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后中国的可能前景

一、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和领导能力

    自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邓小平主导建立的政治领导体制是一种“垂帘听政”式的结构，一直到九十年代前半期依然如此，即邓在后台，江李在前台。然而，今年邓小平已辞世，那么，中国会不会继续邓小平式的政治体制、出现一个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式体制，或者邓小平式政治体制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领导体制所替代，中共“十五大”后有可能形成什么样的政治领导体制，是否可能出现所谓的“江体制”？这些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邓小平之后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有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权威和领导能力。

    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唯一可算得上是具有个人超常魅力（克里斯玛型，Charisma）的政治领袖，其余几个潜在的第二代人物（如杨尚昆、万里、赵紫阳等）与邓相比，无论是在政治经历上还是在个人实力上，都相差太远。邓小平之后，第二代领导人中已经没有人有能力象邓小平那样“垂帘听政”。但是，这并不是说第三代领导人就可能取邓小平而代之、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的具有领袖魅力的领导“核心”。由于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江泽民要想成为毛、邓那样的克里斯玛型的政治强人、建立由政治强人全盘操纵一切的领导体制，是非常困难的。

    首先，江泽民未参加中共“打江山”的创业过程，而在解放后守业的几十年中，直到他登上总书记的位置之前，基本上是扮演技术官僚的角色。这样，他要想成为克里斯玛型的人物，就缺少必要的在历史上多年积累的本钱。他是在“六四”那样一个特殊时刻，被放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在与江泽民资历相当、甚至资历比江还要老的高级干部中，自认能力、政绩很强的大有人在。这些人虽然并不会冒然去向江泽民挑战，但要他们象对邓小平那样毕恭毕敬、亦步亦趋，却是绝不可能的。其次，军队一向是中国强人政治的基础，江泽民虽身有军委主席的头衔，也取得了军队的一定支持，但他毕竟从无军旅生涯，在按军功论资排辈的军队系统中，要建立一呼百应的威信是极为困难的。江泽民如此，其他在位的高层领导人的个人背景也相差不多。所以，在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中，恐怕谁也难以树立起足够的个人威信，建立一个他个人说一不二的领导体制。

    其实，这种第三代领导人政治权威不足的现象，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一种常见现象，并非江泽民个人运气不好。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一般只会在第一、第二代领导人中出现；第三代领导人登上政治舞台之际，往往也就是政治强人时代结束之时。当年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一个领导人，他之所以能在苏共总书记的位置上多年不坠，并不是因为他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非凡的领导能力，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技术官僚出身、能力平平、抱负有限的政治家，因此对各高层主要派系都不构成威胁，能够为各种势力所接受。苏联解体后披露的苏共档案揭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高层干部当时都很愿意勃氏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因为他谁也不愿得罪、谁也不敢得罪，这样原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就能长期稳定下去。甚至到了勃氏晚年的时候，他已身体虚弱、心智失迷，经常连讲话都语无伦次，他屡次要求退休，可是苏共政治局一再拒绝，硬要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待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好保证原已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不致因为他退休而打破。

    在邓小平死以前，即使邓已经没有实际控制能力、甚至失去问政能力，江泽民还是可以充份利用邓的影响力和权威、利用各级高干对邓的敬重、运用邓建立的体制和领导结构来发号施令，中国政治的稳定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但邓死后，第三代领导人就必须独自挑起领导重担，独自承担各方面政策的政治后果。如果第三代领导人处于一种“创业已成、守业即可”的环境和风平浪静的年代中，他们或许可以“不求大功、但求无过”地过下去而安然无事。可是今日之中国，正处在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已经把容易做的事都做完了，所有邓无能为力的或不愿冒风险的事都留给了第三代领导人，而其中许多是拖不过去的难题，例如，对六四的评价问题，走改革开放道路又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国有企业大量破产的风险，国家银行因烂帐过多有倒闭的危险，共产党的广泛腐败导致党内开明派、保守派和社会上的一致抨击等等。

    这些难题，邓小平尚且嫌棘手，不愿冒然处理落下骂名，宁可掩盖起来或尽量拖下去。可是这些难题现在都不同程度地浮出了台面，其中隐伏的矛盾甚至可能激化。第三代领导人不可能再长期用拖延战术，将不得不面对现实、迎接这些难题的挑战，这就需要第三代领导人能够具备领导者的勇气和责任心，到了关键时刻，要为了解决国家的难题而不计个人荣辱毁誉、敢承担责任、敢冒风险。然而，在沿袭多年的选拔提拔干部的机制的支配下，中高级干部中那些敢做敢为、不避风险、不怕得罪人的干部，反而不容易“脱颖而出”，这种状况削弱了新一代领导人处理难题的领导能力。

