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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9 Issue 2 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及其制度性后果:关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研究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9 Issue 2 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及其制度性后果:关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研究
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及其制度性后果:
关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研究
关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研究
一、封建专制主义和苏联马列主义
二、从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
三、中共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特点
四、回顾1949-1978: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vv
【注释】
二、从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
三、中共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特点
四、回顾1949-1978: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vv
【注释】
中国改革前的制度是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体制，现在，虽然经济改革已改变了经济上的集权状态，但集权的政治体制仍然基本上保留未变。邓小平也承认过，这种制度“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份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至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1]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究竟这种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封建主义、马列主义是什么关系；在中国这种体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具有那些特点，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以及从中共建国到文革结束这一历史阶段里，中国遭遇的种种挫折和失败，与毛泽东的个人错误有什么样的关系，又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体制相关。
一、封建专制主义和苏联马列主义
对中国集权政治体制形成的影响
1.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
要研究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影响，就必须研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国际学术界对如何确定中国君主专制时期的社会性质是有争议的。在中国，人们约定成俗地把君主专制时期的社会称为封建主义（Feudalism），特别是当毛泽东肯定了这一提法后，就很少再有人敢提出质疑了。但在西方学术界，若称中国的君主专制时期为封建社会，往往会引起概念上的争论。因为西方国家历史中，封建社会（Feudalism）是指分权的若干公国或候国，其农奴被固定在土地上；而在中国历史中，只有秦代以前的社会状态与此相似，但从秦代开始，中国是处于集权的绝对君主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所以，美国布伦代斯大学教授约翰·施瑞克（John Schrecker）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已经不是封建制，而是郡县制。[2] 而威特福格尔（Karl A. Wittfogel）则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分析中国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社会。
我认为，为了区别于西方的封建主义，可以把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和国家称为“封建专制主义（feudal despotism）”，其特点如下。首先，整个国家是个高度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实行集权的绝对君主制，虽然地主阶级可以拥有很多土地，但政治、经济和其他许多权力都集中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里。其次，皇帝至高无上、永远正确、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不受任何制衡，其地位是终身、世袭的，重大决策过程是家长制、一言堂，皇帝在全社会推行对他的个人崇拜。第三，维持着高度集权和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以及与等级制相联系的种种特权。第四，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钳制思想、控制舆论，甚至大兴文字狱。第五，法律主要是刑罚的手段，缺少保护人民权益的功能。第六，国家和统治集团通过捐税和地租极力掠夺人民的财产和所得，而且通过专制的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如徭役等)，剥夺和或限制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这种“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使得中国社会浸透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解放以后，虽然消灭了地主阶级，但并未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结果，“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政治制度及其运作。
2. 苏联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我在这里用了“苏联马列主义”这个概念，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苏联马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任何著作中设想过一党专政的制度[3]，也没有赞成过赋予一党专政体制以压迫反对者的政治权力[4]。按照马、恩的观点，共产党人决不能依靠少数人搞宗派性政治活动，而必须把整个阶级都组织起来，因为“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5]。恩格斯更强调反对党内的专制独裁，他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个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6]。他还认为，党内出现派别不足为怪，他说，“帝国最大的党（按：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即使是施韦泽式专政的假象也应当避免”[7]。
一党专政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共的发明。中共建党之初即以苏共为榜样，采取了苏共的组织模式，后来也采用了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理论和实践。所以，要了解中国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就必须懂得苏共及其政治体制是如何演变成一党专政、党内独裁体制的。
俄国革命后，政治上确实存在过多党制，在俄共内部也存在着不同派别。但是，自从1921年驻喀琅施塔德的红军水兵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起义、又被列宁派其他红军部队残酷地武装镇压后，列宁立即提出了建立一党专政制度、取消党内一切派别的设想，以便为排斥、消灭党内和社会上的任何异己势力提供理论根据。在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通过共产党不能工作”[8]，“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9]。他还提出了由共产党独家领导国家政权的观点，他说，“在我国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10]。这种思想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
列宁所提出的“党的领导体制”理论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共产党又自封为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专政。列宁是这样解释的，“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11]。第二，专政的共产党绝不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权，即坚持其一党专政。列宁说，“专政……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政权”[12]。当有人攻击布尔什维克推行一党专政时，列宁的回答是，“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13]。第三，建立高度集权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和指挥，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使共产党中央在党内和全国都拥有最大权力。列宁说，“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份之间没有任何壁障......我们的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14]。第四，共产党直接处理政府工作，即实行党政合一，实际上是党凌驾于政府之上。列宁说，“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15]。第五，在党的领导体制上高度强调领袖的作用，一党专政就等于领袖专政，而领袖专政集中到一点、即个人独裁。列宁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16] 他甚至明确声称，“在工作时间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人──独裁者──的意志......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17]
斯大林把列宁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并把某些观点绝对化，从而造成了一种十分僵化的体制。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就好比是一部机器，指挥这部机器的是党（领导力量），而苏维埃组织、工会和合作社等都是这个体系的“传送带”和“杠杆”，是党手中的工具，党就依靠这些工具去“联系群众”，指挥群众。这种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造就出领袖的绝对权威和专权以及政治上的个人崇拜，布哈林很早就预见到这种前景并发出了警告。他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可能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产生一个用电话、书记处和秘密警察装备起来的新的彼得大帝[18]。以后苏联的政治史证明，斯大林的绝对权威、个人崇拜、独断专行、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清除异己等举止，与封建专政主义中的绝对君主并没有什么区别，他确实成了布哈林所预见到的新的暴君。
3. 毛泽东:他是“秦始皇+马克思”还是“秦始皇+斯大林”?
在中国现今政治制度的形成中，毛泽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本人说过，他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19]，这表明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受到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究竟对他有多少影响，则值得研究。毛泽东只阅读了很少量的马恩原著，他非常推崇的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苏共的宣传教材《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他在1941年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教材。《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20]。由此可见，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与其说毛泽东是“秦始皇+马克思”，还不如说他是“秦始皇+斯大林”。
毛泽东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他基本上没有接受过现代科学知识的教育。他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恩著作的了解程度。他一生涉猎最广的是史书，除了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还基本读完了许多人认为“不知从何读起”的《二十四史》；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他最关心的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史实，以从中考察统御用人的手段、政治斗争的策略，从而把封建专制统治者的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运用于他的政治实践。[21]
他进入晚年之后，借助于个人崇拜运动，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大权独揽、个人专断，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而他周围那些群小又拼命迎合邀宠，例如，深受毛宠信的柯庆施就曾经肉麻地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22]。毛泽东历来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自认“坑儒”比秦始皇还多。早已有人说过，毛泽东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一词就透露出他的帝王思想。毛的秘书曾告诉笔者，有一次毛洗浴罢，穿着浴衣飘飘然地说：“做一个风流皇帝”。这是毛的真情流露。毛到临终时，念念不忘的也是汉高祖的遗嘱“安刘者勃也”[23]。由此可见，毛泽东深受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其行为与绝对君主制下的帝王十分类似，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虽然与苏联顾问、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一向不和，但他对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是全盘接受的，这些苏共的理论对毛泽东也有很大影响。毛甚至进一步发挥了苏共的理论，并为自己的帝王思想套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运作上都接受了苏共的模式。刘少奇颇以此为骄傲，他说过，“我们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头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和道路进行的，布尔什维克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多数的党员中都能背诵出来，而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党内是没有的”[24]。刘少奇所讲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就是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理论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理论。中共正是完全按照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建立了自己的党/国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也是高度的集中制、党政合一、党凌驾于政府之上、以及领袖专政。
但中共的体制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由于中共拥有自己的军队、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所以中共所建立的政权实质上是一个党政军合一的武装实体、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组织。第二，由于在根据地时期，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等都围绕着武装斗争来进行，所建立的政府始终附属于党的军事指挥系统，这样就形成了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党的机关为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以党代政，党什么都管，而最高权力则集中在党的主席一人手中。
在中共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开始反复强调要集权于中央、集权于主席。五十年代初期，他继续反复强调集权问题，大大地加强了个人权力。1958年，在反对分散主义的名义下，毛又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以及“书记挂帅”等原则，进一步强化了以党代政的集中制。到了六十年代，毛再次重提一元化领导的问题，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25]。
二、从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
中共早期的政治承诺
