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包括两部份，其一是洪灾，即洪水泛滥淹没土地、毁坏建筑物、危害人们的生命安全，它的破坏力强、威胁大；其二是涝灾，因地面径流排泄不畅、淹没低洼地区，而形成长时间、大面积的积水，它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会造成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水灾造成约34，000人死亡，其中3,000余人被洪水直接夺走生命，而另外3万多人则死于长期内涝而产生的瘟疫。[1] 今年长江流域发生了严重水灾，长江干流、支流及中下游流域内的湖泊的高水位长达数月。即使长江大堤不被冲溃、不出现洪灾，江水在高水位的压力下，仍然会透过大堤或堤下的土层渗到堤后的平原地区，虽然长江两岸有相当强的排灌设施，但内涝也会持续很久，直到长江水位全面下降后才能逐渐消除。因此，预计1998年的洪涝损失将远远超过1954年。 

一、长江水患因何而来:历史的回顾  

    长江流域大部份地区处于季风区，夏季气候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热低压的影响，可能短期内降雨量集中，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平缓，干流及支流从山区进入平原后流速明显减缓，一旦出现暴雨、河道流量猛增，就容易形成洪水。但长江流域并非自古以来就一直水患频繁。在汉朝之前，长江是十分温顺的河流，在浩瀚的文献中还找不到长江水患的记录；长江流域的第一次洪水记录出现在公元前185年（汉高后三年），但当时的灾害程度并不严重；从公元前185年到公元200年的近四百年中，只有四年有洪水记录。[2] 

    当时长江水患少、灾情轻，有几个原因。首先，长江流域的上游森林茂密、草坡茂盛，地面植被好，水土流失小。其次，长江流域有众多面积大、蓄水能力强的湖泊，可存蓄长江的自然洪水。例如，长江从三峡进入“天宽地阔”的平原后，周围地势平缓，在这里迎接它的是云梦七泽，长江的洪水可在这里休息、平息了从山区带来的怒气后，再向东海流去。再次，长江河床宽、河漫滩广、自然河堤低，拥有很强的自然平衡能力。雨季来临时，洪水漫过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浅而宽的积水区，并将水中的泥沙留在那里，给两岸的农田带来肥沃的土壤。例如，在荆江河段，当年的长江河床连同河漫滩有数十公里宽，其自然过水能力和蓄水能力都很大，不易发生大的洪水灾害。其实，长江中下游平原就是如此形成的，两岸的平原由于泥沙淤积而逐渐加高，河流与平原保持着自然的动态平衡，河床永远不可能高于两岸的平原。 

    公元801年之后，人们开始在河漫滩上筑堤、在湖区围垸，扩大生存空间。从此以后，长江便水患不断。到了明朝，宰相张居正推动完成了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将长江北岸的荆江大堤连成一线，使长江与云梦七泽彻底隔绝，从而让张宰相家乡的人民得以把云梦大湖改造成千万亩农田和居住区。长江流域洪涝灾害的频率明显加快。但是，当长江北岸的云梦七泽渐渐消失之时，长江又在江南找到一个新的栖息之地－－洞庭湖。长江的洪水被北岸的荆江大堤挡住后，就冲破较弱的长江南岸河堤，闯四口，强将长江与洞庭湖相连。 

    但是，洞庭湖也没有逃脱与云梦泽一样被人类蚕食的命运(见表一)。如今从卫星照片上来看，洞庭湖只剩下支离破碎的排洪沟和岳阳城旁的一个还能勉强称之为湖的东洞庭湖。人们不但肆意地围湖填湖，而且还疯狂地砍伐森林、开垦山坡地，造成大面积严重的水土流失。1949年以来，长江流域经历了三次森林大砍伐、大破坏。第一次在大跃进期间，第二次在文革时期，第三次从七十年代末持续到现在。八十年代后期，长江上游金沙江两岸的森林遭到滥砍乱伐，以至于现在两岸几乎看不到一棵大树，只剩下荒芜的乱石，就连人烟稀少的长江源头地区，树木也被砍得所剩无几。[3] 这一地区的生态已严重恶化，要恢复这里的生态系统几乎已是不可能的了。今年长江爆发严重洪水后，四川省政府终于宣布，今后几年不许在该地区砍树，当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是，为什么非得等到把树砍光了、遭到洪灾惩罚后才幡然悔悟呢？此时宣布不许再砍树，可是那里究竟还剩下几棵树可砍呢？

