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坝对都市发展与旅游业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从远古时代的神秘论、到中古时代的天命论、再到近代的改造论，进而发展为现代的协调论。

    在远古的原始社会，人类靠采集和渔猎为生，对自然界缺乏了解，把日月星辰、山川万物都当作神灵来崇拜。到了农业社会，人类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进而懂得了引水灌概；但对洪涝灾害仍然无力防范，只能听天由命、靠天吃饭。当人类迈入工业社会之后，发明了机器，开发了大量矿产资源，制造出钢材水泥，发展了巨型混凝土建筑物的施工技术，研制了巨型掘土机械(最大载重量达两千吨)；这样人类就有可能建造结构复杂的超级大坝，在大型水库内拦蓄河水，既能防洪、又可灌溉、还能发电；水库还提高了不少河道的水位、便利了航运，并且扩大了水面而优化了景观，增加了水源，促进了旅游业和都市的发展。但是，随着大坝和水库规模的增长，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目前，人类正进入后工业社会，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必须合理地开发和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所谓的“人定胜天、改造自然”，应该是有限度的。只有当人们认真地保护地球上的生态和环境，才能使自然资源得到永续利用，使生态和环境的演变有利于人类的生活和健康。

    修建任何大坝和水库，都会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问题是哪方面的影响为主。如果水库大坝的选址恰当、规模适中，也许其正面影响会大于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在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的荒凉山区修建中小型水库，会给那里增添水面景观、改善当地小气候、便于水产养殖和水上运动，能促进旅游业的兴起和小城镇的发展。但是，在人烟稠密、文化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的山谷里修筑巨型大坝和水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是十分巨大的，其损失也可能是难以弥补的，最具争议性的长江三峡工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目前，关于三峡大坝对都市发展和旅游业影响的研究还不多，本文试图运用西方国家相关研究的一些概念，全面地分析大坝的综合效益，说明大坝对都市发展和旅游业的影响。

一、大坝的效益分析

1. 从河流的三个自然特性看修建大坝的潜在影响

    建造大坝、拦洪蓄水，是人类开发和利用河流这种自然资源的重要方式。要讨论大坝的利弊得失，首先应了解河流的三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河流的流动性。河流与土地、森林、矿床等自然资源不同，其地理位置并不完全固定，河水是在一定流域范围内从上游向下游、从支流向干流逐渐汇集，在河谷中形成左右摇摆的河床，最后注入大海。因此，在河流的某段建造大坝，不仅会影响到坝址附近的环境，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不仅上溯到河流的源头，而且下伸至河口。

    河流的第二个特性是变化性。河流的水位、流速、流量等水文要素，都是随季节变化而变动的。除了一年之内的季节性变化以外，还有各年度间的周期性变化，它们与气象气候条件、特别是降水的周期性变化紧密关联。大江大河，源远流长，上、中、下游的气候条件、降水份布及水文条件很不一样。如果以为建一两座巨型大坝，就能控制整个流域的水情、消除洪水灾害，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河流的第三个特性是中介性，即河流是能量以及其它许多物质(泥沙、鱼类及其它水生生物)等的载体和介质。建造大坝可以拦洪蓄水、引水灌溉和发电，但也截留了大量泥沙，阻断了鱼类的回游活动。泥沙的淤积会缩短水库的寿命，而改变鱼类的生态环境则有可能导致这一物种的减少或灭绝。

2. 如何评价大坝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河流的开发和利用应当具有多个目标，要既能防洪和灌溉，又能有利于航运和发电，同时还兼顾水产养殖和旅游业的发展。然而，开发水力资源、兴建大坝也会带来一系列经济上的负效益，例如淹没农田、工厂、村镇、城市以及文物古迹所造成的损失等。一般说来，可以用价格直接计量的经济效益和损失，是比较容易估算出来的，也往往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而那些难以用价格直接计量的损失，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比如，文物古迹的价值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旅游业的发展不断增长的，可是究竟其价值有多大却是难以估算的；一旦文物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损失是人类无法弥补的。