在延安时期，中共急切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所以比较关心群众、尊重民主。中共领导人曾认识到，那种高度集中、党包办一切的体制，虽在战争时期是必要的，但也有弊病。例如，1940年董必武就批评说，“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26] 1942年刘少奇说过，“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缺乏民主训练……我们的民主没有见之于实际……，如果我们在根据地内领导政权许多年，还不能建立一种像样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秩序，那我们就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在全国人民中，在战后再来谈民主政治，那就会引起人民对我们以至对民主政治的怀疑，以为只是在口头上叫的而不是在实际上实行的”。[27] 1940年毛泽东也说过，“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28] 但是，中共领导人这些关于民主的承诺，在掌权以后就被搁置了、再也没有兑现，恰恰应了刘少奇在上述讲话中试图驳斥的那种估计。
1. “三三制”政权中的民主气氛和中央决策机制中的个人专断
中共在1940年3月6日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在各主要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当时根据地政权的人员组成是，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种政权团结了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抗日的愿和中共合作的人们。这种政权虽然也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但中共认为，它的领导权不是包办一切、强迫命令，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党的建议；中共当时还强调党员的民主作风，要求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再实施；同时，也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这种政权能够团结群众，发扬民主。曾在根据地工作过的老干部多认为，那个时候比现在要民主得多。
“三三制”政权虽未彻底实施，但对根据地发展和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可是中共基本上是把“三三制”政权视为巩固根据地的策略性措施，并未从中总结出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更未将其发扬和改善成一种长久、普遍实行的民主制度。当时，在中共中央内部实际上实行的仍是苏共的集权制度。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9] 这种决策制度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赋予一个人独裁专断的权力，导致日后毛泽东的个人集权独裁。
2. 1949年以前中共对建立民主国家的承诺
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泽东是经常谈论民主的。1945年7月，黄炎培及其他五位国民党党政要员到延安访问。在与毛泽东交谈时，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0] 毛泽东在1945年还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31]；他还宣布，“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32]，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33]
当时，毛泽东还怕人民不放心，他又说，“有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不同的......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时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34] 当时，中共正是以民主主义的旗帜动员了民众，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夺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当年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因为相信毛泽东的这个“民主承诺”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今天重读毛泽东这些议论，令人感慨万千。
3. 中共建国:短暂的新民主主义政治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同年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具体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架构。这个《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即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不是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政体组织的原则，表明在政体上不允许党权高于政权和个人高于集体；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帅，并没有肯定“党指挥枪”。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成员组成体现了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原则。7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中，民主人士占3位；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几乎占一半；政务院从总理到委员、副秘书长的26人中，非共产党人士占14人；其他各部、委、署、院中，非共产党人士约占三分之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了部长或主任。[3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其具体形式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用普选的方法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体制（即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选出的各级政府，必须经所属的上级政府的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人民政府均须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是从民主出发、经过逐级的民主和集中的交替、而仍还原为人民的权力；通过民主使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充份表达，再经过集中使人民的意愿得到有效的充份实现。但实际上，候选人都需经过党政领导审查，因此选举本身不是自由的；而通过多次“集中”，民意已所存无几，民主集中制则沦为虚假的民主。
这种国家政体，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的统一，是“议行合一”的政体，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不同。既然民主集中制往往沦为虚假的民主，实际上就便于中共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口号下实行权力的集中，“大权独揽”。
中共建国之后的头三年是中共统治下最好的时期。如果中共和毛泽东遵守建政前的承诺，将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维持几十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许就不致于经历以后的大曲折。但实际情形是，中共很快就抛弃了《共同纲领》，形成了领袖独裁的列宁、斯大林式的党/国体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三、中共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特点
1. 社会主义国家形成集权模式的共同规律
苏联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制度建设基本上都是抄袭苏联模式的。所以，在分析中共建立集权体制的过程之前，可先以苏联为例，分析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之形成，以便深入了解社会主义国家集权模式形成过程中的共同特徵。
在讨论社会主义时，马克思所强调的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其要义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按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解释，即“人民的绝大多数控制了个人的或集体的生产手段的使用，......参与劳动的人控制了它们的剩余产品（要么自己生产出来的，要么用以生产的）”。[36] 但是，十月革命后俄共（布）所推行的是剥夺资产者的国家化政策（Statification），国家化与社会化有根本的区别，国家化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所有制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
国家化政策和制度建立了由国家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这样，劳动者并不能与生产手段直接结合，在劳动者与生产手段之间，还隔着一个国家机器；实际上是由国家代替了资本家、成为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和劳动的购买者，从而让国家垄断了一切经济行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是社会所有制。但是，所有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除南斯拉夫外)所建立的都不是社会所有制，而是国家所有制，但这些政府都把国家所有制套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光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制度。中共也是如此，1952年中共在解释其“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宣称，要“使国家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国家所有制是官僚主义和权威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温床，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指令经济（共产党自称为计划经济）、党/国体制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
为什么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会导致集权的专制主义呢？这与其经济制度和经济目标有直接关系。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十月革命后为了增强实力、巩固政权、抵御外部压力，苏联政府开始推行强制工业化，斯大林特别强调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就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E·普里奥布拉任斯基（E·Preobrazhensky）把这个过程称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37] 原始积累多少总带有残酷性，在苏联、中国也不例外，强制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只能从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中取得。因此，国家必然低价强制收购农产品（在中国称之为“统购统销”），并用价格的剪刀差剥夺农民；同时长期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格以下，实行抑制消费需求的政策，但由于在国家所有制中国家是劳动的唯一购买者，因此这种政策得以通行无阻。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为了资本积累的需要，勒紧人民的裤带是难以避免的；那么，一旦形成了初步工业化后，就应该停止对农民工人的剥夺，改从工业利润中取得资本积累所需要的资金，同时逐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但是，由于国家所有制下必然出现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中无法消除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益(布哈林称之为“有组织的经营不善”)，国家事实上不可能从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中积累足够的建设资金，因此仍然要继续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工人的工资，这样，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就必然变成长期性的，而且十分苛刻。同时，由于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轻工业的发展大为落后，消费品的供应必然短缺，这又使得政府必须长期压低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所有这一切现象必然会引起民众反对政府的情绪，而为了压制民众的不满，政府便施行了铁腕政策。结果，政府一方面建立起一个指令性的社会(Command Society，包括指令性政治和指令性经济)，另一方面则不断强化和巩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制度。学术界对极权主义有多种理解，我赞成邹谠教授关于极权主义的概念，即它是“‘国家机器的无限延长’，……因此，极权主义的概念……是党──社会关系的统一体的一个极端的概念（polar concept）”。[38] 在这种制度中，在一种似乎神圣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党领导下的国家干预并企图控制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甚至于包括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其结果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1984年》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为了取得极权制度及其政策的合法性，党无所不用其极地宣传其领袖永远正确的“个人崇拜”，并使党对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具体化。极权制度能在俄国存在多年，也与俄国社会的特点有关。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有着小生产者的观念和习惯、以及顺从、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特点。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推行极权主义统治，其社会阻力会比较小。
除了苏联以外，二战后东欧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极权主义统治。然而，东欧国家的极权主义政权与苏联的不同，基本上不是本国革命的产物，而是苏联战后利用其军事占领的地位、输出斯大林主义制度的结果，只有南斯拉夫是例外。所以，虽然东欧国家被迫接受了苏联模式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缺乏社会基础，几乎多数东欧国家都爆发过反对极权体制的抗议、游行甚至起义，而每次东欧国家的政府都是依靠苏联军队的威慑才得以继续维持极权制度。苏联曾经提出了一套所谓的处理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理论，即“勃列日涅夫主义”，把干预东欧各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合法化。当八十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宣布废除“勃列日涅夫主义”、并宣称苏联将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后，东欧各国的极权政府失去了苏联坦克这一后盾，在本国民主化运动的冲击下，就不可避免地迅速瓦解崩溃了。
2. 中共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
与东欧国家相比，中共是土生土长、自己打下的江山，毛泽东还抵制过斯大林及共产国际的干涉。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基本上不同于“俄罗斯道路”，中共建国时确实实行了新民主主义而且取得了卓著成效。但是，尽管毛泽东以前承诺过，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将“几十年不变”，但事实上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却几乎是转瞬即逝。为什么会中共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会有如此大的转弯呢?这是海内外学术界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导致政治制度大转折的一个重要因素。
过去，中共一向将朝鲜战争宣传为“南朝鲜侵略北朝鲜、美国参战并向北进攻、中国出兵乃是‘保家卫国’”。现在，苏联的档案披露了实情，即当时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侵，然后又迫使中国参战。所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也有可能是斯大林藉此操纵中共、纳毛泽东于掌中的阴谋。确实，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初，斯大林一直怀疑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迫使中国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同时，由于中国需要苏联提供军火，也不得不受制于苏联。于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集权体制对中国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中共随即开始实行以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徵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当然，中共背离新民主主义道路也有其自身的原因，有些做法是中共自己选择的。例如，中共建国后，在尚未充份开展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启蒙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转向反对资本主义了。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中的反美运动更是加强了这一趋势。