二、邓之后的政治领导体制

    邓小平时代政治体制的特点是，由于邓小平拥有充份的个人权威，在他的这种权威之下形成了几派政治力量的平衡。首先，大政方针是由邓说了算，只要邓讲了话，别人即使有不满，也不敢公开顶撞，最多是保持沉默而已。其次，邓小平从来不“淌混水”，如果他做错了、或者他的一项政策出现负作用，他都能够设法让别人当替罪羊，自毛泽东之后，就没有人能让老邓当替罪羊了。再次，尽管每次邓小平打击某一派的力量后，会出现暂时的力量失衡，但邓小平自己的“核心”地位从来不动摇，他可以很快安排新的政治平衡。而各派政治力量也都寻求邓小平的支持，把邓小平当做靠山，谁一旦“失宠”，就只有下台这一条路了。一九八六年邓小平打击胡耀邦，一九八九年他罢免赵紫阳，都是这种情况。邓小平时代的中国，虽然政治斗争不断，高层更迭频繁，但每次事件后，政治形势总能很快稳定下来，关键就在于，邓小平能处于超然位置、操纵政治平衡。

    邓之后的政治领导体制则完全不同，它将会比邓体制要弱得多，不见得能产生足够的政治权威去应对目前复杂困难的局面。在邓后的领导体制下，想重新树立一个有名有实、威权相符的领导“核心”，可能是事倍功半的；而在“集体领导”的格局下形成的政治平衡则很难保持长期稳定。现在在中国，一个领导人有没有威信，不再取决于他说得多漂亮，而是看他能办成几件像样的事，特别是他能不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虽然也可以靠组织“秀才班子”写吹捧文章，去试图建立领导人的政治形像，但这种做法看起来十分热闹，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套做法毛泽东可以用，邓小平可以用，可是第三代领导人却不能用。这是树立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的做法，要当这样的政治领袖需要能力和实力，否则只会“拔苗助长”。

    所以，在邓后的领导体制中，大概不会再出现强有力的能操纵全局的政治强人，结果必然形成几强并存、集体领导的局面。这样，名义上的领导“核心”未必有统筹全局的权威，因此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只有在高层意见一致时，最高领导人才能“说话算话”，他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和实际上的召集人而已。一旦遇到政治局常委们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最高领导人这个名义上的“核心”是没有能力和资格“力盖群雄”、拍板定案的。结果，凡是高层意见分歧的政策，就可能议而不决，只好搁置下来。这样的领导体制，是缺少解决难题的能力的，对许多重大问题经常只能回避拖延。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那种“老人家一句话，满朝文武一齐颂扬”的大一统集权体制的景象再也不会重现了。

    其次，在邓后中共的领导体制内，邓小平建立起来的、以邓为中心的政治平衡不会长期维持下去，邓死后一定会发生相当多的摩擦甚至冲突。能否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间的平衡，这是对第三代领导人领导能力的挑战。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江泽民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平衡，他也不可能象邓小平那样超然于这一平衡和所有政治力量之上，相反，他自己只不过是某一派政治力量的一员或“头领”。江泽民主要的优势在于，中共十四大和今年的十五大上赋予他的政治合法性可以保护他的地位，使得别人不容易扳倒他。但这个合法性既不可能造就江泽民“一言九鼎”的位势，也不可能赋予他足够的条件和手段，去随心所欲地摆布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前途。如果出现政策失误，高层领导人就都处在政治斗争的湍流旋涡之中；在各人争相摆脱政治责任的权力斗争中，江泽民无法处于超然位置，同样可能“遍体鳞伤”。与过去不同，现在党内各派政治力量不会把江泽民当做唯一靠山，因为那样于事无补；相反，他们会各自以各种渠道和方式取得社会上某些力量的支持。这样就强化了各派政治力量的地位，削弱了江泽民处置任一政治力量的能力，中共的领导集团落入一种被各种政治力量拉扯、各种利益的代表彼此牵制妥协的局面。