表一、洞庭湖面积的历史演变(以1825年以前为100％)

资料来源：高冠民、窦秀英，《湖南自然地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作者注：尽管从1978年到1997年间，洞庭湖面积不断减小，但到1997年为止，官方的地图仍以1978年的2,740平方公里或1980年的2,691平方公里标示洞庭湖面积。

    砍伐森林、开垦山坡地，造成水土流失，使长江中的泥沙量增加，而长江又为两岸的大堤所阻隔，失去了自然平衡能力，大量泥沙只能沉积在河、湖之内，河床和湖床底面的绝对高度就必然被不断抬高，结果导致洪水期水位的抬高。例如，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洞庭湖的湖底抬高了一米；1998年长江水灾期间，洞庭湖连接长江的城陵矶处的洪水位比1954年的历史最高水位高60多厘米；但是，如果洞庭湖湖床不淤积抬高达一米之多，实际上1998年长江洪水的水位比1954年还低30多厘米。又如，1998年夏季湖北沙市长江段的洪水流量只相当于长江荆江段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洪水水位却超过了1954年的历史最高水位44.67米，原因也在于河床底面抬高了。 

    中国有“环境保护法”和“森林法”，也有“水土保持条例”，禁止在坡度超过25度以上的地区开垦农田，且规定已经开垦的要退耕还林。问题是，中国的法规往往只是一纸空文，政府机关就经常带头违法。例如，为了安置三峡工程的百万移民，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竟然鼓励人们在三峡库区以修梯田的形式开垦坡度大于25度的山坡地，并且制定了“开垦三亩坡地、一亩上交国家用于安置移民、两亩归己”的政策，计划开垦数百万亩山坡地。在这次长江洪水期间，中游地区降了大到暴雨，三峡库区新开垦的山坡地大部份被水冲毁，不仅移民新区遭到破坏，而且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加剧了长江的水灾灾情。 

二、在长江防洪和三峡工程的背后:利益集团的活动   

    为了防范长江洪灾，1952年开辟了荆江分洪区，这在1954年的长江洪灾中起了一定的减轻灾害的作用。此后，又相继开辟了杜家台、洪湖等分洪区。当时，修建这些分洪工程时已将分洪区内的少数居民迁往安全地区。在河流两岸开辟分洪区，是利用时间差、与水共享同一空间的措施，即在平常时期利用分洪区发展农业，而在洪水到来之际弃田蓄水。既然采取了这种办法，就应当严格限制在分洪区内建立居民区，因为一旦在分洪区内住进了居民，分洪的代价就迅速上升，以至于会顾虑居民的损失而放弃分洪，使分洪区名存实亡。 

    然而，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当中，湖北和湖南省却都在上述分洪区内增加投资、安置大量移民，这些措施与当初建设分洪区、与水份享空间的目的是根本冲突的。这些做法虽然与当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有关，但主要还是受湖北、湖南两省各自地方利益的驱使，希望以邻为壑、把洪水赶到别的省去。因为，谁在分洪区内投资多、安排的居民多，谁将来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就大，就可能在长江水灾来临时减少在本省分洪区内分洪的可能性。 