从1952年开始，中共开始执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一五”计划，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将中国纳入了斯大林主义模式，并转向快速朝社会主义过渡的左倾路线。为了压制党内外反对或不同的意见，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施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这样就形成了基本上是以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和斯大林主义新传统相结合为特点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与东欧诸国的极权体制不同，并非单纯的苏联模式的翻版，而是中国特色与斯大林模式的有机结合。尽管中共实行的这套政治制度与毛泽东建国前所承诺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大相径庭，但毛泽东从来没有为中共改变基本政治承诺的举止作过任何解释。
其实，从中共的领导体制来看，它事实上也不可能在中国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中共是本来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以高度集中和一党专政为宗旨。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多少带有一些民主政治的色彩，这给中共维持其集权的领导体制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且，中共是通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起家的一个党政军合一的武装实体，在武装斗争时期早已形成了以一元化为形式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其实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倒是与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理论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理论一拍即合、相得益彰。
3. 新民主主义时期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新民主主义时期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什么特点呢?著名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E·巴拉扎（Etienne Balazs）说，“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制度”。[39] 波兰学者W·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认为，极权主义有四个特徵：第一，在整个政治结构中，官僚主义机构的权力大于由选举产生的机构的权力；第二，由高层官僚指定党、国家和工会各级机构干部职位的候选人，从而代替了实质性的选举；第三，一切其他机构完全从属于党的机器，完全禁止一切独立的政治团体；第四，对大众传媒的垄断控制，包括普遍的事前审查。他总结说，“因此在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的成员面对着一个全权的国家机器，缩成为被剥夺了政治和法律表现或控制手段的原子化的个人”。[40]
事实上，由于在制度形成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旧传统与斯大林主义的新传统相结合，使得上述特徵被推到了极端，其表现如下。首先，它是一种高水平的极权主义。摩西·莱文曾说，在苏联存在着“国家──经济──党”和“权力──意识形态──文化”这两个“三位一体”。[41] 而在中国这两个“三位一体”则被一元化为“党──政──军──法──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的统一整体，党居于掌握一切、绝对垄断的地位，既全能又全权。
其次，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包括等级政治和等级经济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每个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甚至学校、寺庙)都按行政系统的级别来划分等级；个人的独立性消失了，每个人都变成了隶属于某个单位的原子化了的单位成员，并按照其单位的行政级别和工作任务给定他在单位中的身份。各级干部的选择任命既不经自由选举，也不通过文官考试，而是实行等级授权制，完全由这个社会政治“金字塔”中的上一级领导决定。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是，原则上每个干部只对其上级负责，而不必对他所服务的人民负责，结果造成了各级干部为了逢迎上级，而不惜牺牲其管辖范围内民众的权利、财产甚至生命；其二是，没有上级的命令或允许，个人不得采取任何主动行为，因此，整个社会效率低下。
第三，“一言堂”和个人专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特徵。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是一小群人，其中只有一个“领导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在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但又不愿意承担政策失误的政治责任。“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这个“领导核心”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结果，一方面，每个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的人都时刻担心失去权力，紧紧抓住终身制，形成了老人政治；另一方面，“领导核心”随时紧密地防范并绝对禁止任何不同意或反对他的思想及行动，高层领袖之间的明争暗斗、权力斗争不断。
第四，产生了“国家崇拜”、并由“国家崇拜”进一步转化为“党崇拜”及其必然结果──个人崇拜。所谓的“国家崇拜”表现为，迷信和过度使用国家暴力、国家权力过份集中和膨胀、迷信国家所有制。由于党垄断了国家权力，“国家崇拜”就很自然地转化为“党崇拜”，而“国家崇拜”和“党崇拜”的人格化结果就是个人崇拜。革命的领导人不仅被视为经过程序、合法产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且还被赋予“打天下者坐天下”的特殊地位，象“帝王”那样被崇拜和神化，变得“一贯正确”和神圣不可侵犯。于是，革命领导人变成了党和国家的象征，而民众对领导人的态度也往往被视为是对党和国家的态度；领袖象皇帝那样容不得任何批评和反对意见，而民众若胆敢批评领袖，就会被控为反党反革命。
第五，党对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高度垄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被用来证明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和现行领导政策的正当性，还规范着全社会共用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由于取消了动员民众、赢得民众支持的民主机制，意识形态就成了除武装力量之外的另一个党和国家强制性动员和控制社会的工具，即所谓的“笔杆子和枪杆子”。马克思曾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称为“虚假的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不是客观地描述世界的现状，而是要论证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使工人阶级相信资本主义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共建国后屡次掀起“运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强制推行官方意识形态、打击社会上的异见。同时，要垄断意识形态，就必然会垄断大众传媒，排斥新闻和言论自由，控制信息和通讯。
四、回顾1949-1978: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
中共建国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部份领导人主张继续贯彻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毛担心土改后农民将走向资本主义，又断定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提出了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目标，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毛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者右倾的错误”。毛泽东曾辩解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提出来的。其实，这种直接过渡的主张来源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列宁在晚年已将其摒弃，但后来斯大林却又拣了起来、并加以发展。所以，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路线更多地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向“过渡时期总路线”，标志着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靠近斯大林、走上了“左倾”道路。
1. 从农业合作化到“大跃进”:毛泽东专制独裁的初级阶段
早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有“左倾”求快的倾向，但他的那种既脱离中国现实、又违背中共早期承诺的政策主张，一开始确实在党内高层遇到了反对意见。但毛利用中共赋予他的“最后决定之权”，压制不同意见，使他的个人集权不断升级，同时还树立他的个人权威、怂恿个人崇拜，建立他所谓的“无法无天”[42]的政治环境，最终形成了类似绝对君主政体的个人独裁。从1953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几乎可以说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独裁地位的形成及升级与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形成互相促进的历史，而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这短短的几年，则是毛泽东专制独裁的初级阶段。
自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毛泽东就不断表现出急躁冒进的特点，这也与他急于藉中国建设的成就、争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最高地位的愿望有关。他先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发动了批判“小脚女人”的“反右倾”斗争，使得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左”倾思潮和倾向波及其他部门。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提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要反对保守思想、也要反对急躁冒进”。于是，毛泽东在1957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43]，迫使刘、周、陈都做了检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又提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并且断然规定，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不能提反冒进。[44] 那时，毛泽东俨然已经凌驾于组织之上，任何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都不敢提出不同意见。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的严重罪行后，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运动，并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无法容忍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决定发动反右派斗争，受到政治打击的知识分子达55万多人（包括被株连的家属是几百万）[45]。从此，广大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敢提出不同意见了。反右运动强力推行了一系列“左”的观点，使毛泽东“左”的思想更具有系统性；根据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推动社会前进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他还踌躇满志地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社会主义革命”[46]，“反右”后可以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了。
于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肯定了冒进发展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这一总路线，9月就紧接着发动了大规模的、以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两高（高指标、高征购）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这场运动之荒谬的程度，可以毛泽东的两句“名言”为代表:其一，“粮食多了怎么办？”[47]；其二，“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48] 当时，有不少人感觉到这场运动有问题，但是，时值“反右”刚结束，一些已被打成“右派”的人士自然被剥夺了发言权，而其他的人看到几十万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都不寒而栗，因此干部和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于是，“大跃进”中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就无所顾忌地跟着毛泽东胡作非为，一切荒唐事都横行无阻了。
在“大跃进”中浮夸风极为严重，全国各地的基层干部每天竟相“放卫星”，宣布粮食、钢铁产量如何提高了几十倍，再加上全国一哄而上地组建人民公社化，使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49]。但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乌托邦理想和“大跃进”的“泡沫”成就，很快就被现实戳穿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才沸腾了半年，一大堆实际问题便接踵而至：国民经济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全面紧张，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事。面对这些事实，野心勃勃、固执己见的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三面红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不容怀疑和反对。
在这种背景下，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中全会。在这次会上，绝大多数中央高级领导人只是小心地看毛泽东的神色行事、曲意逢迎，很多省市负责人准备了称赞和批驳“大跃进”的两份内容、结论完全相反的报告，准备根据政治风向、相机行事，或继续为“大跃进”歌功颂德、或批评“大跃进”的失误以推卸个人责任，总之，多数中共高级干部是置国事民生于不顾，只求在政治投机中保住自己的官位。只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少数几人，对与会多数人闪烁其词、不愿如实报告基层真相、更不肯深究错误根源的态度十分不满。于是，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认为总路线、“大跃进”确实出现了失误，原因在于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问题，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张闻天则作了长篇发言，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归结为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是关键问题。彭、张终于触犯了自以为一贯正确、绝对权威的毛泽东的逆鳞，再加上康生、林彪、柯庆施等群小的曲解挑拨，于是毛将彭、张等人的意见视为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对“三面红旗”的“猖狂进攻”、是对毛泽东领导权威的挑战。而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只知明哲保身，明明不赞成毛的意见，却也无一人敢仗义执言；相反，他们还纷纷表态，附和、支持毛泽东，甚至对彭德怀、张闻天落井下石。这样，毛泽东得以无所顾忌地把彭、张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庐山会议后开展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国有300多万人因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使中共的高层领导集体沦为毛泽东个人的驯服工具，标志着毛泽东登上了类似绝对君主制中的君主地位，成了当代的大独裁者，并且使“大跃进”的灾难进一步严重化，也为“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在庐山会议决定的“反右倾、鼓干劲”的督促下，1960年继续盲目跃进，使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社会生产力受到进一步破坏，工农业生产连年下降，消费必需品极端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终于发生了大范围饿死人的情事。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仍然未能公开讨论大量饿死人这一“大跃进”的主要后果。
2. 大跃进的后果:数千万人因“三年自然灾害”饿死?
