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费景汉先生

费景汉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国家损折了一个栋梁，我则失去了一位良师。

    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大陆一门心思研究农村改革的时候，著名的“阮尼斯及费”（Ranis & Fei）理论对我们分析如何通过发展劳力密集型产业，吸收经济转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创造就业机会、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有极大的启迪。后来，又知道“财经六院士”对台湾经济起飞贡献良多，其中就有费景汉先生。

    有幸的是，一九八八年费景汉先生应赵紫阳之邀访问北京时，专程到我任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访问并作了学术报告。印象最深的是，当一批年轻学者向费老询问台湾经济何以起飞时，费老简洁地说：“一个字：跑! 让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都跑起来。那就要政府创造跑的条件，把一切束缚跑的东西都改掉。”因为谈得很投机，费老私下和我说，“你们所的年轻人都很优秀，可惜知识和眼光还不够，要培养他们，到国外进修。我从耶鲁来时，万斯董事长希望设一个三千万美元的基金为中国培养一批人才，你看如何？”我一听非常高兴。由于条件的限制，大家确实在改革中痛感知识不足，力不胜任，这实在是个很好的机会。很快，我约了北大校长丁石孙和人大副教务长吴树青，三家一起在北大临湖轩、香山饭店先后协商并达成了培养人才的协议。可惜由于八九年的事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我被迫离开大陆。当我专程到耶鲁大学拜访费老时，费老还一再说起培养人才的重要。九零年四月，我和余英时教授发起成立学术组织“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余先生提议请费老任董事长，费老欣然接受了这一提名。以后研究中心能比较地上轨道、作实事而不务虚名，首先是费景汉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大师的指导。费老甚至对董事会如何开、如何主持、如何通过程序和议题，都写出了细致的书面意见，研究中心目标、任务、结构、人员、运作的确定，都注入了他们的心血。至今研究中心的出版物在大陆、台湾、香港和国际社会都受到各界的肯定和赞誉。

    九三年秋，费老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还不断打电话询问研究中心的境况。九四年春在台北，他和我说：“我始终相信，社会进步主要靠制度演进，激烈的革命则破坏多于建设，‘演进’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主调。我正组织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中国大陆为主兼顾苏东国家，研究社会主义制度演进以达到制度转型的过程、阶段、难点和结果。这种研究，一、有普遍的学术价值，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制度转型是二十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二、对两岸交流有益，大陆改革走到哪一步，台湾因应到哪一步，可以减少盲目性；三、对中华民族未来和国家统一有利，可以帮助大陆解决改革难题，缩小两岸差距，水到渠成地走到一起，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我对费老的高瞻远瞩深表赞佩，也表达了“这样的计划组织起来不易、物色一批高素质研究人员更难，但不做就永远没有，做起来总会一点一滴地实现”。可惜费老走了，但我希望费老的计划还会在有心人的努力下实现。

    费老是经济学界的大师，也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正像许多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费老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对大陆的一点一滴进步都会喜形于色，但对大陆的制度落后和腐败常常扼腕疾首。去年最后一次见到费老时，他还不无遗憾地说，“我是大陆人，但我不认同大陆的制度。中国人多数希望统一，可我们这一代恐怕是见不到了。”

    费老，您安息吧! 您已经用您的品格、学识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不灭的业绩。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1996年7月20日
于美国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