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陷井──关于民主化的几点思考

去年大陆出版了一本由何清涟女士撰写的著作《现代化的陷井》，该书探讨了中国改革和制度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受其题目的启发，笔者在这里想就“民主化的陷井”一题谈几点看法，请学者专家和各方有识之士指正，也希望能对从事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朋友有所启发。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八九”也已过去十年了，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历史的机缘，但都因种种内外的因素而丧失了在中国推动民主政治的可能。除了那些外在的因素外，能否从历史的行动者的角度，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出一些我们应该汲取的教益和面向明天的启迪，这也许是我们在这世纪末纪念那些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最好的方式；否则，所有的纪念都将失去其最终的意义。

一、权力的饥渴和权利的热望

    顾名思义，民主化过程就是将先前存在的不民主的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确立民主的游戏规则，以此来规范权力的产生、更迭及监督的过程。[1] 这里，笔者不拟加上“权力的运作”这一项。在民主的权力运作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混乱的看法，以为权力的运作也要以“民主的方式”来进行。不仅中国人对民主化抱有这种极成问题的看法，在其他国家、包括那些传统的民主国家中，同样也可能存在这种模糊的看法，这种看法是民粹主义式的民主观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观念。

    在从集权专断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时，普遍存在着一种“权力的饥渴”现象。由于以往在集权体制下的历史和政治生活经验，人们对权力的能量以及它所具有的利益含量，形成了强烈的印象，一旦这种集权体制开始崩溃或进入转型期时，社会中的那种对权力占有的“饥渴”，就会以超常的规模爆发出来，于是，争夺政治权利的竞争者会急剧增多。

    这里，需要区分“权力的饥渴”和“权利的热望”[2]。后者是指那种从一种权利缺失到一种可能的权利占有，人们长久被压抑的正当的权利要求，因民主化提供了可能而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导致对权利要求的急增。虽然这种对权利的要求具有其道义上的正当性，但在历史转折期，“权利的热望”的过度发展也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增加转型期的紧张和民主政体平稳确立的难度。

    事实上，大部分人的“权利的热望”，所关心的基本上是个人在转型中能得到的权利；但对那些对政治权力感兴趣的人来说，利用民众的这种对权利的渴望，来实现其对权力的希求，则常常是一种便捷的政治策略选择。由于集权政体长期地压制并故意地模糊人们的权利意识，也使得一些人往往在如何正当地行使权利这一点上缺乏合理的态度，对权力的崇拜和以往的经验使他们认为，拥有了“权力”才能具有“权利”。因此，随着集权政体权威的衰落，便常常可观察到，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那种对权利的渴求和占有权力的欲望交织混杂、相互作用，往往带来一系列对民主化转型具有负面效果的现象。一般来说，“权力的饥渴”主要表现在政治精英层当中，但却可通过大众对“权利的热望”而产生直接的政治压力；反过来，大众对“权利的热望”也可能直接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大众政治参与，从而刺激某些政治精英的激进政治行为，形成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氛围。这对亟需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规范的民主化转型可能造成困扰。且不谈今日发生在许多民主化转型国家中的到处可见的类似现象，如果回想一下辛亥革命后中国纷乱的政坛及鲁迅笔下的阿Q对民主的理解及其行为，便不难想象和理解，民主转型中的这类现象可能给民主化进程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所有的民主化过程都难以避免一个悖论:一方面，必须消解前专制政权的权威，否则就无法实现民主化；但另一方面，没有必要的政治权威，就不仅无法有效地确立民主政治，而且难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生活。如何在消解旧政治权威的同时，尽快地形成一种新的民主政治的权威，这是决定民主化过程能否顺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只有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威，才能在既满足那些急剧增长的参政要求和权利要求的同时，又适当地遏制和平衡这种要求，使其不至于超出民主化过程中各具体阶段所能承受的范围。但是，麻烦却在于，正是“权利的热望”和“权力的饥渴”的剧增，使得新的政治权威很难在各种势力的冲击下有效地建立起来。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权威，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问题的积累，会使民众对民主政体本来就不够坚实的信心下降，最终导致民主化进程中的波折甚至逆转。