五十年代中共经济建设的最“高峰”是“大跃进”时期，究竟这场“大跃进”有什么“成就”、又有什么罪过，这是必须坦诚面对的历史事实。“大跃进”的主要后果是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为的严重大饥荒，数千万老百姓在饥荒中断粮饿死。但是，中共长期隐瞒着这一史实，直到毛泽东去世后，从八十年代开始才出现了相关的议论和估计。然而，究竟在这场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仍然是个谜。尽管多数省、县政府都密藏着“大跃进”之后饿死人口的报告和统计数据，但官方从来没有正式公布或回答过这个问题。而国内外的研究者对死亡人口则有不同的估计。其中一种比较可靠的估计方法推算出，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的出生人口数在4千万人左右。[50]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极端严重的大饥荒，导致如此大规模的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口，中共一向拒绝直接承认这是制度、政策、领袖的错误，而是编造了一个“三年自然灾害”的借口，把人祸推给了天灾。实际上，从1959到1961年这三年中，气象、水文记录都表明并没有明显的自然灾害。其实，这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是毛泽东和中共推行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的牺牲品，而这场实验则是极权政治体制不可避免的结果。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惕亚·森（Amartya Sen）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独裁统治可能导致大饥荒。[51] 他注意到，在拥有民主政府和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饥荒；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在原始部落、古代帝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由专制领袖和一党统治的新独立国家、以及现代的极权、独裁政权下的社会里，才会出现严重的饥荒；凡是实行定期举行选举、允许反对党存在、容许媒体对政府政策提出质询的独立国家，都从来没有受到过饥荒的困扰。他又指出，中国在50年代实行的所谓“大跃进”是一败涂地的，据估计，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有将近三千万人被饿死。他认为，很难想象在一个定期举行选举、拥有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缺乏新闻自由，往往会导致政府对自己的宣传机构和地区官员描绘的图景深信不疑；事实上，当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当局还把自己的粮食贮备高估了一亿吨。森的分析多好啊！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那时有新闻自由，农村中的浮夸、高指标、高征购以至饿死人的现象就可以见报，舆论的约束有可能制止毛泽东及各级干部的胡作非为；如果那时有反对党，就更不容毛泽东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如果有党内民主，庐山会议上占上风的就可能是彭德怀、张闻天，而落败的则可能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如果有真正的民主选举，那么，中共造成了如此惨烈的“人祸”，民众很可能就会通过选举而罢免毛泽东，或不再选毛泽东主政，那么也就未必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了。可惜的是，那时的中国并没有这些，却只有毛泽东的独裁。
虽然不能说毛泽东主观上就想要制造这样一场饥荒，但是，只要他推动、坚持的“三面红旗”的左倾路线得不到纠正，如此严重的大饥荒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如此荒唐可笑的乌托邦试验真的蒙骗了从上到下的中国人，以致于人们会信奉领袖的主张、到了连命都不要的程度了吗?在6亿多中国人里，难倒就没有人能洞察出中共和毛泽东路线、政策的荒唐之处吗?当然并非如此。问题是，在一个没有民主、人权的国度，谁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韪”，反对伟大领袖和党的路线政策呢?连许多中国人非常尊重的周恩来、邓小平，当时不也是趋炎附势、说假话、不敢对暴戾的毛泽东说半个不字吗？不过，正因为这些政治领袖当时附和、支持了毛泽东的政策路线，他们就必须和毛泽东一起承担造成这数千万冤魂的政治责任。
3. 毛泽东的极权独裁达到顶峰:文化大革命
“三面红旗”所导致的严峻政治、经济形势迫使中共不得不实行了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通常所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表示要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承担责任。可是，数千万人命的惨烈代价，并没有换来制度上的变革、更没有触动罪魁祸首毛泽东本人。相反，毛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不许否定，更不许触及“左”的错误理论体系；毛的独裁地位实际上并无变化；毛继续坚持他的“左”的错误，而且继续得到中共高层领导群体的逢迎。
实行“八字方针”后，虽然使国民经济有所恢复，但客观上构成了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当然令毛泽东极为难堪。可是，这位“人民的”领袖既不肯承认“大跃进”中的错误，也未对数千万亡灵掉过半滴真诚的眼泪。很快他就从经济政策的失败中解脱出来了，他的方法是举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发动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进一步树立他的个人权威，从政治理念上打击党内主张稳妥进行经济建设的同仁，继续把他的“革命”推向前进。
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宣布要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此后，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准备和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摊牌；同时，又怂恿他的极“左”派喽罗们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样，“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毛终于登上了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顶峰，实现了对全中国人民从思想到行动的直接控制，但也因此决定了他彻底的政治失败。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他的极权统治相结合的产物，是一场长达十年的重大灾难。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把毛泽东神化为普渡众生的历史主宰，毛则利用个人崇拜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了一套封建法西斯的政治逻辑，在政治制度上则实际上制造了封建法西斯专政，他自己就是这个封建法西斯专政政权的独裁者。“文革”全面破坏了中共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成了党的化身、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宪法被撕毁了，本来就不完备的法律体系连同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了，全国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作为行为规范和准则，整个社会毫无法律秩序可言。“中央文革小组”兼管公、检、法机关，把对待毛泽东个人的态度作为“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凡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毛泽东、就是反革命。在“文革”时期，据官方的显然被压低了的统计，有729,511人被诬陷迫害，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52] 毛泽东号召在全国夺权，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和改组，严重地破坏和妨碍了党政机关的工作。
在经济上，“文革”以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搅乱了生产。全国有相当多的工矿企业生产瘫痪。同时，毛的政治追随者在经济工作中推行一整套极“左”政策，随心所欲地搞所谓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等。动乱了十年，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5千亿元，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53]。“文革”还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毁灭主义。大批科研机关、大专院校被撤销，科研仪器设备被毁坏，图书文献资料被焚毁，教学科研工作被迫中断，文化古迹被破坏，很多报刊被停办，一切文学艺术都被打入“冷宫”，8亿人口的大国只能演“八个样板戏”，一大批知识分子被迫害。
“文革”的危害罄竹难书，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党务等所有方面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和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濒于崩溃的边缘。正因为“文革”为祸极深，特别是它打击了中共各级干部，在党的干部中造成了普遍的对“文革”的不满，所以，毛泽东死后，对毛的个人迷信很快就被打破了，毛的极“左”路线被纠正了，出现了全面改革的呼声。
【注释】
[1]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334页。
[2] John E. Schrecke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rager, 1991, Preface, pp.xiii-xx.
[3] Monty Johnstone, "Party"，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2nd ed, Lodon: Blackwell, 1991, p.405.
[4] Richard N.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les, Vol.1,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 1974, p.248.
[5] 《马恩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4页。
[6] 《马恩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1页。
[7] 同上，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0页。
[8] 同注[4]，第409页。
[9]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78页。
[10] 同上，第587页。
[11]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8页。
[12] 同上，第318页。
[13] 同上。
[14] 同上，第6卷，第441页。
[15] 同上，第32卷，第106页。
[16] 同上，第24卷，第24页。
[17] 同上，第27卷，第245、248页。
[18] 参见苏绍智，《马克思主义新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第258页。
[19] 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311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760页。
[21] 同注[19]，第307至313页。
[22] 同上，第315页。
[23] 同注[19]，第166页。
[24]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86页。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32页。
[26] 《董必武选集》，第54至55页。
[27] 同注[24]，第225至226页。
[28] 《毛泽东选集》，1964年合订本，第725页。
[29] 《毛泽东年谱》，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0至431页。
[30] 同上，第609至610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1页。
[32] 同上，第931页。
[33]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项问题”（1945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1948年，第505页。
[34] 同注[31]，第963页。
[35]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36] Paul Sweezy. Four Lectures on Marx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p.90.
[37] Preobrazhensky, Evgeny Alexeyers. A Dictionary of Merxist Thought. Tom Boltomore, et al. Worcester Blackewell Referen. 1983. p.390.
[38] Tang Tsou. "Introdu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xxii.
[39] 同注[38]，p.xxiii。
[40] W. Brus. "The Polish October: Twenty Years After,"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don Merlin Press. 1977. p.183.
[41] Moshe Lev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113.
