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儿童的社会教育问题

正如鱼之与水一样，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城市的聚集效应刺激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改变着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从而给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契机。

一、城市社区的变迁及其文化教育功能的下降

    （1）城市的扩展与改造运动打破了长期形成的社区文化格局。在新的社区文化建设乏力的情况下，一代青少年正在面对一个社区文化的“空白期”。

    人在其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与其社会关系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一个人从儿童到成人的社会化过程离不开他所在社区的经济文化和人际关系状况。社区的这种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学校教育所无法全部取代的，而且它还对学校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成功有一定的制约能力。

    社区（Community），按照斯特劳斯（Roger A.Straus）的定义就是：“在一个地理区域内互相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认同、相互依赖、忠诚和社会活动组织的一群人的集合。”[1]这里的“相互认同、相互依赖和忠诚”，是在长期共同聚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某种关系。在很多老城区，一些长期作邻的街坊之间，有不少已经建立了一种非血缘性的“类亲属关系”。尤其是孩子们，一般都以亲属称谓来称呼邻居中的长者。他们相互照应，相互帮助，扶危济贫。作为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扩展，这种“类亲属关系”对人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亲属关系。俗语“远亲不如近邻”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儿童生活在这样的社区文化环境中就比较容易与周围许多人建立社会关系，也比较容易得到更多人的关照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很多文学家的自传体作品和一些伟人的传记，在描写他们童年生活过的社区时，即使充满苦难，也掩盖不了满纸洋溢的眷恋之情，因为那种生活对人的一生都具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学校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根本不同的。而且，这种社区文化所培养的儿童的合群性、利他性和兴趣的广泛性等，为学校教育提供了优良的基础。

    然而，随着城市土地开发投资的增加和城市改造运动的普遍展开，这种在很长时间里建立起来的社区文化格局在其他地域基础上已被彻底打破。加上社会节奏的加快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压力造成人际关系的疏远，这种社区文化正在从中国的城市中消逝。这种社区文化的“空白”不仅对本代人心理，而且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2）由于居住方式的独立性、封闭性和简单性，以及社区人口流动的频繁性，新的社区文化的建设困难重重，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善，很可能会给中国社会造就一批我们现在还难以具体描述的“铁门后面的一代”。

    一个社区的人际关系状况与生活在该社区中的人的居住方式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居住方式本来就是社区生活方式的一部份。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人的居住方式经历了一个“群体共居──家族共居──家庭共居”的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共居方式又在经历一个由扩展家庭共居到核心家庭共居的过程，并且已呈现家庭内有限的“准个人居住”的趋向。这一方面的确给人的生活带来了舒适和方便，使人的个人隐私权得到了应有的保护；但在另一方面人类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中国城市当前的社区变迁中，绝大多数离开旧城区的人都住进了单元式楼房。这种居住结构的特点除了经济、实用之外，还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独立性。一套住房一般都是水、电、气一应俱全，厨房、卫生间、浴室等生活设施也已配套。居住于其中的人几乎不需要与其他住户建立什么关系。二是封闭性。这种居住结构中，没有多少供住户共同使用的生活设施，各住户共同生活的空间几乎等于零。防盗铁门把每家每户都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相互间的交流较之旧城区那种开放式的居住方式已大为减少。三是简单性，即封闭在一个圈子里的家庭结构也日趋简单化，扩展家庭的比例已经很少，多数是核心家庭。简单的家庭结构同时也意味着家庭人际关系结构的简单性。

    同时，由于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和人口流动增加，家庭在不同社区文化之间的迁移也比以前要频繁得多。在上述条件下，新社区文化的建设就变得相当困难了。

    家庭之间交流的锐减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今大多数孩子放学回家以后都是被关在铁门里面埋头读书，跟旧城区那些生活在众多街坊中的孩子相比，关在铁门后面的孩子显然是不幸的。他失去了很多与人交往的机会，特别是失去了与具有丰富人生经验的年长者交往的机会，这是发展资源的丧失。

    （3）由于社会运作日益追求高速度、高效率，人际交往的重心已经由人生活于其中的社区转入工作单位，这就更加重了社区文化生活的贫困化。由此而造成的儿童与成人交往机会的减少，必将使代沟加深，进而带来文化的断层现象，影响一代人的成长。

