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其高速的增长令世人瞩目，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虚拟经济的超速发展却在经济成长中产生了大量的泡沫。可以说，过去二十年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超高速增长的投资，而这种“投入、投入、再投入”的经济扩张方式的技术水平是比较低的。最近几年来，长期积累下来的无效供给所堆积起来的“泡沫”，向我们发出了预警信号，兆示着我国经济发展潜藏着深重的隐患。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欧美学者拉鲁什和EIR曾发出过警告。拉鲁什的分析主要以实物经济为基础，他认为，经济过程包含金融货币和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两个方面；而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和巨大的财富价值处在一种倒置的金字塔结构中，其底层是物质产品，其上是服务及商业贸易，再其上是债券、股票、通货、商品期货等，在金字塔顶端的则是衍生期货与其它的虚拟资本；在任何一种经济体系中，如果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失去平衡，就会产生危机。在诸多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法中，似乎拉鲁什与EIR的方法更为有效，所以，本文借助他们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实物面和金融面，以便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态。 

一、潜在的金融危机隐患  

    近几年来，中国的金融形势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话题之一。笔者曾经指出过，中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风险隐患，这种风险可能是南韩式、墨西哥式和泰国式等几种金融危机的混合。[1] 究竟这三种金融危机有何区别，为什么中国可能三者兼而有之呢? 

    所谓的“南韩式危机”，指的是南韩大企业集团与银行之间长期的不良信贷关系导致的金融危机。其情形与我国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巨额债务链极为相似。按照新颁布的会计“两则”计算，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基本上是向国有商业银行的借款，负债对象单一，全部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高达83％以上，而且不少债务的偿还可能性很小。[2] 现在有不少企业和个人对银行的告贷属“恶意借贷”性质，借了贷款后根本就没打算还钱。1998年6月广州中级法院首次公布了“赖帐大亨”，其中就有不少是有还贷能力而拒不还债者。[3] 据人民银行的统计，1994年末，仅四大专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就达到5,323亿元；到了1996年底，这一数额就超过了1万亿元，使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接近30％，相当于国有银行自有资本的4倍多。高比例的不良贷款，大大削弱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流动性和支付能力，孕育着支付危机和挤兑风潮。目前，国有企业的亏损额仍在持续上升，1997年的亏损总额达到1,300至1,400亿元，这使得银行与国有企业间的不良信贷关系日益严重。当银行被迫用自有资产冲销国有企业的烂帐时，国有银行的自有资产率就不断下降，1996年底就已下降到3％左右，比《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8％的警戒线还低5个百分点。去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其主要原因就是不良贷款过多、自有资产损耗过大。[4] 

    过去几年，中国主要靠中央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国有商业银行扩大放贷来维持金融系统的运转，以避免因不良贷款和巨额债务链而出现可能的清偿困难，但这样做显然是有极限的。由于金融系统对企业的债权是“软资产”，贷款成了烂帐只好由银行勾销；而居民的银行储蓄却是银行的“硬负债”，这种“软资产”和“硬负债”极不对称的局面使金融系统的支付链条随时都可能断裂。如不能有效遏止这种状况的恶化，就存在着商业和银行信用突然崩溃、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严重衰退的可能性。从去年开始，国内已达成共识，认为银行的不良资产确实是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最大的影响因素，但是，至今银行还未找到消除不良资产的有效办法。 

    所谓的“泰国式危机”的特点是，过度依赖外资和投资导向有误。国际社会早已确认，泰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房地产业上积压的资金过多。中国早在1993年整顿开发区时，就已发现了类似的严重问题，但是，由于该行业的回扣率高达工程总额的10-15％以上，在企业负责人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尽管大批竣工的商品房空置、难以消化，仍有不少新的商品房建设项目上马开工，使得空置的商品房数量逐年迅速上升(见表一)。

表一、商品房累计空置量

资料来源：《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7月30日的房地产专版“诊断空置”。

    这些空置商品房的一半以上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其中粤、沪、浙、苏、辽五省市的商品房空置面积分别占全国的19.8％、13.6％、9.1％、8.9％和6.0％。商品房空置的主要原因是，房屋的售价过高，甚至高于发达国家(见表二)。占居民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根本无力购买价格如此昂贵的商品房。因此，市场上无法形成对这些商品房的有效需求，供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带。这一断裂带的存在，使得以房地产为经济增长点的政策设想难以奏效。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竟然出现了房价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奇怪现象，而国家又未从出让土地中获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级政府中的众多贪官污吏将房地产开发变成了他们积累个人财富的盛大“宴会”。 

