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及其未来走向，攸关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与经济合作的前景，亦至关重要。一九九五年六月间李登辉美国之行和行政院长连战出访欧洲后，两岸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危机。在两岸进行政治、军事较劲的同时，台湾内部的政治党派重新分化组合，给北京提供了“借力使力”，以政治喊话和军事威胁影响台湾选情，支持国民党非主流派的诱因。而北京的武力威胁又使国民党主流派和民进党可藉以对内宣传“台湾生命共同体意识”，对大陆拒而远之，对外不断宣示台湾的独立主权，寻求国际社会的保护，从而隐含着大陆最后诉诸武力、制止台湾分离的潜在可能。而一旦两岸交战，极可能以两败俱伤告终，不但双方资金、贸易交流和大陆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将为之受挫，台湾引以自傲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发展也将蒙受严重打击，海外侨社可能因之分裂，美、日等西方国家则将面临是采取军事干预，抑或置身局外的两难境地。 

    在目前分析海峡两岸政治、军事冲突的文献中，以现实主义理论及理性选择途径为主。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台北对自身安全的关注和北京对国家主权的强调，构成了台海危机的症结与两岸政治互动的基点。[1] 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中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甚微。其根据是：一、由于台湾拥有强大的防卫能力，中共对台用武的代价极大；二、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可能出面干预；三、北京不能确保出兵能击败台湾，但一旦动武，台湾可能被迫宣布独立。[2] 本文想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台湾独立是否就是中共对台用武的必要条件和充份条件？换言之，如果台湾不宣布独立，是否就能保证中共不对台动武？如果台湾独立，中共是否果真不惜任何代价，以武力解决之？[3] 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中共对两岸军力对比与动武的胜算究竟如何评估？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在什么前提、多大程度上卷入台海军事冲突？北京如何在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与追求务实外交之间的模糊地带，对台湾独立与动武前提予以明确界定？如何评估中共在决定对台使用武力时的非理性考量（如民族主义情绪和内部权力斗争的作用）？除了后泠战时期亚太地区与世界政治格局的重组外，国际组织、国际法与集体安全理念对两岸冲突的发生与后果有何影响？两岸是否可以通过经济、文化交流的功能主义途径，化解政治歧见？抑或通过政治谈判过程，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实现民间的正常交流？ 

    本文旨在对台海两岸军事冲突的前提、后果及其防范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尽管在应然层面，北京始终坚持，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在实然层面，由于台海长期分裂分治及国际因素的作用，台湾问题巳成为国际问题。为此，本文将借鉴国际关系领域中现实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研究途径，从国际格局、地缘政治、国家目标、精英冲突、经济互动和政治沟通等不同角度，分析北京和台北主权之争的来龙去脉，以探索两岸主权之争的根本化解之道。全文共分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探讨北京对台用武的前提条件及其变化。第二部份预测北京所可能采取的用武方式及其后果。第三部份提出台海冲突的防范之道。 

一、北京对台用武的前提条件及其变化  

    从两岸的政治立场和实力对比分析，台海和战与否直接取决于北京的高层决策。这是因为台北于一九九一年正式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后，在事实上巳放弃了对大陆的主权要求，加以两岸幅员、人口的悬殊，在正常情况下，不存在主动进攻大陆的可能性；而北京自提出和平统一台湾的政策目标后，却始终坚持对台湾的主权要求，拒绝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并在八十年代期间公开宣称，将在台湾宣布独立或外力侵入台湾、国民党长期拒和、台湾发生内乱、台湾发展核武器以及台苏结盟五种情况下对台使用武力。[4] 

    这些条件反映了北京当局刻意维持对台政治、军事优势，防止台湾分离的战略考虑。[5]如果台湾发展核武器，就会大大增加抵抗中共的实力，可与北京形成“恐怖平衡”，是中国的心腹大患。如果台苏结盟，则会使中共两面受敌，无法放手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共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均将随之提高，中共之所以将之列为对台用武的前提，显然是出于防患未然、预为警告的策略考虑。与此相反，如果台湾发生内乱，中共乘乱攻台，既可拉一派，打一派，又可以防止台湾分离或沦入外人之手为号召，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一良机。但由于上述情况均未发生，中共在八十年代末期谈到对台用武的前提时，巳不再提及“发展核武”、“联苏”及“内乱”等三个虚拟条件。而在进入九十年代后，鉴于武力迫和的策略未能奏效，徒使台湾人民认为北京所倡导的国共和谈毫无对等性可言，中共又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对台用武的前提限定于台湾独立或外力侵台，而不再将使用武力作为防止国民党长期拒和的手段。[6] 

