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细无声” ---《美国之音》“中国论坛”节目的听众观众参与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中国论坛”节目创办于1994年9月5日，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核心”节目之一。这个节目每周播出一次，头三次只是广播节目，从1994年9月25日的第四次节目开始，改为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这是《美国之音》的第一个利用卫星电视和短波广播同时播出的节目。

一、“中国论坛”节目:一个学者与国内听众观众相互对话的论坛

    这个节目开播之前，《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管理层和参与节目筹划的编辑记者充份讨论了节目的宗旨、内容及形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中国论坛”要办成一个严肃的政论节目，它邀请各个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就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重大话题展开讨论。节目以论坛的形式播出，每次至少请两位专家参加。在讨论争议性的话题时，尽量邀请看法不同的专家，以便向广大听众和观众提供不同的信息和观点。我们并不试图去改变听众和观众的看法，只是希望通过对各种问题的讨论，促进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节目开播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就说，《美国之音》推出了卫星电视节目，试图和我们争夺地盘，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国内听众的一些鼓励、赞扬的来信。

    天津一位姓杨的老听众来信说，贵台最近推出的“中国论坛”非常好，有时听着听着令人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节目真是太有趣了，有的争论很激烈，甚至相互攻击，可说是百花齐放，各有春秋，就好像是在听一个广播剧。他还说，“中国论坛”节目讨论的都是一些热门话题，如“中美关系”、“文化对抗”、“两岸关系”、“民族主义”、“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等，虽然对一些观点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我喜欢听不同的声音，“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

    从1994年9月5日到1995年8月28日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国论坛”共播出了52期，讨论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中国的自由工会问题、国有企业破产、美中贸易、中国股票市场动荡、中国新闻媒体的商业化、中国贫富差距加大、流动人口、妇女社会地位下降、台湾总统大选、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中国犯罪率升高、艾滋病在中国加快蔓延、西藏的前途、李志绥回忆录、反腐败运动、司法制度改革、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陈希同事件、中国医疗保健制度改革、有关经济特区的争论等等。

    在这一年里，“中国论坛”的讨论都是由专家进行，没有听众观众的参与。播出的形式是，前10分钟是国际新闻，然后是40分钟的专题讨论，最后10分钟是采访在美国的知名华人。先后采访过的知名人士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等。

    从1995年9月4日开始，我们对“中国论坛”的节目形式作了进一步改进，取消了节目最后10分钟的“人物专访”，并缩减专题讨论的时间，以便开办演播现场与听众观众的对话，让听众观众有大约30分钟的时间参加讨论，谈谈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或者让他们向专家学者提出问题。

    开办现场对话之后，对于会不会有人打电话来、他们发表个人意见时会不会有顾虑、如果他们发表了激烈的与政府观点不同的意见会不会有麻烦等等，我们心里也没有底。所以，在安排头几次有现场对话的节目时，我们尽量选择一些“中性的”题目，比如中国的人口老化、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安乐死、外国商人在中国的投资等等。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从第一次现场对话开始，打电话来的听众观众就非常踊跃，对话时间一到，所有电话线路几乎总是同时占满。打来电话的人发表个人观点时也毫无顾虑，畅所欲言。有些人发表了与政府不同的观点，过了几天还是照样又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在每次30分钟的对话时间里，平均有10个以上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我们尽量让所有打来电话的人都能参加讨论。有些人参加完讨论后觉得余兴未尽，又通过我们的“听众热线”打电话来，继续发表他们的看法。

    开办现场对话以来，两年半中“中国论坛”组织了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其中包括江泽民访美、香港回归、邓小平逝世、中共“十五大”、九届一次全国人大、台湾的县市长选举、海峡两岸关系紧张、中国的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和住房改革、中美两国在人权、贸易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上的争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三峡工程等等。在每次讨论中，听众观众都打电话来发表他们的各种观点，提供他们了解的情况，增加了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这已成为“中国论坛”节目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

二、听众和观众的热烈反响

    至今，《美国之音》“中国论坛”节目已经开办三年半了。为了解听众和观众对节目的反应，我们于1998年年初举办了一次听众、观众有奖问答活动。三个月过去了，近两千封听众观众来信通过《美国之音》的北京9171号信箱和香港66号信箱，飞越太平洋，来到了我的办公桌旁。

