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与中国前途

孙中山先生一九０四年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九十多年过去了，回顾世界上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世界潮流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虽然在大多数国家，人们对这个世界潮流的方向和过程早已有了基本的共识，但对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来说，要全面地理解这一世界潮流，还需要作深刻的反思。

    一百多年来，为了追求现代化，中国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重新提出了现代化目标，发动了改革，十几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许多方面还很落后，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至今还没有汇入世界潮流。因此，如何顺应世界潮流，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奠定基础，这是全体中国人在下一世纪上半叶无法回避的、共同而又艰巨的任务。

    但是，当今天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过去和未来时，对世界潮流和中国前途的思维和认知还可能受到历史和现实的种种束缚，以致于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都会存有各种困惑。比如，中国要走上现代化的发达之途，有哪些根本问题是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呢？中国能够从现代化国家借鉴哪些有益的经验呢？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为了现代化所作的制度试验是不成功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们究竟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是领导人个人的失误，还是精英集团的失误，或者制度试验的样板本身就孕育着失败？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把中国从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深渊拉了回来，但只进行经济改革而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会给中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呢？目前，第三代领导人确实面对着中国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机遇，但也面临空前棘手的挑战，他们能创立“一代新政”，解决毛泽东、邓小平无力解决的问题吗?中国人民除了期待一、两个领袖的作为之外，还有没有必要开辟左右自己命运的道路呢?

    这些都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如果找不到基本的、能获共识的答案，中国可能还是离不开“瞎子摸象”式的探索。即使中国已经确认现代化是今后的基本目标，但是如果继续一场既不愿坦诚面对以往的教训、又说不清将来走向的现代化试验，可能很难避免短视、急功近利、“竭泽而鱼”、贻祸于后人的做法，甚至孕育出一系列以后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要寻找未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当首先认真总结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并坦率地检讨本世纪中国的经历。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就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回应，从而开展一场关于世界潮流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讨论。

    本文的第一部份简述工业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从历史的角度概括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并评述社会主义思潮的积极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误入歧途。第二部份简析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评述苏联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以及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之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质上是一场“回到常识和主流”的过程。第三部份则分析邓小平的遗产和第三代领导人的前途。作者认为，邓小平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方针，已经使中国出现了全面严重的制度性冲突；第三代领导人的前途如何，取决于他们能否打好经济改革的攻坚战和推动相应的政治改革；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中国是逐步走向强大、繁荣和稳定，还是持续动荡不安，关键在于能否从现在开始为奠定一个现代化的制度基础而努力。

一、工业革命的成功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1. 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经验

    工业革命以来的二、三百年间，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远远超越了以往的几千年。到现在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已有八十八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尽管这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但显然他们的现代化过程也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或基本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最重要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没有采取暴力革命方式，而是依靠“制度演进”。在这个“制度演进”过程中，有三条基本线索值得注意。首先是私有产权制度的形成；其次是自由选择制度的形成；第三是公民社会的形成。私有产权制度、自由选择制度和公民社会，都是在人性的逐步解放和满足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们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产生现代化国家基本制度的要件。

    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几乎所有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建立了相似的制度架构。在这种制度架构中，最关键的三个部份是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和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它们分别与“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三条基本线索一一对应。

    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通常都是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发展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进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有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首先是私有产权关系的确立。其中包括清晰界定产权，以防止对私有产权的侵犯；用契约来转让产权，避免产权的私相授受；以统一的法律体系保护各种产权，防止对某些产权所有者的歧视。市场经济制度的第二个要素是公平、透明和非垄断的市场规则。第三个要素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间接管理为主，采用的是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而非单纯行政手段，更避免使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

    现代化国家基本制度架构中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并进而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保障每个公民的与生俱来的各种基本权利，保障人的自由和选择；同时，还保障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并籍此使执政者的权力受到制衡与监督。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公民的权利由宪法予以保障，政府的权力则受到宪法的制约；政府依法施政，民众依法参政，形成了法治的传统。同时，也只有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可能正常运转。

