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自觉与权利要求 ──中国文化重建第三探

【作者简历】谢幼田，1979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试，到四川社科院，先后任编辑、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1987年应斯坦福大学邀请到美访问研究，后曾长期在胡佛研究所作研究工作。

【内容提要】在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同时，建立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包含现代意义的“德”，作为选举基层官员和民意代表的首要标准，形成重德之风。在制度化之后，培养出追道求德的知识份子精英集团，通过他们化民成俗，进而使家庭中的伦理本位扩之于全社会。民主法制的外在归范，与道德自觉的内在追求，可以由此而双收。

    当今的民主制度，似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不仅行之于欧洲，也席卷着古老的印度、阿拉伯和中国。但因受不同文化心理的影响，民主制度的色彩各异。就是在西方，美国的总统制、英国的议会制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法国民主制度，也各有不同。

    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模仿西方而建立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在西方，与民主制度相伴随的，有一整套宗教伦理，二者的互补才有西方在近代的昌盛。中国不可能在将来建立一套影响广泛的西方式的宗教体系，以根本改变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假定一个纯粹的外在的法制社会能成功建立，但没有一套自内的伦理约束相补充，常识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崩溃。

    我们民族的祖先，恰恰在伦理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

    本文要提出的是：在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同时，建立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包含现代意义的“德”，作为选举基层官员和民意代表的首要标准，形成重德之风。在制度化之后，培养出追道求德的知识份子精英集团，通过他们化民成俗，进而使家庭中的伦理本位扩之于全社会。民主法制的外在归范，与道德自觉的内在追求，可以由此而双收。

一、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论述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一定要涉及儒家的民本思想。不过，民本思想是帝王政治的大政方略，对于今天的作用有限。

    孔子之前的经书中，民本思想就很普遍。如《左传》记载，随国臣子季梁认为民高于神：“所谓道，忠于神而信于民。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商代主张“敬天保民”，至周代，演化而成“敬德保民”。《诗经》的《雅》、《颂》中不乏歌颂文王的诗作，主要歌颂他如何保民而王。甚至比文王更早的古公擅父，为了避免战祸殃及百姓，而将都城由豳迁至歧。《诗经.绵》和司马迁的《史记》都记载了在迁徙过程中，君与民如何生死与共。《尚书.泰誓》是战国思想的反映，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甚至指出“天立君，是为民”。若以百姓的富祉作为评价标准的话，民本思想使古代的中国百姓少吃许多苦痛，并且应当是那时世界最先进的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集大成的是孟子，在《梁惠王》和《公孙丑》章句中有十分详尽的表述。荀子也说得很明确：“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

    汉朝开始，民本思想在约束君权和批判专制方面，有不能低估的正面作用。贾谊在他有名的《过秦论》中，将暴秦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对西汉儒学起到统一作用的董仲舒以《春秋繁露》最有名。他把起决定作用的“天”压在现实“君”的头上，要“王者欲为，宜求诸于天”。天意表现民意，以灾异现像示之。自此之后，民本思想始终是对君权约束的最重要的力量：《大学》的“挈矩之道”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要君王随时要将心比己的格言提醒着帝王，并且上有苍天监视，各朝代的平民出身的众多宰相们也据此力谏。

    但是，这始终是给君王出主意而已。仅仅是批判的理论，是理想的治理原则。实际的历史中充其量是略知克制的君本位而已。各个朝代有多少宰相死于君王的屠刀之下？

    其局限性还表现在：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德治，即任德不任刑。要求君王修身，通过正心诚意，而达到自觉实行仁政。君王在这里并未受到外在的法律的约束，百姓也未受到制度的保护。各个朝代后期的衰世，都有肆意横行的暴政，百姓有何办法？