    民主政体没有其他超先验的合法性资源保障，它完全建构于公民们对此政体的、习惯成自然式的信赖之上，这种信赖也就是孟德斯鸠所谓的已成为自然的对民主政体的爱。柏拉图曾正确地指出过，公民的舆论是可以随时以一种民主的方式丢弃民主政体而选择其他政体的。与其他政体相比较，只有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权威，是以其成员的权利为其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和服务的最终目的；但同时，民主政治也必然地会规定、限制这些权利的实现。在民主政治中，这种权威和权利之间的内在紧张之纾解和动态的平衡，有赖于一种健康、理性的公民意识的养成和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一个民主政体所实践的历史越久，它回应其公民的权利要求的能力就越强，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越强，因而也越容易延续下去。但对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来说，这一切不会立刻从天而降；相反，却可能是相当缺乏的。不过，如果在转型期中旧制度里有较多可利用的资源，则可能较少遇到这类问题的困扰。[3]

    除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权威和权利之间的紧张之外，造成这种转型期悖论现象的直接根源当然是专制政体。以往的专制政体剥夺了民众正当的权利、垄断了政治参与渠道、不允许公平的政治竞争，其后果就是这种剧增的“权利渴望”和“权力饥渴”。但对民主化进程和那些志在建设一个民主政体的人们来说，这种转型期悖论现象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认真严肃地对待。从最坏的角度讲，每个专制者都可能象路易十五那样无耻地说上一句，“我死后那管它洪水滔天(Apres moi, Deluge)!”也许，专制正是被那不满的“洪水”冲垮的；而在冲垮专制的过程中，无论是“洪水”或是鼓动“洪水”者都有其道义上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洪水”出堤，所有具有责任感的政治家，面对着专制的废墟，若再去鼓动“洪水”或为“洪水”的壮阔和恣肆而高声赞美，便绝不再是一种道德和责任的表现；而缺乏疏导这种“洪水”的能力，或对其可能带来的问题缺少应有的警惕，也绝不是具有政治智慧和远见的表现。

    当然，民主化最理想的方式是，逐步改造现行政治体制，避免政治的急剧动荡和政治权威的真空。换言之，若主政者能倾向于、并采取措施导向民主化，或(在反对派的压力下)能不断地释放政治资源和政治空间、改造旧政治制度，以适应和满足民间精英及民众参与权力和维护权利的要求，反对派精英亦能积极回应，双方形成一种理性的互动，则这样的民主化过程便可能避免上述的种种问题，在一种权力参与和权利要求所创造的、政治和社会动力与秩序权威之间，找到富有活力和效率的平衡。然而，这种方式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主政者，对此无法抱太大的奢求；但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不该对此绝望，哪怕仅仅是出于道德的角度。知不可为而为之，仍应是反对派精英对历史和社会负责的一种选择。

    如果主政者并不愿主动地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作政治回应，相反地，还采取压制性政策，那么，由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心理条件的作用以及民主派的努力，民主化的进程就很可能是由急转直下的一连串突发性事件所启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民主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便可能取决于各种政治人物、特别是反对派的政治人物，在何种程度上能就政治进程达成理性化的共识。这样的共识之核心在于，建设和尊从抑制“权力饥渴”现象的机制，以便将对权力的“饥渴”所造成的权力争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运作的动力。而这一切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化的前期准备过程，取决于人们和政治精英们在某些突发事件面前的认知和行为。政治精英能否自我约束或被约束，既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意识，也取决于民众的政治意识。一旦理性的精神成为主流，政治精英间便较容易建立这种共识，而民众对权利的合理要求也不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反民主化的动力。从中国人目前的思想观念状况来看，这种前期准备似乎尤其显得必要和急迫。历史上许多革命者所面临的悖论就是，他们只会启动历史的闸门，却从来不去预想将来可能的事态，结果不仅葬送了革命、也葬送了自己。[4]

    如果我们不愿落入一种理念主义的陷井中去，就必须考量减弱这种“权力的饥渴”的客观条件。说到底，那只能是公民社会的发展──这里讲的公民社会，既是在其政治意义、也是在其经济意义上的。只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才能造成一种权力的分解、权力的多元现象。只有当对权力的“饥渴”所造成的压力被疏导到其他非政治权力的权力系统中去时，“权力的饥渴”现象对民主化的威胁才会被削弱。