    中共将对台用武的前提，由八十年代的五个前提，收缩为台湾独立或外力侵台，并不意味着台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巳经有所降低。事实上台湾发展核武，联苏与内乱的可能本来就很微小，至于国民党长期拒和，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但何为长期？五年、八年，还是十年、廿年？中共对此并未予以明确界定，也向来没有正式提出统一的时间表，因此这一前提并非中共决定对台用武的充份条件。此外，台湾走向独立的可能性在八十年代期间尚属有限，亦不足以构成北京对台用武的触机。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重大进展，使台湾当局得以逐渐抛弃“汉贼不两立”的意识形态包袱，淡化对大陆的主权要求，以务实外交争取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独立地位，通过国际承认，迂徊实现“阶段性两个中国”目标。另一方面，民进党主流派近年也以台湾事实上巳经独立为由，表示民进党如果执政，不必要正式宣布台湾独立。虽然从《中华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和官方有关声明来看，台北仍坚持对大陆拥有主权，但其一个中国的概念巳逐渐限定于文化同源和未来统一的涵义，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局限于象征性的意义，与主张明确放弃对大陆主权的民进党的界限趋于模糊。面对台北大陆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北京一面为两岸民间交流和半官方接触的突破而感到惬意，一面又产生了防止台湾走向独立的急迫感。从一九九零年江泽民、杨尚昆先后将对台用武的前提，限定为台湾独立，到“江八点”以发展现阶段两岸关系为主要内容，固然反映了中共务实的一面，但也透露出北京对和平统一的无力感和“防独”的急迫感巳因台湾政治生态的骤变而加剧，担心在两岸和平交流的进程中，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中共对台策略历来是和战并用，如果和平招徕和经济利诱不足于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只能诉诸政治和军事打压手段。从这个角度看来，两岸在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目前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北京的心目中，如何界定台湾独立？在台北未正式宣布台湾独立的前提下，北京对其拓展国际独立空间的举动与成果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容忍？北京如何区分台湾事实独立与法理独立之间的界限，以决定是否出兵“武力保台”？凡此均将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前景。 

    以上只是从两岸政治关系的角度，分析台海军事冲突的前提。事实上中共是否对台使用武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台湾的统独趋向，还取决两岸军力对比，国际态势的消长变化，以及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状态。从毛泽东容忍国府当局与美、日等国结盟，“长期窃据”联合国的席位，到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大陆经济、军事实力不足武力攻取台湾的务实考量。中共虽然在八十年代之初拥有数百万军队和核武器，但受经济实力的限制，常规军备仍较落伍，海军、空军更为薄弱。加以“文革”期间，军队介入政治运动和生产建设，忽视严格的专业军事训练，实战能力下降。一九七六年七月，中共在福建沿海曾进行大规模的登陆实战演习，并拟在演习成功之后，趁势攻略台海离岛，以转移内部矛盾。不料部队在演习中伤亡极为严重，就连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也因飞机失事殉职，才不得不停止进一步军事行动。为此，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初，放弃不切实际的武力统一方针，重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裁减陆军兵员，集中资源，进行海军和空军建设。虽然中共从未排除在台湾独立等非常情况下，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但八十年代期间此一政策重在宣示政治主权与对台施加心理压力，真正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值得存疑。一九八五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会见香港报人陆铿时就坦承，中共暂时没有能力封锁台湾，等七、八年，上十年，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后才有办法对台采取强制性措施。[7] 事隔十年，北京对台用武的本钱巳有了明显的增加。波斯湾战争后，中共开始强调军事科技的发展取向和“高技术的局部战争准备”的建军思想。与此相应，中共加快了高科技武器的研发工作，致力于提高制海权、制空权与制电磁权，并作出陆军“内缩”、海军“外张”的战略部署。虽然在台海军力对比上，特别是海空力量方面，中共尚未取得绝对优势，但近年两岸军事差距巳有逐渐扩大之势。[8] 从李登辉访美后，中共军方积极介入对台决策的运作，[9] 到北京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说明中共对台政策巳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而趋于强硬，从而增加了台海冲突的诱发因素。 