    邓后的中国政治能否稳定是举世瞩目的大问题。不仅中国人在关注这个问题，世界各国也在密切注视这一点。在邓之后这种“集体领导、集体分担政治责任”的状况下，党内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取决于主要政策的实施结果。倘若政策执行顺利、成效好，则可能出现政治力量间暂时的均衡。一旦政策遇到阻力、造成负效应时，高层领导人就无法既把失败的责任推给某一派，同时又能维持党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和政治的稳定。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中，中国的军队起什么样的作用就非常值得关注。目前，中国的军队仍然由中共严格控制，但是，经过多年的社会政治演变，这支军队现在已经不太希望再深深地介入政治，而想成为真正的国防军。由于军队介入政治的兴趣减弱，政治领袖利用军队作后盾而操纵党内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也会减低。改革开放已经多年了，相当一部份军队中高级干部都认为，军队应该是国家的、负责国防的，而不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邓死之后，军队谋求中立化的意识会逐渐加强，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军队可能保持中立，而不介入进去。当然，这样的发展也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在邓死后的一个阶段内，如果社会上有动荡的话，军队仍然会站在党的一边。

三、改革与开放政策的方向

    在邓之后的弱势领导体制下，政治的稳定取决于政策上是否不发生大的摇摆、政策实施中是否不出现大的社会政治冲突。邓之后中国政治矛盾的冲突焦点将首先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问题。所谓的延续改革开放政策，不是指“凡是邓小平支持的就继续做下去”，而是说，必须沿着改革开放的方向、不断解决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和难题，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至于中断停顿。如果只是在口头上空喊“坚持改革开放”，而在实际上对各种具体问题却采取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办法去处理，改革开放就会逐渐被破坏瓦解，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外壳。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正效应就会被拖延不决的难题所产生的负效应所抵消，最终因积重难返而陷入困境。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体验，现在对绝大多数干部来说，改革开放中既得利益调整的大趋势已经显示得一清二楚了。什么样的人有希望青云直上，谁有机会“浑水摸鱼”，谁却每况愈下，谁最后必然名利两空，连老百姓都看明白了。十多年前，也许还有不少人相信，“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其他人随后也会进入小康社会。”现在，谁能暴发、谁致富无门，改革的结果最后谁得利最多，都是摆在面前的事实。利益的分化必然造成各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人物在政策走向上的冲突，右翼激进的改革派与左翼保守派的分歧是十分明显的，在社会上也各有其社会基础。

    “六四”以后，党内和社会上的“自由派”多数都遭到整肃，正当党内极左派要大举清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起了反击，将极左派压制住了。但是党内的这些极左派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与保守派联手，正或明或暗地进行着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最近几年连续出现的极左派理论观点，如他们的几份“万言书”就是这种准备的产物。极左派主张恢复阶级斗争、反对改革开放，保守派们则主张更多的平均分配、反对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方式。

    这些观点在中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政治上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保守的工人（尤其是老工人）、老干部等是他们政治上的支持者。几十年来的新闻管制和洗脑教育，已经使两三代人的头脑里充满了说教，诸如反对剥削压迫、“有饭大家吃”、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等等。除了这些说教之外，许多人已经不会用别的方式去认识看待世界了。而干部们则看到了苏联东欧共产党完结后党的干部的处境，很多人对改革的立场态度变得十分功利，基本上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出发，来评价政策走向。这使得党内的左派们很容易地聚集起来，严密地监视着党内和社会上的自由化倾向。因此，党内左派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而且在内部较少利益竞争、目标简单一致，对右翼势力进攻时很容易协调配合。

    相对而言，党内的右翼们则要逊色多了。党内的改革派们从前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现在是在邓的旗帜下聚集在发展市场经济上这个目标上，而在其他方面，如民主化、公平竞争等，共识并不多。在推动经济市场化这个目标上，改革派得到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工商阶层、农民中的一部份的支持，这些支持者都是在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赢得财富和地位的。

    但是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明显的社会不公平、通货膨胀和社会主义福利的日益减少等问题，以及在现行政治体制基础上滋生膨胀的严重的贪污腐败等，都被看成是改革派的致命弱点。对改革中种种负面现象和问题不满的人，往往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现象与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后果。其实，一些人大谈现在的社会不公现象，并不是盼望着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他们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在过去的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优越地位下降了而不满。贪污腐败明明是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结果，一些权势人物利用经济改革胡作非为，又受到现行体制的重重保护，可是不少人却利用批评腐败的机会攻击改革。由于改革派在政治改革上看法不一，内部又非常松散，面对左派和保守派的攻击，无法团结起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反击，结果常常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不仅如此，改革派内部的利益竞争也比保守派内部大，会不断地出现分歧甚至摩擦，这就更给了左派们以机会。