    武汉市的王先生在来信中写到，“你们的节目能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选择题目，围绕广大收听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讨论。我周围不少人，尤其文化程度较高的，都在收听你们的节目。特别是开展与听众对话的方式，增进了与中国听众的交流，让听众了解到中国最基层的情况，特向你们表示感谢。”湖北的谢先生在信中说，“你们的中国论坛节目是办得比较好的一个，拥有不少听众。特别是讨论中国的国企改革，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预测今后的经济发展等，我对此比较感兴趣。你们请一些专家参加讨论，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有理有据，我想这些节目对中国的各级领导和企业主管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广西北海市的李先生认为，“收听中国论坛节目的，多是一些头脑与心灵尚未麻木的人，他们正在逐渐形成各自真实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思想主张。他们的观点或许与你们并不一致，甚至相反，但一定会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因为无论如何，你们的主张与看法来源于你们所掌握的材料与事实，而不仅仅来自某些所谓的权威。所以尽管我们不一定赞同你们的观点，却信赖你们，因为你们的坦诚。”

    北京的傅先生谈到，“收听中国论坛以后，听到了从国内媒体了解不到而又确有兴趣和关心的信息，听到了从多种角度对问题的不同分析。虽然对有的观点不尽赞同，但开阔了视野，受到了启发，从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言论自由。”江苏南通市一位姓葛的中学生的来信也很有意思，他说，“自从两年前开始收听中国论坛以来，我看问题的方式和立场有了绝对改变。中国论坛使我了解了许多在国内报纸、电台上无法知道的内容。我听了以后，思维更加广阔，跳出了原来的自闭天地。”

    读着这一封封听众、观众来信，我的心里实在很激动。我们三年多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听众和观众的理解和赞赏。最难能可贵的是，来信的听众和观众都意识到“中国论坛”是他们自己的节目，是鼓励他们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观点的场所，是促进他们对中国问题进行更深入思考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办“中国论坛”的初衷已经实现了。

三、从三次“中国论坛”节目的讨论看听众观众的参与

    1997年11月，三峡大坝合拢，我们邀请了中国著名的环保人士戴晴女士和美国南佛罗里达州水资源管理局高级环境科学家伍业钢先生就三峡工程进行讨论。戴晴女士认为，三峡工程是一项典型的“钓鱼工程”。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项目上马的时候，预算为570亿元，但后来不断升级，现在公开宣布为两千亿元。而她所认识的一些水利专家估计，整个工程完工后的实际投资将达到6，000亿元。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条件下，如此庞大的工程势必会与其他建设项目争夺资金，有可能扩大财政赤字，加剧通货膨胀。

    伍业钢先生谈到，有人讲三峡工程是经过“70年梦想、40年论证、30年争执”才上马的。“70年梦想”是事实，“40年论证”也确有其事，可是对三峡工程所做的论证却是一个为了推动上马而进行的单方面论证，根本没有从正反两方面认真比较利弊，并没有就这项工程对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世界的环境、气候、生态等方面可能造成的深远影响进行充份的讨论。

    讨论到这里，很多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要求参加讨论。很多人表示，由中国官方控制的舆论工具对三峡工程大唱赞歌，根本不报导反对意见，这是典型的愚民政策。对地壳压力增大可能引发地震、水库泥沙堆积、大坝的战时安全等问题，一些人也表示非常担心。四川的李先生认为，三峡工程基本上来说是一项政治工程，在共产主义理想破灭的情况下，政府希望利用这项工程增强政治上的凝聚力；由于工程规模庞大，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都会捞到好处；而老百姓却不得不进一步勒紧裤腰带，事实上，他们近年来已经为三峡工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陕西的马先生打来电话说，40年前在黄河上建设三门峡大坝的时候，官方舆论机器也大量宣传，说工程在防洪、发电、灌溉等方面将会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是没过几年，泥沙就把水库淤平了，无法发电。他说，为了建水库，十几万农民流离失所，遭遇了极大的痛苦，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三峡工程的搬迁人数达到100多万，是三门峡搬迁人数的十倍。对他们是否会做出很好的安置？对许多其他问题是否也经过了科学周密的论证？广东的赵先生听了马先生的话后，也打电话来说，他是在西安出生、长大的，三门峡水库蓄水后，地下水位上升，造成800里秦川倒灌，许多地方被淹，当时建三门峡水库的愿望是好的，但效果极差。现在，三峡工程是充份吸取了三门峡水库的教训，还是在重蹈覆辙呢？

    节目结束后，还有好几位听众打电话给我们的“听众热线”，要求重播。戴晴女士在讨论结束后也打来电话说，她事先没有想到听众观众的参与会这么热烈，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看法会有这么高的水平；她说，只有《美国之音》给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这么一个说话的机会，她对广大中国人民如此关心三峡工程感到鼓舞。