    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给两岸关系的和平前景，亦带来了不确定的因素。冷战的结束固然有利于世界和平秩序的维系和集体安全理念的确立，但地区性的冲突并未停止，反因大国制约因素的减少，而有升高的趋势。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因国内危机而自顾不暇，虽然使中共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失去了一张“苏联牌”，但同时也使北京因苏俄衰落而增强了在全球事务中的综合力量，[10] 并得以减轻北部边防重负，移兵南下，推行强势的周边外交，重点解决台海和南海主权纠纷问题。另外，在八十年代期间，美、中、台三角关系从属于中、苏、美三角关系，美国在发展对台关系时，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北京的战略价值。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虽然仍继续与北京在亚太地区及全球事务方面打交道，重视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但因北京战略重要性的降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迥异，以及近年美国国会的强势运作，美国政府在对华、对台政策问题上，不断作出了对台湾有利的调整。从布希同意售台“诺克斯”级巡防舰和F－16战机，克林顿同意“北美事务协调会驻美办事处”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到李登辉的康奈尔之行，使中共高层深受“西方阴谋论”与“美台勾结论”的困扰，最终对美台两线出击，导致台海局势的紧张。今后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中，一旦美台关系大幅拉近，台海紧张局势仍可能随之升高。 

    后邓时期之初中共内部的权力继承斗争，将给台海和平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中共在对台政策上，向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之分，虽然在以武力制止台独问题上，有较为一致的底线，但在以战迫和促统方面，则有意见分歧。例如，中共前国家副主席王震在一九八五年宣称中共有能力封锁台湾，作出以战迫和的姿态，但几个月后胡耀邦却表示中共暂时没有这种能力，从而为党内保守派日后迫胡下台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攻击口实。[11] 一九八九年底中共大老陈云以“台湾在翘尾巴”为由，提出“应该考虑对台用武”。[12] 与此相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于次年二月会见台湾“统联”代表团时公开表示，不作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承诺，是针对外国干涉势力和分裂主义分子的，[13] 透露了中共当权派放弃以战迫和的意向。但中共前主席杨尚昆事后又说，“如果北京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国民党将永远不会走向谈判桌”，[14] 同年七月中共《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亦提出，不放弃武力，除了系针对外国势力和台独运动外，也是对国民党反对统一的人讲的，“不然这些人的尾巴就会翘到天上去，永远不会接受和谈”。[15] 只是由于邓小平对温和派的支持，以战迫和促统的策略才未端上台面。 

    李登辉在中共权力继承斗争的敏感时刻访美后，中共内部强硬派趁机再次提出以战迫和的方案。根据港台报刊的报导，率先主张对美对台采取强硬措施的政治势力，包括以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前国防部长张爱萍为代表的军方退休老将，还有十多名人大常委联署要求江泽民承担对美、对台方针政策错误造成被动局面的责任。[16] 虽然江泽民的地位尚未受到明显削弱，但在内部权力斗争的考量下，巳不敢过于“软调”。加以中共军方基于其实际利益，倾向于对台施加武力威胁，作为增加军费开支的正当理由，江泽民为巩固其在军中的地位，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对其予以安抚。九月初江泽民在会见中共退休老将时，强调了对台使用武力的九个前提，包括台湾长期拒和、台独势力在台湾占据上风、台湾宣布独立、外国插手台湾、美日操纵台湾政局、台湾进入联合国、台湾发展核武器、台湾对大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颠复或军事挑衅活动、台湾地区发生政局动乱的失控局面。[17] 用武前提不仅超越了台湾走向分离，而且较八十年代有关用武的五条件还要广泛。在后邓时期权力继承斗争的困扰下，台湾问题很自然地成为“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高度敏感问题，因此在权力继承斗争尘埃落定前，不管是保守派，改革派，还是中间派，均无力在对台政策上作出宽松的大幅调整，更不敢在主权问题上随便让步。从江泽民会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时婉转表示，任何中共领导人都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万一出现分裂祖国的局面”，北京“可能不可避免地要用非和平的方式”，[18] 到乔石、李瑞环先后明确宣称“不惜任何代价”“解决分裂问题”，“宁失千军，不失寸土”，[19] 说明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和中间派，不见得对台湾独立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中共内部的不同派系甚至还有可能因为权力斗争的展开，出现政策诉求的换位。 