[42] 毛泽东曾对斯诺（Edgar Snow）讲过，“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43] 同注[19]，第242页。
[44] 同上。
[45] 同上，第238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1页。
[47] 同注[19]，第243页。
[48]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85页。
[49] 同注[19]，第248页。
[50] 这种估算方法是根据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及“大跃进”以前年份的平均人口增长率推算的。1959年中国的人口总数是6亿7千2百万人，1960年是6亿6千2百万人，1960年比1959年减少了1千万人，1961年比1959年则减少了1千3百万人。按照“大跃进”以前年份的正常人口增长情况推算，每年出生率和死亡率相抵后、人口应净增千分之二，所以，如果没有严重饥荒，1961年本应比1959年增加2千7百万人。这样把两者相加，就得出从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千万人左右。
[5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独裁可能导致饥荒”，VOA，Oct.14，1998，参见《世界日报》（纽约）1998年10月15日。
[52] 同注[48]，第623页。
[53] 同上，第625页。
一、封建专制主义和苏联马列主义
对中国集权政治体制形成的影响
1.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
要研究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影响，就必须研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国际学术界对如何确定中国君主专制时期的社会性质是有争议的。在中国，人们约定成俗地把君主专制时期的社会称为封建主义（Feudalism），特别是当毛泽东肯定了这一提法后，就很少再有人敢提出质疑了。但在西方学术界，若称中国的君主专制时期为封建社会，往往会引起概念上的争论。因为西方国家历史中，封建社会（Feudalism）是指分权的若干公国或候国，其农奴被固定在土地上；而在中国历史中，只有秦代以前的社会状态与此相似，但从秦代开始，中国是处于集权的绝对君主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所以，美国布伦代斯大学教授约翰·施瑞克（John Schrecker）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已经不是封建制，而是郡县制。[2] 而威特福格尔（Karl A. Wittfogel）则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分析中国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社会。
我认为，为了区别于西方的封建主义，可以把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和国家称为“封建专制主义（feudal despotism）”，其特点如下。首先，整个国家是个高度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实行集权的绝对君主制，虽然地主阶级可以拥有很多土地，但政治、经济和其他许多权力都集中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里。其次，皇帝至高无上、永远正确、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不受任何制衡，其地位是终身、世袭的，重大决策过程是家长制、一言堂，皇帝在全社会推行对他的个人崇拜。第三，维持着高度集权和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以及与等级制相联系的种种特权。第四，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钳制思想、控制舆论，甚至大兴文字狱。第五，法律主要是刑罚的手段，缺少保护人民权益的功能。第六，国家和统治集团通过捐税和地租极力掠夺人民的财产和所得，而且通过专制的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如徭役等)，剥夺和或限制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这种“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使得中国社会浸透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解放以后，虽然消灭了地主阶级，但并未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结果，“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政治制度及其运作。
2. 苏联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我在这里用了“苏联马列主义”这个概念，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苏联马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任何著作中设想过一党专政的制度[3]，也没有赞成过赋予一党专政体制以压迫反对者的政治权力[4]。按照马、恩的观点，共产党人决不能依靠少数人搞宗派性政治活动，而必须把整个阶级都组织起来，因为“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5]。恩格斯更强调反对党内的专制独裁，他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个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6]。他还认为，党内出现派别不足为怪，他说，“帝国最大的党（按：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即使是施韦泽式专政的假象也应当避免”[7]。
一党专政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共的发明。中共建党之初即以苏共为榜样，采取了苏共的组织模式，后来也采用了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理论和实践。所以，要了解中国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就必须懂得苏共及其政治体制是如何演变成一党专政、党内独裁体制的。
俄国革命后，政治上确实存在过多党制，在俄共内部也存在着不同派别。但是，自从1921年驻喀琅施塔德的红军水兵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起义、又被列宁派其他红军部队残酷地武装镇压后，列宁立即提出了建立一党专政制度、取消党内一切派别的设想，以便为排斥、消灭党内和社会上的任何异己势力提供理论根据。在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通过共产党不能工作”[8]，“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9]。他还提出了由共产党独家领导国家政权的观点，他说，“在我国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10]。这种思想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
列宁所提出的“党的领导体制”理论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共产党又自封为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专政。列宁是这样解释的，“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11]。第二，专政的共产党绝不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权，即坚持其一党专政。列宁说，“专政……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政权”[12]。当有人攻击布尔什维克推行一党专政时，列宁的回答是，“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13]。第三，建立高度集权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和指挥，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使共产党中央在党内和全国都拥有最大权力。列宁说，“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份之间没有任何壁障......我们的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14]。第四，共产党直接处理政府工作，即实行党政合一，实际上是党凌驾于政府之上。列宁说，“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15]。第五，在党的领导体制上高度强调领袖的作用，一党专政就等于领袖专政，而领袖专政集中到一点、即个人独裁。列宁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16] 他甚至明确声称，“在工作时间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人──独裁者──的意志......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17]
斯大林把列宁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并把某些观点绝对化，从而造成了一种十分僵化的体制。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就好比是一部机器，指挥这部机器的是党（领导力量），而苏维埃组织、工会和合作社等都是这个体系的“传送带”和“杠杆”，是党手中的工具，党就依靠这些工具去“联系群众”，指挥群众。这种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造就出领袖的绝对权威和专权以及政治上的个人崇拜，布哈林很早就预见到这种前景并发出了警告。他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可能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产生一个用电话、书记处和秘密警察装备起来的新的彼得大帝[18]。以后苏联的政治史证明，斯大林的绝对权威、个人崇拜、独断专行、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清除异己等举止，与封建专政主义中的绝对君主并没有什么区别，他确实成了布哈林所预见到的新的暴君。
3. 毛泽东:他是“秦始皇+马克思”还是“秦始皇+斯大林”?
在中国现今政治制度的形成中，毛泽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本人说过，他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19]，这表明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受到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究竟对他有多少影响，则值得研究。毛泽东只阅读了很少量的马恩原著，他非常推崇的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苏共的宣传教材《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他在1941年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教材。《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20]。由此可见，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与其说毛泽东是“秦始皇+马克思”，还不如说他是“秦始皇+斯大林”。
毛泽东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他基本上没有接受过现代科学知识的教育。他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恩著作的了解程度。他一生涉猎最广的是史书，除了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还基本读完了许多人认为“不知从何读起”的《二十四史》；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他最关心的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史实，以从中考察统御用人的手段、政治斗争的策略，从而把封建专制统治者的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运用于他的政治实践。[21]
他进入晚年之后，借助于个人崇拜运动，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大权独揽、个人专断，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而他周围那些群小又拼命迎合邀宠，例如，深受毛宠信的柯庆施就曾经肉麻地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22]。毛泽东历来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自认“坑儒”比秦始皇还多。早已有人说过，毛泽东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一词就透露出他的帝王思想。毛的秘书曾告诉笔者，有一次毛洗浴罢，穿着浴衣飘飘然地说：“做一个风流皇帝”。这是毛的真情流露。毛到临终时，念念不忘的也是汉高祖的遗嘱“安刘者勃也”[23]。由此可见，毛泽东深受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其行为与绝对君主制下的帝王十分类似，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虽然与苏联顾问、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一向不和，但他对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是全盘接受的，这些苏共的理论对毛泽东也有很大影响。毛甚至进一步发挥了苏共的理论，并为自己的帝王思想套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运作上都接受了苏共的模式。刘少奇颇以此为骄傲，他说过，“我们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头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和道路进行的，布尔什维克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多数的党员中都能背诵出来，而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党内是没有的”[24]。刘少奇所讲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就是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理论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理论。中共正是完全按照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建立了自己的党/国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也是高度的集中制、党政合一、党凌驾于政府之上、以及领袖专政。
但中共的体制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由于中共拥有自己的军队、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所以中共所建立的政权实质上是一个党政军合一的武装实体、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组织。第二，由于在根据地时期，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等都围绕着武装斗争来进行，所建立的政府始终附属于党的军事指挥系统，这样就形成了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党的机关为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以党代政，党什么都管，而最高权力则集中在党的主席一人手中。
在中共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开始反复强调要集权于中央、集权于主席。五十年代初期，他继续反复强调集权问题，大大地加强了个人权力。1958年，在反对分散主义的名义下，毛又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以及“书记挂帅”等原则，进一步强化了以党代政的集中制。到了六十年代，毛再次重提一元化领导的问题，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25]。
二、从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
中共早期的政治承诺
在延安时期，中共急切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所以比较关心群众、尊重民主。中共领导人曾认识到，那种高度集中、党包办一切的体制，虽在战争时期是必要的，但也有弊病。例如，1940年董必武就批评说，“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26] 1942年刘少奇说过，“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缺乏民主训练……我们的民主没有见之于实际……，如果我们在根据地内领导政权许多年，还不能建立一种像样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秩序，那我们就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在全国人民中，在战后再来谈民主政治，那就会引起人民对我们以至对民主政治的怀疑，以为只是在口头上叫的而不是在实际上实行的”。[27] 1940年毛泽东也说过，“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28] 但是，中共领导人这些关于民主的承诺，在掌权以后就被搁置了、再也没有兑现，恰恰应了刘少奇在上述讲话中试图驳斥的那种估计。
1. “三三制”政权中的民主气氛和中央决策机制中的个人专断
