技管理的改进将有助于提高效益、节源开流，并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科技落后的局面。所以，本课题旨在研究中国现存科技体系的结构与功能，寻求科技管理水平的突破，促进科技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详见第十二章）
甲类科技课题研究将侧重科技管理的基础建设与长期发展，它涵盖中国的科研发展战略、科技管理体制与结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科技管理理论与手段研究、科技管理系统模式与仿真、管理与决策模式研究、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中西方科技经济一体化比较研究、完善技术市场的政策与外部环境等。乙类科技课题拟包括科技人才流失、科研经费短缺、技术开发障碍、技术转移纠纷、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问题、以及科技领域犯罪问题等。
3.2.10 中国的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环保代价与包袱日益沉重，环境污染与资源流失日渐成为下一世纪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瓶颈之一。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对地球资源的肆意掠夺与破坏已成为世界环保人士的众矢之的。如何在发展与环保中求得平衡、遵守国际环保规则，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乾净的天空和完美的土地，乃是这一课题研究的主旨。（详见第十三章）
甲类环境问题研究是环境保护的战略问题，考虑如何将环保问题置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之中，并将中国环保与国际环保进行全方位接轨，从而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开辟新的空间，提供新的出路。此类课题包括中国与联合国环保机构、中国与国际环保力量的合作、政府与环保、发展与保护的战略研究、西方环保法规、西方最新环保技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保现状比较、环保的普及教育、环保法的修订与实施以及环保机构的强化、农业区工业化的环境生态问题等。
乙类环境问题研究是指主要环境危机的分析，侧重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具危机性的环境问题的跟踪与评析，帮助中外专家、学者准确了解环保资讯，全面掌握环保动态，以便作出合理而又辩证的判断。此类课题主要指三峡水电站与环保、核电建设、南涝北旱、黄河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东北森林资源危机、淮河污染、东南沿海渔场污染、酸雨问题、城市污染与人体健康等。
3.2.11 中国的军事体制与国防安全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疑在制度转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运用枪杆子打下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和国防存有特殊的偏爱，一方面对军队紧抓不放，把军权当作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又对军队严加防范，唯恐军人造反，军阀割据。由此即形成了党指挥枪、军队绝对服从党的历史传统，也促成了中共大力发展国防、迅速增加军费的现象。中共几十年的历史中权力争夺的实质常常是对军权的争夺，有了军权即有了一切。所以，邓后中国军方的一举一动将直接牵动中国的政局，影响各个山头的权力互动，更悠关海峡两岸、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局势的稳定与和平。同时，军民关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军事发展在政治上的作用，也都将给中国发展带来影响。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庞大的人口规模、颇有潜力的市场、核武器能力以及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常任理事席位，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在世界和平与稳定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发达、和平的大国，我们必须综合、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关问题，并提供政策性研究。（详见第十四章）
甲类军事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国防和军事的长程发展，探讨中国国防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困难与问题，提出军队国家化的选择方案，并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军事体制与国防安全问题。其研究课题包括中国的战略地位、中国军队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军队国家化、军人干政问题、军事力量的构成与变化、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解放军与外军关系、国防科技发展、核武器限制与禁止、国防预算比例、军转民工业、军官文官制度化、军队装备更新与财政供给、军队转业安置与军队经商、军队在制度转轨中的作用、内战的可能性、中国军力发展的走向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军队后勤建设、军队政治思想建设、集团军建设以及国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
