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2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或报导多十分乐观，中国的经济繁荣常被称为“中国奇迹”，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一经济繁荣将长期持续下去。正是在这样的一片乐观声中，程晓农的题为“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一文异声独起(见《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以下简称程文)，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在最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很多人都在谈论东亚奇迹的终结；特别是香港股市大跌、外汇市场也遭到冲击后，人们就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在这一情势下，程文提出的问题显得更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该文的核心是分析中国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有何不同，以及中国的经济繁荣今后是否还能持续下去。这些问题十分重要，值得认真研究，而且也还未得到充份的讨论。程文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对笔者认识中国经济有极大的启发。 

    但是，正像人们经常见到的，经济学家们对任何经济问题总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唯一能同意的，就是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当我们研究透明度极低、情况十分复杂、变化又特别迅速的中国经济时，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就更是十分自然的了。程文已经就不利于中国经济繁荣的许多因素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笔者在本文中就不重复了。为了使得程文提出的问题得到更广泛、深入的讨论，笔者对程文中的几点看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并特别强调若干有利于中国经济繁荣持续下去的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希望将程文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同时也借此请教晓农兄。 

1. 中国九十年代的繁荣从何而来?    

    程文指出，中国八十年代经济繁荣的原因与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成因有很大的不同。八十年代的繁荣来源于“城乡居民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促成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则主要是旺盛的投资需求，而这个投资热潮是“外资大量涌入”的结果(见24页)。然而，程文第21页又以东德为例，指出外资不是经济增长的万灵药，尽管按人均计算，东德从西德得到的“外资”比中国多得多，但东德并没有出现中国式的经济繁荣。程文也不赞成简单地用市场化和渐进改革路线的成功，来解释中国九十年代所出现的的经济繁荣。 

    程文的主要观点是，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外资的大量涌入，但外资大量涌入的原因却十分错综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被中国的人为促成的、带有虚假性的城市繁荣所吸引。而这种城市繁荣的出现，并不是由市场机制主导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支撑这一繁荣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的社会政治基础是，国有部门对主要经济活动的垄断、以剥夺农村为特徵的旧的社会结构、和以吃大锅饭为主要特徵的旧制度性文化。这种双轨制产生了一种“汲取效应”，其恶果是金融资源倾斜地注入由旧体制主导的国有部门；同时由市场机制主导的农村却不能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经济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及严重浪费，城市里工作效率低、冗员严重，却收入倍增、一片繁荣；农村里劳动效率高、对经济增长贡献大，但农民的收入增长却十分缓慢，摊派负担日益增加，购买力相对萎缩，城乡差别重新扩大。国营企业在效率低下、亏损累累的情况下，继续得到源源不断的财政和金融补助，这种补助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吸引了外资，造成了九十年代前半期中国的经济繁荣。 

    因此，该文的结论是这种繁荣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上述支撑经济繁荣的方式无法再维持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而不管对国有企业是否进一步改革，城市的繁荣都会终结。因为，如果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大批工人会失去工作和收入，城市中产阶级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将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萎缩，并阻止外资流入，从而终止中国的经济繁荣；如果不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国家银行就不得不继续对亏损累累的大批国有企业进行金融补助，这些企业永远无法偿还贷款，于是累积的烂帐必然很快造成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的经济繁荣同样会迅速消失，外资的流入也会明显减少。程文对中国现行经济制度及其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的分析有十分独到的见解。笔者对他的大多数见解都十分赞同，但对以下几个问题则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旧的经济体制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的改革，是国营企业改革的前提还是国营企业改革过程的一部份？第二，应该如何看待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三，在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革之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否一定导致中国经济繁荣的消失？ 

2. 中国国营企业的改革前景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这一节笔者先讨论上述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二个问题，下一节再谈对第三个问题的看法。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改革旧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笔者在这方面比较乐观，因为1978年以来的历史似乎说明，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改革已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变化。首先，吃“大锅饭”的制度性文化已不再居支配地位，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已经相当深刻地改变了这种旧制度文化，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只剩大约一亿多国有部门职工还在吃“大锅饭”。即使在国有企业中，也有不少职工、甚至厂长经理纷纷跳槽到私营部门，这说明现在连国有企业的职工干部也并不真信赖“大锅饭”，他们对国有企业并没有足够的信心。留在国有部门的人不是没有能力、就是没有体力，他们之所以在国有部门继续混下去，是因为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出路。 