    为解决这一矛盾，1975年和1980年国务院先后两次召开了防洪座谈会，会上湖南和湖北两省争吵不已。湖北省指出，文革期间湖南省在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并在长江分洪区内安置移民，使分洪区抗御长江洪水的能力大大下降，因此湖南省必须退耕还湖；而湖南省则反驳说，湖北省也同样在长江分洪区内增加投资、安置移民，如果要退耕还湖，应该是湖北省先退耕，应当恢复古代云梦泽的状态。当然，最后还是不了了之。1952年修建荆江分洪区时，已将当地的17万居民迁移到了专门建设的安全区内；但现在长年在该分洪区内居住的居民人数却达到50万人，其中30万就被安置在规划的分洪淹没区内。1998年长江洪灾期间，位于枝城市至武汉市之间的长江江堤破堤，洪水淹没的地区就是这些住人的分洪区。 

    最出乎意料的是，在分洪区内垦殖、安置移民的做法，居然得到了负责规划建立长江分洪区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现名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的首肯。“长办”是负责建立分洪区的机构，当然懂得分洪区内不能住人的道理，但它明知故犯，建立了分洪区却又希望分洪区失去功能，表面上这确实令人费解。 

    “长办”之所以支持、而不是竭力阻止在长江分洪区内大规模安置移民，其真正的意图是，要让分洪区无法分洪、使长江的水患威胁变得更明显、严重，造成除了在长江上修建大型水库蓄洪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既成事实，从而把六十年代初搁浅的三峡工程计划再度推上中央的议事日程。而一旦三峡工程上马，则“长办”及其背后的水利电力部门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权力会扩大，也可获得更多的资源。 

    三峡工程的上马，事实上就是由湖北、湖南两省、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水电部推动的。理由是洞庭湖已失去蓄水能力，只好“把洞庭湖移到三峡去”，同时也有必要避免使用分洪区，否则损失惨重。这些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造成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既成事实，最后也终于如愿以偿了。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建设三峡工程的提案。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全国人大批准之前，相关的地方和部门就迫不及待地动工兴建三峡工程了。 

    由于这项工程主要是由利益集团强力推动的，其审批和论证程序都存在严重弊端。当国务院批准三峡工程时，该项目的环境生态论证和评估尚未完成，所以是违反环境保护法的。同时，三峡工程的审批程序也有严重问题。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是水利部长杨振怀组织人马准备的；而负责审查这个可行性方案的审查委员会其实是水利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水利部长杨振怀本人就是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他同时又是负责实际工程施工的部门主管。原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是“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工作组副组长，也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现在则是三峡工程建筑公司总经理，直接负责三峡大坝工程建造。 

    所以，从表面上看，三峡工程既有可行性报告，也有审查程序，符合一个大型工程所需要的正常审批、论证要求。但实际上，该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工程的审批和实际施工，都是由同一个部门负责，是一个想抓住三峡工程这个机会的部门自己制作了可行性报告、自己审查并批准让自己来施工。水利部之所以非要上三峡工程，不仅是因为这一工程可解决其下属的水电工程部门的饭碗问题，还因为有利可图。从原水利部长钱正英主编的《中国水利》一书中的资料里可以看出，水利部的资金并不都是用于防洪、供水、灌溉等水利建设项目，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在“其他项目”名下，水利资金也被用于房地产投资、修建疗养院等，这个“其他项目”的投资竟然占了水利部全部资金的20％。[4]

三、三峡工程能不能防洪?   

    1949年以来，中国的水库从30余座增加到86，000多座，但随着水库数量增加、水库容量扩大，中国的水灾受灾面积也越来越大。因为，这些水库主要侧重于发电，在汛期很少发挥蓄洪的作用。按照水库的运行设想，每年四至五月水库应当放水、降低水位，留出防洪库容，准备拦蓄可能出现的洪水。但是放水防洪可能减少收益、而蓄水发电却可增加收入，两相权衡，水电站往往不愿放水防洪，使得水库的蓄洪能力落空。 

    今年的长江水灾再次证明了这点。今年初，华中、华东地区的电力供应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不少水电站被迫部份地停机。例如，从1998年1月至4月葛洲坝水电站的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6亿千瓦时，损失达2亿元；进入5月份后，情况更糟，每天损失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50万千瓦火电厂的发电量。为了减少经济损失，华中、华东地区的水电站都相继采取了增加蓄水、保存水力资源的措施，这也同时埋下了加剧洪灾的危险。 