    从两岸主权之争，军事实力对比，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格局，中、台、美三角关系的微妙变化，与中共权力继承斗争的角度综而观之，在今后数年内，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难以排除。虽然中共对动武的胜算未必有充份把握，也担心美国等西方国家卷入台海军事冲突，但在民族主义情绪和权力继承斗争的驱动下，恐怕不会坐视台湾公开走向独立，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大陆四化建设和两岸经贸交流的进程，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台北继续在不统不独的架构下，成功而有限地拓展国际空间，北京则可能在师出无名，新世界秩序以及美台关系等因素的制约下，暂不采取武力攻台行动，但很可能进一步对台实行政治打压、军事威胁、外交封杀、经济诱控等一系列策略，并不断修正对台作战方案，加强军事操演，为武力保台未雨绸缪，两岸关系亦无法得到根本缓和，甚至可能因一些偶发因素，导致军事上的进一步冲突。 

二、台海军事冲突的可能形式与后果  

    根据国际学术界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共若对台使用武力，将可能采取以下几种强度不等的形式：炮轰金门、马祖等离岛；侵入金门、马祖；封锁台湾海峡；在台湾海峡集结大量武装渔船，对台进行武力威胁和侵挠；用导弹攻击台湾的主要设施；对台湾的空军基地和港口设施实行海空轰炸，以摧毁台湾的海空力量；实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侵入台湾。[20]

    而一旦中共对台动武，不管采取何种军事手段，均将招致以下三方面的后果，虽然在程度上将因冲突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1、对两岸经济发展与民间交流的负面影响 

    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台湾和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将首当其冲，即使两岸冲突是限制在小范围内（例如中共炮轰金马或封锁台湾海峡），台湾的经济、金融秩序也将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一九九五年夏天中共实行的导弹演习，便曾造成台湾股票狂跌，汇率大幅下降，投资缩减，百余班机改道，还影响到近海航运和捕鱼活动。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对台湾海岛型自由经济的负面影响，自然更为严重。但与此同时，大陆经济的现代化和两岸交流过程也将为之中断。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一九九四年两岸间接贸易额巳高达一百六十三亿美元，占大陆外贸总额的百分之六点九和台湾外贸总额的百分之八点五。另外，截止一九九五年六月份，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巳近三万个，协议金额二百六十二亿美元，居大陆吸收境外投资的第二位。[21] 如果两岸兵戎相见，随着双方贸易额的剧减和台商的大量撤离，包括东南沿海地区外资、港资和侨资的出走，大陆经济的外向发展和亟需外资输血的企业体制改革将深受其害，甚至连带影响到香港的经济繁荣局面。虽然由于两岸在幅员、人口上的悬殊，台湾经济更经不起战争的摧残，但北京“不惜任何代价”，强行攻取玉石俱焚的台湾，得到的只能是政治包袱而不是经济肥肉，对其推动现代化目标，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蒙其害。为此，一旦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北京可能会采取限制战争规模、以战迫和的策略，例如以导弹攻击台北的政治、军事目标，对台湾海峡实行有限封锁，以求减轻战争的经济代价，最大限度地达到政治目的。问题在于战争一旦爆发，其规模便难以控制，如果台北不为北京的压力所屈服，中共极可能将战争升级，两岸经济将同时遭受灾难性的打击。 

2、对台湾政治生态和统独走向的影响 

    台海军事冲突将影响到台湾内部政治生态的分化组合。由于目前在台湾民间，主张急统和急独的均为少数，大部份人主张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如果中共对台用武的目的是强行统一台湾（不管其最初诱因是台湾宣布独立、台北在外交上的重大突破，还是台北长期拒绝与北京和谈统一问题），台海冲突最可能的后果是台湾民众转而支持独立，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台湾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对台湾提供安全保障。根据民进党一九九五年六月间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有近六成的台湾人民认为，即使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台湾还是有必要追求外交独立自主。[22] 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民众在中共武力犯台时会抗争到底，只有百分之四的人表示会屈服。[23] 由此可见，北京如果要强行将台湾纳入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很可能将台湾推向公开台独的轨道。 