    综合地评价大坝的效益，应包括分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所谓的社会效益，是指大坝工程给该地区居民带来的益处和损害。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可以增加当地就业机会，进而使得犯罪率下降；可是，兴建工程又会迫使库区居民搬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此外，施工队伍的各种消费，会引起当地的物价上涨，这也可能增加社会的不安。这些正面、负面的社会效益，很难用金额来精确衡量。大坝对都市发展和旅游业的影响，相当一部份表现在社会效益上。

    与大坝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比，大坝的环境效益更显复杂，其衡量和估算也更加困难。大坝的环境效益所涉及的，是大坝工程对库区周围环境，包括大气、水体和土地以及其他自然景观以及对人文景观、人类生存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这可以包括三个方面，即安全程度(Safeness)、丰富程度(Richness)和美化程度(Prettiness)。

    安全程度(Safeness)是指环境对人类健康有无伤害性的测度，一般以物理、化学和生物性指标来衡量，如温度、光照、各种辐射、噪音、有害气体、烟尘、蚊蝇、血吸虫、细菌病毒等的数量、等级和活性，可以根据人类的生理要求来确定这些指标的最佳值。

    丰富程度(Richness)是指环境为人类生存提供各种自然资源的潜力，主要是指再生资源(Renewable resources)的生产力及非再生资源(Nonrenewable resources)的生产条件。大坝可能引起地方性小气候的变化(如无霜期的延长)、土壤肥力降低、土地的沼泽化或盐硷化、林木退化、病虫害扩展、矿床被淹没、矿井充水或冒顶、地面沉陷、下游河道断流、航道的淤浅、港口码头被迫废弃等等。为了人类能长久繁衍、永世生存，我们索取自然资源时就不能单纯注重某些资源短期内的绝对获得量，而应该同时考虑到各种资源长期性的自然再生能力及可能获得量，应该努力维持各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和再生性，以利于各种自然资源的长期再生能力。

    美化程度(Prettiness)是指环境为人类提供具有观赏价值、精神享受或文化内涵的景观之潜力。它包括环境的美学、哲学、伦理、宗教、艺术、体育等内容，当然，这方面的环境评估是难以定量描述的。近几十年来，人类对这方面环境的美化程度的要求迅速提高。

3. 估计大坝的综合效益

    大坝对都市发展和旅游业的影响，主要涉及的是环境效益。通过估算一个旅游区吸引的游人数量和旅游消费额，可以判断环境质量的高低。如果人们愿意去某地度假，说明那里的旅游资源和环境质量的价值较高。把所有游人用于旅游的各项开支加在一起，就相当于这个地区的环境价值。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越发展，该地的环境价值也就越高。

    大坝的综合效益涉及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航运、水产、旅游等多个部门。我们可以假定，大坝建成以后平均每年减少洪水成灾的损失为B1，提供城市和工业用水的价值为B2，农田因灌溉而增产的价值为B3，发电量的收益为B4，航运在建坝后的增益为B5，水库养殖的收入为B6。对旅游业而言，如果大坝改善了环境、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其效益就是正面的，即+B7；如果破坏了景观、淹没了许多文物古迹，其效益就是负面的，即-B7。这样，我们可以把所有受益或受损部门的B值相加，得到ΣBi，并进而算出每一部门纯收益所占的比例(Ri):

Ri=Bi/ΣBi

    目前，美国在资源开发和工程建设中，经常按照各部门纯收益所占比例来分摊各部门所应当承担的工程投资。这种投资额分配法可以使参与工程的各相关部门的投资与收益相对应，防止盲目投资、避免过度开发资源，减少资源利用上的浪费。

    如果按照上述原则来评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投资和收益，就会发现，中国现行的三峡大坝工程收益的评估方案中，忽略了旅游收益的损失；因此，该方案明显高估了三峡大坝工程的总收益。若把大坝工程造成的旅游业损失估算出来，再加上高昂的古迹搬迁费用，大坝的综合效益就将大大低于目前大坝设计与施工部门的估计。

二、大坝对都市发展的影响

    都市(Metropolis)就是一个地区的主要城市或中心城市。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有很多人口接近或超过百万的大都市，比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等。世界上不少都市的发展都与大坝的建造密切相关，例如美国南加州的最大城市洛杉矶、中国的首都北京、四川省会成都等；还有不少都市，如天津、上海、重庆的发展往往不同程度地受上游或下游已经建造的或将要建造的大坝的影响。