表二、各国购房支出与家庭年收入之比 

        中国与泰国相似，在金融调控机制尚不健全时，就大量引入外资。近四年来，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头号引资大国，也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引资大国。虽然中国总是强调国情特殊，不能以国际通行标准来判定外汇储备是否过多，但表三中的不少指标严重偏离常态，这至少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应该放缓。虽然中国银行运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债券，获得了一些收益，但这些外汇储备未转化为国内的生产性投资以增加产出，在客观上限制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其机会成本是相当高昂的，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表三、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资料来源：（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过量的外汇储备还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降低政府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效果。在中国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只要有外汇流入，中央银行就得拿出人民币资金收购。如果中央银行要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那么，为了抵消外汇占款增加造成的信贷规模扩张，就只能从严控制对国内的其他贷款投放，从而使得没有外汇收入的部门或企业很难得到贷款、被迫限产甚至停产。此外，从近两年深圳等地银行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已有国外的短期资金大规模流入、“恶意”套取利息。国际金融投机家索罗斯曾“谆谆告诫”各国政府，“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政府的错误”。因为只要政府在市场里留下了投机的机会，就会有人来投机。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所谓的“墨西哥式危机”是指资本大量外逃引起金融危机。国内已有学者就此做过详尽系统的分析，认为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高达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资本外逃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5] 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了。 

    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不是所有长期资本外流都经过政府批准。大部份长期资本是通过非法转移的形式流到国外的。这从国际收支资本帐户中出现的大量‘误差和漏洞’中反映出来。这种资本的数额从1989年的3.3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78亿美元（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他还指出，到1994年为止，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事实证明，中国非法的资本外流是香港等地房地产、股市繁荣的重要资金来源。到1995年为止，中国企业和个人在香港共投入了300至400亿美元的资本。[6] 同时，在温哥华、洛杉矶等地，中国大陆移民购买房产、商店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表明资本外逃正在加速。 

    大量资本外逃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国家付出高额的代价借贷外资，而同时却不断有巨额资金流到国外并永远消失了。有人认为，中国的外资流入规模大于资本外逃规模，所以资本外逃并未造成资本形成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的萎缩。笔者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任何国家出现资本外逃，都是当事国的巨大损失；当资本外逃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破产。如果资本持续地大量外逃，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的外汇储备耗尽，该国在国外的信用被冻结，无法从国外获得贷款；如果为了遏制资本外流而调高利率，又会引起国内通货紧缩，造成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式上升以及经济的不稳定，令国外投资者担心、甚至促使他们加快撤资。所以，大量的资本外逃最终可能造成全局性金融风险，并引发国内政治骚乱。此外，还可能使以后数十年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大大下降，墨西哥就是前车之鉴。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最初，一些机构的推测认为，其导因是外国投资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稳而争相抛售比索所致。但是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报告指出，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墨西哥本国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外流所造成的。从1976年至1994年，墨西哥的外逃资本占外债增加额的比重为64.8％，位居世界第二位。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教训提醒我们，中国绝不能对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掉以轻心。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更应及时采取手段、遏止资本外逃，藉此防范金融风险。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确实存在金融风险的隐患。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投资公司等“准银行”因违规操作而倒闭，更突显出金融风险的隐患。[7] 如果说，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源于对外支付链条的断裂，那么中国则随时可能因对内支付链条断裂而发生金融危机。一旦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出现，它显然将会比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对经济社会具有更大的威胁，而解决中国式的金融危机的难度也更大。 

    金融资产的发展，标志着社会逐步地进入一个从追求经济增长（通过劳动使财富增加）而转向追求财富分配（或无偿占有）的发展阶段，它需要较高的社会生产率，也要求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达到相当的水平，而中国显然还不具备上述条件。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与金融投机的过份“发达”是分不开的，这种“发达”不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发达国家的泡沫经济占整个经济相当的百分比，但并未出现金融危机。如果以为中国尚未达到那样的百分比，就可以继续扩张投机性金融活动，是不恰当的。判断一个国家金融活动是否不足或过度发达，必须考虑到该国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是否相适应。如果对比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可以说，中国已出现金融“早熟”的状况，即金融衍生品（如股票、期货、债券等）的交易过份早熟。近年来，中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利润很低，而从事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活动却能获取高额报酬，这种财富分配格局是不能用分工和专业化的效应来解释的。因为从社会总量来看，物质财富需要真正的劳动才能创造，而不是靠金融交易的几何倍数式（甚至爆炸式）的增长来创造。与物质财富增长不相适应的金融交易的过度增长，实际上就是用纸币重新分配社会的物质财富。 

    我国近年来金融衍生品的爆炸式增长，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而是一种投机活动。这种投机活动使我国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导致金融金字塔的层级断裂。而且，它还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经济还没有形成充份的物质技术财富积累时，第一、二产业的比重就过早地急剧下降了。这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金融市场上的活动十分活跃，但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缺乏坚实基础。 