    如果北京将两岸军事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其对台用武的政治目标，又只是为了防止台湾走向独立，迫使台北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发展现阶段两岸关系”（其实际意涵是暂时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现状），两岸交战则有可能导致台湾政治生态的进一步分化与统独纠纷的扩大。国民党主流派与民进党可能以“台湾生命共同体意识”，凝聚“李登辉情结”，强势对抗中共的军事打压；国民党非主流派和新党的部份人士，则可能同意与北京和平协商两岸共存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台湾社会的认同危机有可能激化，诸如“我是中国人”和“我是台湾人”的街头冲突有可能重演，从而影响到台湾政局稳定，为两岸关系的前景增添复杂的变数。 

3、对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的不利影响 

    一旦中国大陆武力攻台，美国政府将如何反应？对此美国朝野并未形成共识。半年多来美国政府对台海危机的反应是：关注台海安全，反对北京对台用武，对台湾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活动不表支持，对美国在两岸开战后如何反应不予明确表态，以中立、模糊的立场，防止两岸政治、军事冲突。美国国会对台湾安全与扩展国际空间的活动，则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但白宫和国会的基本立场是，维系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由于美国既不愿意因台湾问题卷入与北京的军事冲突，又不愿意违背《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既担心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无条件承诺可能鼓励其公开宣布独立，又担心放弃对台安全承诺可能构成北京对台用武的诱因，为此白宫对台湾安全只能采取含糊承诺的方式。而一旦两岸交战，白宫则可能根据北京对台用武的诱因（是否因台北宣布独立的刺激）和台海冲突的层次，决定其是否在军事上介入两岸冲突，以及介入的立场和程度。[24] 但不管如何，美国出于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和世界大国的地位，与台湾的历史渊源关系，美国国会和民间对台湾的同情，以及《台湾关系法》的约束，都会对台海冲突予以形式不同的干预，例如解除《八一七公报》对台军售的限制，对北京实行道义上的谴责甚至经济制裁。而即使是上述这些有限干预，也将导致中美关系的危机。此外，台海冲突还将影响日本、南韩、东盟等国对中共军事扩张行为的忧虑和不满，进而诱发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和安全危机，但这些国家以及联合国是否会采取切实措施，干预台海冲突还很难说。而不管国际社会如何反应，台海交战的主要受害者毕竟还是两岸人民。 

三、台海军事冲突的根本防范  

    如上所述，台海冲突有其现实可能，其所可能招致的后果亦令人堪虑，为此，如何防范大陆和台湾的军事冲突，创造两岸双赢的局面，也就成了两地人民和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为维护自身安全，台北近年巳在维持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降低军事上的敌对状态，促进两岸功能性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事务性接触、强调全球集体安全理念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5] 虽然上述措施有利于减少中共对台动武的诱因，但仍不足从根本上防范两岸军事冲突，后者的症结乃是两岸在有关台湾主权归属问题的认识上大异其趣。从台北看来，两岸分裂分治由来巳久，互不相属，凭藉台湾所拥有的幅员、人口和经济实力，理应享有独立的国际人格。加上中共拒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手段，以及美、日等国出于经济、战略考虑对台湾海峡和平畅通的关注，更助长了台北致力于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加入国际组织，寻求国际保护的诱因。但从北京看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中国近海航运和进出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关系到大陆东南沿海省份经济的外向拓展，故而一直坚持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极力封杀台湾的外交空间，唯恐台湾通过广泛的国际承认，走向法理上的独立，甚至落入外人之手。为此，一旦台湾在外交空间上获得较大突破，中共便会很自然地作出强烈反应，导致两岸关系的恶性循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台海军事冲突巳成为近年亚太地区和平的一个主要不稳定因素，甚至被有些媒体列为一九九六年世界五大危险地带之冠，[26] 但两岸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也在同时得到了举世瞩目的迅速发展。根据功能主义理论，分裂国家通过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的交流和合作有助于促进统一，而海峡两岸的现状，却使这一理论面临新的挑战。《一九九五年闰八月》（郑浪平）和《海峡无战事》（高新）的相继出版，恰恰从某一个角度反映了台海和战难定的吊诡现象。事实上，近年海峡两岸民间交流的迅速发展，除因两岸历史同源、文化相近、语言相通、地缘邻接外，跟两岸政府出于不同策略考虑而刻意予以推动亦有很大关系。北京的着力点是通过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台湾民众的统一意识，以民逼官，以“三通”促和谈，促统一；台北的策略是“导禁兼施”，有限开放两岸交流，以经济实力作为迫使北京承认台湾主权的筹码，以新闻交流作为推动大陆政治开放、和平演变的触媒。[27] 为此，近年来两岸政府所推动的功能性接触，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场主权之争的迂徊战役。然而，两岸关系中“高政治”（high politics）互动之远远落后于“低政治”交流（low politics）的状况，[28] 毕竟只是暂时的，当功能性接触无法根本化解主权之争的困结时，后者自然要浮上两岸关系的台面，从而酿成李登辉访美后，双方在台湾是否应享有对外独立主权问题上的一场正面交锋，使两岸不统不独的政治现状面临两极演化的张力（tension）和军事冲突的危机。 