二、真实的民主与表象的民主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号称是“民主”的。但正如众所周知的，真正具有民主政治的实质以及稳定的民主政治架构的国家并不多。笔者在这里不讨论当今世界政治中真实或表象的民主之一般情况，只简单地讨论以下问题，民主化过程中如何落实民主政治，避免陷入一种表象的民主政治陷井、而最终因其政治效能的低下而导致民主化逆转。[5]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英国之被人称道，不仅因其是最早的现代民主国家，也因其是一个不具成文宪法的宪政国家。这种不成文的宪法的力量来自漫长的历史过程及此过程中各方政治势力的互动平衡，也来自政治家对政治游戏规则和对手的尊重；而英国的皇室则成了宪法的具体象征，于是传统和现代完成了精巧的结合。在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一部成文宪法往往仍然是建立民主政体最重要的条件，这部宪法标志着与传统政治的某种断裂、并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新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有了这样的宪法，并依照宪法所确定的程序，经选民选举产生代议和行政领导人，这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然而，在各国的现代政治史中也时常可以发现，有些国家虽然具备了上述的全部条件，但一些政治寡头或某一政治势力垄断了全部的政治资源，所有的民主程序只具其表而不具其实，无论如何，这样的国家也很难被视为是民主国家。问题出在哪里呢？

    判断真实的或表象的民主的关键在于，在政治生活中宪法是否具备真正的权威，选举的过程是否是自由的、其结果是否会得到尊重，经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是否能正常运作。然而，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各种现实政治力量去加以保证。今天，许多人已不再简单地强调目的论的民主观，开始重视程序性的民主制度；但是，许多人在强调程序民主时，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实现这种程序性民主不能只靠民主程序本身，其条件之一是要有相对平衡的政治力量；而且，只有当各种政治力量都尊重、也必须尊重民主程序时，民主程序才会具有实效。对那些即将走向民主化或处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从各国民主化的经验来看，当各种政治力量均处于脆弱、离散的状态、或存在着一种绝对独大的政治力量时，要建立宪法的权威和一个合理的选举过程，往往是十分困难的。

    在真实民主和表象民主的讨论中，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上节谈到的国家权威和能力的问题。如果国家不能有效地实行管理，那么，即使设定了一系列美妙合理的民主程序，也无法最终使民众接受这些制度程序及其蕴含的价值。只有当民主政治能保持一个国家必须履行的正常功能、同时又向民众开放政治参与和监督时，才会对大多数人具有吸引力。在这里，需要认清一点，即政治是现实的，是处理大多数人的现实问题的；民众的激情是不能长久、也绝对不能代替制度建设的。一旦民主化进程被启动了，就必须在改造原有体制的同时加快新的国家体制的建设；要设法从旧制度中剥离出那些与原来的专制体制本质上没有必然联系的制度成份，尽量利用旧制度中可利用的制度资源。例如，许多程序性的东西有比没有好、不必尽求完美，在转型期中给出一些开放的、留待改进的空间并不是坏事。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需要给急剧变动的事态本身留一些回转的余地，也因为对历史的消化需要一些制度上的弹性空间。当政治和社会精英们讨论建设社会和国家的整体架构时，应尽可能地关注操作上的现实问题。

    六、七年前，笔者与一些俄国知识分子、西方俄国问题专家就俄国的转型问题进行过讨论。那时，俄国的许多精英围绕着一些大的所谓国家方向的问题争论不休。而笔者当时认为，虽然这些争论都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俄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不用更多的精力关注现实的操作问题，不尽快地遏止因旧体制解体所带来的种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衰退，尽量地解决新出现的难题，则俄国已取得的某些民主化进展会因各种危机而逆转，而民主化亟待完成和需要巩固的目标便难以实现；即使旧体制不全面复归，民主政治的建设也会发生极大的崎变。俄国近年来的发展似乎证实，笔者不幸而言中了。[6] 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俄国，“直接参与政治的行动者和大部分的民众都坚信，最主要的是消除共产主义政权和替换掉共产党人......一旦苏维埃政体解体，人们将自动地、自接地进入民主，没有必要去思考过渡期和它的建设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消解旧制度是必要的，同时它也足以保证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建设。1993年的事件让人们发现了一个赤裸裸的总统权力、它代表的暴力与死亡、它的专制性格，尽管人们也并不认同同样使用了暴力的议会一方。但社会与权力的断裂再次出现，就象在苏维埃体制时代那样”。[7]

    每一次革命几乎都会出现复辟，但这种复辟的程度、形式与结果，则因人、因事、因时代而不一，如何才能未雨绸缪呢？

三、清算的历史和历史的清算

    极权主义政治是一种清算的政治，也就是说，它不断地要为维持一种整体的纯洁性而发动各种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一旦离开了类似的运动，这种政治便失去其基本的合法性和动力。清算既是极权政治的表现，也是极权政治的生存手段；清算的形式常常是消灭所谓的制度或运动的敌人，因此极权政治本身需要有可以被消灭的敌人；一旦无法在内部或外部找到可消灭的敌人，因而无法以消灭这些敌人为藉口而进行社会动员，这种政治便将逐渐消解。