    第三，如果碰上不知修身而荒淫无道的帝王，百姓该做甚么？本来，孔子修订《春秋》，照史书的记载，会使暴君凶父惧，使乱臣贼子惧。但是如今读《春秋》，则此意很不明显，连梁漱溟先生长期也读不懂“春秋以道名份”之意义。大概因为处于专制之下，乾嘉学派的大师们，也竟然未加考证。直到近代熊十力和徐复观先生，才在依稀字行间，发现凡是不利于君王的话，被悄悄删除了。如今线索不明，只有孟子的“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矣”还存在。孟子的话本来给了造暴君的反的权利，有相当可贵之处，可惜在事实上不存在。百姓只有期待帝王的道德的自觉。世世代代下来，被动服从的民性就形成了。

    民本与民主，其主体都是民，但是民本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施与；而民主靠的是自下而上的争取。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主题是人的觉醒。有此基础，才有后来保护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的出现。

二、传统道德的没落

    现代的政治制度，以民主制度的优点较多。但是对于社会而论，这只是重要的一部份。因为任何法，都是自外对人的强制，人因畏惧而服从。但是，无论如何周密，总会有漏洞。例如美国，法律涵盖各方，但在保险、移民等行业，都有人专门以攒法律漏洞为生，犹其是律师。并且，法不治众，美国这个法制国家，对于青少年中高比例的犯罪，毫无办法。关键在于，在法律面前，人永远是被动的。

    但是，面对国家和社会，自古中国人就讲究道德自觉，讲究人的主动。

    梁漱溟先生在几十年前指出，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国家的强制不明显；刚去世不久的牟宗三先生，很精辟地指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是：主体性和道德性。

    荀子作为儒家，继承了民本等思想，但是因为他太重经验，主张性恶，实质成为了人君独裁的依据。他的影响在汉学。

    深深影响中国文化心理的孟子儒家一系，认为天下是和谐的，人的性本善与天道一致，故做起合乎仁的事情来，是很快乐的。他认为任何人如看见小孩子掉入井里，会自发去救助，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天下也。”孟子认为做起合乎自己本性的事来，非常快乐。这使得中国传统的人生，洋溢着乐观的气氛。不像西方的“原罪”，或反映印度精神的佛教的“四圣谛”中的“苦谛”，居于首要位置。

    主体性和道德性行之于政治，要求从政者的人格在一切之上。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

    而孔子时代到司马迁时代已经数百年，可是司马迁对他的敬佩高于任何王侯或贤人，他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他的学说和人格都很高之故。孔子说：“我欲行仁，斯仁至矣。”这是道德的自觉，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即根置其上。

    可以用“修己安人”概括的儒家学说，为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存在依据。先秦儒家的德治理想，第一次成功用之于社会，是在汉代，从而形成汉代重德之风的精英文化和世俗风气。

    通过平民知识份子当宰相，将传统的贵族和军人排出政府，逐渐形成了宫廷与政府的分治；贾宜和董仲舒倡导的礼乐教化，以及变法让贤风气的开创，形成空前的德治局面。特别在东汉时期，由基层按人口比例给政府举荐道德高尚的人，即举贤良和孝廉，使得也有出路。那时的太学生聚集于京师，形成德才出众的知识份子群体，以德为标准议论政治，即所谓“清议”，使整个社会出现追道求德的新风。

    《汉书》《后汉书》有许多徵贤求德的文件：西汉初立，刘邦求贤：“今吾以天下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贤士大夫有从我游者，吾能遵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下诏求人才：“盖有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人才......今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可为将相及使绝国。”成都才子司马相如以辞赋著称，被选为郎官，他上书谏天子不要图一时安乐；路温书上书宣帝，主张尚德缓刑；东汉初的马援在给侄女的信中，全是一些敦厚周慎，谦约节俭的教导。后世对东汉的士大夫赞美最多。范仲淹称赞光武的友人严子陵的“独不事王侯”之心，“出乎日月之上”（《严先生祠堂记》）。苏轼对东汉以后的文化持批评态度，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观贞，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近人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那时的士大夫追求的美德有八项，虽然有偏狭等缺点。

    繁荣的唐代，儒道佛杂处。韩愈为维护儒家而在《原道》中形容道：“今也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显然，这是不同价值观的杂处的局面。

    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而至宋，才有儒学的另一高峰的出现。徐复观评论道：“我们应当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有程朱陆王这一辈人出来，指出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名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足地；何者是士人的真事业，何者是士人的真责任。”（《学术与政治之间》）