    与社区居住方式日益走向封闭相反，工作单位却给人们，尤其是给那些管理阶层的人，提供越来越优越的人际交往条件。1978年，社会学家罗伯特.施兰克提出过一个骇世惊俗的理论：对许多工人来说，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工作场所给他们提供了与其他人交往的机会。企业里人际交往的环境越是惬意，人际关系越是和谐，工人的工作效率就越有可能提高。中国很多现代企业也已认识到把“人际关系论”应用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一改传统的简单限制工人相互作用的管理方法，注意培养工人的团体感和激发工人的劳动热情。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运作日益追求高速度、高效率，人们已经很少有时间象过去那样与邻里来往。李彬先生关于北京四合院邻里关系演变的研究表明，即使是社区的地理区域和居住结构不发生变化，邻里之间的交往也已大为减少。人们对四合院内各家门窗的直接对应已感到不自在，有些住户即使在白天也要挂上窗帘。邻里间相互的称谓也由原来的亲属称谓逐渐演变为“师傅”、“老师”等社会通用称谓。[2]

    在内外两方面条件的作用下，社区在逐渐隐退和消解。社区人际关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迅速降低，人际交往的重心已经由社区向工作单位转移。我们且不说工作单位人际关系交往由于缺少社区的休闲性而难以舒解人的压力，这种社区的消解对孩子们的身心发展造成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成人的人际交往重心转向工作单位，就使得孩子们与成人交往的机会大为减少。孩子们在学校里可以与同辈相互交往，但与老师进行双向交流的机会也极少。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前辈文化间与同辈文化间沟通萎缩的局面。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必将使代沟逐步加深，两代人之间相互理解将越来越困难，文化的传递将受到很大限制，最终甚至会造成文化断层。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十分深刻和长久的。

二、农村社区文化生活的相对贫困化

    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劳动力外流，农村社区的文化生活也呈现出相对贫困化的特徵。这对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也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1）取代解体的公社组织的家庭生产单位，由于缺乏一个具有号召力的社区社会核心，因而在激发了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热情的同时，也消解了农民共同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热情。

    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生产方式的制约的。要理解某一社区的社会结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分析其劳动分工和生产资料分配的状况，因为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的“角色”和“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斯的。就此而言，中国农村从“人民公社”到俗称“大包干”的以户为单位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不仅经历了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也经历了一次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原先作为生产基本组织单位的“生产队”的事实上的消亡。这些“生产队”本来与自然村落的社区是基本相应的，所以实际上它不仅是个生产组织单位，而且还是个社区组织核心。现在，由于这个社区组织核心的消亡，乡和行政村对农村公众文化活动的号召力已经很难与“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相比了。各家各户自由组织生产，尽管少数地区建立了组织严密的农工商贸公司，但在普遍意义上说，农村的社会结构松散化了，农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热情已大为降低。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集体生产时期的那些“宣传队”的演出、各类“草台戏”、电影放映队的露天放映，以及各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现在已经近绝迹。即使偶有一、二次，其群众性却已很难与从前相比。

    农村社区文化生活的相对贫困化，不仅直接减少了农村儿童少年接受文化熏陶的机会，而且间接地减少了儿童少年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机会。他们放学回家参加一些农业生产的辅助性劳动时，与集体生产时期不同，他们接触的只有家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的贫乏，必然会限制儿童少年与除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成人建立社会关系的机会，这对他们的成长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新的生产方式刺激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但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另一方面有待完善，也使我们在自身的发展方面付出了一定代价。