中共在1940年3月6日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在各主要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当时根据地政权的人员组成是，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种政权团结了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抗日的愿和中共合作的人们。这种政权虽然也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但中共认为，它的领导权不是包办一切、强迫命令，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党的建议；中共当时还强调党员的民主作风，要求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再实施；同时，也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这种政权能够团结群众，发扬民主。曾在根据地工作过的老干部多认为，那个时候比现在要民主得多。
“三三制”政权虽未彻底实施，但对根据地发展和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可是中共基本上是把“三三制”政权视为巩固根据地的策略性措施，并未从中总结出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更未将其发扬和改善成一种长久、普遍实行的民主制度。当时，在中共中央内部实际上实行的仍是苏共的集权制度。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9] 这种决策制度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赋予一个人独裁专断的权力，导致日后毛泽东的个人集权独裁。
2. 1949年以前中共对建立民主国家的承诺
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泽东是经常谈论民主的。1945年7月，黄炎培及其他五位国民党党政要员到延安访问。在与毛泽东交谈时，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0] 毛泽东在1945年还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31]；他还宣布，“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32]，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33]
当时，毛泽东还怕人民不放心，他又说，“有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不同的......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时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34] 当时，中共正是以民主主义的旗帜动员了民众，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夺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当年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因为相信毛泽东的这个“民主承诺”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今天重读毛泽东这些议论，令人感慨万千。
3. 中共建国:短暂的新民主主义政治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同年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具体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架构。这个《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即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不是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政体组织的原则，表明在政体上不允许党权高于政权和个人高于集体；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帅，并没有肯定“党指挥枪”。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成员组成体现了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原则。7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中，民主人士占3位；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几乎占一半；政务院从总理到委员、副秘书长的26人中，非共产党人士占14人；其他各部、委、署、院中，非共产党人士约占三分之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了部长或主任。[3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其具体形式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用普选的方法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体制（即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选出的各级政府，必须经所属的上级政府的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人民政府均须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是从民主出发、经过逐级的民主和集中的交替、而仍还原为人民的权力；通过民主使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充份表达，再经过集中使人民的意愿得到有效的充份实现。但实际上，候选人都需经过党政领导审查，因此选举本身不是自由的；而通过多次“集中”，民意已所存无几，民主集中制则沦为虚假的民主。
这种国家政体，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的统一，是“议行合一”的政体，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不同。既然民主集中制往往沦为虚假的民主，实际上就便于中共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口号下实行权力的集中，“大权独揽”。
中共建国之后的头三年是中共统治下最好的时期。如果中共和毛泽东遵守建政前的承诺，将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维持几十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许就不致于经历以后的大曲折。但实际情形是，中共很快就抛弃了《共同纲领》，形成了领袖独裁的列宁、斯大林式的党/国体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三、中共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特点
1. 社会主义国家形成集权模式的共同规律
苏联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制度建设基本上都是抄袭苏联模式的。所以，在分析中共建立集权体制的过程之前，可先以苏联为例，分析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之形成，以便深入了解社会主义国家集权模式形成过程中的共同特徵。
在讨论社会主义时，马克思所强调的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其要义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按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解释，即“人民的绝大多数控制了个人的或集体的生产手段的使用，......参与劳动的人控制了它们的剩余产品（要么自己生产出来的，要么用以生产的）”。[36] 但是，十月革命后俄共（布）所推行的是剥夺资产者的国家化政策（Statification），国家化与社会化有根本的区别，国家化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所有制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
国家化政策和制度建立了由国家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这样，劳动者并不能与生产手段直接结合，在劳动者与生产手段之间，还隔着一个国家机器；实际上是由国家代替了资本家、成为生产手段的所有者和劳动的购买者，从而让国家垄断了一切经济行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是社会所有制。但是，所有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除南斯拉夫外)所建立的都不是社会所有制，而是国家所有制，但这些政府都把国家所有制套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光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制度。中共也是如此，1952年中共在解释其“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宣称，要“使国家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国家所有制是官僚主义和权威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温床，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指令经济（共产党自称为计划经济）、党/国体制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
为什么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会导致集权的专制主义呢？这与其经济制度和经济目标有直接关系。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十月革命后为了增强实力、巩固政权、抵御外部压力，苏联政府开始推行强制工业化，斯大林特别强调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就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E·普里奥布拉任斯基（E·Preobrazhensky）把这个过程称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37] 原始积累多少总带有残酷性，在苏联、中国也不例外，强制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只能从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中取得。因此，国家必然低价强制收购农产品（在中国称之为“统购统销”），并用价格的剪刀差剥夺农民；同时长期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格以下，实行抑制消费需求的政策，但由于在国家所有制中国家是劳动的唯一购买者，因此这种政策得以通行无阻。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为了资本积累的需要，勒紧人民的裤带是难以避免的；那么，一旦形成了初步工业化后，就应该停止对农民工人的剥夺，改从工业利润中取得资本积累所需要的资金，同时逐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但是，由于国家所有制下必然出现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中无法消除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益(布哈林称之为“有组织的经营不善”)，国家事实上不可能从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中积累足够的建设资金，因此仍然要继续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工人的工资，这样，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就必然变成长期性的，而且十分苛刻。同时，由于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轻工业的发展大为落后，消费品的供应必然短缺，这又使得政府必须长期压低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所有这一切现象必然会引起民众反对政府的情绪，而为了压制民众的不满，政府便施行了铁腕政策。结果，政府一方面建立起一个指令性的社会(Command Society，包括指令性政治和指令性经济)，另一方面则不断强化和巩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制度。学术界对极权主义有多种理解，我赞成邹谠教授关于极权主义的概念，即它是“‘国家机器的无限延长’，……因此，极权主义的概念……是党──社会关系的统一体的一个极端的概念（polar concept）”。[38] 在这种制度中，在一种似乎神圣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党领导下的国家干预并企图控制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甚至于包括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其结果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1984年》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为了取得极权制度及其政策的合法性，党无所不用其极地宣传其领袖永远正确的“个人崇拜”，并使党对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具体化。极权制度能在俄国存在多年，也与俄国社会的特点有关。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有着小生产者的观念和习惯、以及顺从、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特点。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推行极权主义统治，其社会阻力会比较小。
除了苏联以外，二战后东欧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极权主义统治。然而，东欧国家的极权主义政权与苏联的不同，基本上不是本国革命的产物，而是苏联战后利用其军事占领的地位、输出斯大林主义制度的结果，只有南斯拉夫是例外。所以，虽然东欧国家被迫接受了苏联模式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缺乏社会基础，几乎多数东欧国家都爆发过反对极权体制的抗议、游行甚至起义，而每次东欧国家的政府都是依靠苏联军队的威慑才得以继续维持极权制度。苏联曾经提出了一套所谓的处理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理论，即“勃列日涅夫主义”，把干预东欧各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合法化。当八十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宣布废除“勃列日涅夫主义”、并宣称苏联将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后，东欧各国的极权政府失去了苏联坦克这一后盾，在本国民主化运动的冲击下，就不可避免地迅速瓦解崩溃了。
2. 中共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
与东欧国家相比，中共是土生土长、自己打下的江山，毛泽东还抵制过斯大林及共产国际的干涉。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基本上不同于“俄罗斯道路”，中共建国时确实实行了新民主主义而且取得了卓著成效。但是，尽管毛泽东以前承诺过，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将“几十年不变”，但事实上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却几乎是转瞬即逝。为什么会中共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会有如此大的转弯呢?这是海内外学术界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导致政治制度大转折的一个重要因素。
过去，中共一向将朝鲜战争宣传为“南朝鲜侵略北朝鲜、美国参战并向北进攻、中国出兵乃是‘保家卫国’”。现在，苏联的档案披露了实情，即当时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侵，然后又迫使中国参战。所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也有可能是斯大林藉此操纵中共、纳毛泽东于掌中的阴谋。确实，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初，斯大林一直怀疑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迫使中国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同时，由于中国需要苏联提供军火，也不得不受制于苏联。于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集权体制对中国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中共随即开始实行以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徵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当然，中共背离新民主主义道路也有其自身的原因，有些做法是中共自己选择的。例如，中共建国后，在尚未充份开展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启蒙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转向反对资本主义了。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中的反美运动更是加强了这一趋势。