1. 水源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人类集中聚居的场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演化并不断扩大。在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群居在村落(Village)中，这样可以防备野兽的侵害。五千多年前，中国的仰韶文化区(在今天西安的半坡遗址)的村落规模已达二百座小茅舍，共占地约三万平方米。那时村落的四周有一道壕沟，可能是用来防拒虎狼的；村落之外，东有窑区，西有墓地。

    到了原始社会晚期(氏族社会)，部落之间时常发生利益冲突和械斗，群居的规模就更大了。聚居场所的四周修筑起防护性的城池，村落就演变成了小城镇(Town)。随着私有制和商品交易的出现，较大的村落和小城镇就成为集中交易的场所。村镇的中心，尤其是能够取得饮用水的井旁，就成了集市的所在，即所谓市井。久而久之，城镇又进一步扩大，最后就逐渐演变成人口逾万的城市(city)。由此可见，水源与年代久远的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农业文明大多发源于河谷平原，这里的肥沃土地和水源使得农作物栽培有可能获得高产；但是，河谷地区经常出现灾难性的洪水，使当地居民面临着大自然的严重威胁。所以，兴修水利对于历经长时期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口怀山，襄陵下民共忧...，”禹奉命治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从夏禹以来，华夏大地上的修堤、筑坝、防洪、灌溉等水利勘测、规划和设计活动，一直延续到今日。

    农业社会中水利设施的发展对城市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在天府之国四川省最富庶的平原地区的中心，成都这座城市的出现就与泯江中游著名的都江堰有密切关系。都江堰不仅灌溉了成都平原，还促进了成都这座中心城市的发展。泯江水源丰盛，河流在灌县附近自山区进入平原，流速陡降，易淤易决，历史上这一地区曾经洪灾频繁。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初期，当地的居民就开凿玉垒山，分引泯江之水，以除洪患，使成都一带的农业逐渐兴旺发达，而农业的进步又使城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父子设计了以竹笼装卵石、堆砌大坝的方法，建成了都江堰这个复杂的拦水份洪工程及相应的排灌系统，使川西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富饶之乡。目前，都江堰的灌溉面积已达八百余万亩，成都也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水源是都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都要用水。水不仅供饮用，还是工业原料，又是传递物质和能量的载体。比如，生产和生活中的洗涤水就是污物的载体，发电和冶金用的冷却水则是余热的载体。发电、炼油、炼钢、造纸等，都要耗用大量的水，在都市的总用水量中，工业用水往往比生活用水高许多倍。

    美国都市的居民用水和市政用水约占总供水量的百分之十，而工业用水约占百分之四十，市郊农业(主要是菜地和果园)用水则占百分之五十。从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量来看，北京市民每天的用水量大约为零点一五吨，美国城市居民每天的用水量大约是零点五吨。若按人均每天用水一百五十升来计算，那么一座百万人口的都市每年就至少需要生活用水五千万吨。目前，中国城市的工业用水是民用水的二到三倍，而市郊农业用水又是工业用水的二到三倍，据此计算，一座百万人口的都市每年至少需要生活和生产用水五亿吨，而象北京和上海这样近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每年用水就会达到四十至五十亿吨。

    都市用水量如此之大，随着都市的扩展，很可能出现水源不足、供水困难等问题。人们常用的办法之一，是将废水回收循环、再次利用，美国的工业用水回收率就已达到百分之三十六。另一种办法则是建大坝、修水库，北京就是靠远郊的好几座大水库提供水源的，洛杉矶也是靠在四百公里以外的科罗拉多河上所建造的几座大坝来提供都市用水的。

2. 洛杉矶:靠科罗拉多河上的水坝发展起来的都市

    洛杉矶是美国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都市，现有人口大约四百万，地处太平洋西岸的加州南部，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如春，但是年降雨量较低。随着都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供水就成了问题。

    十九世纪末期，美国人口大批西移，这座一百年前只有约一万人口的洛杉矶小城迅速增长成为二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适应城市用水的需要，在距城市东北二百公里的欧文思河谷(Owens valley)筑坝蓄水，修建输水管道，通往洛杉矶。