    邓死之后的政治现实是，中国党内党外的左右两大股力量，在意识形态、改革开放的战略和政策上的分歧，还会进一步扩大。改革派在政治上可能会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保守派则会主动发难，抓住改革派的弱点进攻，企图挽回邓时期左派们的弱势，并力图避免邓后可能出现的为“六四”翻案或社会全面动荡。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派只有得到地方势力、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外来势力的支持，才有可能保住多年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成果。

    这样一种局面意味着，今后围绕着改革开放的功过得失，很可能会出现激烈的论战和政治斗争。为了政治稳定，中央领导层不大可能让这种争论公开化或者激化，然而，党内高层日益对立的观点和分歧，最终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争论的公开化或半公开化。即使党内不想争论，社会上的争论以致对立也是不可避免的。从总体上讲，中央领导层无法放弃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是严重的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派系的分化，不但会削弱中共的政治领导，降低领导人的权威，而且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邓后的政策走向。从目前的实际来看，由于各利益集团和政治派系的利益基础和政策意见的差距太大，使得这种争论难有可能取得妥协和一致的意见。因此，这样的争论不仅会在政治领导层中产生麻烦，而且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以致可能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前景。

    与中国未来政策走向有关的还有两个因素，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否稳定，以及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反对派将如何作为。在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与地方积极性的增加和权力的扩大分不开的，随着地方权力和积极性的增大，各种改革开放措施得到了落实并有许多创新。但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也有人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地方正在趋向与中央分裂；在邓之后，中国可能变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

    实际上，地方权力的扩大，以及地方与中央在某些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诸如税收问题、人事任免问题等，都是集权的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解体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只能在继续维持地方的积极性的基础上，寻找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更好的方法。今后，中国要维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就必须在邓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方向上继续走下去，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在经济发展上的权力，同时中央要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做必要的努力。应当建立一个中央与地方相对分权，但又是中央领导地方、协调全国发展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会出现地方的分裂主义或所谓中国四分五裂的政治前景。实际上，中央政府维持中国统一所必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资源还是很雄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果发生分裂，唯一的可能就是中央先发生分裂，地方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脱离中央，自己干自己的。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在“六四”期间曾达到过高潮，之后即开始走入低潮。但中国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在国内有增无减。原因很简单，近几年的严重腐败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共失去了信心，而且这种不满已经是公开化了的。邓在世的时候，这些政治反对势力不大愿意公开表述自己的意见，而且也不可能有公开的组织活动。但邓去世以后，这些国内的政治反对势力很有可能和国外的政治反对力量、党内的反主流派力量、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力量等，联合起来发难，并很有可能将活动组织化，这是中共目前非常头疼的大问题，因此中共会加强对政治反对力量的压制，特别是全力阻止组织化了的政治反对力量的形成和存在。

四、邓后的中国经济状况

     持续增长的经济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安定感，所以，能否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今后中国的政治稳定也非常关键。中国经济有一些有助于维持经济增长势头的条件和机会，但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会随着改革开放深度的加大而遇到更多的困难。如果不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则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将会减少以致消失。

    从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虽然，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实行紧缩政策，要压低通货膨胀，但经济增长还是维持了一定的速度。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一定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动力的来源可以列举出许多，诸如乡镇企业的发展、私营经济的壮大、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多、外贸的增长、科技进步等。

    在这诸多因素中，有几个因素非常重要，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第一，中国有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其来源就是农民，目前中国农村有一点八亿到二点三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民最近几年以大致每年一千万人的规模从务农转入第二和第三产业。这种劳动力的转移，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长期的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按以上的转移速度，这一转移至少还可以维持十年以上。农民进城工作，其工资虽然很低，但其创造的增加值却是务农产值的许多倍，这样就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难以估计的潜力。

    另一个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经济改革释放出来的活力。经济改革解放了农民，也使得知识分子、官员、城市个体户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从而在中国出现了遍地的科技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各种类型的非国有化企业；同时，外商大量进入中国，使得中国出现了真正的市场竞争，也逼迫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第三个因素就是，全国各级干部都在为自己所在的地方和部门争项目、争投资，以及为地方和部门作好事、谋福利，这些做法已经成了衡量这些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这种冲动虽然造成了不择手段、违法乱纪、虚报成绩等坏现象，但也促成了经济经常可能过热、增长速度较高。