二、实物生产与消费的断裂带  

    自从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以来，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政策难题。近几年来，一系列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手段，如房地产、小汽车等，都未能有效地启动内需。其原因，不仅与上述的金融状况恶化有关，而且根源还在于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巨大的不平衡。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出现了大量的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因社会分配不公，结果广大中低收入者的购买力不足。自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疲软态势日益明显，经济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都已暴露无遗。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就是产能过剩、工业结构畸形。在过去20年中，我国基本上走的是高投资、高通胀、高就业、高增长的道路。超高速增长的投资虽然刺激了经济增长，缓解了能源、交通等“瓶颈”，但也产生了巨大的过剩产能。同时相伴随的，则是工业结构的畸形状态。一方面，低质、陈旧的产品过剩，在钢铁、化工、机械等行业最突出，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如特殊钢材、精密数控机床、高效复合肥料等却长期短缺。另一方面，各部门、各地区重复建设，不仅在传统行业上如此，在新兴行业内也同样严重。例如，几乎所有经济管理部门都建有自己的机械制造企业；又如，不仅轻工部门投资食品制造业，连商业部门、军工部门也挤入食品制造业；“九五”期间，有22个省市将汽车工业当作支柱产业，24个省市视电子工业为支柱产业。这种投资结构必然形成低水平、小而散、高成本的工业结构，同类型的企业难以整合，形不成有活力的企业集团。例如，全国有钢铁企业1,700余家，企业总数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钢铁企业总数的二倍；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的经济规模是年产钢1,000万吨，而我国钢铁企业的平均年产量只有5.4万吨。造成上述经济结构畸形的原因是经济改革进展慢，至今还处于“模拟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经济资源不是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而是由行政权力代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8] 

    在经济结构畸形、产品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各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已经进入了相互杀伤的阶段。例如，今年集装箱、空调、VCD、农用三轮车等行业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不少产品的售价已下调至成本价甚至成本价以下。[9] 有的企业甚至动用流氓手段，到处散发匿名信，以毁坏竞争对手的产品声誉[10]；或利用黑道势力，派出流氓打手，将竞争对手逼出“自己的”地界。去年四川邛崃县的啤酒之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地的啤酒厂动用了黑白两道的势力，逼迫外地的蓝剑集团生产的蓝剑、红剑啤酒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而地方政府居然还支持这种流氓式“竞争”，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邛崃的经济”，“邛崃有自己的啤酒厂，工人工资发不出来，工人要吃饭”。[11] 目前，中央政府对此局面也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只能要求“对一些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供大于求的产品，坚决实行限产压库、促销保价”，制止企业间竞相降价，要求制定最低市场价格。这只是治“标”，而非治“本”。 

    继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之后，我国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也走上了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然而，出口导向式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升级换代能力，如果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质调整得太慢，势必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失利。多年来，我国外贸出口产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从早年的“鸡毛蒜皮”到近年的“两纱两布”；虽然工业制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已提高到85％左右，但劳动密集型、低档粗加工产品仍占七成以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粗加工产品的出口明显受阻。外经贸部科技发展和技术进出口司司长许复兴称，中国的外贸决不能停留在“用几万吨猪肉换一架飞机”的水准上，必须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近四年来，中国的技术出口以年均43.5％的速度递增，比外贸出口20％的增幅高一倍。去年上半年技术出口合同金额仍达25.4亿美元。例如，对泰国的炼油厂、对斯里兰卡的水泥生产线、对印度的火电厂、对缅甸的船厂、对马其顿的电站等项目的技术和设备出口额均在1亿美元左右。但是，技术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仅为5％，实在是非常低。虽然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要想大幅度提高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商品中的比率，还有艰巨而漫长的道路要走。 

    当投资和出口都备受考验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就显得特别重要。回顾从80年代至今的国内消费热点变化，就会发现，虽然城乡居民拥有5万多亿元的储蓄，但其中不到一半的金融资产是在占人口10％的高收入者手里，而大多数居民只不过是中等收入者。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其实还是有限的。这些家庭在80年代或90年代前半期跃过了千元级消费门坎（家用电器）后，目前尽管最需要住房，却多半不具有购买商品房的能力。同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也缺乏购买力，在全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购买的还不足一半。农村这一庞大的市场难以拓开，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商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商业基础设施落后、流通组织不健全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 

    消费需求疲软与工业产品质量差也有很大关系。当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时，工业企业仍然继续生产出大量质量低劣的产品，这些产品从生产线上出来后就只能进入库存积压状态。多年来，产品质量问题就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也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为改进产品质量问题，国家技术监督局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对企业新产品进行重点跟踪抽查，抽查对象涉及129类重点产品。虽然这种重点跟踪抽查有效地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但就在国家技术监督局通报1998年第二季度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时，我们还是看到了令人忧心的结果:在被抽查的1,904家企业的53类产品中，平均合格率仅为77.8％；除了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大型企业的产品抽样合格率达95.4％之外，小型集体、私营、个体企业的新产品抽样合格率依次为69.8％、59.7％和50％；在技术含量不高的调制奶粉、家用燃气灶产品的专项抽查中，小型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产品合格率为零。[12]  

