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安全关系与东亚地缘政治

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是近年来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关系逐步演变的一个自然结果。1996年中共向台湾的港口外海发射导弹、造成台海危机后，美国对中共在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的高度敏感态度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两岸之间、中美之间、美台之间的各自立场都已公开化、透明化。同时，中共以不断对国际公认的“危险国家”输出武器或核电设备为手段，突显中国大陆在国际上的独特角色，试图以此提升中美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双方从1996年开始恢复“接触”，而在全面接触的带动下，双方军事交流也迅速恢复，因而有了1996年12月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以及1997年3月中国海军“旅沪”级(112号)、“旅大Ⅲ”级(166号)驱逐舰对美国的访问。经过中美之间一系列的互动，最后双方国家元首的互访把中美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虽然人们对1996年台海危机的前因后果已有所知悉，但对中美关系演变中的其他重要背景，如中共运用“武器技术转移”牌和“核电”牌、中美关系演变与东亚地缘政治的关系等，还不甚了解，本文即为读者提供相关的分析，以便读者能对中美关系演变的背景有全面的把握。

1. 中共的两张牌:“武器技术转移”牌和“核电”牌

    在中美军备管制谈判过程中，美国一直把地对地弹道导弹、地对地火箭、地对舰、舰对舰飞航式导弹以及相关技术，视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并把中东的伊朗、叙利亚、利比亚视为“危险地区”，希望阻止这些国家获得上述武器或技术。因为，上述远程进攻性导弹、火箭与战斗机、坦克等常规武器不同，可被用来对战略要地实施海上封锁，因而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中东、地中海等地的利益。除了关心对伊朗等“危险地区”输出上述武器外，美国也十分注意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美国的盟国推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举动，并且一直对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口“东风3(DF3)”型中程导弹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因为这将引起该地区的军备竞赛，使上述“危险国家”找到获取上述武器的借口。

    为此，美国在1994年与中国签订了“弹道导弹技术管制协定”，以限制中国向巴基斯坦、叙利亚出口射程在300公里以上的地对地弹道导弹。据作者观察，虽然中方签订了这一协定，但中国实际上把是否完全遵守该协定当做一张“牌”，试图以此阻止美国进一步向台湾出售诸如战斗机、潜艇那样的“进攻性武器”；而1994年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装备销售比1991年至1993年期间更趋保守，出售的武器具有更浓厚的“防御性”色彩，这是否与中美之间签署的“弹道导弹技术管制协定”有关，值得分析。

    1996年1月8日，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曾经建议，中方愿意中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转移、以此换取美国中止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美国不会同意这一建议。欧布莱特的这一发言首次披露，中国为了阻止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转移”当做外交牌来打。中国向伊朗出口拥有C802舰对舰导弹的导弹快艇等举动，不仅是为了开拓新的军火市场，也有着明显的对美政治意图。

    1996年底，李鹏在莫斯科和俄罗斯签署了建设连云港核电站的框架协定，由俄国向中国提供两台VVER1000型压水推核电机组。双方并就俄国再提供另外二至四台核电机组一案继续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刘华秋于1996年12月访美，与白宫安全事务助理洛斯会谈了八小时。事后接近白宫的人士公开说明，刘华秋向美国保证，中国将冻结同伊朗的民用核子合作计划。

    中国对伊朗和对俄国的二张“核电”牌，实际上是对1997年后美中关系改善有重要作用的一个重大筹码。在中国的“九五”计划期间，中国政府对外宣称，一共准备建设四个核电站，需要八台机组。这一巨大的商机吸引了俄罗斯、法国和加拿大，最后是俄罗斯和加拿大捷足先登。因为中国与伊朗建立了民用核子合作计划，所以，美国为了防止向中国提供的民用核子技术被中国转移给伊朗，一直冻结中美之间的民用核电合作项目，这使得美商失去了一个巨额商机。当1996年底中国表示将中止与伊朗的民用核子合作计划时，实际上是有一箭双雕的目的，不仅想促使美国的商业游说集团游说克林顿行政当局，以解除阻碍美中民用核子合作计划的禁令，同时也试图令美国相信，要解决世界范围内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问题，中国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2. 影响近年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若干因素