从1952年开始，中共开始执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一五”计划，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将中国纳入了斯大林主义模式，并转向快速朝社会主义过渡的左倾路线。为了压制党内外反对或不同的意见，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施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这样就形成了基本上是以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和斯大林主义新传统相结合为特点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与东欧诸国的极权体制不同，并非单纯的苏联模式的翻版，而是中国特色与斯大林模式的有机结合。尽管中共实行的这套政治制度与毛泽东建国前所承诺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大相径庭，但毛泽东从来没有为中共改变基本政治承诺的举止作过任何解释。
其实，从中共的领导体制来看，它事实上也不可能在中国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中共是本来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以高度集中和一党专政为宗旨。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多少带有一些民主政治的色彩，这给中共维持其集权的领导体制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且，中共是通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起家的一个党政军合一的武装实体，在武装斗争时期早已形成了以一元化为形式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其实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倒是与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理论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理论一拍即合、相得益彰。
3. 新民主主义时期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新民主主义时期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什么特点呢?著名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E·巴拉扎（Etienne Balazs）说，“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制度”。[39] 波兰学者W·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认为，极权主义有四个特徵：第一，在整个政治结构中，官僚主义机构的权力大于由选举产生的机构的权力；第二，由高层官僚指定党、国家和工会各级机构干部职位的候选人，从而代替了实质性的选举；第三，一切其他机构完全从属于党的机器，完全禁止一切独立的政治团体；第四，对大众传媒的垄断控制，包括普遍的事前审查。他总结说，“因此在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的成员面对着一个全权的国家机器，缩成为被剥夺了政治和法律表现或控制手段的原子化的个人”。[40]
事实上，由于在制度形成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旧传统与斯大林主义的新传统相结合，使得上述特徵被推到了极端，其表现如下。首先，它是一种高水平的极权主义。摩西·莱文曾说，在苏联存在着“国家──经济──党”和“权力──意识形态──文化”这两个“三位一体”。[41] 而在中国这两个“三位一体”则被一元化为“党──政──军──法──经济──意识形态──文化”的统一整体，党居于掌握一切、绝对垄断的地位，既全能又全权。
其次，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包括等级政治和等级经济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每个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甚至学校、寺庙)都按行政系统的级别来划分等级；个人的独立性消失了，每个人都变成了隶属于某个单位的原子化了的单位成员，并按照其单位的行政级别和工作任务给定他在单位中的身份。各级干部的选择任命既不经自由选举，也不通过文官考试，而是实行等级授权制，完全由这个社会政治“金字塔”中的上一级领导决定。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是，原则上每个干部只对其上级负责，而不必对他所服务的人民负责，结果造成了各级干部为了逢迎上级，而不惜牺牲其管辖范围内民众的权利、财产甚至生命；其二是，没有上级的命令或允许，个人不得采取任何主动行为，因此，整个社会效率低下。
第三，“一言堂”和个人专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特徵。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是一小群人，其中只有一个“领导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在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但又不愿意承担政策失误的政治责任。“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这个“领导核心”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结果，一方面，每个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的人都时刻担心失去权力，紧紧抓住终身制，形成了老人政治；另一方面，“领导核心”随时紧密地防范并绝对禁止任何不同意或反对他的思想及行动，高层领袖之间的明争暗斗、权力斗争不断。
第四，产生了“国家崇拜”、并由“国家崇拜”进一步转化为“党崇拜”及其必然结果──个人崇拜。所谓的“国家崇拜”表现为，迷信和过度使用国家暴力、国家权力过份集中和膨胀、迷信国家所有制。由于党垄断了国家权力，“国家崇拜”就很自然地转化为“党崇拜”，而“国家崇拜”和“党崇拜”的人格化结果就是个人崇拜。革命的领导人不仅被视为经过程序、合法产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且还被赋予“打天下者坐天下”的特殊地位，象“帝王”那样被崇拜和神化，变得“一贯正确”和神圣不可侵犯。于是，革命领导人变成了党和国家的象征，而民众对领导人的态度也往往被视为是对党和国家的态度；领袖象皇帝那样容不得任何批评和反对意见，而民众若胆敢批评领袖，就会被控为反党反革命。
第五，党对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高度垄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被用来证明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和现行领导政策的正当性，还规范着全社会共用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由于取消了动员民众、赢得民众支持的民主机制，意识形态就成了除武装力量之外的另一个党和国家强制性动员和控制社会的工具，即所谓的“笔杆子和枪杆子”。马克思曾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称为“虚假的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不是客观地描述世界的现状，而是要论证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使工人阶级相信资本主义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共建国后屡次掀起“运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强制推行官方意识形态、打击社会上的异见。同时，要垄断意识形态，就必然会垄断大众传媒，排斥新闻和言论自由，控制信息和通讯。
四、回顾1949-1978: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
中共建国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部份领导人主张继续贯彻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毛担心土改后农民将走向资本主义，又断定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提出了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目标，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毛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者右倾的错误”。毛泽东曾辩解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提出来的。其实，这种直接过渡的主张来源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列宁在晚年已将其摒弃，但后来斯大林却又拣了起来、并加以发展。所以，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路线更多地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向“过渡时期总路线”，标志着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靠近斯大林、走上了“左倾”道路。
1. 从农业合作化到“大跃进”:毛泽东专制独裁的初级阶段
早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有“左倾”求快的倾向，但他的那种既脱离中国现实、又违背中共早期承诺的政策主张，一开始确实在党内高层遇到了反对意见。但毛利用中共赋予他的“最后决定之权”，压制不同意见，使他的个人集权不断升级，同时还树立他的个人权威、怂恿个人崇拜，建立他所谓的“无法无天”[42]的政治环境，最终形成了类似绝对君主政体的个人独裁。从1953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几乎可以说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独裁地位的形成及升级与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形成互相促进的历史，而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这短短的几年，则是毛泽东专制独裁的初级阶段。
自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毛泽东就不断表现出急躁冒进的特点，这也与他急于藉中国建设的成就、争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最高地位的愿望有关。他先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发动了批判“小脚女人”的“反右倾”斗争，使得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左”倾思潮和倾向波及其他部门。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提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要反对保守思想、也要反对急躁冒进”。于是，毛泽东在1957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43]，迫使刘、周、陈都做了检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又提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并且断然规定，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不能提反冒进。[44] 那时，毛泽东俨然已经凌驾于组织之上，任何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都不敢提出不同意见。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披露了斯大林的严重罪行后，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运动，并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无法容忍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决定发动反右派斗争，受到政治打击的知识分子达55万多人（包括被株连的家属是几百万）[45]。从此，广大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敢提出不同意见了。反右运动强力推行了一系列“左”的观点，使毛泽东“左”的思想更具有系统性；根据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推动社会前进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他还踌躇满志地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社会主义革命”[46]，“反右”后可以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了。
于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肯定了冒进发展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这一总路线，9月就紧接着发动了大规模的、以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两高（高指标、高征购）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这场运动之荒谬的程度，可以毛泽东的两句“名言”为代表:其一，“粮食多了怎么办？”[47]；其二，“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48] 当时，有不少人感觉到这场运动有问题，但是，时值“反右”刚结束，一些已被打成“右派”的人士自然被剥夺了发言权，而其他的人看到几十万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都不寒而栗，因此干部和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于是，“大跃进”中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就无所顾忌地跟着毛泽东胡作非为，一切荒唐事都横行无阻了。
在“大跃进”中浮夸风极为严重，全国各地的基层干部每天竟相“放卫星”，宣布粮食、钢铁产量如何提高了几十倍，再加上全国一哄而上地组建人民公社化，使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49]。但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乌托邦理想和“大跃进”的“泡沫”成就，很快就被现实戳穿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才沸腾了半年，一大堆实际问题便接踵而至：国民经济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全面紧张，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事。面对这些事实，野心勃勃、固执己见的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三面红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不容怀疑和反对。
在这种背景下，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中全会。在这次会上，绝大多数中央高级领导人只是小心地看毛泽东的神色行事、曲意逢迎，很多省市负责人准备了称赞和批驳“大跃进”的两份内容、结论完全相反的报告，准备根据政治风向、相机行事，或继续为“大跃进”歌功颂德、或批评“大跃进”的失误以推卸个人责任，总之，多数中共高级干部是置国事民生于不顾，只求在政治投机中保住自己的官位。只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少数几人，对与会多数人闪烁其词、不愿如实报告基层真相、更不肯深究错误根源的态度十分不满。于是，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认为总路线、“大跃进”确实出现了失误，原因在于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问题，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张闻天则作了长篇发言，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归结为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是关键问题。彭、张终于触犯了自以为一贯正确、绝对权威的毛泽东的逆鳞，再加上康生、林彪、柯庆施等群小的曲解挑拨，于是毛将彭、张等人的意见视为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对“三面红旗”的“猖狂进攻”、是对毛泽东领导权威的挑战。而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只知明哲保身，明明不赞成毛的意见，却也无一人敢仗义执言；相反，他们还纷纷表态，附和、支持毛泽东，甚至对彭德怀、张闻天落井下石。这样，毛泽东得以无所顾忌地把彭、张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庐山会议后开展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国有300多万人因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使中共的高层领导集体沦为毛泽东个人的驯服工具，标志着毛泽东登上了类似绝对君主制中的君主地位，成了当代的大独裁者，并且使“大跃进”的灾难进一步严重化，也为“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在庐山会议决定的“反右倾、鼓干劲”的督促下，1960年继续盲目跃进，使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社会生产力受到进一步破坏，工农业生产连年下降，消费必需品极端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终于发生了大范围饿死人的情事。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仍然未能公开讨论大量饿死人这一“大跃进”的主要后果。
2. 大跃进的后果:数千万人因“三年自然灾害”饿死?