    尽管在邓后时期，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继续维持较高速的增长，但许多不利因素也阻碍着经济的正常发展。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拖延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现在日益凸显出来。目前，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存底大大增加，但另一方面，企业已因资金短缺而陷入生产困境。企业开工不足，经济效益连年下降，一九九六年更出现了企业盈利大规模下滑的趋势，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利润滑坡更加厉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处境会越来越坏。此外，虽然目前通货膨胀有所下降，但推动高通货膨胀的因素和压力会持续增加，高通货膨胀的现象随时可能发生。再者，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和执法能力差，经济秩序非常混乱，贪污腐败已经普遍化、制度化。目前中共对此毫无办法，这种腐败和经济混乱有进一步扩散蔓延的趋势。还有财政赤字逐年加大、国债发行规模超出了警戒线，出口困境加大，外商产品大量在中国登陆后，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等，都加大了经济的困难程度。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经济的增长。

    中国经济在邓后时期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面，而改革问题又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和稳定。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虽然在一九九二年以后有了很大的进展，但近年来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最主要的困难仍然是改革的方向问题。中央确定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名义上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但在实际执行中搞的是双轨制，因而逻辑上有两个可能的演变方向，一个是向更多的自由经济发展，而另一个是朝更多的行政管制的方向走。

    目前的政策倾向是在朝后一方向走，按照这样的政策方向，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包括加强国有经济的作用和实力，有盈利的项目要多让给国有企业，国家银行的贷款只贷给国有大中型企业等。这种大力扶持国有经济的做法，使得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国有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这些企业不仅在国内拥有垄断的位置，而且中共也放出他们到国际市场上去活动，尤其是在香港。但这些国有大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实际的经济运作结果并不好，企业亏损严重，官僚主义使企业的运转效益很差。尽管如此，中央也不肯改变政策方向，还要继续扶持国有大企业，政府对经济的宏观控制进一步强化。在这样的政策之下，中国经济的自由化改革进展缓慢，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改革困难重重。目前提出的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政策，虽然听起来对私有化的改革似乎有所帮助，但实际上，当政府让大中型国有企业享有优惠特权、大力扶持它们的做法，势必阻碍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放慢、效益下降，从总体上看会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由于目前的经济政策中就比较偏向于加强行政控制，今后主张多一些政府管制、多一些宏观控制的声音无疑会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政策的方向会进一步向行政管制和宏观控制的方向倾斜。这样，不但会使中共内部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冲突加剧，也会进一步引起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和混乱。当然，中共如果想完全离开改革开放的道路、而退回到以前的计划经济中去，困难会非常大，因此而引起的振荡也是中共无法承受的。但是，放慢改革的步伐、加强行政控制和国有企业的力量，却是有可能的，其结果会减慢经济增长，造成经济效益进一步下降。

五、邓后的社会发展方向

    今后在没有大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会沿着自由度不断加大的方向发展。当然，在十五大前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政治控制可能会加大，因而社会的自由度会缩小。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样的时期可能是比较短的，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自由度不断扩大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社会发展的自由度的扩大会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非政治的言论自由有可能加大。中共一直很注意对政治言论的控制，这方面今后松动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一般性言论的控制会放松，所谓一般性言论是指娱乐、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言论，这些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这种放松实际上是社会不断发展所需要的，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但是，要从松动对非政治言论的控制，过渡到真正的言论自由，仍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第二，社团活动会有所活跃。目前中国的社团活动正在变得日益活跃起来，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的自治和自主力量在成长，需要表现自己的活力和利益，活跃的社团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社团活动变得日益活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当一部份老干部退休以后仍然精力旺盛，还想有所作为，因此要求建立一个活动场所，保留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要求继续保持对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这样，他们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术、经济、联谊性的社团组织，数量越来越多，活动也越来越活跃。这样的发展趋势今后仍然会继续下去，而且由于目前在台上的领导人都是已经或即将退休的老干部的同龄人或小字辈，他们无法阻挡这类社团活动，只能给这些老干部开更多的方便之门。今后，社团活动不仅数量上会继续增长，而且活动的范围和内容也会扩大，活动的方式会越来越多样化，这样，日益活跃的社团活动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动力。虽然中国的社团活动短期内还不可能直接在政治上有大的作为，但体现某个团体自身的利益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却也是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