    在上述背景下，中美双方各自的需要促使过去两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在1997年克林顿和江泽民的第一次首脑会谈中，美国表示将放宽对华核能技术出口。只要中美民用核子合作计划提上议事日程，就预示着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利润和美中贸易关系的扩大，这可能最终迫使克林顿政府在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解决贸易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并将人权问题与贸易全面脱钩。从1997年到1998年，中国之所以匆忙地释放魏京生和王丹，急于减少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摩擦，同样是出于上述动机。由于美国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而中国又在处理对伊朗等“危险国家”的关系中表现出合作态度，这使得克林顿行政当局在第二任期内似乎更看重中国的国际份量，并积极推动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最后克林顿终于成为“天安门事件”之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总统。

    在美国的对台关系方面，1996年5月美国国务院接受笔者的书面访问时曾表示，台湾目前的军备水准已能满足实际需要。尽管美国迄今为止并未向中国承诺以后不再向台湾出售任何高性能武器，但美国也看到，随着已定案的F16战斗机、“爱国者”导弹、“诺克斯”级巡防舰的交运，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除非准备向台湾销售潜水艇，否则在台湾的武器市场上已无重大利润可捞。所以，美国正好暂时顺水推舟，对中国表态会“继续遵守八一七公报”，以便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保持一个大体上的平衡关系。

    由于中国对巴基斯坦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当印度和巴基斯坦爆炸了核装置之后，中国在维持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方面，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了。中美双方在印、巴核试验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促成了五个核大国外长会议的召开。但日本的外交、军事观察家以及舆论界几乎一致地认为，五个核大国外长的会议最后完全成了由中国主导的会议，这是对日本企图以“唯一的核受害国”在核安全对话领域谋求一席之地的挑战。

    朝鲜半岛错综复杂的局势也促进了中美的对话交流，这一话题也列入了克林顿访华的议事日程中。尽管中朝关系很不融洽，中国对北朝鲜的政治影响力实际上微乎其微，但美国仍然希望朝鲜半岛的四方会谈能以中美主导的形式进行，因为考虑任何形式的三方会谈都将会提高北朝鲜的谈判地位。

    克林顿访华的成果之一，就是中美高峰会议期间签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停止互瞄协议。在核安全保障领域，中美之间的战略思想和目标一向不一致。美国核战略安全保障的最高目标就是停止洲际弹道导弹互瞄，但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因为，五角大楼一直认为，战术核武器是防止“危险国家”使用生化、细菌武器的有效威慑手段，可以保护全球美军的安全。

    中国核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持最小限度的第二反击能力，因此“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便成为其核安全保障的最高目标。距中国最近的核大国就是俄罗斯，中国首先关心的还是与俄罗斯之间的核安全保障。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已经正式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基本原则；但是，到了俄罗斯时代，由于常规军事力量的衰弱，俄国政府于1992年宣布，在遭到侵略的情况下，俄罗斯有权选择任何有效手段反击外来入侵，这是事实上放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但是，1993年俄罗斯对中国作了让步，中俄两国的外交部发表了“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联合声明”，以此为前提，1996年两国才签署了洲际弹道导弹停止互瞄协议。

    早在1996年，五角大楼就问过中国是否有签署洲际导弹停止互瞄协定的可能性，并为此进行了二次副部长级的专门会谈。但中国认为，必须首先签订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定，这个要求遭到了美方拒绝。在此背景下，1997年底美国总统颁布了新核武目标指南（Presidential Decision Directive(总统决策指南)）。在该文件中，放弃了那种美国应该计划准备打赢一场持久型核武战争的构想，并允许核目标拟订者扩大潜在的打击名单，以便一旦与中国发生战争时能攻击中国(尽管中美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大可能的)。美国总统上述训令的含义是，如果中国不签署洲际弹道导弹停止互瞄协定，那么就将有更多的美国核导弹重新瞄准中国。这是希望以新的压力促使中国尽快与美国对话，讨论签署洲际导弹停止互瞄的协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立即批评了这一“指南”，认为反映了美国顽固地继续奉行核威慑政策的立场。