    二十世纪初，新泽西州和芝加哥地区的工人以及爱荷华州的农民向西迁移，进入洛杉矶一带的工厂做工，或在南加州的帝国谷地(Imperial valley)开发农业。这个地区的气候虽然适合发展农业，却缺乏淡水。1907年，洛杉矶市的水利设计师穆禾兰德(William Mulholland)断言:“如果我们找不到水，我们就别想要这座城市，......我们必须有水，否则城市将无法发展。”

    于是，从四百公里外的科罗拉多河引水的工程开工了。1935年，在这条河上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胡佛大坝(Hoover Dam)；1938年，又在该坝以南二百四十公里处建成了派克大坝(Parker Dam)。这两座大坝给洛杉矶带来了进一步的繁荣，使都市人口增加到百万以上。1946年，在胡佛大坝与派克大坝之间又建成了戴维斯大坝(Davis Dam)；最后建成的是壮观的格兰峡谷大坝(Glen Canyon Dam)。这四座大坝的建成，为洛杉矶市提供了充沛的水源，使该市得以迅速扩大、一跃而超过了芝加哥和费城，成为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

3. 北京:近千年的引水史

    北京地处比较乾旱的华北平原北端，位于燕山南麓及海河支流永定河的北岸。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这块地方从军事重镇演变成了辽、金、元、明、清等历代帝王之都和政治中心，人口也从约二十万逐渐增长到一百多万。

    随着都市人口的增长，北京的用水量越来越大。为满足城市用水，辽、金两代曾在西山南麓的三家店附近，引永定河水入护城河，再循萧太后河与南北大运河相沟通。这样既解决了都市用水，也方便了漕运，使从江南来的运粮船可以直达中都城下。

    由于永定河多泥沙、河道多变，所以引水渠常被泥沙淤塞，频繁的维修或改道既费时又费力。元代水利规划师郭守敬(曾任都水监，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不得不放弃引永定河水的方案，改引温榆河源白浮等泉水，使之循西山山麓向西和玉泉山泉水汇合，再折南注入瓮山泊(即今昆明湖)，转东南流入大都城，经通惠河与南北大运河相连接，这条引水河渠全长一百六十余华里，沿河设置坝闸二十座。它对北京的都市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灌溉了京西的万亩稻田，美化了西郊的皇家园林和内城宫苑，提供了城市居民用水，还方便了南粮北运。到清代中叶，河渠上游因山洪危害，泥沙淤塞，难以修复，仅剩下玉泉山水供应皇家宫苑。

    1949年以后，北京的发展遵循了三条原则:第一，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首都居民必须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第三，优先发展重工业。于是，在北京大办工厂、广招工人，发展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重化工业。结果使都市人口迅速膨胀，居民和工业用水猛增，以致于出现了严重的水荒。五十年代初在永定河上游建造了官厅水库，但不久市区用水就供不应求了；继而在潮白河上又修筑了怀柔水库和华北最大的密云水库，并沿着燕山山麓开凿了长约一百公里的京密引水渠，把水送入市区。过去近五十年来，北京的都市供水全靠官厅、怀柔和密云这三座大坝来保障。

4. 天津:从怕水到缺水

    天津是中国的第三大都市，它的发展是与海河分不开的。海河由五条河汇聚而成，即京运河(与潮白河相通)、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大运河(与卫河、漳河相通)。历史上，天津的内河航运十分发达，交通便利。从1860年(清咸丰十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来，因其位置离北京最近，只有一百公里，自然就成了首都的门户。

    1949年以前，海河流域历年都是洪水成灾，危害甚大。1949年后，在海河各支流的上游陆续修筑了近两千座水坝，拦截洪水，虽然减少了水灾之害，兴了上游的灌溉之利，却害得天津市水源不足。尤其是官厅、怀柔和密云三大水库的水全部被北京截留以后，过去易遭洪灾的天津，变成了严重缺水的都市。