    1998年3月9日，为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我邀请了关心中国妇女问题的美国北卡罗莱那州教堂山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戎雪兰女士，和耶鲁大学哈金斯图书馆执行馆长王芳女士，在节目中讨论经济改革浪潮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冲击，以及怎样在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保护妇女的地位和权益。

    戎雪兰女士谈到，在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转型期间，各行各业的许多妇女不得不提前退休、下岗；《中国妇女报》的抽样调查显示，下岗人员中女性高达60％，男性才占40％，下岗女职工中36岁至50岁的占55％；也就是说，很多妇女在仍然年富力强的时候便失去了工作机会。她认为，妇女的下岗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使得家庭经济结构、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很大变化，夫妻关系紧张，离婚现象增多。王芳女士进一步指出，妇女下岗除了使她们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下降外，还对她们的自信心造成很大冲击，使一些妇女认为她们对社会和家庭没有用了，从而没有胆量和信心去挖掘自身潜力，开拓新的生活。

    节目的听众观众对话时间一到，就有几位男性听众打电话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广东的张先生说，打电话的女士少，说明中国妇女中关心政治的人少；他还说，在他周围收听美国之音的男听众很多，他还不知道是否有女性听众收听。于是，我马上在节目中鼓励国内广大的妇女听众和观众也打电话来，说说她们的心里话。或许是张先生的话激怒了收听或收看“中国论坛”节目的女性，很快就有五位女性打来了电话。

    贵州的刘小姐说，在贵州的偏僻山区，女性在生活中没有权力和地位，中国五千年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在那里根深蒂固，不是一下子就会改变的。但是她觉得，她周围的女性也非常关心政治，收听《美国之音》，关心九届人大，关心国家领导人的产生。杭州的许小姐说，她是个大学生，在农村长大，在她的家乡，家庭暴力很多，丈夫经常打老婆，而不少女人认为这是因为命苦，没有反抗的能力，也不敢寻求法律的保护。她说，男女平等不是靠政府宣传就能实现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强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吉林的关先生接着来电话说，在中国妇女权益遭到侵犯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在他周围也有很多成功的女性，而她们的成功正是由于她们利用了女性的优势。对此，王芳女士回答说，妇女在就业和再就业时就是要分析自己，扬长避短；现在技术、信息工业、公关等行业发展很快，而妇女心细、善解人意，她们应该发挥这些长处，获得成功。

    广东的王小姐则谈到，在中国一些有才华的女子不仅遭到男性的歧视，也遭到同性的嫉妒和非议。她说，这种现象在美国也同样存在。比如，美国公众对布什总统的夫人反应就很好，因为她有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形像；而克林顿夫人精明能干，克林顿总统上任伊始就委以重任，让她负责医疗保健改革，却遭到很大非议，她不得不收敛锋芒。她认为，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都是一样的，这说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道路是漫长的。

    这次节目使我很振奋，因为“中国论坛”确实拥有很多女性听众观众，她们或许不像男性听众观众那样经常打来电话参加讨论，但她们确实在收听收看“中国论坛”节目，并且在她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参加讨论，这正是中国妇女民主意识不断提高的一种表现。

    1998年4月20日“中国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的自杀现象，参加讨论的两位社会学家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杰博士，和美国黑罗伊斯·阿莫西尔公司的陈嘉放博士。他们曾于1997年10月参加过“中国论坛”有关死刑在中国的讨论。

    在这次节目中，我首先介绍了一些背景情况。据中国卫生部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从1987年到1994年，在每十万个中国人当中，每年有17.1人自杀，这在世界上居于中上等水平；但是，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文化和传统相近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女性自杀率大大高于男性(140:100)，而农村地区的自杀率则是城市地区的数倍(450:100)。其原因何在呢？

    张杰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高，首先是由于她们的社会、家庭地位低；其次是由于改革后许多男人进城工作、妇女承担的家务和生活担子更重，而生活中出现矛盾后丈夫又不在家，无人倾诉心中苦闷；第三则是由于农村地区农药普及，毒性很强，使得自杀的成功率高；最后是因为农村地区医疗落后，抢救不及时。陈嘉放博士补充说，中国妇女自杀率高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的贞操观，一旦妇女在婚恋上出现问题，首先遭到谴责的是妇女，一些妇女面临这样的社会压力，可能感到绝望而轻生。