    其次，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有了深刻的变化。使农民沦为农奴的人民公社制度已被废除，粮票、油票以及其他各种票证也已经被取消，控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已经松动。近一亿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工作，另外还有七千万到一亿的农民成为流动人口，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寻找工作机会。港、台、澳资本设立的企业遍布全国, 日本、欧美资本也开始大量流入中国；中国已经从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转变成世界上最主要的外贸大国，并已经不可逆转地加入到世界分工体系中去。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更是日甚一日地受到非国营经济的严重挑战，经济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调节。因此，虽然中国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还未被彻底废除，但是说它们没有得到任何改造，似乎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承认它们得到了相当大的改造，那么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就不完全是经济改革的前提，而是经济改革过程的一部份。随着经济改革在国有部门的深化，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制度性文化还会被进一步改变。 

    对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看待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中确实还普遍存在着不公平竞争和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确实又重新扩大了。程文指出这些不合理的现象是十分正确的。但是，笔者要在这里作一些补充。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似乎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例如根据程文附表1的数据，城镇居民1995年的实际收入比1980年增长了7.41倍，同期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了6.96倍，确实比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慢，但是增长的幅度也不算小。其次，造成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固然同程文所指出的那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下资源配置所产生的“汲取效应”有关系，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存在着大量隐蔽性失业的国家而言，即使资源分配完全改由市场配置，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扩大、甚至绝对扩大恐怕也是难免的。 

    亚瑟.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等都对这种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经济作过研究。根据著名的库兹涅茨猜想，一个国家在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公平指数一般会先恶化，再逐渐改善。所以，即使中国消灭了目前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竞争和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改由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和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扩大也许仍然是难免的。这是因为，大量技术训练和教育水平都十分有限的劳动力不断被从农业部门中释放出来，现代部门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他们；在这段时间内，即使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条件，由于劳动的过度供给，要使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3. 关于中国经济繁荣的持续性问题   

    要讨论中国经济繁荣的持续性，首先要分析九十年代前半期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笔者同意程文所指出的“汲取效应”对九十年代前半期中国经济繁荣的作用；但是也认为，“汲取效应”不是造成城市繁荣以及整个经济繁荣的唯一原因，它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笔者已经在前两节中指出，无论是在八十年代还是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都有显著增长；虽然九十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扩大了，但是从绝对收入来看，尽管农民的收入增长较慢，但是与1980年相比，其收入水平的增长也还是相当迅速的。上文提到，其增长率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率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所以，九十年代城市的繁荣进而整个经济的繁荣，是和各阶层收入的普遍提高有关，而不仅仅是靠“汲取效应”。 

    中国的经济繁荣是不是已经到头了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而且会影响整个世界未来格局的变化，应当深入探讨。首先需要分析的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究竟哪几个阶层主要依靠“汲取效应”获得收入(见表一)。由此可以推断出，当国营企业的改革造成“汲取效应”减少或终止时，哪些阶层的收入会受到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城市的经济繁荣。 

表一、 各阶层的收入来源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第一组和第二组居民的收入同“汲取效应”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如果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会对这两部份居民的收入产生负面的压力。但是，在任何国家里，第一组居民(政府公务员)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对第一组的收入不至于有根本性的冲击。表一中第三组居民的收入的一部份可能同“汲取效应”有关，但是也可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说，进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必然对这些企业的职工收入造成负面影响。至于其他各组的收入形成，则基本上都是靠市场竞争，而且他们的相当一部份收入在目前情况下通过程文所说的“汲取效应”流到了第一组和第二组居民的口袋里，进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会使这部份收入回到他们自己的口袋里。由于他们代表了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可以说，进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会得到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支持的。如果以上的分析能成立，那么我们只能说，九十年代城市的繁荣以至整个中国经济的繁荣，依靠的是全国人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外资的大量流入。 

    笔者特别想指出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并不等于国有企业职工，而亏损的国有企业职工更算不上是中产阶级。最近已有大量关于亏损的国有企业职工生活如何困难的报导，很难想象九十年代的城市繁荣是靠亏损企业的那些每月领几百元生活费、勉强度日的职工来支撑的。确实，这些企业是靠银行贷款来维持职工的生活；而长期以来，银行则累积了巨额呆帐烂账。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改革国有企业的时候了，应当关闭那些单纯靠银行贷款养活的企业。但是，现在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到30％以下，在国有企业中工作的职工人数在整个劳动力中的份额不到20％，其中大约只有一半职工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银行贷款的帮助。所以，尽管象程文所讲的“汲取效应”的存在，确实造成了国家财政和金融资源大部份流向国有企业，特别是流向亏损企业，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另外要指出的是，即使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会有相当一部份原国有企业职工会依靠国家的财政补助或救济，只是从暗补改为明补，从由自己的单位领取补助改为从国家建立的社会救济系统领取补助。所以“汲取效应”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下去。 