    首先，海河的水位迅速下降，航道日益淤浅，海轮无法进港，连千吨以下的小船也开不进来。天津港不得不移往海边，在离市区五十公里的塘沽新建人工港。由于渤海湾的沿岸流把黄河口的大量泥沙不断带到海河口，因而使塘沽新港每年的回淤量高达几千万立方米，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经常疏浚航道和港口。由于黄河给渤海湾带来大量泥沙，天津新港的回淤量只增不减，港口的扩建非常困难，投资效益和营运效益都难以提高，吞吐量有限，货物压港压船的情况日趋严重。

    其次，天津的淡水供应特别紧张，工厂因缺水而经常停工减产，居民的饮用水又苦又咸，著名的天津小站稻由于稻田缺水已不能再种植了。天津的工业用水约占总用水量的百分之七十。如果五十年代以后不在天津大力发展耗水的工业，如今天津市水的供需矛盾也许还不致于如此突出。

    1982年，为了解救天津的缺水之急，曾投资四亿元、引黄河水接济天津，通过供水工程引来四点五亿立方米的水，除去泥沙，每吨水的成本高达一元。1983年，又投资八亿元、引滦河水接济天津，加上潘家口水库和大黑汀水库的投资，总共达十五亿元，共调水十亿吨。可是经过引水途中的损耗，到天津时只剩下七点五亿吨，成本非常昂贵。

    当初在河北境内大修水坝、拦截洪水时，完全没有估计到，日后竟然会给天津留下苦果，要使天津再花费巨资到处引水济津。由此可见，大坝的兴建对都市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大坝对旅游业的影响

    久居大都市的人们，喜欢到自然风景胜地旅游。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北美、西欧、日本等都市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首先兴起了国际性的旅游热潮。一些善于开发旅游资源或精于开拓旅游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如加勒比海地区、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法国、奥地利、马耳他、肯尼亚、新加坡、美国的夏威夷、南加州和佛罗里达等，其旅游业入相当可观。

    发展旅游业应具备三个要件:第一，旅游资源，即具有观赏价值、娱乐性质、保健功能或具有文化、历史、科学寓意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第二，旅游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如安全、便利和舒适的交通、宾馆和游乐设施及导游系统;第三，旅游市场，即具有一定数量和消费水平的客源。要发展旅游业，就应当不断开发、利用和保护旅游资源，修建、维护和管理旅游设施，调查、分析和开拓旅游市场。大坝对旅游业的影响，可以通过观察大坝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正负面效果来判断。

1. 评估大坝对景观资源的影响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作为旅游资源，首先应当具有不同的特色和观赏价值。比如，红色砂岩上的丹霞地形、石灰岩上的岩溶地貌、热带椰林、红树林、珊瑚礁、亚热带的大榕树、棕榈滩、火山、温泉、峡谷、悬崖、急流、瀑布等自然景观，就都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即富有雄、险、奇、秀、幽、旷等形像美。中国名山中的泰山雄、华山险、黄山奇、庐山秀等即为明证。其次，文物古迹、古建筑、古石碑、摩崖石刻、洞窟壁画、宗教神庙、名人遗址等人文景观，具有文学艺术或历史考古的价值。第三，标准地层剖面、含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地层、古冰川作用的遗迹、接近绝灭的动植物种属的残存地点、有长期历史记录的水文站或水位标记等旅游景观点，具有科学价值。第四，气候温和的沙质海滩、湖滨、河岸及其水域，可以作为游泳、日光浴、钓鱼、划船、驾艇、飘流、冲浪等活动的场所，具有康乐(Recreation)价值。

    在河流上筑坝会使该段河谷的面貌大为改观。对比建坝前后不同景观的旅游效果，就可以对大坝的影响作出正面或负面的结论。然而，对于尚未充份开发的具有旅游潜力的河谷地段，要评估大坝的影响，就比较困难。人们首先应该学会评估景观本身的价值。

    七十年代以来，美、加等国的有关部门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对景观资源进行评价、保护和管理的方法和规则，如美国林业局的VMS(Visual Management System)景观视觉管理系统、美国水土保持局的LRM(Landscape Resource Managenent)景观资源管理系统、美国土地管理局的VRM(Visual Resource Management)视觉资源管理系统、联邦公路局的VIA(Visual Impact Assessment)视觉影响评价系统、加拿大林业部的景观评价及保护系统等。