    台海危机固然源于两岸在主权问题上立场迥异，跟双方对于对方维系自身目标的决心缺乏足够认知亦有很大关系。半年多来两岸关系的恶性互动表明，台北当局和台湾大部份民众，宁可得罪中共，也不愿放弃争取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而北京囿于民族主义情怀和权力斗争的考量，对台湾走向法理上的独立，亦很可能不惜动武，予以制止。两岸军事冲突的根本防范取决于两岸能否在“一个中国”的法理架构下，就双方的和平共存问题，包括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进行政治协商，达成维持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共识和协议。从近年“两会协商”模式的运作，到台海危机中双方的政治、军事较劲，使两岸对于对方的底牌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也为化解隔阂、创造双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实经验。如果两岸愿意就主权和安全问题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等谈判，首先必须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歧见。 

1、关于谈判的名份和地点 

    北京提出和平统一的方针后，先是寄希望于大陆籍国民党当局，其后又一度看好没有“历史包袱”的李登辉，在谈判的名义上，则长期坚持“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模式，以表示不承认台湾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与此相反，台北始终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府对等谈判”的模式，以突显台湾的独立主权。在谈判的地点上，北京从坚持台湾属于中国内政出发，坚持高层谈判地点只能是大陆或台湾，台北则基于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策略考虑，坚持谈判必须在国际场合举行。但上述针锋相对的立场，事实上巳经有所松动。从邓小平在一九九三年内部谈话时表示，李登辉来访“可以以党主席或个人身份，也可以代表海峡一方台湾同胞”，[29] 到“江八点”初次提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和“两岸领导人共商国是”的弹性说法，意味着北京巳有意对“国共两党谈判”的预定基调予以模糊处理。在谈判地点上，台北虽然仍强调以国际场合为宜，但也在一九九五年九、十月间，两度发出谈判地点可有弹性的试探性气球。[30] 为防止两岸冲突，北京与台北应该进一步采取务实态度，弹性处理谈判的名份与地点问题，以“两岸领导人谈判”之类的模糊提法，避开“两党谈判”和“两府谈判”名份所隐含的主权之争，并选择过渡期的香港，作为双方均可接受的谈判地点，尽快实现两岸对等和谈。 

2、关于谈判的先决条件 

    在谈判的前提上，两岸亦存在不同的立场。台北坚持两岸高层协商的前提是北京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承认台湾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停止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而北京则坚持谈判的前提是台北停止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31] “江八点”提出两岸先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后，曾有人建议，既然中共表示不放弃武力手段只是为了防止台湾独立，而国府亦公开宣称反对台独，两岸可先达成有条件的和平协议，即在台湾未走向独立的前提下，北京承诺不对台用武。但笔者于一九九五年四月间访谈台北陆委会和国民党陆工会主管官员后的印象是，台北对以结束敌对状态或签订“停战协议”为唯一内容的政治谈判并不兴趣，所关心的也不单单是安全问题，而希望同时解决政治对等与国际空间问题。台北担心的是，中共有意在国际社会制造两岸进行和谈的假象，以此解除台湾所希望获得的国际保护，阻止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步伐。而中共既担心在两岸真正确立“一个中国”的共识前，对台北的上述三个前提作出某种让步，将导致台湾进一步走向独立，也不愿在双方举行谈判前，单方面大幅杀价，以免谈判桌上无步可让。化解上述歧异的途径是双方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就台北所关心的三个问题同时进行谈判。因为如果只谈结束敌对状态问题，而不谈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不足以构成台北同意进行谈判的诱因，即使达成停战协议，也无法保证双方不会在后一问题上再起冲突。换言之，前者只是治标，后者才是治本。既然中共一再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就可以也应该将台湾朝野所共同关心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列入谈判议程。而台北也应认识到，其所希望达成的两岸和平共存局面，只有通过双方的正面接触、磋商，才能得以实现。 