    1925年，苏联红军早年的将领、曾长期主持苏军事科学院的查波切尼科沃在其《军队的头脑》一书中，模仿克劳斯维茨那句名言“战争只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继续”，写了这样的话，“如果说战争只是以其他方式继续的和平，那么对我们来讲，和平只是战争以另外的方式的延续”。[8] 这句话简明地概括了极权政治的特点：一种不断的战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不必去重列那些从延安“抢救运动”到文革的一个接一个的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仅仅分析一下从五十年代以来便渗透到全社会的“战斗语言”，诸如“打响了批判某某的战役”、“将某某彻底消灭光”、“理论战线”、“意识形态阵地”、等，便可清楚地看出，中国人同样是在这种不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战斗”中生活的。

    这种清算的政治形成了清算的历史，而清算的历史又造就了清算的文化，上述“战斗语言”的流行即为其表现。极权政治常将政治上的对手与道德上的恶两者合一，用道德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去定义、批判对手，然后加以消灭。虽然在古今中外的权力之争中，不乏用道德的名义批判政治对手、强化自己的合法性之案例，但只有在极权政治中，这种道德化的政治打击才成为统治者必不可少的手段。集权政治的意识形态特质决定了，只有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打倒了对方，自己才能在政治上真正取胜，这构成了清算政治的特色。清算政治极大地败坏着国家的政治和道德水准，所有具清算政治特点的国家之政治和道德状态都能证明这点。

    正因为这种清算政治是集权政治的本质特征之一，与民主政治的取向是根本相背的，所以民主化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要对清算政治进行清算。没有这样一个清算历史的过程，民主政治就无法与以往的清算的历史划清界限，也难以确定一种新的正义原则、并消解这种清算文化。事实上，极权国家的反抗运动常常以反对这种清算政治为其政治和道德上的出发点和标志。

    然而，对清算的历史所进行的历史的清算，不可能不受以往清算的历史的影响。即使身为集权政治下的反对派，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往往也深受集权政治的影响，而带有清算政治文化的深刻痕迹。所有从极权体制迈向民主化的国家，都面临着一个政治和社会难题，那就是如何进行历史的清算。[9] 这实在是检验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的政治智慧和远见的一个最好的指标。

    正义的原则必须是抽象的、也只能是抽象的，但正义的实现则应该是、也必须是具体的。一旦需要在现实中落实正义的原则，则此原则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现实政治力量的组合、历史的情境、政治家们的意识和政治技巧以及民众的心理状态。此时能做的可能彼时不能，彼时能做的可能此时不行。态度的激进也许会带来更激进的态度，不适当的宽容可能也会葬送民主政治的基础。总之，需要极其谨慎地处理这件极其复杂的事。

    不过，有一点必须清楚，正象古罗马思想界西塞罗(M.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年)说过的那样，“Dum civitas erit, judicia fient(只要城邦(国家)还存在，正义终会实现)”；也就是说，在现实情况下，正义的实现是要同政体的存在相联系的。一种政体可能造成了许多不正义的现象，因此引发人们的反抗乃至推翻了这种政体；但反过来，如果没有政体或国家的存在，是根本不用指望会有什么正义的实现的。正义的实现，必须以国家的存在、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的存在为前提。[10]

    在这方面，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对以往历史上一些事件的责任，是采取个人追究还是集体追究原则？怎样合理地确定某人的历史角色和地位？[11] 如何对待旧体制的技术官僚精英？在极权体制时代，几乎所有的精英人才都依附于极权统治，也因此都对极权统治的后果负有一定的责任，也因此他们往往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割不断的既得利益。如果不能在转型中妥善地处理与这些精英的关系，许多本来对民主化抱支持赞同态度的精英人士，就会转而对民主化持反对态度，结果增加民主化的成本；而且，离开了富有经验的技术官僚阶层的合作，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四、未完的结语

    对民主化的探讨，不始于今日也不会简单地终止于明天，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在这方面的讨论中会不断出现新的话题。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讨论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所得的成果实在是无法令我们自满；在一个多世纪的争论中，乐观的态度和悲观的言论一代又一代地重复下去，直到当下的中国，似乎仍然可以各自找到充实的证据；当然，也有人在作更深层次的思考，而不愿在这两种态度中作随意的选择。