    大一统的国家传至明清，成为了真正的专制社会，宰相制被废除，特务和佞臣横行。以八股试士的科举制度，使读书成为利禄之门，许多知识份子因此做了奴才。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的学问各有所成，但是他们力争恢读书人的人格自尊以制衡朝廷。

    “五四”否定传统文化，刮起了西化风，虽然只吹袭于大城市，造成的文化真空为苏俄来的共产主义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方便。

    毛泽东以“封建”二字勾销了中国文化；在建立政权后，立即屠杀了数百万保存中国文化的精英──乡绅；毛以自苏俄来的价值观建立了中共的斗争文化，并以空前严密的组织社会贯彻之。传统的修身养性被换其内容，要人们把一切献给党。稍微有不满者，立即成为阶下囚。从毛泽东立国至死，从未一刻停止过整知识份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所谓共产主义的道德体系已无存；近十年来的商品潮，则带来了谋利至上的思潮；传统的伦理虽然正在其中复苏，成了“礼失，寻诸野”的局面。但是，通过内省而达到超越的精英文化，也许仅仅正在萌芽。

    几十年前，就有人说中国文化已经坠落到底，那是在中共政权的初期；真正空前的大破坏，是在“文革”。我曾在1972年访拜曲阜孔林，巨碑伏倒在地，坟处被挖成一个大水坑。这是中华民族遭受的空前浩劫。

    每一个民族，需要有一种精神来凝聚；每一个国家，需要有一种理论来支持其存在；每一个人，需要一种哲学来解释生命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命之所依，无民族精神的民族，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思想的道德性与主体性，以及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将是精神空虚的世界大家庭之宝。重建中国文化，是今后数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三、联邦制宜缓行

    相对之下，民主制度是目前缺点稍微少一些的制度。就连中共也要用“人代会”来装饰门面。但是，真正要在如此一个大国实行起来，问题会很多。基本在于，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个人权利要求的觉醒，民主政治常常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和政治家手中的戏法。因此，第一步一定要启发人们的个人权利要求。

    联邦制本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若没有民主意识的普及，没有民主制度的推行为前提，以历史经验看，往往会导致分裂动乱的悲剧。

    历史的事实是，任何传统制度，都无法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西汉初有七王之乱，东汉亡于士族的割据。（黄巾仅仅削弱东汉，已经平定）那时河北有袁绍和公孙钻，四川有刘焉，荆州有刘表，淮南有袁术，野心枭雄们埋葬了东汉。

    然后，是魏晋南北的长期分裂战争。

    盛唐亡于藩镇割据。先是有功之臣都封王于外，成为割据基础；降将也受封，大多成为了后来的军阀。自“安史之乱”后的一百多年，始终在中央与地方割据者的冲突中度过，直到灭亡。伟大诗人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的前后，他深刻的反应了分裂带给人民的痛苦。

    接着的五代十国的大分裂，也是人民受苦和文化的大倒退、大破坏时代。

    宋太祖鉴于唐朝失败于割据的教训，演出了杯酒释兵权的戏，武臣自此不能再带兵和管理地方行政。但是这造成地方贫弱不堪，一切集中卞京的缺陷。等到首都一失，政权只好南迁，就有后来儿皇帝的屈辱。

    省制起于元明。元代的异族统治者为了镇压反抗，设立了十个派出的中书省。明代划十三个布镇使司，钱穆写道：“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司......这许多官的下面，才是州府和县，县官压得太可怜了。”（《中国政治得失》）

    明代明臣方孝儒论述历代兴王的原因，多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颇为深刻：“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诸侯之强耳。变封建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有七国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柞；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由亡之为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帝国。”（方孝儒《深虑论》）他深为不解的是，多少盖世之才，为何顾此失彼呢？他回到儒家的德治和民本主张：“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方孝儒实际否定了在集权统制之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解决的可能性。他所归结的治世原则，任然是儒家的民治，并没有实现的方法。《三国演义》著名的开篇警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是对于在集权制度下不能解决分合问题的深刻观察。