    笔者完全同意程文关于外资对中国经济繁荣的贡献十分巨大这一观点，但对程文所作的预测，即今后外资不再可能大量流入中国，则想提一点不同看法。程文的理由是，九十年代前期大量流入的外资多来自香港、台湾和华侨，主要是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土地和其他要素，产品主要供出口，因而这类投资不会争夺中国国内市场；但九十年代中期后，港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转移完毕，所以来自港台的资金会很快下降；而发达国家并没有那么多资金，即使有也不愿意在中国尚未取消对国营企业和国内市场的过度保护时大举进入中国。从最近几年中国吸收外资的统计数据看(见表二)，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例，1997年外国直接投资预计比1996年下降24亿美元左右，即由424亿美元下降为400亿美元，或者说大约减少5.6％，不能说是大幅度减少。

表2. 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单位：10亿美元)

说明: *，预计数；资料来源为路透社1997年8月5日电讯。

    笔者之所以认为今后流入中国的外资不会迅速减少，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任何事物的增长都有波动和极限。中国从1992年以来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是空前的，短短几年中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仅仅次于经济实力远远高出中国的美国。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利用的外资总额的差不多一半流入了中国，这样的增长是无法永远维持下去的，总有稳定的一天。其次，从投资来源看，港台投资仍是中国十分主要的外资来源。例如根据中新社1997年11月5日电(见《世界日报》1997年11月6日大陆经济版)，今年上半年实际投入资金最多的依次为香港、日本、台湾、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其中台湾若不执行“戒急用忍”的政策，流入大陆的资金还可以更多。所以不能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到中国之后，港台的投资一定会急剧减少。 图一 

    为什么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转移到大陆之后，外资仍会比较稳定地流入中国呢？这是因为，中国不但具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而且具有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我们知道，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也即产量越大，平均成本越低(见图一，AC为平均成本，Q为产量，Q较小时AC较高)。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使得国际上的大企业不会容许任何一家同行独家垄断中国市场，不然，垄断了中国市场的大企业可以通过大幅度扩大自己的产量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自己的产品以远远低于其他同行企业的价格出售，轻而易举地挤垮所有的同行而垄断全球市场。因此，只要有一家厂家进入中国，同产业的其他企业也必须进驻中国，这就是所谓的Strategic Positioning(战略性定位)，以防先进入中国的企业垄断中国市场。 

    最近中国宣布了市场导向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方案，我们有理由认为，外资会继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虽然每年流入的总量不会迅速上升，但是会维持在目前已经达到的很高的水平上，并上下略有波动，从而继续对维持中国经济的繁荣作出极大的贡献。当然只有时间才能证明笔者的看法是否正确。 

4. 从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之争看中国的潜伏的金融危机及解救之道  

    尽管笔者在以上各节中讨论了不少中国经济增长的乐观因素，但正象程文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也潜伏着严重的问题，而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则尤其严重。据程文第51页指出，中国各国家银行“占贷款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贷款已经坏掉无法收回。”而《世界日报》1997年12月27日报导的情况更严重，该报导称，“银行坏帐率将百分之三十”。造成呆帐、坏帐比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只能长期拖欠银行贷款，甚至以工人生活无着、要闹事为理由，迫使政府以行政手段强令银行追加贷款。由此可见，国有企业一天未得到彻底改革，银行的呆、坏帐就一天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这次自东南亚开始的、几乎席卷整个亚太地区的金融风暴，中国至今得以幸免。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制度健全、运作良好，实际上，中国金融体系的坏帐率甚至可能高于许多深受金融风暴之苦的东亚国家。中国之所以能免受金融风暴冲击，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外汇管理方面不开放资本帐户，外商和国人不能为了投资而自由兑换人民币。因此，短期的、投机性的外国资本无法迅速进出中国，因而不能在中国的股市及外汇市场上兴风作浪。 