    （2）农民居住方式的日益独立化和封闭化，以及家庭结构的日益简单化，使农民的家庭教育功能也相对削弱了。

    近些年来，由于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多地区的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这些农村地区的农民住宅也有了不少改观。昔日的平房已逐步被带院子的小楼房取代。在那些乡镇工业发展较好，农村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农民居住方式的变化更加明显。与那种没有围墙的平房相比，带院子的小楼房显然更具独立性和封闭性。晚间，一家人舒适地在楼上看电视时，恐怕很少有人还会象从前那样允许孩子们下楼、出院子，去别人家玩了。居住方式变了，人的社会心理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另一方面，居住条件的改善，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使得农村大家庭共居的现象也大为减少。根据周启昌等在南京郊区司家村的调查，该村1982年1至2人户占19.28％，3至4人户占38.55％，7人以上户占4.82％；到1990年，1至2人户占14.3％，3至4人户占57.1％，7人以上户占2.4％，户平均规模比1982年下降0.2人。从以上比例来看，一对夫妇带一个孩子共同居住的核心家庭所占比例增加最快，而7人以上的大家庭则在锐减。这体现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同时也意味着儿童少年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可以与之建立经常性社会关系的成员已大为减少，特别是与年长祖辈的交往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周启昌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就家庭的生育、生产、消费、扶养和赡养、教育五大功能而言，“近十年来农村家庭功能的变化是，除生产功能外，其他功能都削弱了。”[3] 他们把农村妇女文盲率居高不下，看做是农民家庭教育功能削弱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农民居住方式和农村社区人际关系的变化对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3）农村青壮年的外流造成社区文化生活缺乏新生和积极的力量，因而文化传统出现畸形承传现象，旧俗抬头，新风难行，对一代儿童少年的成长形成不利影响。

    文化传统的承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祖辈、父辈、子辈，每一代人作为一个承传环节都有其特殊的其他环节不可取代的作用。就父辈而言，他们是文化创新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他们不仅要把传统文化传授给子辈，而且要把他们的反映时代特徵的文化创造也传给子辈。由于在城市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十分严重，我国农村社区文化承传的担负创新使命的中间环节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父辈中的相当一部份人长年累月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里做工，他们与本乡本土的社区文化的联系已十分微弱。对他们来说，尽快适应城市社区文化才是当务之急。虽然他们也给家乡带去不少新的信息，但他们由于脱离了家乡社区的日常生活，因而已经很难在社区文化承传过程中发挥作用。

    创新环节的削弱，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突出表现就是旧的习俗迅速抬头，新的风尚难以推行。封建迷信活动和宗法观念在农村重新流行起来。尤为典型的是各种不伦不类的“教会”，其活动内容多为封建迷信活动和歪曲了的西方文化混杂，其成员多为老年人和少年儿童。尽管儿童少年在这些名谓“教会”实为封建迷信团体中所占比例不大，但这种文化环境对儿童少年的不良影响，是学校教育难以完全抵消的。其中有些迷信团体组织的愚昧活动，还对儿童少年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总之，由于多方面原因，相对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言，农村社区的文化生活出现了相对贫困化的倾向，并且社区对儿童少年一代的教育功能也比以前有了很大下降。这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将是相当深远的。

三、与问题并存的契机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本身是一个社会进步过程。社会在其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往往是同社会在相应方面获得新发展的契机相辅相生的。中国社会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教育问题也是如此。

    首先，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费迪南德·汤尼斯认为社会城市化过程中的社区变迁是一种从“社区（Community）”向“社会（Society）”的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原先那种编制紧密的首属群体的社会关系形式逐步被非个人的、契约性的次属关系所代替。[4] 汤尼斯是消极地看待这种“社区丧失”的，然而作为社会进化的一个环节，这一过程也有其积极意义。从首属关系过渡到次属关系，虽然人的归属感有所减弱，社区对个人的影响力也有所降低，但与此同时，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力，特别是大众传媒对个人的影响力又有所加强。人际交往的重心向社区以外转移，这大大拓展了个人从社会中获取各种信息的通道，也使个人接受这些信息的影响变得更加容易。从前的家庭主妇大多从邻居那里获得各类商品的信息，如今广告却控制了他们在购买商品时的取舍。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要利用工作单位和社会各界力量大力开展成人教育以外，还要自觉地利用大众传媒“负载”教育信息，从而强化社会整体的教育功能。这里所说的利用大众传媒“负载”教育信息，并非仅仅指借助传媒开展远距离教学，而是要在日常的传播信息中随时注意发挥其教化作用。譬如明令禁止播发香烟广告、对内容具有公益教育性质的商品广告适当减免广告税收、对传播污染社会风气的信息的媒体严厉处罚等等。对各类实业团体，应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其对职工进行有益的培训。利用传媒和工作单位对儿童少年的家长的影响，还可以逐步提高他们科学地进行家庭教育的自觉性，进而提高家庭教育的普遍水准。社会对自身教育功能的整体上的自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偿社区教育功能的削弱。