    现代化国家基本制度架构中的第三个主要方面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形成的多元文化环境。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为表达、维护各自的意向和利益，组织起各种不受国家或政府力量支配的民间团体，并逐步发挥协调社会关系以及影响国家政策的作用，各种不同的文化亦可以竞争并荣、互补互长。

    建设这样的制度架构实际上是世界潮流，而并非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阶层或政党的偶然创意，它充份反映了当代人类所尊崇的价值体系。在全球的二百二十三个国家中，在这一潮流中领先的八十八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还有一百二十个国家也正循此潮流前进。可以很清楚地从世界近现代史中看出，这一潮流不是主观设计的产物，而是各国数百年实践的结果。顺应这一潮流的国家已经共同汇成了当代人类社会的主流；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却又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世界上虽然也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坚持违背这一潮流，但它们无一不是深陷困境，且正面临着回归这一潮流的压力。

2. 社会主义思潮的积极价值

    当我们肯定现代化过程中的世界潮流时，也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工业革命代表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起点。然而，随着手工生产被机器所排挤、作坊逐渐被现代工厂所替代，社会不公和贫富不均现象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在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时期，虽然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与过去的贵族与奴隶之间差异不同，但毕竟资本家较容易致富，工人则往往处于贫困状态。这时，一批理想道德主义者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怀着善良的愿望，从追求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目标出发，对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使用童工、劳动时间过长、工人收入过低、资本家获利很多等社会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抨击和抗争。社会主义思潮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出现的，它代表了人类对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追求，也包含了对弱者的同情与怜悯。

    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后来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大多承继了这一思潮，提出和制定了很多有效的社会政策，以缓解社会不公正现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拉萨尔就是一位发展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至今仍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敬重，他的铜像现在还竖立在该党总部门前。

    拉萨尔认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间会有斗争，但这种斗争要用妥协、对话的方式去解决，比如通过议会为弱者争取利益；他不主张阶级斗争或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认为不应当通过打倒一部份人、剥夺他们，去满足另一部份人的利益；他还认为，私有财产会带来不公平，但如果消灭或剥夺了私有财产，人就缺少为自己增添财产的动力，因而将变得懒惰而不负责任，结果社会就难以进步；所以他强调，应该保护私有财产，同时用二次分配的方法(如遗产税、所得税和社会福利)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应该说，这些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解决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有积极价值的，而且至今仍在发挥着正面的作用。

3. 马克思主义的误入歧途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得到了相当一部份工人政党拥护的同时，社会主义思潮中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一种极端主义思潮。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积累的同时，将出现工人阶级的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因此工业现代化过程也是人类不幸的积累过程。他认为，资本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只能靠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来解决；他因而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即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剥夺少数有产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空想共产主义理念，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里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理想主义型知识分子，推动了这一思潮的扩散；而马克思所主张的建立理想社会的手段，即阶级斗争和公有制，则被怀着各种目的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们运用，结果给进行这种制度试验的国家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正象波普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之所以会误入歧途，原因在于，他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当成了普遍、永久的规律，故而他的立论基础出现了偏差，他关于工业化社会基本状况的判断并不正确。换言之，资本的积累并不会必然导致人类的不幸，而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实际上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改善，这一历史现实正好与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人阶级贫困化趋势相反，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导致全面的无产阶级革命。

    按照波普的观点，马克思是从他对资本主义前景的假设出发而作出的判断，即资本积累得越多、人类的不幸也积累得越多，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合理性；可是，事实恰恰与马克思的假设相反，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证明，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成熟，工人阶级的痛苦减少了，人的自由、幸福和富裕也得到了更多的保障。

    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念和行动截然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民主主义精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推行集权专制主义，其代表性人物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

二、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1. 苏联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

    马克思认为，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不幸的人们，工人阶级要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可以用和平的、议会的方式，也可以用革命的、暴力的方式，而革命则必然首先在工业化国家发生。结果，这一预言从未实现。

    俄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列宁起初也认为，代议制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最好形式。但当他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广泛不满，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又相当软弱，在俄国出现了革命的机会，于是他就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