    虽然今年国家防汛指挥部命令，各水库在6月底前必须把水库库容全部腾空，以便蓄积洪水，但各水库为了避免经济损失，并未遵行。例如，按照设计，丹江口水库本应有防洪库容78亿立米，但今年洪水到来时，该水库将67亿立米的库容用于储存发电用水，只能提供设计防洪库容的七分之一。更有甚者，有些水库汛期之前不愿放水腾出库容，结果汛期期间水库超蓄、危及坝体安全，只好在下游正防洪抢险之时开闸排洪，增加了下游的洪峰流量，结果这些水库不但未能有效地防洪，反而给下游地区带来更大的灾难。 

    三峡工程的主要目标是防洪和发电，但这两个任务是相互矛盾的。要发电就要蓄满水，要防洪就必须排空库容。即便将来三峡水库可在洪峰到来之前恰到好处地放水蓄洪，它就真的能防范几十年一遇的大洪水吗?根据水文资料，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是1，600亿立米，而三峡防洪蓄水的库容量仅221亿立米，显然，万一特大洪水来临，三峡水库照样是“小马拉大车、力所不能及”。 

    而且，长江的水患往往来自三峡下游的湘江、澧水、赣江，今年就是这三条支流的水份别淹了长沙、九江的部份地区，三峡大坝当然无法减缓这样的水灾。毛泽东这位出生在湘江边的诗人，在写下他著名的“高峡出平湖”的豪迈诗篇时，并没想到那“西江石壁”是堵不住湘江洪水的。 

    如何运用水库库容蓄纳洪水也非易事。1998年的长江洪水先后出现过8次洪峰，如果此刻三峡水库已经建成运转，那么，究竟应该什么时候动用防洪库容、拦蓄洪水呢，是第一次洪峰出现时就动用这宝贵的防洪库容，还是等着以后的几次洪峰呢?要运用三峡水库那221.5亿立米的有限防洪库容，去对付比它大十余倍的洪水，达到防洪的最佳效果，其前提是要预先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在哪里下、雨量多大。目前，气象部门尚无法做出这样精确的预测。今年4月，国家气象中心和水利信息中心在全国旱涝预测会上提出的判断是，今年三峡地区的降雨量接近常年或偏少；7月底，中央气象局长向中央汇报时，还认为长江流域的降水可望于近期内结束，结果此后洪峰仍然接二连三地出现。 

    所以，三峡工程的所谓防洪效益是被片面地夸大了的。现在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三峡大坝上，以为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中下游就不再会有洪水了，这种想法是十分危险的。 

    还应当注意到，即使三峡水库动用了全部防洪库容，拦蓄了某次洪峰，减轻了下游的洪水威胁，此举却可能加重上游地区的洪水灾害。因为，当三峡水库拦洪蓄水时，库区水位将上升到海拔175米，这时大坝上游重庆段的长江水位该是多高呢？三峡工程管理部门泥沙组的判断是，三峡库区的水面坡度约为万分之0.7(无此坡度则库水不流、泥沙全部淤在库中、也无法发电)，根据这一水面坡度和三峡坝址到重庆的600余公里距离计算，重庆的水位要比三峡坝址处高出42米。如果三峡水库蓄水到175米，则长江重庆段的水位起码在217米以上，而重庆市火车站铁轨的标高是196米，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标高是200米。这样一来，“死保武汉”的战斗就变成“死保重庆”的战斗了。 

    其实，与其说水库在洪水期间能保护下游的安全，不如说水库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长江流域共建有4万4千余座水库，总库容高达1,400亿立方米。[5] 在长江的主要支流上几乎都建造了多座水库，如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清江上的隔河岩水库、赣江流域的柘林水库等。事实证明，这些水库都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防洪目标。例如，丹江口水库大坝是中国有名的险库危坝，在大坝施工过程中，坝体中的混凝土出现了2,463条裂缝和一些坝体架空的事故，其中17条为基础贯穿裂缝，这是个先天不足的大坝；而且，水库泄洪闸的400吨门机是超负荷运行，目前还未找到解决办法。又如，江西省的柘林水库是中国最大的土坝水库，库容达79.2亿立米，1958年动工，直到大坝施工进入了第8年(1966年底)、大坝的工程基础和部份坝体已完工时，才完成大坝工程设计。该水库于1972年完工，1973年就被定为全国重点危险水库。如果柘林水库能达到设计的防洪目标，那么今年九江市也不会成为水中孤城。 