    第三，推行乡村基层选举可能给人民更大的自由空间。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乡村基层选举体现了中国的民主，因而大加赞扬。但实际上，中共推广和扩大乡村基层选举的目的是，在集权高压统治失灵后寻找一种有利于统治的乡村自治机制，并不是为了追求全面政治民主化。当然，乡村基层选举的实施也是中国当前社会自由度扩大的表现，尽管这种自由的扩大对中共的统治也是有好处的。实际上，改革以来，中共在农村建立的由干部和党员构成的基层控制网逐渐瓦解，继续依靠党的系统来施政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许多任务完不成，许多事情管不了。这样，与其在管不了的情况下硬管，倒不如将它交给农民自己管理更有效些，这样还便于收税、治安。而农民则通过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重新获得了被剥夺的政治权利。目前，真正由村民自由决定、没有上级党政机构操纵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并不很多，但今后这样的选举很有可能逐步在全国铺开。农村基层选举的扩大也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城镇展开。这样的比较独立的基层自由选举，无疑会增大中国社会的自由度。

    在社会自由度增加的同时，社会的安定问题也是今后中共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虽然马上发生大的政治动荡的可能性不大，但可能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却很多，高层的政治摩擦和冲突、通货膨胀等都可能造成社会动荡，而直接引起社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则有两个。

    第一是失业和就业问题。目前许多国有企业生产萎缩、经济效益下降，不少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关闭，工人们只好失业回家。中国的失业率最近几年连续上升，一九九五年登记的失业职工有大约五百万，但同时还有一千五百万国有企业的隐性剩余员工和国家机关的五百万隐性失业人员。由于失业以后的救济金微薄、无法养家，失业人员的不满带来了许多治安问题，这类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对这些人来讲，重新再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差。除了工厂工人的失业外，每年全国城市还有许多中学毕业的青年加入就业大军，估计到2000年这一数字会达到一千九百万。这些人的就业问题也同样是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这些城市青年从小娇生惯养，技能虽不多，对就业的要求却很高，如果安排这些人去当个体摊贩或干粗重的体力活，势必激起他们的心理反弹，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政府目前既没有办法安排这些人到舒适悠闲、待遇优厚的部门就业，又不愿意承认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只好用些空洞的许愿暂时安定一下这些城镇失业青年的心，实际上是拖一年算一年，把麻烦转移给未来，增加将来社会安定的困难。

    第二，中国目前还有两亿左右的农村待业大军，每年至少有一千万要自己进入城镇寻找就业机会。目前，农村居民已经形成了几千万人的流动人口，在中国的大城市之间流来流去，不但给大城市带来就业压力，而且也带来了治安问题。如果为了把城镇就业机会留给城镇居民，全面恢复改革前实行的“不允许农民进城”的政策和规定农村居民为“二等公民”的身份制度，就意味着把改革中一度缓解了的、对农民的制度化歧视重新建立起来，这会造成农民的愤怒，从而导致政治压力和严重的政治不稳定。一旦农民因此而有组织地提出政治平等和民主化，中共立即会面临困局。所以，中央只好承认现在农民大量流动的事实，允许少数农民可以以变通的方式在城市定居和工作。但是，这些安排只是“杯水车薪”，无法解决上亿农民的需要，因而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流动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前几年所实行的、建立中小城镇以满足农民就业需要的办法，看来是一个不大成功的办法，大量的农民在就业容量有限的中小城镇中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结果还是大量进入大中城市。

六、结语

    当前，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中共面临着经济社会转型中极为严竣的政治挑战，其领导体制、政策、意识形态，以及党政一体的权力集团与社会的关系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邓小平在世时，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只是由于邓的“压台”作用，暂时被“封存”了起来。邓小平死后，强人政治结束了，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强人时期。正在形成中的非强人政治领导体制应对以上挑战的能力显然比毛泽东、邓小平弱得多。从短期来看，大的政治动荡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第三代领导人没有拿出解决以上诸多难题的有效办法，从中期来看，这些难题可能引起经济社会或政治的不稳定，构成对领导集团的巨大政治压力。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分散的政治权力本身会造成权力集团内部较多的摩擦冲突，而改革中出现的利益分化也造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这都意味着政治多元化阶段的到来。

    如果能认清这样的“大气候”，通过政治改革而形成利益集团之间妥协共处的机制，从而主动顺应潮流，那么政治多元化局面的出现，将会给中国的民主化带来机会，并创造解决转型期种种难题的政治社会条件。但如果不敢面对这一潮流，总试图用过时的体制或政策去对付新问题，不仅难以奏效，反而会促使矛盾越积越多，最终陷入混乱的局面。中国没有人愿意见到政治社会失去稳定，但是我们也应当懂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用深化改革去促稳定，则稳定存；在抱残守缺中图稳定，则稳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