3、关于“一个中国”的实际意涵 

    如上所述，近年来台北有关一个中国的概念巳逐渐限定于文化同源和未来统一的涵义，在现实生活中仅具有逐渐淡化的象征性意义。而北京对于一国的实际意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则有严苛和较为宽松的不同铨释。前者明确界定一国就是实行单一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后者表现为对统一后台北和北京的关系，进行象征性的对等性安排。例如，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早于一九八五年就表示，将来统一后可考虑以“中国”为国号，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32] 一九九二年六、七月间中共又先后表示，只要双方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进行和谈，不必明确表述北京为中央政府，台北为地方政府；[33] 统一后采取何种国旗、国号均可商量；[34] 邓小平则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九二年两次提出，可以考虑联邦制的可行性问题。[35] 虽然邓的有关指示因党内、军内强硬派的抵制，“想不通”，尚未形成大陆对台部门的一项政策，但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报告和“江八点”均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跟邓小平上述弹性说法一脉相承。事实上，如果中共将“一个中国”严格界定为实行单一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谈判也就没有多少弹性空间，也不存在“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现实可能。而如果中共愿意将“一个中国”界定为象征性的法理架构，在这个架构下允许台北拓展外交和国际空间，通过松散的邦联制，循序渐次推进两岸未来的整合模式，则有可能为台北方面所接受。 

结 论 

    综上所述，台海政治纷争的焦点在于台湾是否应享有独立的外交空间。中共的一国两制方案，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台湾享有高度的自治管辖权，实际上等于默认了台北在内政方面的主权地位，只是对其外交主权和国际地位仍予以封杀；而台北则不顾中共的警告，将拓展国际空间作为伸张独立主权、寻求国际支持的必经途径。美台关系的渐次提升，使北京当局深受“美台勾结论”的困扰；苏联解体后无力南顾、中共高科技作战能力的增强和后邓时期的权力继承斗争，亦构成了台海军事冲突的潜在前提。而一旦两岸交战，对两岸经济、政治发展，民间交流及统一远景，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等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为此，台北在追求国际地位时，不能不考虑北京的大中国情怀，而北京在维系“一个中国”的象征性主权架构时，也应该给予台湾足够的国际空间。换言之，双方在追求自身目标时，均应以不影响台海和平为前提。 

    八十年代以来两岸关系的互动表明，经济和文化交流固然有助于增进两地人民的了解和官方接触层次的提升，但两岸关系的根本缓和，却取决于北京和台北能否举行建设性的政治谈判，正式结束敌对状态，求同存异，让双方在象征性的“一个中国”的主权架构下，同时享有事实上的对内、对外主权。这就要求两岸对现存的国家主权概念内涵，进行横向的理论性区分，从象征性主权与实质性主权（包括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两个面向）的区分入手，探索两岸在主权问题上名实之争的化解之道，使北京所刻意维系的名义上的统和台北所追求的事实上的独能达成某种妥协平衡，避免两岸主权之争的恶性循环和情绪性的统独摊牌。此一“既统且独”的共处模式，比起消极的“不统不独”，也许更能促成海峡两岸的“统独休兵”，从根本上防范台海军事冲突的发生。※ 