    民国建立之后，在1920年左右，联省自治之说很流行，除了少数有保境安民之意，多数是地方军阀们为了保护自己私利而反对孙中山先生的分裂运动。

    胡适根据历史指出，中央集权弱了，就分，分后大家打得精疲力尽，才合起来。（《联省自制与军阀割据》）。显然，联省自制只有在走出了民主的第一步之后，才可以考虑推行。

四、由下而上之路

    现代民主是从制度入手，让权力之源来自民众，而解决古代的实际的君本与理论的民本的脱节问题。

    在中国的困难是，权利之源的民──没有经过西方式的个人权利觉醒运动，普遍并不要求个人权利，常常希望包公式的人物来保护自己。就连在民主制上已做出表率的台湾，在九三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连续剧竟然是《包公》，可见期待清官保护的文化心理。台湾的民主是上下结合而成。

    如何使包括有十亿多农民的十二亿“民”，有个人权利的觉醒呢？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对一千年中世纪的反动，毛泽东时代虽然很像，毕竟很短，中国的文化心理也不一样。如今仍然天高皇帝远，谁去当皇帝？当得如何？他们管得着吗？有多少比例的农民，现在叫得出决定他们命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呢？就是有启发民主意识责任的先知先觉们，自己内在的民主素质又如何？

    但是，每一个农民叫得出直接统治他们的村长和乡长的名字，每一位小贩叫得出直接抽取他们税金的官员名字。对于其中的多数人，百姓们怨恨而又害怕。

    民主就是要从与百姓有切肤之感的官员的选举开始，多数人在此可能产生个人的权利觉醒。先知先觉们乘此可以对基层粗浅的权力要求推波助澜。如果公开恢复私有财产所有制，如土地等等，也可引发个人的权利觉醒。

    孙中山先生晚年的《建国大纲》共有二十五条，其中论及地方自治有十条，十条中有八条属于县自治。可见这是毕其一生的思考和探索的精品。

    古希腊的民主制只是施行在小城邦；美国这大国的民主制度，也是先有十二州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台湾数十年的经验，是由乡和县的基层选举开始，自下而上，慢慢推行。

五、道德重建之路

    首先的问题是，传统道德在今天有无意义？

    《诗经.大雅.丞民》有四句诗很有名：“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翻译成现代汉语是：天生众民，有其物必有其则；百姓的常性，是爱好美德。此诗被孔子、孟子、朱熹都加以引证和赞扬过。

    这涉及到一个宇宙观的问题，即万物是否运行有规则？若有，这规则的性质又如何？

    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的性质是和谐的，即“诚”，“诚者，天之道”。人如何？不过是“思诚者”或“诚之者”。前面《诗经》中的“好是懿德”就是指人有好美德的本性。这二者一致，则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化育，则可以与天地三矣三。”（《中庸》）“诚”就是天下万物求和谐的原则。毛泽东的矛盾是绝对的宇宙观为之相反。

    社会中人与人间的关系，儒家认为有五种，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即五伦。君臣关系已不必论之，其余四项，仍然重要。中国传统强调彼此间的义务，孟子在《滕文公上》中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董仲书的阳尊阴卑之说非先秦儒家本意）按照先秦儒家的规定，父子关系的原则是父慈子孝。只强调单方面的孝，是汉儒的风气，《经孝》非孔子作而晚出，学术界已是定论。

    “五四”以后，一直有人攻击儒者，常以只重伦理的“禁欲主义”名之；十年前的全盘西化之风中，被冠以“磨灭个性”者。这是曲解。儒家经典之中，夫妻关系被作为五伦之一提出来，在《中庸》之中，甚至把整个天下的大道，奠定在其上面：“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朱熹注解道：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孟子所谓的“亲亲，仁也”，是在将爱亲之情以儒家的最高的道德境界肯定之。爱亲之情包含人的基本欲求，丝毫不与伦理准则“仁”对立，恰恰是其理性伸延，这就是伦理与情欲间的中庸之道。