    其次，城乡社区的普遍改造与重组，为我们自觉地重新设计、建造新型的社区文化，克服“社区丧失”造成的人情冷漠和社区教育功能的下降，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中国城乡的居民区改造，往往重视生活设施的配套，却忽视了“文化配套”。这是造成社区文化教育功能迅速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社会发展的国际经验证明，社区文化建设，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非常有益而且十分必要的。在亚洲，从60年代开始，达卡、德里、卡利、西贡等城市就有组织地实施了“社区发展”计划，主要目标放在社区情感、工作凝聚力、社区责任感、归属感的培养以及社区人际关系的协调上。据联合国社会局的报告，自60年代以来，已有70多个国家在试行社区发展计划。“在一些传统社区已被破坏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和复杂。这些城市通过努力恢复和重建社区功能，在提供社会服务和治理某些社会问题上显示了它的作用。”[5] 而象美国这一类的发达国家，从20年代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传统的“社区组织”工作，并且这种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很多城市也在试图推行“社区教育”、“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教育”等新型的社区教育模式。但是，由于传统的社区格局不断被打破，新的社区建设又在总体上缺乏“文化配套”的自觉意识，所以这些社区教育新模式在推行过程中困难重重。如果我们抓住城市化过程中城区的扩展与居民区相对集中的时机，在建设新居民区的同时就注意新型社区文化的建设，那么，这些社区教育的新模式就有可能成为新型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并且提高社区的教育功能，甚至可能在增进社区凝聚力、改善社区人际关系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从而成为新型社区文化的生长点。

    第三，充份利用我们的“进化潜势”，[6] 从高起点起步，在规划城乡住宅过程中，注意优化住宅结构和居民区的布局，为提高中国社会未来社区的文化教育功能奠定基础。

    任何一个系统，其进化速度越快，不连续性就越会成为进化的特点。社会系统也是如此，一个进入了高速进化时期的落后的社会系统，往往比那些已经把某种文明推至顶点的发达社会更能快速适应另一种更加发达的文明。对社会问题来说，宜亡羊补牢，但更应防患未然。我们应当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把城市化的负效应降到最低点。对长远地影响人的发展的教育更应如此。以此充份利用我们的进化潜势。

    例如，在居民区生活设施配套建设的同时，加强文化设施的配套建设，保证居民享受公共文化生活的基本条件，象公共体育活动场所、公共读书看报场所等，特别是保障儿童少年游戏的场所的足够性与安全合理性。这些文化设施的配套建设，最好同新社区的各种群众性社区组织建设配合协调。把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配合起来，才有可能产生新型的社区文化。

    再如，在住宅结构的设计上，一方面可以考虑多为住户间的接触提供条件，象设计一些共用的日照和纳凉场地等。另一方面还可以考虑为建立一种祖辈、父辈、子辈有分有合的“准共居”家庭结构创造条件。设计一种既能让祖孙三代在一起居住，而祖辈的起居有相对独立的新型住宅。用这种办法来使中国社会未来的家庭结构在文化承传的意义上更加完整，从而强化家庭的教育功能以及其他功能。

    当我们还具备这种“文化潜势”时，一定要充份利用它，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社会的发展一旦进入歧途，纠正起来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教育问题，都是广义“社会教育”的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把青少年儿童的教育放到社会的环境中去研究，否则许多在所谓狭义教育范围里涉及的问题，就很难得到答案。我相信，未来的教育将是社会的教育，未来的社会也将是教育的社会。因为人之于社会，恰如鱼之于水。然而，正如 K.雷克斯罗思所言：“现在人类正在极不合理地改变着赖以生存的'养鱼缸'的湿度、阳光和盐分，甚至自己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7]

【注释】
[1]，[4] 罗杰.A.施特劳斯：《应用社会学》中译本，第192、1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s）指成员间保持基于强烈的感情关系之上的亲密个人联系的小型群体。次属群体（Secondary Groups）指很少涉及具有强烈的感情纽带的关系，其成员间的相互作用只是在特定的角色范围中进行的，规模较大、不够亲密的群体。
[2] 阮西湖主编：《都市人类学》第275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3] 周启昌等：《宁郊农村社区十年变化》第142-150页。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5] 钮德明等编：《现代社会发展的国际经验研究》第272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教授 E.R.塞维斯术语。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参阅其著作《文化进化论》中译本第三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7] 转引自新崛通也等：《社会教育学》中译本，第211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