    但是，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中国单方面作出了让步，使得中美之间终于签署了洲际弹道导弹停止互瞄协议。中国一贯主张中美之间必须平等对话，既然中美两国各有各的核战略基本原则，为什么中国会放弃自己的一贯立场而迎合美国的立场呢?

    笔者认为，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已经注意到，在中美关系中，战略安全、军事对话已经逐步成为双边对话的主轴，克林顿访华时高峰会谈所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都同安全有关，这反映出双方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和立场。面对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克林顿访华时需要获得非常具体、又对中美战略关系利害攸关的成果，而对美国以及克林顿行政当局而言，中美之间成功的战略安全对话、特别是签署“战略导弹停止互瞄协议”，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美国国务院的消息来源对笔者表示，克林顿访华前，中美之间一直在就该协议讨价还价，直到最后一刻，也就是克林顿开始中国之行的前夕，中方才松口、同意签署此协定。可见，中国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战略导弹停止互瞄”之牌，来促使美方看重中国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的重要地位，同时藉此进一步突显克林顿访华的成果。

    “战略导弹停止互瞄”协议的签署，开启了中美核安全对话的大门，同时也将全面带动中美之间进一步的军事交流对话。就此而言，中国仍然有所收获。同时，接近五角大楼的美国核裁军问题专家对笔者指出，在洲际弹道导弹停止互瞄的问题上，美国了解中国所作出的让步，因此美国也向中国作了承诺，在两国核安全对话中，将进一步讨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双方并达成了共识，将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未来的五大国核裁军谈判中。中美双方希望彼此合作、共同主导未来的“集体核裁军谈判”，类似它们在南亚核武器竞赛问题上已扮演的作用，此一动向值得高度重视。

3. 中美之间“洲际导弹停止互瞄协议”对远东地区战略安全的影响

    单就军事技术而言，这个“洲际导弹停止互瞄协议”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双方没有任何核查手段，而且即使某一方决定重新瞄准对方，也不会被对方所察觉。但是，这个协议对远东地区区域安全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尤其受到日本的注意。日本的防卫厅人士认为，这个协议使中日之间的安保对话增加了新的内容，也提高了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目前日本所关心的是，中国的洲际导弹瞄准谁。从逻辑上讲，既然中国已先后与俄国和美国签定了“洲际导弹停止互瞄协议”，那么，中国面向东亚地区的中程弹道核导弹以及洲际弹道导弹最可能瞄准的，就是日本以及驻日美军基地。“战略导弹停止互瞄协议”还将对美日战区反弹道导弹(TMD)的研究计划，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可能引起是否有必要继续研究的疑问，尽管实际上此计划主要是研究如何拦截中程弹道导弹。

    俄罗斯已经单方面宣布洲际弹道导弹不再瞄准日本，因此，在未来的日中安保对话过程中，日方很可能会提出相似的要求；但是，中国的中程弹道核导弹仍然对日本是个威胁，而从中国与俄罗斯谈判中程弹道导弹时的基本立场来看，似乎中日之间谈及此议题时，中国的态度不会松动；而且中方认为，中程弹道导弹问题事关中美安保关系以及五个核大国的裁军问题，在此事上日本不具备参与或过问的资格。在中程弹道导弹问题上，俄罗斯战略火箭军所属的捷尔仁斯基大学教授贝拉乌斯少将告诉笔者，中国认为，俄罗斯、美国的核弹头总量远远超过中国，因此，讨论核裁军时不应该将中程弹道导弹区别开来单独讨论。