【注 释】 
[1] Chih-cheng Lo & Jih-wen Lin，“Between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A Mixed Strategy Analysis of Current Cross-Strait Interaction”，Issue & Studies，Vol.31，No.3 (March 1995) 
[2] Parris Chang & Martin Lasater (eds.) If China Acrosses The Taiwan Strait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3)，pp.191-92 
[3] 一些民进党人士认为，即使台湾不宣布独立，也难保中共不对台用武，也有一些人认为，即使台湾独立，中共也无可奈何，但其结论则都是台湾应该独立。 
[4] 宦国苍，“台湾面对中共挑战的选择”，见张富美《台湾问题论文集》，美国加州台湾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5] 邓小平于一九八四年表示，不放弃使用武力，是一种战略考虑，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八六－八七。 
[6] 如江泽民和杨尚昆在一九九零年先后表示，不放弃对台用武，是就台湾独立和外力侵入台湾而言的，见《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二日，《中国时报》一九九零年九月廿五日。 
[7] 陆铿，《胡耀邦访问记》，香港百姓文化事业公司，一九八五年，页十六。 
[8] 詹军，“大陆军事力量软件之发展”，洛杉矶：《海峡两岸武力冲突》研讨会论文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董立文，“中共高科技局部战争准备与两岸军事安全”，佛州坦布市：《现阶段的中国亚太安全政策与两岸关系》研讨会论文集，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九六年一月二日。 
[9] 例如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进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军方主要领导人在有关两岸问题上的多次放话。 
[10] 宋心宁，“冷战后中国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安全战略”，佛州坦布市：《现阶段的中国亚太安全政策与两岸关系》研讨会论文集。 
[11] 陆铿，“转折年代的悲情人物”，《中国时报》，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日。 
[12] 见《百姓》半月刊，一九九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13]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二日。 
[14] 杨尚昆一九九零年五月谈话内容，引自林仲斌，“从正反两面看中共对台用武可能性”，《中国时报》，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 
[15] 文青，“论一国两制”，《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零年七月四日。 
[16] 参见锺行之，“从后邓权力过渡症候群看两岸关系”，《中国时报》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罗冰“对美台政策各执一词：党政军大纷争”，《争鸣》一九九五年七月号；蓝辛，“李登辉访美引发中共内斗”，同上；黎自京，“人大常委倒江声”，《争鸣》一九九五年八月号。 
[17] 岳山，“江九条─中国人打中国人”，香港《争鸣》，一九九五年九月号。 
[18] 见《中国时报》，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江泽民谈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发展前景，《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 
[19] 乔石的谈话内容见《世界日报》，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李瑞环的谈话内容见《自由时报》，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九日。 
[20] Parris Chang & Martin Lasater (eds.) If China Acrosses The Taiwan Strait. 
[21]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一日。 
[22] 《民众日报》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九日。 
[23] 金波“飞弹恫吓下的台湾”，《争鸣》，一九九五年九月号。 
[24] Mark S. Pratt，“U.S. Reactions to the PRC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in Parris Chang & Martin Lasater (eds.) If China Acrosses The Taiwan Strait 
[25] Cheng-yi Lin，“Taiwan's Security Strateg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in Issues & Studies，Vol.31，No.4 (April 1995) 
[26] 其它四个地带依次是北韩、南沙群岛、波士尼亚和中东（暗杀恐怖），见日本《产经新闻》，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 
[27] 林冈，“大陆台资与两岸政治关系的互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第四卷第十期，一九九三年十月。 
[28] Hsin-hsing Wu，“The Dynamics of Cross-Strait Political Interaction：Compromise and Confrontation”，in Issues & Studies，Vol.31, No.6 (June 1995) 
[29] 见香港《九十年代》，一九九三年六月号。 
[30] 例如，李登辉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表示愿意在总统选举后与江泽民会面，且有意暗示谈判地点可有弹性，而不再坚持非国际场合不可；又如江泽民在同年十月间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再次提出举行两岸领导人互访后，台北除声称“李江宜在国际场合”见面外，还提出诸如亚太经合会高峰会之类的多边场合。 
[31]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陈健于一九九五年十月间强调，两岸领导人能否会晤，关键取决于台湾当局是否能够真正停止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见《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五年十月廿日。 
[32] 陆铿，《胡耀邦访问记》，香港百姓文化事业公司，一九八五年，页十三。 
[33] 中共台办主任王兆国的提法，见《中国时报》，一九九二年六月廿九日。 
[34] 中共副总理吴学谦的提法，见《中国时报》，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 
[35] 邓小平于一九八三年表示，两岸不排除实行联邦制的可能，只是不愿现在作这个提法。一九九二年邓在中共召开十四大前下达新前下达了新的指示，为中共十四大的对台政策定调。邓表示在两岸问题上，中共可以再作实际的让步和某些政策上的修正。首先要解决两岸谈判的方式、名称、性质，以便取得基本共识。邓进而表示：“我们要周全地研究台湾方面提出的以政治实体对等谈判的要求，包括对统一后的宪法修改、政府结构的改变，包括所谓‘联邦’或‘邦联’的范畴、性质以及实施的实际可能性。我们要让对岸的中国人民了解，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吃掉台湾和改变台湾地区的现行制度。见陆铿，“中国统一问题十问－－访丘宏达教授”，陆铿，《中国统一问题论战》，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页九九；香港《镜报》月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