    但是，在实践上如何评估大坝对景观环境的影响还颇具争议。河谷地段作为特殊类型的土地资源或水资源，是有多种用途的。比如，广西桂林地区的漓江谷地，是由石灰岩构成的岩溶或卡斯特(Karst)地貌，从旅游观赏的角度来看，它是极佳的景观资源，被誉为“桂林山水甲天下、漓江山水甲桂林”，这一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中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岩溶区的土地作为农业用地，则不尽理想，因为那里的地面有许多天然漏斗和竖井，地下有许多天然管道和大小溶洞，雨水不易保留在土壤中，往往渗流到地下，使农田经常乾旱。岩溶区的土地作为工业、交通或城市建筑用地也不适宜，因为地下空洞太多，地基不稳，容易发生坍塌事故。在这样的地区修筑大坝必须加固、处理地基，否则水库建成后可能漏水，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乾涸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2. 美国的若干大坝对景观的影响

    美国科罗拉多河上的大峡谷段(Grand Canyon)位于亚利桑纳州的北部，该段以上筑了一座格兰峡谷大坝，该段以下则筑了胡佛、戴维斯、派克三座大坝。在格兰峡谷与胡佛两大坝之间长达五百公里的河段上，为了保留了大峡谷的景观，没有再修大坝和水库，而是辟为国家公园。由此可见，河流的水利开发，既要考虑给大都市供水，也要兼顾旅游景观资源的保护，不可偏废。

    由于格兰峡谷大坝有发电的功能，因昼夜的电力需求量不同，发电量也相应变化，因此水库的水位日变幅很大，昼夜水位差高达四米。因而水下岸坡时隐时显，屡遭冲刷，鱼类(主要是鳟鱼)的产卵区被破坏，原来在河边盛行的钓鱼活动也因此大受影响，使旅游业蒙受损失。

    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河上，1955年修建了弗尔索姆(Folsom)大坝，用于防洪和发电。大坝刚刚完工就遇上了特大暴雨，库水猛涨，几乎漫过大坝。此后，土地开垦局(Bureau of Reclamation)决定在上游再修建一座更大的奥邦(Auburn)大坝。工程进行到第十年，即1975年，离坝址五十英里的地方发生了5.7级地震；大坝工程因此暂停，等到防震评价通过以后，又发现经费接近用完。于是有人提出建议，要求改变该坝的功能，不再用它蓄水发电，而是只在洪水来临时起一些调节作用。还有人则认为，这座坝根本就不该建，它对旅游景观和游乐活动有负面影响。因为，目前的天然河道，风景宜人，沿河可供钓鱼、飘流、野营等多种旅游娱乐；一旦建坝蓄水，这个水库就只能供开摩托艇的人利用了。

3. 长江三峡大坝将造成旅游资源的重大损失

    中国的长江三峡，兼备了美学、科学、文学和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它是举世闻名的风景名胜，是无比珍贵的旅游资源，堪称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三峡秀丽的山水，使历代许多文人和画家留下了自己的游踪和墨迹，从唐、宋至明、清，著名诗人和作家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赵孟兆等都游览过三峡，这些文豪触景生情，写下了不少成为千古绝唱的诗篇佳作。

    1993年，全国政协三峡文物考察团的报告指出，三峡大坝是一项跨世纪的浩大工程，在上自四川江津、下至湖北宜昌的六百三十多公里受淹的河谷陆地中，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古迹急需抢救。这些古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如果由于文物保护工作不力、而毁掉了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精华，那么后代将视我们为千古罪人。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黄景略先生认为:“黄河与长江，同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三峡则是长江文化的黄金地段。”从巫山猿人化石来看，二百万年前三峡地区就有人类活动。据巫山出土的青铜尊和西周陶器考证，长江三峡已有商、周文化。这些考古甚至发现，“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史观值得重新探讨。可惜，三峡大坝修建以后，这些遗址都将没于水底，中华民族两个文明起源地之一的真面目，将被自己的子孙永世葬身水底、再也无从考证。