    笔者以为，这种乐观、悲观并存的矛盾现象恰恰意味着，中国又处在一个民主化的转折路口；从更一般的意义来讲，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动之中。在绝大多数历史转折发生前，很少有人能乐观地确定此后历史进程的绝对结果；持悲观态度的人，或许倒反而可能因为抱有一种谨慎和理性的态度，因而会在历史的前移中小心地摸索、并为有限的成功而鼓舞；当然，那种乐观的态度其实也是不可或缺的，有了它才会有创造、推动历史的豪情，离了它历史将沉寂乃至死亡；但是，也许正因为它的浪漫乐观，历史也可能被导向一种连最悲观的人也未预测到的悲剧结果。

    也许，对人性的悲剧面有更清醒冷静的看法，多考虑民主化可能面临的困难，反而会有助于民主化的顺利推进。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除了探讨以上问题外，也是想借此机会破除一下中国人中常有的道德民主观。在现代中国民主化的尝试中，过强的道德期望曾是造成失败的一个主观上十分重要的原因。正如林毓生先生谈到谭嗣同对民主的认识时所说的，(他的)“根据普遍性宗教与道德述求所进行的对西方民主的接纳，洋溢着对西方民主的热情赞仰与道德想象，却不易接受‘历史感’的节制──不倾向于仔细了解民主在西方历史脉络中的发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实质与限制，也不倾向于考虑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要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文化，将会有那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那些困难？”[12] 许多关于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也揭示出类似的问题。[13]

    民主化过程中有一个悖论:鼓吹民主政治的人经常是以一种道德的名义去推动民主；但民主本身绝不是道德问题，从政治的意义上看，它说到底是政治，因此不能过多地用道义标准去衡量和预测。从道德出发、反抗不民主的政治、再到一种非道德化的政治的建立，这是民主化的内在之意，也是从事反对运动者要完成的一种认识和行为上的超越。多一些对政治现象应有的警惕和理解，少一些浪漫的幻想，这是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应汲取的教益之一。没有道德的政治和泛道德化的政治都是可怕的。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现代民主政治为寻找这种道德和政治的平衡创造了一种制度性规范。民主化的过程需要一种道德意识，一种为国家民众整体利益考量的道德意识；同时，也需要妥协、远见、谨慎和理性，对政治精英来讲尤其如此。没有这种道德意识，社会将不得不为民主化进程付出额外的成本；然而，不管是在社会大众里还是在精英层中，过多地指望这种道德意识，对民主化的进程都是极其危险的，甚至是反民主的。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训如此，对民主化来讲或许也是如此。