    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一千三百多亿美元，而外债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属于长期性债务，以一千三百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付不到二百亿美元的短期外债，自然是绰绰有余的。再加上中国的人均收入低于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在东南亚和东北亚的货币大幅贬值之后，中国大部份出口产品仍能在成本上维持一定的竞争优势，所以外汇存底并不会因出口立刻萎缩而急剧减少。由此看来，这次亚太地区的金融危机不会自外部传入中国。中国虽不至于受亚太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中国金融系统目前严重的内部问题。现在中国正在酝酿下一步的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银行体制改革。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考虑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时，正在选择“德日模式”还是“英美模式”之间犹豫徘徊。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中国在金融改革和企业改革中走上了“德日模式”的不归路，那么，在中国出现大规模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西方的银行与企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德日模式”和“英美模式”孰优孰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Merton Miller)有精彩的论述。[1]这里只作一简要的介绍。所谓“德日模式”的的特点是，企业多通过主银行融资，而主银行又听命于政府，根据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以优惠的利率，长期、大量地向政府计划扶植的产业输送资金。由于被扶植产业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所以只要银行主管批准，即使企业长期因经营不善而无法还债，仍可获得追加贷款。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可以根据政府和银行的判断，迅速形成某些产业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如果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决策正确，那么新建成的生产能力经过一段时期之后会逐渐形成市场竞争力。这种模式的一个缺点是，由于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往往不受市场竞争的约束，企业很容易追求盲目扩张，导致投资过度。另一个缺点是，政府并不能永远料事如神，一旦政府的产业政策决策欠妥，那么，勉强被政府和银行扶植起来的产业就长期无法形成市场竞争力；而这时如果政府和银行还不肯认输，不愿意放手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破产，那就只能用贷款把这些并无竞争力的产业长期养下去，直到银行被企业拖垮为止。南韩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一心模仿、甚至想超过日本的典型，选择的就是这条“政府主导银行、银行扶植大公司集团”的日本式经济发展道路，先后建立了以钢铁、造船、汽车和半导体这四大重工业为支柱的重型经济。然而，从人口和国土面积来说，南韩的国内市场十分有限，这四大工业需要大量出口，因此南韩经济的主体部份过度依赖世界市场。只要出口不畅，外汇储备不足，就无法应付偿还外债的压力，结果难逃货币急剧贬值的命运。 

    西方的另一种银行--企业体制模式即所谓的“英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资本市场，即发行股票或债券，银行一般不能拥有企业的股票(这正好和“德日模式”相反)。只有在企业破产时，银行作为债权人可暂时拥有企业的一些股票，但根据法律银行仍必须尽快出售这些股票。“英美模式”的优点是，为了使自己的企业所发售的股票抢手，企业必须向社会公开企业经营的各种指标，以取得股东的信任。因此，在“英美模式”下，企业必须兢兢业业，让有关企业经营的各种信息透明化，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以其良好的业绩，争取从证券市场上获得资金。这种模式的缺点是，如果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较长的周期，而在成长期内资本的回报率无法超过利息率，那么这个产业便可能无法得到股民或股东的青睐，因而不能从证券市场上筹得足够的资金。所以在“英美模式”下，可能发生投资不足的现象，即应该获得投资的产业或企业，因其投资周期较长而无法得到急功近利的股东们的欢心。在“英美模式”下，每天有企业倒闭、破产、被兼并或收购。这种正常的新陈代谢保持了企业的素质和竞争力，及时淘汰了精英不良的企业，也使银行的坏帐率不至于过高，从而避免了整体性的金融危机。九十年代以来，德国、日本的经济萎靡不振，金融危机迭起，而英美经济却表现良好，就是“英美模式”更有生命力的佐证。 

    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是从中央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依其惯性最容易滑入“德日模式”。这首先是因为政府和国家银行之间早已存在着的特殊关系，国家银行本来就不是独立的商业银行，而只是听命于政府的一个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其次，在发展或保护“民族工业”的响亮口号下，政府自然希望能扶植起大的公司集团，而利用国家银行贷款来促成本国工业的壮大，是政府既自然又得心应手的做法；第三，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消灭了资本主义，现在在改革中虽然资本市场开始发育了，但资本市场仍然不健全，无法成为企业筹措资金的主要场所。目前，中国的国家银行已经被国有企业的呆、坏帐严重积累，随时可能陷入金融危机当中。下一步中国改造国有企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国有企业中的大部份能真正自立，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使银行恢复正常运转，使中国免于金融危机。然而，如果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选择了“德日模式”，则国家银行的呆帐和坏帐必然进一步增加，从而使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不断增大。笔者并不笼统地反对适当保护有前途的民族工业，也不反对以规模经济为考虑组建公司集团。但在组建大的公司集团时，如果其融资来源主要靠国家银行，而且政府和银行对其过度保护，那么，笔者认为，中国就难免步南韩的复辙。究竟以何种模式为中国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的蓝本，是需要慎之又慎、通盘考虑的，也是事关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繁荣的极为关键的一环。 