    中国约三分之一的水库是病库危坝，二分之一的水库大坝已经进入使用期的晚年。既然长江支流上的众多水库都不能控制支流的洪水，坚持认为长江干流上的三峡水库就一定能控制干流的洪水，又怎能令人信服呢？ 

四、长江大堤的维护工程为什么落空?    

    维护长江大堤是防范长江洪灾的基本手段。1949年后，长江大堤只全面维修了两次。第一次在1949年至1953年，按能防范1935年洪水的标准加高加固了长江大堤；第二次是1954年大洪水后，以1954年的水位为防洪标准，完成了大堤维护工程。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一直没有对长江大堤进行过全面维修；七十年代因修建了葛洲坝工程，耗尽了全国的水利投资，也没有全面维修长江大堤。 

    1980年国务院召开了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之后制定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该报告确定，长江防洪主要还是依靠长江大堤，并规定，1990年以前，必须完成对荆江、同马、无为、黄广、松姿、老城、南线、武汉、九江、安庆、南京、芜湖、上海等堤防的加固、加高工程。当时，葛洲坝工程尚未完工，三峡工程又已悄悄提前上马，主管的水电部是既无心、也无力、无钱来维修长江大堤。 

    十年过后的1990年，国务院检查1980年确定的长江大堤维护工程进展情况时，才发现这一任务并未得到执行，上述工程的绝大部份没有完成，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动工。于是，在制定从1990年开始的水利十年规划时，国务院又重申了上述任务并再次规定，要把长江大堤的防洪能力提高到能防范1954年洪水的标准上，并把完成任务的期限推延到1997年。当时还特别强调，长江的荆江段大堤，必须在1997年之前完成加固和加高。可是，这些规划仍然是仅仅停留在纸上。从1980年开始，年年强调加固长江大堤的任务，年年都是说得多、做得少。今年的长江洪水终于让长江大堤的险情全部暴露了出来。 

    在今年的长江水灾中，受灾最重的是江西省的九江市。九十年代初，九江市的长江江堤完成了第一期维修之后，1992年江西省政府曾向水利部和国家计委提交报告，申请加固九江大堤第二期工程所需的2，767万元资金。可是，水利部为了保证1992年年初批准的三峡工程庞大的资金需要，不给江西省投资，致使九江大堤的加固工程到1998年仍未完成。在1997年春季，长江大堤的江西段居然在长江的枯水期出现了溃堤灾难，这个危险的警号本该引起有关当局的特别重视，可是他们却依旧置若罔闻。于是，今年洪水期间，九江大堤发生裂缝、崩塌等险情，最后终于溃堤，九江市受灾惨重，经济损失远远超过九江大堤加固工程所缺的那2,767万元。 

    长江的九江大堤加固工程所需要的这笔资金，只是三峡工程总投资的几百分之一，数目并不大，可是水利部和国家计委都不同意拨款。因为，三峡工程本身是个典型的“钓鱼项目”，当初为了工程上马而故意压低预算；一旦开工了，施工部门就以“半吊子工程”相胁迫，予取予求。这样，三峡工程所需资金其实成了个“无底洞”，几乎把全国的水利建设投资都吃进去了。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时，大坝(含发电设备)、移民及电网建设这三大项工程的总造价是571亿；而到了1995年8月，仅大坝及发电设备与移民这二项的投资就涨到了2,000亿。而且，占用长江大堤维护资金的还不只是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开工后，国务院又批准了长江南水北调中线规划，现又在制定长江南水北调西线规划。看来，那些“好大喜功”的超大型项目总能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而修固长江大堤却总是既无资金保证、又无技术力量。 