    对于专家的分析，听众很快就来电回应。内蒙的李小姐在电话上举了一个相关的实例，她说，她的一个同校女生被人强奸了，结果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服毒自杀了；李小姐还询问，在美国遭到强暴的人会怎么办，两位参加节目的嘉宾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明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和法治社会里，妇女是如何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

    参加讨论的长沙的电视观众傅先生认为，中国妇女自杀率高是因为她们受的教育少，世界观狭隘，出现问题后想不开，以死解脱。但是，厦门的张先生给大家讲的一个真实故事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来。他说，厦门的一位女工下岗三年，家庭生活困难，女儿想吃肉，找妈妈要肉吃，而做妈妈的却无钱买肉，只好到肉摊上偷肉，被卖肉的抓住，遭到当众羞辱，保安人员看到后加以制止，女工向周围的人哭诉实情；卖肉的人事后感到惭愧，便带了一块肉前去看望女工，但没想到这位女工已自杀身亡。讨论会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傅先生听到这一故事后，感慨地说，当今的中国社会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陈嘉放博士评论说，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在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社会体制和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

    河南的陈先生来电话说，中国自杀率比较高是因为对人的生命不重视，一些人认为中国人多，死个把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社会缺乏心理咨询服务，有些人一时思想转不过弯便寻短见。他还提到了中、小学生自杀率上升的问题。他说，现在的中、小学生在学校和家里面临的升学、课业压力太大，他就亲耳听到有的小孩说要炸毁学校，假如他们真的使用这种手段，后果将不堪设想，所有这些都应当引起社会的警觉。

四、“中国论坛”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系列讨论

    中国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前途如何，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这是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从1998年3月初开始，“中国论坛”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举办了七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系列讨论会，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请到了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和“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和听众观众讨论中国怎样走上政治民主的道路；邀请《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先生和美国乔治亚沙凡那州立大学经济史副教授洪朝辉先生，与大家探讨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形态，以及怎样朝这一目标转变；邀请了美国克拉蒙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汤本先生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兼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探讨在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以后，怎样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也邀请了美国布里奇港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助理教授俞燕敏女士和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副教授何舟先生，探讨中国怎样走上新闻自由的道路；还请知名政治学学者严家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巴赫先生，探讨中国怎样走上民族和睦的道路；又邀请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前台湾国民大会代表巫和怡博士和全美中国政治研究学会候任会长林冈博士，探讨未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最后，还邀请了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赵全胜先生和乔治·梅森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万明先生，探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经过讨论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共识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当能够实现政治民主，中国将会出现非一党专制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以尊重人权为基础，最好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这种转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形态将是混合的、多种产权形式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应当注重“公平与关怀”，防止弱势团体遭受双重磨难、而特权阶层却得到双重利益；未来的中国将出现一种多元的价值观念，在发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优点的基础上，会引进西方的人权、个人自由、民主、平等等先进观念，从现在起，要注意公民的道德修养教育；二十一世纪，中国将逐步实现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要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中国的新闻媒体将逐渐独立、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监督政府的工作，同时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二十一世纪，中国有可能以“联邦制”或“高度自治”的方式，处理与西藏、新疆以及内蒙古之间的关系，应当加强民族平等意识的教育，建立和睦的民族关系；未来的两岸关系不仅取决于台湾的走向，也取决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也可能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

    由于听众和观众越来越踊跃地参加讨论，打电话来的人很多，有时我不得不采用“分批发言”的方式，让几位听众观众先后发言，然后再请我们邀请的嘉宾进行评论。我们每次讨论时都预告下周的讨论主题，所以大部份参加讨论的听众观众，事先都对讨论的内容精心思考、认真准备，对此每位嘉宾都感触很深。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有些人在电话线上等了很久，却没有机会参加讨论，有时我也不得不打断一些人的发言，在此深表歉意。

    杜甫诗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中国论坛”创办三年来，国内广大听众和观众对这个节目越来越喜爱。一些朋友从中国回来后说，他们知道很多人都在收听收看这个节目，有些人还把节目的录音带和录像带给亲朋好友看。目前，在所有对华广播的外国电台中，“中国论坛”是唯一通过短波广播和卫星电视同步播出、同时提供现场对话、专门就中国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节目。在中国国内尚缺乏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中国论坛”向广大听众观众提供了一个言论自由的窗口。我们希望，“中国论坛”提供的信息和多种观点，将有助于中国民众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助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让我们共同迎接“花重锦官城”的明天。

【注】本文只反映作者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或美国政府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