    据国家文物局初步调查，三峡水库将淹没地上古迹三百余处，地下古迹四百余处，共计约八百处，包括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等，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和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有些文物古迹，如四川涪陵境内的白鹤梁题刻，是国家级保护文物，上面刻着唐代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以来长江水位变化的资料，被誉为历史水文站。若将它搬离江心,放进博物馆，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就失去了真正的科学价值。

    在被淹没的众多文物古迹中，较著名的还有涪陵的点易洞、酆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万县的西山碑、云阳的张飞庙、奉节的白帝城、秭归城东的屈原祠、秭归县香溪镇的玉虚洞、兴山县宝坪村的昭君故里、以及大坝以下的纪念大禹治水的黄陵庙。此外，“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的巫山县大宁河的小三峡也将全部被淹，这里不但风景秀丽，而且还保留着四百余公里长的古栈道遗迹和古代巴人的悬棺遗址。分析栈道和悬棺的年代、位置和高程，不仅具有文化历史的意义，而且还有对峡谷水文、河流下切、地盘上升、气候变迁、地壳运动等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价值。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文物受到的浩劫不计其数。其中既有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也因中国人自己的愚昧无知，特别是当权者的独断专行，使许多宝贵的文物古迹遭到人为的破坏。文物古迹是一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不断增值的非再生(Non-renewable)资源，在规划三峡大坝时所作的效益分析中，必须把旅游资源的损失充份估算进去，这样才能正确地判断该项工程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得不偿失。

结语

    跨世纪的超级的三峡工程大坝对旅游业和都市发展的影响，几乎全是负面的。这座大坝不仅将淹没十九个县市、包括两座中等城市和十一座县城、六百五十多家工厂、四十多万亩农田和果园、八百处文物古迹，使全国旅游胜地之冠的长江三峡风景化为乌有，而且将改变上下游的水文泥沙状况、恶化水库周围和三角洲的水质及土壤特性、打破河口海岸的冲淤平衡、严重影响上海、武汉和重庆三大都市的发展。

    长江是世界上仅次于黄河、尼罗河的第三条多泥沙河流，在这样的江河上修筑巨型大坝往往是不成功的。1960年，黄河三门峡大坝建成后两年，就发现淤积严重，黄河支流渭河的底床抬高，河水横溢，八十万亩良田受淹，西安、潼关危在旦昔。政府最后不得不在三门峡大坝的坝底开洞排沙，使三门峡水库几乎等于报废。尼罗河上的阿斯旺(Aswan)大坝已经建成快三十年了，它拦蓄了河水，也截留了泥沙，结果使海水倒灌入河口，引起水质恶化和土壤盐渍化，三角洲海岸受冲蚀而后退。

    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教授再三呼吁:长江与黄河不同，三门峡的泥沙大部份是来自黄土高原的粉沙，它们是在水中悬移的;而三峡的泥沙主要是来自四川盆地的粗沙和卵石，它们是在江底推移的。悬移的泥沙可以通过泄洪排除，而推移的泥沙则很难排出库底；修建三峡大坝后，沙砾的堆积过程可沿江上溯，最终使重庆淤成死港。

    葛洲坝建成以后，从每年的十二月至次年四月的枯水期，长江口就出现海水倒灌现象，直接影响上海市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的质量，也造成市郊农用土地的盐渍化。预计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到达长江口的水量和泥沙会大为减少，海水将进一步倒灌入长江和黄浦江，上海的水质和土壤会更加恶化，崇明岛可能缩小，川沙、南汇、奉贤等县的海岸将被冲蚀后退，上海有沦为泽国的危险。

    美国华盛顿环境政策研究所三峡研究组的卜拉克维德(Brent Blackwelder)认为，三峡地区容易坍方，蓄水后可能引发类似1963年意大利瓦昂特(Vaiont)大坝崩溃的大灾难。很多学者都同意卜氏的看法。1985年6月12日，三峡就发生过秭归新滩大滑坡，二百万立方米的岩石碎块坠入江中，激起了三十多米高的涌浪。如果将来在三峡库区出现更大规模的坍方，必然威胁大坝的安全；一旦大坝崩溃，整个江汉平原将再次成为云梦大泽，武汉将遭灭顶之灾。

    三峡工程是关系到亿万人民切身利益和生命财产长久安全的百年大计，万万不可贸然开工、匆忙上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