    原水电部规划司副总工程师陆钦侃一语点穿了其中之奥妙。他指出，加固长江大堤是一件长年累月的工作，是一掀一掀土、一块一块石的工作，但是，加固了长江大堤，不可能为任何人树碑立传，也不能创造所谓的世界之最。由此可见，加固长江大堤的工程之所以未能完成，今年的长江洪水之所以会如此肆虐，关键在于决策者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功名，而不是把维护长江大堤、保护普通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做首要任务。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长江大堤的高度已近极限，今后进一步加高已无可能，要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只有尽早建设三峡水库。[6] 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影响了长江大堤的日常维护工程。 

    其实，不断地精心维护长江大堤是非做不可的事。一座普通的建筑尚且需要每年维修，而且每隔二、三十年还要进行一次大修，更何况以土石为主的长江大堤。长江贯穿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居然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四十年内没有进行过全面的江堤加固和维修工程。这就难怪大洪水到来之时，沿江两岸会险情迭出。如果长江大堤的维修计划能如期完成，大堤就不至于在洪水期间险情四起、到处告急，沿江几百万军民也就不必那样仓促地加高、巩固江堤，“死保死守”了。 

    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长江防洪的主要目标仍然应当是加固长江堤坝，以便在洪水到来时保护人和财产的安全。当然，从长远来看，虽然加固大堤始终是必要的，但不断加高长江大堤却并不是个好办法。减轻长江水患的长期任务，应当是恢复长江上游的森林植被，加强上游荒坡草木的保护，把部份耕地退还山林；在长江的中下游要退耕还湖、退耕还河漫滩（圩、垸）、退耕还河。 

结束语 

    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可是这个工程的建设，可能只是此类灾难的开始，接下来或许还会有很多巨型工程。例如，建设从三峡水库到北京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计划从丹江口水库和三峡水库每年北调4百亿立米的水；用一条比大运河更宽的人工渠道，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串连在一起；为了实施调水计划，还要进一步加高三峡大坝；在长江源头，建设400米高的世界第一高坝，建设世界上最长的穿山隧道，每年调1至2百亿立米的水到黄河流域，并让一部份水流入新疆，让长江和黄河都能听从人的调遣；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建设水库大坝；为了弥补长江调水后出现的水量减少问题，计划再在澜沧江上建设大型水库和隧道，把8百亿立米的水调入长江等等……。 

    中国的决策者和水利工程人员，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懂得这样一个既浅显又深奥的道理:人类用技术措施干涉自然环境所产生的恶果，是无法再用技术措施加以修正、弥补的。 

    我时常想到一位埃及专家说过的话，纳赛尔建了阿斯旺水库，他被视为伟大的政治家，但是如果有人炸掉阿斯旺水库，他将比纳赛尔更伟大!} 

【注释】  
[1] 陈邦柱，“湖南人民盼望早建三峡工程”，《人民日报》，1992年1月4日。 
[2] 宋正海主编，《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3] 中国《三峡工程报》的记者和作者在长江源头徒步旅行所见。中国《三峡工程报》，1998年3月6日。 
[4] 钱正英主编，《中国水利》。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1年。 
[5] 张英、李宪文(国家防汛总指挥部)主编，《防汛手册》。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6] 魏延铮，“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和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中国水利报》，1991年第222－22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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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水文研究》。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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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重大决策必须民主化、科学化”，见田方、林发棠、凌纯锡主编，《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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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钦侃，“三峡工程十大争论概述”，见戴晴主编，《长江之死》。台北:新风出版社，1991年。第20－31页。 
田方、林发棠、凌纯锡主编，《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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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smith, Edward and Nicholas Hildyard. 1984. The Social and Enviromental Effects of Large Dams. Bcoropa: Bordeaux/Powys. 
Ryder, Barber. 1993. "Damming the Three Gorges," in Probe International. Earthscan,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