5. 结论   

    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强大的、有竞争力的中国，中国仍面临极其繁重的制度更新的任务。在这一点上，笔者完全同意程文对中国目前制度的许多批评和建议，笔者也完全同意程文所说的，国营企业及其所代表的体制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但是笔者认为，目前的渐进改革路线仍然没有走到尽头。这是因为，在渐进改革路线之下，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仍得到了部份的改革；随着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还会被进一步改变。 

    笔者还认为，经济改革与对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的变革是互为因果的。从感情和道义上讲，笔者与大家一样，对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也是深恶痛绝的，因而认为，适当地强调改革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制度性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逻辑上讲，恐怕不能说，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制度性文化的变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国有企业的改革，会进一步推动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制度性文化的变革。彻底改革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制度性文化是政治改革的一部份，中国恐怕迟早必须完成这一任务。 

    关于九十年代城市繁荣的成因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扩大不完全是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制度性文化所造成的结果；它也是中国各地区间不平衡的生产要素秉赋和市场化过程的结果。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扩大，并不意味着受到“汲取效应”剥夺的广大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化。事实上，九十年代的繁荣是由全体人口的普遍的收入提高加上外资的大量流入所支撑的，因而恐怕不能说是虚假的或者说是人为的。 

    由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即使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热潮过去之后，中国仍将能大量吸引外资、开发资本密集型产业。关于程文所讲的触发信心危机的可能性，笔者想指出，九十年代初，当港台资金大量流入中国的时候，无论是中国国内的消费者、投资者，还是欧美日的投资者，都对中国的经济走向十分悲观。但是，港台投资者已经到了必须转移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候了，也即所谓的商机不可失，于是，他们还是冒着风险到中国大量投资。可以设想，在商业动机的强大驱动下，欧美日的资金也会克服疑虑(或程文所说的信心危机)流向中国。 

    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确实象中共十五大所许诺的那样，在渐进而彻底地改革国有企业的前提下，在中国的国内市场、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逐渐对外开放的情形下，中国吸引外资的前景仍然看好。中国的经济繁荣似乎还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然而，如果中国仍迟迟不改革其国有企业及其金融体系，或步上南韩式道路，以德日模式为蓝本改革国营企业和银行体系，并对外部关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以便保护国有企业，那么，中国的金融体系迟早会被呆帐坏帐拖垮，而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繁荣的终结也就将是指日可待的了。 

【附注】本文根据作者的"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Boom in the 90s: A Comment on X. Cheng's Article about China's Puzzle"(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 No.2，1997)改写。 

【注 释】 
[1] 默顿 H. 米勒，“治理公司的两种不同策略”，收于徐滇庆、文贯中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6月于北京出版。 

附录: 

“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一文提要 
(原文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6年第3期第18至63页，1996年10月，作者程晓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繁荣稳定有三个重要原因，即大量外资突然涌入，国有企业通过国家银行“汲取”金融资源而能够少产出多提薪，倾斜性政策把农村经济资源转移给城市居民消费。乡镇企业虽然蓬勃兴旺，但主要靠压低工资来维持竞争力，农村居民从这一轮经济繁荣中得益不多，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比改革前还大。一个处境艰难的国有部门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然而，这个部门维持稳定的办法（“汲取”资源）和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却反过来使它自己的前景“雪上加霜”。 

    在中国，计划经济已经瓦解，但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寄生攀附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约束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渗透能力。引进外资的高潮已经过去，今后很难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目前，国有部门延年度日的主要方式是靠国有银行“输血”，结果把国有银行也拖进危机中。在现行制度环境里，非国有企业不可能大量连续吸收国有部门的数千万冗员，中国经济今后的顺利发展取决于国有部门的改革能否深化，否则现存的非国有部门很难迅速长大、至少二十年内无法替代国有部门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国有部门的改革中，真正的困难在于，现行体制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维持旧的社会结构直接挂起钩来，深化改革可能会动摇城市民众对收入和职位的信心，进而动摇金融和财政。要改革国有部门的体制，仅仅在调整改变所有权关系上动脑筋是远远不够的。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不可能完全在旧的社会结构中形成，旧的社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这是大势所趋、在所必然。但目前中国仍然缺少有效的社会结构调整机制。政府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的仲裁者角色。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中国目前实现稳定的机制可能导致未来的不稳定。要摆脱这个风险，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