五十年代中共经济建设的最“高峰”是“大跃进”时期，究竟这场“大跃进”有什么“成就”、又有什么罪过，这是必须坦诚面对的历史事实。“大跃进”的主要后果是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为的严重大饥荒，数千万老百姓在饥荒中断粮饿死。但是，中共长期隐瞒着这一史实，直到毛泽东去世后，从八十年代开始才出现了相关的议论和估计。然而，究竟在这场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仍然是个谜。尽管多数省、县政府都密藏着“大跃进”之后饿死人口的报告和统计数据，但官方从来没有正式公布或回答过这个问题。而国内外的研究者对死亡人口则有不同的估计。其中一种比较可靠的估计方法推算出，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的出生人口数在4千万人左右。[50]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极端严重的大饥荒，导致如此大规模的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口，中共一向拒绝直接承认这是制度、政策、领袖的错误，而是编造了一个“三年自然灾害”的借口，把人祸推给了天灾。实际上，从1959到1961年这三年中，气象、水文记录都表明并没有明显的自然灾害。其实，这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是毛泽东和中共推行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的牺牲品，而这场实验则是极权政治体制不可避免的结果。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惕亚·森（Amartya Sen）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独裁统治可能导致大饥荒。[51] 他注意到，在拥有民主政府和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饥荒；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在原始部落、古代帝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由专制领袖和一党统治的新独立国家、以及现代的极权、独裁政权下的社会里，才会出现严重的饥荒；凡是实行定期举行选举、允许反对党存在、容许媒体对政府政策提出质询的独立国家，都从来没有受到过饥荒的困扰。他又指出，中国在50年代实行的所谓“大跃进”是一败涂地的，据估计，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有将近三千万人被饿死。他认为，很难想象在一个定期举行选举、拥有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缺乏新闻自由，往往会导致政府对自己的宣传机构和地区官员描绘的图景深信不疑；事实上，当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当局还把自己的粮食贮备高估了一亿吨。森的分析多好啊！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那时有新闻自由，农村中的浮夸、高指标、高征购以至饿死人的现象就可以见报，舆论的约束有可能制止毛泽东及各级干部的胡作非为；如果那时有反对党，就更不容毛泽东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如果有党内民主，庐山会议上占上风的就可能是彭德怀、张闻天，而落败的则可能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如果有真正的民主选举，那么，中共造成了如此惨烈的“人祸”，民众很可能就会通过选举而罢免毛泽东，或不再选毛泽东主政，那么也就未必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了。可惜的是，那时的中国并没有这些，却只有毛泽东的独裁。
虽然不能说毛泽东主观上就想要制造这样一场饥荒，但是，只要他推动、坚持的“三面红旗”的左倾路线得不到纠正，如此严重的大饥荒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如此荒唐可笑的乌托邦试验真的蒙骗了从上到下的中国人，以致于人们会信奉领袖的主张、到了连命都不要的程度了吗?在6亿多中国人里，难倒就没有人能洞察出中共和毛泽东路线、政策的荒唐之处吗?当然并非如此。问题是，在一个没有民主、人权的国度，谁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韪”，反对伟大领袖和党的路线政策呢?连许多中国人非常尊重的周恩来、邓小平，当时不也是趋炎附势、说假话、不敢对暴戾的毛泽东说半个不字吗？不过，正因为这些政治领袖当时附和、支持了毛泽东的政策路线，他们就必须和毛泽东一起承担造成这数千万冤魂的政治责任。
3. 毛泽东的极权独裁达到顶峰:文化大革命
“三面红旗”所导致的严峻政治、经济形势迫使中共不得不实行了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通常所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表示要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承担责任。可是，数千万人命的惨烈代价，并没有换来制度上的变革、更没有触动罪魁祸首毛泽东本人。相反，毛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不许否定，更不许触及“左”的错误理论体系；毛的独裁地位实际上并无变化；毛继续坚持他的“左”的错误，而且继续得到中共高层领导群体的逢迎。
实行“八字方针”后，虽然使国民经济有所恢复，但客观上构成了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当然令毛泽东极为难堪。可是，这位“人民的”领袖既不肯承认“大跃进”中的错误，也未对数千万亡灵掉过半滴真诚的眼泪。很快他就从经济政策的失败中解脱出来了，他的方法是举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发动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进一步树立他的个人权威，从政治理念上打击党内主张稳妥进行经济建设的同仁，继续把他的“革命”推向前进。
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宣布要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此后，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准备和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摊牌；同时，又怂恿他的极“左”派喽罗们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样，“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毛终于登上了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顶峰，实现了对全中国人民从思想到行动的直接控制，但也因此决定了他彻底的政治失败。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他的极权统治相结合的产物，是一场长达十年的重大灾难。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把毛泽东神化为普渡众生的历史主宰，毛则利用个人崇拜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了一套封建法西斯的政治逻辑，在政治制度上则实际上制造了封建法西斯专政，他自己就是这个封建法西斯专政政权的独裁者。“文革”全面破坏了中共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成了党的化身、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宪法被撕毁了，本来就不完备的法律体系连同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了，全国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作为行为规范和准则，整个社会毫无法律秩序可言。“中央文革小组”兼管公、检、法机关，把对待毛泽东个人的态度作为“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凡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毛泽东、就是反革命。在“文革”时期，据官方的显然被压低了的统计，有729,511人被诬陷迫害，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52] 毛泽东号召在全国夺权，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和改组，严重地破坏和妨碍了党政机关的工作。
在经济上，“文革”以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搅乱了生产。全国有相当多的工矿企业生产瘫痪。同时，毛的政治追随者在经济工作中推行一整套极“左”政策，随心所欲地搞所谓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等。动乱了十年，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5千亿元，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53]。“文革”还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毁灭主义。大批科研机关、大专院校被撤销，科研仪器设备被毁坏，图书文献资料被焚毁，教学科研工作被迫中断，文化古迹被破坏，很多报刊被停办，一切文学艺术都被打入“冷宫”，8亿人口的大国只能演“八个样板戏”，一大批知识分子被迫害。
“文革”的危害罄竹难书，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党务等所有方面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和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濒于崩溃的边缘。正因为“文革”为祸极深，特别是它打击了中共各级干部，在党的干部中造成了普遍的对“文革”的不满，所以，毛泽东死后，对毛的个人迷信很快就被打破了，毛的极“左”路线被纠正了，出现了全面改革的呼声。
【注释】
[1]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334页。
[2] John E. Schrecke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rager, 1991, Preface, pp.xiii-xx.
[3] Monty Johnstone, "Party"，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2nd ed, Lodon: Blackwell, 1991, p.405.
[4] Richard N.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les, Vol.1,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 1974, p.248.
[5] 《马恩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4页。
[6] 《马恩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1页。
[7] 同上，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0页。
[8] 同注[4]，第409页。
[9]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78页。
[10] 同上，第587页。
[11]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8页。
[12] 同上，第318页。
[13] 同上。
[14] 同上，第6卷，第441页。
[15] 同上，第32卷，第106页。
[16] 同上，第24卷，第24页。
[17] 同上，第27卷，第245、248页。
[18] 参见苏绍智，《马克思主义新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第258页。
[19] 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311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760页。
[21] 同注[19]，第307至313页。
[22] 同上，第315页。
[23] 同注[19]，第166页。
[24]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86页。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32页。
[26] 《董必武选集》，第54至55页。
[27] 同注[24]，第225至226页。
[28] 《毛泽东选集》，1964年合订本，第725页。
[29] 《毛泽东年谱》，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0至431页。
[30] 同上，第609至610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1页。
[32] 同上，第931页。
[33]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项问题”（1945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1948年，第505页。
[34] 同注[31]，第963页。
[35]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36] Paul Sweezy. Four Lectures on Marx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p.90.
[37] Preobrazhensky, Evgeny Alexeyers. A Dictionary of Merxist Thought. Tom Boltomore, et al. Worcester Blackewell Referen. 1983. p.390.
[38] Tang Tsou. "Introdu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xxii.
[39] 同注[38]，p.xxiii。
[40] W. Brus. "The Polish October: Twenty Years After,"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don Merlin Press. 1977. p.183.
[41] Moshe Lev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113.
[42] 毛泽东曾对斯诺（Edgar Snow）讲过，“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43] 同注[19]，第242页。
[44] 同上。
[45] 同上，第238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1页。
[47] 同注[19]，第243页。
[48]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85页。
[49] 同注[19]，第248页。
[50] 这种估算方法是根据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及“大跃进”以前年份的平均人口增长率推算的。1959年中国的人口总数是6亿7千2百万人，1960年是6亿6千2百万人，1960年比1959年减少了1千万人，1961年比1959年则减少了1千3百万人。按照“大跃进”以前年份的正常人口增长情况推算，每年出生率和死亡率相抵后、人口应净增千分之二，所以，如果没有严重饥荒，1961年本应比1959年增加2千7百万人。这样把两者相加，就得出从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千万人左右。
[5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独裁可能导致饥荒”，VOA，Oct.14，1998，参见《世界日报》（纽约）1998年10月15日。
[52] 同注[48]，第623页。
[53] 同上，第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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