    布尔什维克一旦掌握政权，就把议会民主制扔到一边，开始奉行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的一党专政，列宁为此还提出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理论来为这种专政体制正名。实际上，早在1921年2月至3月，驻扎在彼得堡的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们，就因反对列宁的政策，而遭到列宁派遣的陆军部队的大规模军事镇压，数千水兵全部丧生。这一残暴的事实现已在俄国公开，相关照片和事件介绍陈列在俄国的海军博物馆，但在中国人们可能还从未听说过。

    到了斯大林时代，布尔什维克的这种集权专制的体制进一步发展成为领袖个人的独裁。从此，社会上和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或批评者，均被视为“阶级敌人”、“异已分子”、“反党分子”，遭到一轮又一轮的清洗、迫害和屠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被当成国教，任何其他的政治观点或学说都被视为“异端”，不允许存在。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和自由被彻底剥夺了，任何人都随时可能遭到整肃，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荡然无存。结果，苏联进入了一个比沙皇俄国时代更黑暗、更恐怖的时期。直到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平反了一些冤案之后，人们才从政治恐怖中得到稍许解脱，体验到部份的生活自由。但是，苏联人民实际上仍然没有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

    在经济政策方面，列宁建立红色政权后曾经实行过类似共产公社式的经济制度，搜刮农民所有的余粮，结果饿死了大批农民。以后一度改用新经济政策，经济情况才稍有好转。不久，斯大林为了加快工业化，在工业系统开始实行严格的公有化和计划经济。为了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在农村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化。这一政策遭到了农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但斯大林不惜动用军队，铲平农民的反抗；结果农业集体化虽然完成了，但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村出现全面饥荒，从1931到1932年农村居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一千二百万人。从此，苏联的农业元气大伤，在沙皇时代俄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而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苏联却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苏联通过强行集中国力和资金，在1938年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但是，整个经济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人民因失去自由而普遍消极怠工。每年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宁可看着土豆烂在地里，也不愿意抓紧收获，政府只好年年动员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下乡挖土豆；城市里工人、职员上班时间逛商店蔚然成风；从工作场所拿走公物、据为己有，也被社会视为正常行为。很明显，与工业革命以来大多数国家建立的符合人性的私人产权、自由选择和公民社会相比，苏联的共产主义试验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应当承认，在文化政策方面，苏联共产党从来没有对西方的文化艺术采取敌视态度，更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消灭“资产阶级文化”的政策；相反，苏共对彼得大帝向西方开放以来所积累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采取了保护和发展的政策，而且利用这些资源，在工农大众中培植尊重、欣赏西欧文明的习惯，大大提高了俄罗斯民族整体的文化修养。这种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党内生活中。即使是在斯大林时期，苏共《真理报》上也设有批评政治局委员的专栏，苏共通过重大决议时表面上也还要投票。

    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就不断采取一些有限的经济改革措施，但由于未触动整个体制，所以并不成功。从赫鲁晓夫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实行了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政策，苏联人民因此普遍过上了小康生活。但因为制度的根本弊端依旧存在，高福利政策严重损耗国力，使苏联与其他现代化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制度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在政治民主化中另谋出路。

2. 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说过，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取得政权前夕，他又说，中国将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上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政治上是多党联合执政。言犹在耳，刚取得政权，他就抛弃这些承诺，搞起了另外的一套。

    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从公私合营”到“统购统销”，从“合作化”到“反右派”，从“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短短的十年时间，把中国搅得天翻地复，民不聊生。仅从1960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的人口就达到四千三百万，比列宁试验共产公社饿死的人多了四倍。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场空前浩劫，全国上下几乎家家心惊胆颤、人人朝不保夕。据胡耀邦说，在这场运动中被批斗、迫害或受到牵连的人高达两亿以上，“文革”对人性、文化和传统的摧残更是难以估量。