    中美高峰会议有关防止向南亚国家援助核技术以及弹道导弹技术的联合声明，对区域政治也有巨大的影响。中国一向反对台湾、日本、朝鲜发展此类技术。当中国向美国保证约束南亚的巴基斯坦时，中国也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利用美国对上述国家施加压力，制止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任何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计划，这样做同时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对此是相当敏感的，中美高峰会议期间，台湾的高层官员就表示过，如果台湾的利益被出卖了，它将会在防卫安全领域里采取“断然措施”。

4. 中日美三角关系的现状和前景

    日本对于中美接近怀有深刻的危机感。日本真正不安的是，中美之间的快速接近，可能在未来造成美国对东亚政策的重新调整，即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更进一步偏向中国，从而降低了日美安全联盟的份量。日本的担心是有其依据的。美国的外交学者的确已经开始讨论“偏向中国”的政策依据。七月号的《外交季刊》发表了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艾德林罕的专题论文，他认为美日夥伴关系的时代已经结束，强烈主张“中美关系优先论”。中国的外交问题学者也指出，美国对中日的外交态度确实正在改变中。其政治原因是，中美已经就台湾问题达成了某种默契，双方都意识到，在短期内台湾问题不再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在经济问题上，美国对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的做法也十分不满，认为日本开放市场的动作甚至落后于中国。亚洲的金融危机以及日本的经济衰退，使美国意识到，视日本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可能只不过是个幻觉，这也是促使克林顿行政当局“倒向中国”的根本原因之一。

    那么，美国是否真的开始执行“倒向中国”的“新东方政策”呢？笔者认为，在某些主要领域，美国的亚洲政策中的确出现了“偏重中国”的迹象。例如，克林顿1997年邀请江泽民访美之前就表示，这一安排是着眼于“中美关系在未来五十年内的稳定”；1998年克林顿的访华行程长达九天，相当于他通常访日行程的二至三倍，而且克林顿访华前后也不安排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顺道访问，体现了美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程度。美国偏重中国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加强更广泛的战略性议题方面的合作之考量，中国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日美、甚至俄美对话都不可取代的。

    在短期之内，日本并不担心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会发生变动，因为这一关系有牢固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日本向来对中美关系的改善非常敏感。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前，美国驻日本大使傅尼在北海道发表了“二十一世纪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国可能不仅是日本，也许包括中国”的谈话。这一说法造成了日本外交界的震动。克林顿访华后，日本对中美之间的接近，进一步表现出不安情绪。

    日本最担心的就是中美双方结盟。部份中国的外交学者认为，中美结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其理由是，中美在1949年以前本来就是同盟国，双方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威胁对方的根本利害冲突，更不存在历史恩怨或难以解决的领土、领海纠纷；同时，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变革事实上也正朝着美国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它迟早会促成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中美关系的政治障碍；在外交领域，中美双方都意识到，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没有对方的参与，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的学者认为，即使目前中美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不妨碍中美双方建立更进一步的合作关系，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有的学者表示，“大国外交的特点在于更加注意双边关系的现实性以及长远性质，就此而言，中美关系存在类似的性质”。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日本对中美结盟的忧虑，也表现在日本开始担忧美日关系的不协调方面，在日本出现了“必须正视日美关系负面因素”的呼声。部份日本学者认为，在美国存在着对日本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杏林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田久保忠卫教授在“杏林大学Project”的有关报告中强调，一些美国学者的“日本经济威胁论”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苏联军事威胁论”。田久保忠卫认为，美国并不希望日本在防卫合作领域里作出超越日本宪法的积极活动，因此，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奈在他的有关报告中一直把日本在日美防卫合作中的角色限定在“日本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这一主张不仅构成了日美于1996年4月17日联合发表的“安保共同宣言”的基础，而且，在美国国防部从培利到科恩的历任部长任内，美国国防部都一直坚持这个“在宪法范围内”的提法。