乙类军事研究的主要目的则是及时追踪军方的最新动态，深入分析军队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并提出全面可行的因应之道。其内容包括军方与邓后中国新领袖的关系、军方与“六四”平反、军队经商、军方与武器扩散、核试验、军方派系研究、武器采购、解放军驻港、军事演习追踪、军方人事变动以及军方与地方诸侯的关系等。
3.2.12 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冷战时期开始了，世界格局正经历着重组过程，从二元结构走向一元主导，并出现多元并存的趋势。在此聚变与裂变的集团整合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与作用急待认识与研究。此一领域的研究旨在探讨世纪之交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何去何从，提供中国未来外交政策的建言与选择。（详见第十五章）
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分长期战略与短期策略这样甲乙两类。甲类研究集中在理论层面，对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国际地位作一全方位的探讨，籍此分析中国现代化外交的结构与功能，提出富有建设性的结构设计与政策选择。此类课题将涵盖中国国内政治与外交决策过程、国防政策与地区安全、国际经济与外交、人权问题、邓小平外交思想、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中日美的新三角研究、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亚太区域经济、大中华经济圈、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移民战略、华侨政策等。
乙类研究主要侧重国际性危机处理和中国外交的最新动态，旨在全方位、多层次地报告中国外交的危机与动向，提供各界研究中国外交的前沿信息。此类研究拟包括中国在北朝鲜外交中的地位、军火贸易、香港回归、人权外交、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复关的外交策略、南中国海开发和中美关系策略等。
3.3 研究项目的实施
上述研究课题能否切实可行的关键是人员组织、实施方法与资金落实。为了保证这一大型的综合性研究项目高效、高质而又低成本地运作，本节提出组织方面的操作构想，以及研究与行政两方面的“游戏”规则，以便研究人员有规可循。
3.3.1 研究人员的招聘与组织
高质量的研究人员是本研究项目的灵魂与保证。研究人员的选择基本上采用指定与招募相结合的方式。所有十二大研究领域的协调人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执行局和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其候选人员在中心现有十大学部的二十多位协调人和有威望、能胜任的学者中产生。
一旦协调人选确定，中心的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即协助各协调人对各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公开招标。招标对象以中心现有的三百多位研究员为主，但也向中外各界学者、专家开放，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项目研究人员的录用标准主要以他们提交的研究项目书之质量为基本依据，它包括合适的选题、可供操作的计划、新颖的观点、研究成本以及研究项目的可能结果等。研究项目的选择绝对排除性别、种族、肤色、身分、国籍以及地位的歧视。同时，研究人员的选择与研究项目的确定将采用滚动式方法进行，即选拔时间按阶段不断延续，每次招聘明确告知所需项目的类别、人员要求以及研究重点，宁缺勿滥，保证质量。总体上，招聘时间将延续两年。
另外，中心的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将建立研究项目进展的追踪、反馈、交流之机制。拟设立一个联系各研究人员的E-mail Net，各研究人员每三个月向Net报告研究进展，交流研究过程的经验、教训；并设立Help line，及时报告研究过程的困难，便于各研究人员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同时规定，每一领域协调人员每隔半年要召开一次本领域研究人员参加的会议或电话会议，及时兴利除弊，保证各个项目的有效运作。
中心的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也将每三个月召开一次由十二大协调人参加的的电话会议，以便统筹兼顾，处理与防止不必要的行政磨擦。中心董事会和执行局则每年召开一次由全体研究人员参加的研讨会，及时交流各自研究心得，提高各自的研究水平，并起到联络感情、互相切磋的目的。最后，项目开始之日与结束之时，中心都将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研究项目的概况，总结研究项目的成果，报告研究项目的进程以及扩大影响、聚集人才、增进中心与海内外各界的联系。
3.3.2 研究项目的方法与规划
本研究工程将运用研究人员对中国现状的了解、现代社会科学方面的良好训练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丰富经验，开展跨领域、跨学科、跨国度、跨文化、跨时代的比较研究。所有研究课题都聚焦于中华的振兴及其制度变革，从实证研究出发提高理论水准。研究中首先大量搜集相关资料、给出相关制度和问题的描述，然后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形成对策、提出方案。每一课题都要从研究对象的现状、问题、前景、趋势和对策等五个方面作出分析。所有的研究都必须杜绝空谈理论和概念的弊病，尽量通过实地考察来详尽地占有相关资料，平实地作出分析，提出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建议。要避免一厢情愿地闭门造车，或简单地套用外国经验。要跟踪中国时局的变动，随时考虑新的因素对相关专题的影响。研究成果要既具有前瞻性，又不陷于空想、脱离实际；既有对中国现行制度弊病的分析，又具有建设性，着眼于新制度的建立；既有宏观的眼光和胸怀，又脚踏实地，具有可操作性。每一专题的研究报告要求在中文十万字左右，综合研究报告也应具有这样的篇幅。