    兄弟间的关系，仍然是以相互慈爱敬重为原则。问题在于，敬长是否就意味着不平等？孟子告子中有一段话说明这种关系：“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怀仁义就是“去利”。没有利害观念，敬长就纯粹是一种亲爱之情的理性伸延，做弟的只要怀仁，自然就会敬长。以敬长慈幼原则使这层社会关系和谐，使人生多一份温暖。

    《论语》开篇第二句话是“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见孔子对于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的重视。“信”是朋友关系的原则，这也是曾子自省的三项内容之一，即“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也是孔子“敬事而信”的治国原则之一。信的含意是“言之有实”（依据朱熹注释）。对待朋友诚挚不欺，言之有实应是起码原则。

    儒家的五伦之中，有三伦都在家庭。因为家庭是伦理的基本着落点，人生的基本所依靠者，所以欲“治国平天下”者也必须先“齐其家”，家庭和谐了，才有资格扩之与天下。

    在今天，除了君臣关系已经过时之外，其他的四伦仍然存在，再加上同事和上下级关系。如果这些关系是以毛泽东的原则：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那么传统的伦理准则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整个社会准则以和谐为好，传统的伦理就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长期将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之上，要人们为主义献身。通过“文革”和八十年代的商品潮的冲击，这套曾经短期很成功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

    不可能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并且有优长历史的国度，去建立一套基督教或依斯兰教的伦理体系。佛教早在唐代就中国化。

    除了重建儒家道德，中华民族别无选择。当然，秦汉之后的任何阳尊阴卑的道德必在淘汰之列。特别重要的是，要吸取不同文化的长处。

    如何获得动力？良方就是将学习西方民主的基层官员选举制度，和重振传统美德之举结合起来。即吸收汉代以德为准，在基层选举官员的制度。但汉代以孝为基本德行的标准已经肯定不行。

    选举公仆的主要标准似乎应当是：家庭和睦，对人诚信，为大众服务热心，遇事讲是非原则，等等。当然，能力也是重要标准。实际生活中，人们从来多是以德为准来待人接物的。这是残存的文化基础。

    如果全国轰轰烈烈的基层官员和民意代表选举，都以德为首，很可能会形成一个追道求德的新局面；若持之以恒，会收到化民成俗之效。

    美国在里根总统上台前的约一百年间，一直是自由派主政。这最大的后果是宗教伦理的衰退，造成目前家庭离婚率高达50％，三分之一的儿童为非婚生育。这些儿童成长以后，经常接受恐怖色情宣传的影响，成为社会犯罪的根源。与三十年前比较，犯罪率增加了560％。美国的前景之忧不仅是经济的，更是道德的。

    中国最可贵的传统是重视家庭。家庭中保存了人的私欲，私欲伸延出爱亲之情的伦理，人们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受到伦理约束。这是近代中国文化一再受到冲击后，却保持着基本价值观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基层官员和民意代表，将会因为选举以德为标准而顺应民情，进而提倡将爱亲之情，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公式，扩之于爱社会天下，以建立更高层次的社会伦理。从保存私欲出发，到家庭伦理的与天伦之乐的结合，扩大到天下为公，再上升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所有的阶段都是靠的伦理的自觉，而不是想得到甚么。这正是中国文化之长。

    在美国，对人们精神和行为影响极大的影视界和新闻系统，从来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社会伦理的空前堕落与他们有关系。以不妨碍他人自由的权利界限来说，他们没有大错。但是要不要讲社会责任呢？这就要求道德自觉，如在美国，估计大约有近二亿枝枪在民间，每年有数万人成枪下鬼，但是禁不了枪，因为拥有枪枝是宪法授与的个人权利。缺乏道德自觉，重视个人权利，是美国文化的优点，也是缺点。将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中国，是否需要舍己之长，去艰难而简单的美国化呢？

    个人自由，需要民主制度来保护；个人的责任与义务，需要道德自觉来解决。二者不可偏废。基层官吏或民意代表选举标准的道德化，是将二者结合的尝试。

    也许这是结合中西文化之路。

（编者注：本文曾在1994年10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规范分权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