【注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中文译本(刘军宁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亨氏强调，“如果用普选的方式选出最高决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么民主化过程的关键就是，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政府。”(p.7) 这是对的，但本人更愿意强调，以一种新的民主规范的产生及巩固、而不是以一、两次民选政府的形成，作为观察和评价民主化过程的最重要的指标。
[2] 在中文中，“权力”和“权利”两词不仅其发音相同，而且它们词义上的差别也容易浑淆不辩。最初自西文翻译这两个词时，译者在中文里选择的对应词，似乎就依稀地透露出对源自西方的现代权利概念的困惑。从“权”这个字的“度量、权衡和权势”之古代含义和“权利”一词的“权势与货财”之原意来看，目前现代中文里的“权利”这个词的含义，与法文中的droit和英文中的right的原意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在法文和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是一种符合正义(Justice)、道德(moral)、公平(equity)和自然、社会规律法则的人际间的行为原则。
[3] 也正因为如此，威权政体下民主化成功的机会比集权国家要高，因为，威权政体的旧体制为民主化提供的可利用制度资源远较后者丰富。权威和自由的关系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经典命题，也是近一、二十年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主要的论题之一，这里不详加讨论。民主政治中的权威和权利──自由的另一种定义，是民主政治和民主化的一个关键问题，与之有关的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许多特殊的命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关于民主政治的脆弱，参见Patrice Rolland, "La democratie et ses ennemis" in Situations de la Democratie──Democratie: L'ancien et le neuf, l'historicisme et ses ennemis, Passe present, dir. par Marchel Gauchet, Pierre Manent et Pierre Rosanvallon, Paris, Gallimard et Le seuil, 1993, pp.121-135.
[4] 法国大革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用已故法国当代最重要的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Francois Furet的话讲，“法国大革命是经由许多人而演变的，这些人被此事件摇晃左右、但却没有人能控制它，尽管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具有超人的智慧”。Francois Furet,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et la Revolution dans l'Histoire: entretien avec Francois Furet," Savoir et Memoire, No.5., 1994, p.38.
[5] 请注意，笔者在这里讨论的不是那种在民主政治理论中被广泛讨论的有关“形式民主“(la democratie formelle)或是“实质民主“（la democratie substantive) 的问题。
[6] 九十年代初的几年中(包括1993年10月去俄国实地考查期间)，笔者与许多俄国学者、知识分子就此问题交谈过，也参加过一些有关的讨论会。记得1991年底在巴黎郊区第八大学召开的一次俄法学者关于俄罗斯现状和未来的讨论会上，当法国学者们不断提出关于俄国现实政治、经济转型对人们生活的可能影响等问题时，一位俄罗斯的年长的著名女学者以一种俄罗斯式的骄傲和不耐烦回答说，“你们不用操心，反正我们饿不死”。接着，她就把话题转回到俄罗斯文明等抽象问题上去了。这令我既钦佩这位俄罗斯学者的自信，又不由自主地为俄国的未来担心。近年来，笔者一直因这种担心为俄国的实际演变所证实而深深地感到遗憾。俄国政治学家亚力山大.鲁金在一篇题为“俄国政治1985—1993:俄罗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变”的文章中，也曾谈到俄国转型过程中俄国民众与激进民主派之间认知上的差距。文见《当代中国研究》(美国)，No.62, 1998。
[7] Alexis Berelowitch & Michel Wieviorka, Les Russes d'en bas: enquete sur la Russie post-communiste, Paris, Seuil, 1996, p.393.
[8] 引自Ockrent & Marenches, Dans le secret des princes, Stock, Paris, 1986, p.196.
[9] 拉美一些国家经历了军人专制政权后，都留下了一系列这样的难题。例如，如何对待阿根廷那些失去了儿孙的祖母们的呐喊，是否引渡智利的原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等。在东欧也有同样的问题。例如，捷克结束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后，就开展过前共产党人是否有参政权利的讨论；在罗马尼亚，如何对待那些至今仍掌握某些权力的齐奥塞斯库时代的政客官员，一直是个在社会上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在南韩，也有过对前总统的“世纪审判”以及最近的大赦等。所有这类现象，都表明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重要性以及处理上的难度。
[10] 在修改此文时，笔者又有幸读到笔者十分敬仰的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一篇有关“正义与报复”的文章手稿，这位年迈的智者在文中再三强调了制度、国家在正义实现上的重要性。Paul Ricoeur, "Justice et Vengance"手稿，1999。
[11] 这些年来困扰波兰政府和人民的库克林斯基上校案即为一例。因热爱自己的祖国、反对苏联对波兰的控制，这位前波兰军官担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间谍。18年前，他向CIA递送了34,000多页的有关华沙条约部队的文件后，逃亡到了美国。据称，库克林斯基上校递送文件后再过六个星期，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即将宣布戒严，由于美国人获得了这些文件、了解了内情，得以赶在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戒严之前对苏联施加压力，使波兰得以避免了苏联的出兵镇压。库克林斯基上校及其家庭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他本人流亡异国，两个儿子神秘意外地死亡，据称是苏联克格勃报复的结果。然而，这位原波兰军官却长期被波兰人视为民族的叛徒；即使是瓦文萨这样的民主派总统，出于拉拢军队的考量，也未为其平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前共产党人、波兰的现任总统科瓦聂斯基却为他平了反，迎接他归国并颁发了勋章。但是，仍然有许多波兰人视他为叛徒，虽然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前几年少了一些。参见法国《解放报》(Liberation)1998年5月5日的专题报道。
[12] 林毓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载《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三联出版社，1996年。pp.236-237.
[13] 比如，以研究辛亥革命闻名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朱宏源先生，在分析同盟会时期《民报》上的革命理论时指出:“《民报》所肯定的人性，是一种无私性。以无私的理想要求自己，原已极其理想化，而以无私来要求别人，则明显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整个来讲，我们发现，《民报》的革命理论总令人有一种感觉，即极少注意到革命破坏之后的重建工作要如何落实的问题。《民报》撰稿人对未来的设计，大致上是一种构想性的，相当然尔的蓝图。这个蓝图，明显地出现两个特点：1、对现状的情况了解不慎关切。2、对理论的引用极具兴趣。” 见《同盟会的革命理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台北，1985、1995年，第334至336页。另外，五四期间的所谓“好人政府”说，其实与真正的民主观也相距甚远，倒是为开明专制提供了某种伏笔。参见周阳山的“五四时代的民主观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载其《自由与权威》，台北，三民书局，1990年，第95至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