尽管因研究主题的制约，难以统一规范研究方式，但为了提升本研究项目的总体水平，避免各项目水平之间的不平衡，我们提出研究过程的三大基本阶段，供研究课题参与者参考。
第一步是实地考察，此乃本研究项目的最主要特点与优势。没有扎实、细致的实地考察，任何研究将流于虚浮与空洞。对此，我们将要求所有参与研究的学者原则上应亲赴研究对象的所在地点，进行一定时期的实地调查，搜集最新、最原始、最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我们要求这种调查尽量以团体的形式进行，并一定要邀请中国当地的学者专家共同参与，以便促进中外学者的互相交流、互补优势和调研效率，并推动中国国内对研究课题的参与和重视，有助于研究项目拓展的过程，也是中国走向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过程。
第二步是研究讨论会。利用第一步的调研资料，课题研究人员将分头进行独立或合作的书面研究，形成论文，然后进行会议式讨论。各子课题的协调人应负责准备研讨会的主题、小组论题、会议形式、规模、时间、地点、设施和预算。研讨会尽量在中国召开，并邀请当地政府官员与会，便于扩大影响、传播理念、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开会形式以小型Workshop为宜，一般不超过二十──三十人，便于提高会议效率与研讨质量。每次会后将作成会议记要，及时向赞助单位报告研究信息与成果。
第三步是出版中英文论文集。利用研讨会上的相互交流与批评，各研究人员将分头修改各自的论文，并整理出中英文各一套，以备出版。子课题协调人负责编辑、修改论文，联系出版社。一般先出中文版，在此基础上，将英文稿修改出版。至此，单个研究课题才算成功完成。
这三大步骤应相互联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此乃本研究项目的重要特色之一。
3.3.3 研究项目的数量与结构
本研究项目由十二个领域组成，每一领域由八到二十五个左右的子课题组组成。这一大型研究项目总共将由二百个左右课题组组成，形成以十二大专题领域为纬、一百六十个子题组为经的格局。每一领域可分为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份，又可分成热点评析与难点研究两类。
专题研究是本研究项目的基础，旨在针对中华振兴、未来构造及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和问题进行深入专门的调查与研究，以形成专题研究报告。综合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但是，综合研究并不仅仅是不同专题研究成果的叠加，而是在分析和消化不同专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与深化，系统、全面地对中国一个方面的制度转型问题提出综合方案、为中华振兴提供蓝图。综合研究是本研究计划的重点项目，希望所有专题研究的成果最后应当能够体现到综合研究之中。在形成综合研究报告时，要广泛徵求相关学者和其他方面人士的意见，并将研究项目各个领域的研究结果有机地连接起来。
课题的组织管理为伞形结构。第一层次由中心董事会、执行局和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组成，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执行局和研究发展委员会形成主次两大执行机构；第二层次由十二大专题的协调人组成；第三层次由一百六十位课题的协调人组成，每一个课题组又由一到三位研究人员组成。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总的原则是实行课题负责制，所有任务与经费落实到人与课题，充份发挥各个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责任心与主观能动性。
3.3.4 研究项目的实施与进度
本研究项目拟运行三年，自1995年9月至1998年9月，十二大研究领域将同时推进。整个研究计划分三期实施，每年为一期。第一年完成所有的详细研究计划，组成研究队伍，赴大陆实地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初步的理论分析和得出初步的研究成果。对每一领域，将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份，并提出有操作性的具体对策。对每一个问题将从现状、问题、前景、趋势及对策五个方面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第二年形成初步的研究论文和报告，举行研讨会，并对论文与研究成果进行评议与审查。第三年将根据评审意见对研究成果、论文和报告进行修改，然后对修改稿再进行审定。每篇论文和报告都应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并要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对策。而且，对每个问题、特别是热点问题的研究，要注意追踪研究，不断加深认识或调整结论。随后，对所有的研究成果，将按领域编辑成册出版。同时，将组织一批高水平的学者，综合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编写出一套中华振兴总体方略与大纲。本项目要求每位研究人员每半年向中心报告一次研究进展。根据实际需要，中心将举行各个项目负责人会议或电话会议。中心将每年及时向各赞助单位递交一份详细进展报告。三年项目完成后将撰写一份总报告并将研究成果、出版物等送交赞助者。
课题经费按年度分数次拨给。每次拨款之前，研究人员须向课题协调人呈交具体预算，经协调人批准以后，由中心负责直接拨款给本人。每次用毕款项，研究人员必须向协调人递交各种支出凭据、以及研究报告与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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