    毛泽东既照搬了斯大林模式，又延续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还继承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某些传统。他推行了全盘公有化、集体化、计划经济，发动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实行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不仅如此，他还发展出具有“全能”和“依附”特点的“单位”制，建立起无所不包的宗法式人身依附制度，以便控制所有的组织和个人。这一制度的支柱则是一种亘古未有的“等级产权制”和“等级身份制”，将全国所有的组织和个人分成三、六、九等进行统治。此外，毛泽东时代在文化思想上对人们的钳制，充份反映出东方文化专制主义的特点，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给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如果说苏联的共产主义试验还多少保留着一点文明的气息，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则把整个中国一度推进了一个中世纪式的落后和苦难的深渊。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即，中国已经陷入了不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局面。

3.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回到常识和主流

    正像邓小平所说的，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因为没有出路，才不得不进行改革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出路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实行的那种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了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人民只能事事顺从，对政治的冷漠、麻木和政治行为的扭曲成为社会的正常现象。其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使得人们失去了经济自由，因此缺少工作的积极性，经济的低效率造成商品匮乏。领导干部固然可以享受特权，而民众则只能忍受贫穷。再次，由于将马克思主义当做“国教”，消灭了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民众的思维普遍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操纵，对事物的认识简单划一；文明扫地，愚昧抬头，人们精神空虚，习惯于言不由衷，讲空话、假话成为时尚；种种长期隐藏在心中的不满，最后被转化成一种在公共场所的随意发泄，导致社会秩序每况愈下。这种制度剥夺了人们对自由、民主和富裕的追求，既违背了人类的天性，又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

    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刚取得政权后的一个阶段，有一种共同现象，那就是出于建设公正社会的理想，人们普遍拥护和信赖新政府。特别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建政初期时，用暴力扫荡了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缓解了贫富差距、扩大了就业和社会保障，人们确实表现出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待，以及忘我劳动、不计报酬的热情。但是，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措施逐步付诸实施后，总是不断给人们带来失望、痛苦和打击，那种对新政权的热情便迅速消失了。

    当社会主义制度无法创造出马克思所预言的理想状态和执政党的宏大目标，或者在社会中出现了种种批评声音时，执政者往往就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其目的或者是想创造出经济建设的奇迹，或者是希望形成政治上新一轮的对执政党的效忠热潮，或者是消灭妨碍执政者任意推行政策的社会政治障碍。但是，其结果无一例外地都是，政治经济局势变得越来越混乱。直到执政者发现上述办法再也无法奏效时，改革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的改革是1953年发生在南斯拉夫，当时铁托在公有制的企业里实行了工人自治，又把土地分给了农民。1956年匈牙利取消了农民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和政治局委员的特权。后来，波兰、捷克、东德相继出现了改革试验，但都没有成功。据匈牙利的“改革之父”涅尔什介绍，东欧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仅仅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就陆续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实际上是在试图实现一种不可能成功的空想式理念。因为，商品经济不可逾越，产权不清晰、资金无价格的经济不可能正常发展；没有多党制或党内派系公开化，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此，改革其实就是让我们回到常识。

    的确，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一个放弃空想、回到常识和主流的过程。在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中，也有人意识到了这点。我记得1986年鲍彤就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我们的改革就是使我们回到常识。”但是，想“回到常识”谈何容易，中国人已为此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解体以后，民主政府纷纷把“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和“多党制”写入宪法，他们不仅是在“回到常识”，而且正努力“回到主流”，回归到世界潮流中去。虽然这些国家还面临着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一系列遗留难题，也因制度转型而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它们已经在私有产权、自由选择和公民社会等基础要件的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中国的经济虽然在继续发展，但距离“回到常识”、特别是“回到主流”，还相去甚远，与守旧势力的斗争还需要花很多力气。