    显然，就长远的外交战略格局而言，中日关系中的不谐和因素及其复杂、不安定的背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中美、中俄、日美、日俄关系中的类似问题。目前，在中美关系全面升温的同时，在中日这两个亚洲的强国之间，不仅存在着外交领域里的相互猜疑，而且也开始出现了互为“对手”的意识。

    日本认为，就长远而言，需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日本防卫厅防卫事务次官秋山昌广1998年5月8日在防卫厅接受笔者专访时，谈到了防卫厅对中国近期增强军事力量的有关态度。日本防卫厅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在一个相当落后的低水平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即2020至2030年以前)，中国的军备现代化不会对日本构成重大影响；但是，防卫厅对中国的军备现代化计划是高度重视的，尤其关注中国进口的高性能战斗机和大型驱逐舰等具体动向，十分注意未来中国海空军的现代化是否会超越“军备现代化”的范围；同时，尽管中国明确宣示了不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日本仍然高度关切和重视中国履行其责任的问题；此外，中国的国防费用以及有关的政策决定过程依然不透明，也令日本不安。秋山次官认为，日本和俄国之间加强安保对话，是日本在冷战后强化同亚洲邻国的类似交流的重要一环。日本防卫厅高度评价俄制SU27、MIG29战斗机的作战性能，认为它们同美国的F15战斗机一样，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优秀的战斗机之一。因此，日本专门派遣了飞行员到俄国，研究俄制SU27、MIG29战斗机的性能和作战特点。

    尽管克林顿访华后，美国正期望在核武器安全合作、朝鲜半岛对话、防止大规模核扩散、导弹技术转移、亚洲金融危机等领域，与中国展开高层对话，但在对话的同时，美国在政治、军事战略上以跨区域合作方式围堵中国的方向并没有改变。美国正在更积极地强化美日、美澳、日澳、美国-东南亚、日本-东南亚的双边政治、军事关系，一个最新的迹象是，美日在联合研究TMD(战区导弹防御)的计划中已经取得了进展。从1999年起，美日两国将联合研究“外大气层拦截导弹”(LEAP)技术，日本将集中研制海基发射的“外大气层拦截导弹”。日本防卫厅估计，今后五年里这个“外大气层拦截导弹”联合计划的经费为200亿日元左右，日本准备从1999年开始将这笔经费列入年度预算案内。

    与此同时，美日还加强了同澳大利亚的政治、防务合作关系。根据1996年签署的“澳美联合宣言”，澳大利亚有义务为美军提供训练场地，澳大利亚现正考虑将其北部的一个海军基地出租给美军作为训练和驻屯配备之用，以便一旦亚洲出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使用。日本也在积极推动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以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地位。1997年3月，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了举行年度高峰会的机制，并同意“逐步”进行具有潜在困难的防卫问题的会谈，双方都认为，美国驻军是亚洲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根据两国于1997年拟定的18点“日澳夥伴计划”，日本将支持澳洲加入亚欧高峰会(因为马来西亚一度反对澳大利亚成为亚欧高峰会成员)。

    在东南亚地区，美、日拉拢该地区各国的动向更为明显。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新加坡时，签署了有关协议，保证新加坡的CHANGKI海军基地建成之后，可以免费供美国航空母舰、核潜艇作停靠、补给活动之用。1997年日本首相桥本竭力主张建立日本与东南亚各国首脑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引起了中国的警惕。

    美日通过上述一系列双边防务合作计划，事实上达到了建立多边围堵网络的战略构想。日本的最终目的是明确的，即要将中国纳入其构想中的“亚太集体安全对话”机制。日本外相1998年2月16日在国会的外交演说中特别强调，上述的“集体安全对话”之目标是首先实现日美中俄的四方多边协议机制。日本试图藉此在国际政治上建立与美俄中三强并列的地位。而中国则对此态度消极，迟浩田在东京表示，“亚太集体安全”可以以多边形式实现。

    综上所述，在台湾海峡的局势略为安定之后，目前，美、日、中三国的围堵与反围堵的“战线”，正逐渐由台湾海峡向亚洲的边缘地带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