    以上分析说明，在中国的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断裂带。这种断裂带的存在，是近几年用尽办法启动内需都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也是经济发展中的新“瓶颈”。在实物资产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二者的增长之间都出现断裂时，若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启动内需只会是一句空话。 

三、企业现代化: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摆脱危机的希望  

    要从根本上消除可能产生经济危机的隐患，最关键的是从物质生产的层面，从深化企业改革以及改革企业的制度环境入手。 

    在过去20年中，企业的发展可被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至1993年。在这一阶段，商业企业在流通的市场化过程中得到了巨大的获利机会；而工业企业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商业交易方面，经历着原材料采购和产品行销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阶段，掌握能源、原材料的地区，因双轨价差而迅速积累了一些财富。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以后，企业的活动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产业资本主导经济的时期，商业活动的平均利润下降了，而产业活动的获利能力大大增强。凡以产业为主导的地区经济，如广东、浙江、苏南等地区，在这一时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以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生产为主的地区都渐渐落后了，地区差距更形扩大。但是到了1997年，又出现了新变化，企业面临一个新的阶段。经历了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增长速度放缓了，市场热度减弱了，经济结构失调的表现更为突出了；不仅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巨大的断裂，而且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的断裂带也日益加宽加深，金融系统对内支付的链条也随时有断裂的可能。这一切都使企业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和挑战。越来越多的企业被生存压力逼得焦头烂额，下岗、再就业、消除不良资产等一连串难题把企业折腾得筋疲力尽。结果，企业的注意力被短期的问题所吸引、牵扯，而事关企业长期发展的竞争力培植问题，却越来越不受重视了。 

    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1996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表明，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科学技术要素排名第28位、基础研究排名第32位、科技教育排在第39位、技术管理指标是倒数第三位、企业的技术开发财力则是倒数第二。[13] 在发达国家，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初为20％左右，70至80年代为60至70％，90年代后则相对提高到90％。目前正当“知识经济”日益重要的年代，而中国的企业此时却被产品积压、设备老化、连年亏损、职工下岗和再就业、负债过重等长期积累的问题死死地缠住了，无暇顾及竞争力的提升。 

    要改善企业的竞争力，仅凭借企业组织形式及产权形式的改变，如组建“强强联合”的企业集团之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竞争力奠基于社会的制度环境之上，而制度环境的优劣以及全民素质的高低，最后都会反映在企业的竞争力上。一个企业自我完善的能力再强，也无法去和制度环境对抗，而只能顺应它以求生存和发展。比如，如果制度环境中保存着巨大的“寻租”空隙，企业就会产生行贿的冲动，以便与掌握各种资源配置大权的政府官员权钱交易，否则就无法生存。可以说，中国的“制度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力量，左右着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以及目前的改革走势。被这种结构性力量所左右着的中国企业、以及同样被这一结构性力量所左右的中国金融业，虽然知道如按照目前的趋势滑下去，企业的结局很可能不好，但在这种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下，还是不由自主地朝着不希望出现的结局狂奔。 

    我们不能再沿着传统的改革思路走下去了。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建立在企业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如果现在听任企业在混沌的制度环境中继续拖下去，中国的现代化将失去企业这个基底。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只是求助于民族主义这种新型“宗教”、盲目自大地说几声“不”，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在目前困难的局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长远的眼光，为企业构造合理的制度环境，为市场制度设定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框架，才能重建企业、重振企业的竞争力，从根本上逐步排除中国经济危机的隐患。 

【注释】  
[1] 何清涟，“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金融危机”，《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12月号。 
[2] 见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1996年7月31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试点城市兼并与破产会议”上的讲话，《粤港信息日报》，1996年8月4日。上引数据是1996年的，到了1999年，国有企业的亏损情况比以前更为严重了。 
[3] 《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6月16日。 
[4] 《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6月23日；《经济日报》，1998年7月7日。 
[5] 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改革》1996年第5期。 
[6] “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重要来源”，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2月27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1月8日。 
[7] “中国信托业能否走出误区？”《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8月31日。 
[8] 何清涟，“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9年第1期(总第64期)，第47-48页。 
[9] “中国集装箱行业‘巨鲸’集体自杀”，《投资导报》，1998年7月6日；《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8月25日；“拼到力穷处，方悟无独赢”，《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7月7日。 
[10] “躲明枪，防暗箭，如此行业竞争”，《深圳商报》，1998年8月12日。 
[11] 《南方周末》，1998年8月28日。 
[12] 《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3月18日。 
[13] 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的研究与开发资源（R&D资源）居第6位，这一项指标排在前面，主要是得益于总人数位居第二和企业人数位居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