三、邓小平的遗产和第三代领导人的前途

1. 严重的制度性冲突

    邓小平实行了改革政策，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又实行了开放政策，打破闭关锁国，使中国人跨出了国门、看到了世界；他也平反了冤案，终结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把中国从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深渊里拉了回来。应该说，在这些方面，邓小平是功不可没的。但可惜的是，他始终摆脱不了一党专政和集权政治维护者的角色，造成了“六四”惨案，最终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邓小平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实行相应的政治改革的作法，给中国未来的发展留下了棘手的难题和不确定的前景。当前中国的制度性冲突越来越严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地方实力的增强、民间组织活动空间的扩大，党政合一的集权体制就越来越难适应。同时，钱权勾结式的腐败日益普遍，机会不均产生的贫富悬殊逐渐扩大，有效的市场规则难以建立，国有资产迅速流失，社会治安不断恶化，政府管理逐渐失效，这些问题都给下一世纪中国的发展投下了阴影、设置了障碍。更何况在法制建设、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衡、以及让人民行使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权利等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中国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所留下的难题，绝不是仅仅靠加快发展经济就能自然解决的；而且，1989年以后实行的“用钱买稳定”的作法也难以持续下去了。在今天的中国，既没有清晰明确的改革目标，也缺乏积极稳妥的改革方略，更缺少社会各阶层对下一步改革的共识，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依然是困难重重。

2. 江泽民能打好经济改革的攻坚战吗？

    198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国发展和改革的深层难题和战略选择”，指出中国面临着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轨，即一方面要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另一方面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轨；从这一背景出发，中国的战略选择应当是:重新构造公有经济，重新构造权力格局，重新构造民族精神。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格局确有变化，公有经济的重新构造总算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重新构造权力格局和重新构造民族精神这两方面，其进步实在是乏善可陈。

    平心而论，近二十年来中国确有不小的变化。但对照世界的潮流和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基本经验，中国距离实现现代化还何其遥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可能出现曲折，但是已经无法逆转，因为人们不愿退回旧体制而失去现在已经得到的利益。

    中国的农村改革打的实际上只是一场“外围战”，因为中国现行体制的根基扎在城市的经济政治制度中，农村改革以来的重大变化并没有真正触动现行体制的核心。十多年来的城市经济改革也不过打的是一场“前哨战”，因为公有制经济仍然巍然不动。

    如果在今后的十年里，能打好一场经济改革的“攻坚战”，解决国有企业问题，那么就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将因而得以奠定；如果在今后的二十年至三十年内，能再打好一场政治改革的“总体战”，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这样，我们才可以说，中国走上了通往现代化国家的不归路。至于法制的建设和完善，文化的再造和重建，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宣布，将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这无疑是一个突破，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攻坚战”的开始。实际上，国有企业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资产增值无人负责的问题，股份制改革有利于解决这一痼疾。

    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关系到国有企业本身的结构、机制和运作，更关系到“企业办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政府管理和法律制度等问题，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既需要有坚定的决心解决这个难题，更要有稳妥的办法付诸实施。否则，就难免发生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国有企业中出现的现象，即盈利的企业被权贵和外国资本所占有，而不景气和难盈利的基础部门及其相关产业则仍然留给政府，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沉重包袱。只有在这场“攻坚战”中取得显著进展，第三代领导人才可能真正地巩固他们的地位。

    至于政治改革的“总体战”，则恐怕很难在第三代领导人手中完成了。但如果能及时推出与经济改革相关的政治改革措施，适时解决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问题(如赵紫阳和“六四”问题)，那么就离出现“一代新政”不远了。

3. 中国：逐步强大还是动荡不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老是被动挨打，要求“富国强兵”之声不绝于耳，为政者也总想“赶超”。殊不知，孙子兵法曰：“行之以正，出之以奇”。若行而不正，就只能求诸于邪招了。其实，邪招只能损毁自己，贻笑天下。

    当今之中国，处在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良好国际环境中；而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借鉴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成功经验，承认那些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基本价值，解决那些因过去误入歧途而造成的问题，“回到常识”，打好现代化的基础，中国就可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富裕、繁荣的社会，并且逐步强大起来。

    反之，如果不能顺应世界潮流，拒绝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经验，抱残守阙，固守过时的陈腐观念和作法，中国就难免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十三亿中国人追求富裕和自由的愿望及行动，将同旧制度发生一系列冲突，最后必然导致制度的彻底变革。

    确乎，“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一九九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