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    

    何清涟（以下简称“何”）：上一世纪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不可忽视的是这两项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从有人类开始，人类绝大多数的生活物质必须取给于大自然：农业文明仰赖于土地，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渔猎经济则靠下水捕鱼、上山打猎才能维持生存。历史年轮推到亚当.斯密时代，情况依然如故，因此亚当.斯密称“土地是财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范围内农渔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20%以下的国家也只有英国与比利时。那时，小农阶级是否会被消灭，成了一个极富争议的“理论问题”。西方的理论家们总以当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驳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消灭了小农阶级”这一观点。 

    但到了“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日渐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施政主题，工业化进程加速，农业人口大规模地从土地上迁出，进入城市经济体系的各个现代经济部门。世界从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以致于当时人大多无法充份理解其变化的意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即使在欧洲最落后的小农根据地之一的保加利亚，小农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亚洲国家中的日本，农业人口也从1947年的52%降为1989年的23%。[1] 不过，到上个世纪末，整个地球上仍然还有三大地区的人口依旧主要是小农阶级。这三大地区分别是：中国、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世界上所谓的“低收入经济”基本上都在这三个地区。 

    程晓农（以下简称“程”）：二十世纪是人类探索社会进步和发展模式的世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难，到现在仍处在制度转型和现代化的探索期。关起门来，中国人尽可以忘却“大跃进”和“文革”时代的荒唐，为过去二十年当中终于有了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打开“窗户”看世界，似乎值得骄傲的成功就不那么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国以有限的人均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实，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农产量居世界第一。[2] 而那时的英国，若不是有北美大陆为它消解了被马尔萨斯看作灾难的人口压力，恐怕就内乱丛生，没有办法外拓疆土，成为让世界各国仰视的“日不落帝国”。所以，如若以“养人”论“成就”，那清初至中叶的康乾盛世岂不更“辉煌”？中国当下的进步究竟若何，可以用少数繁华的都市经济自夸，但如以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为判断依据，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就绝不能离开农村问题谈社会进步。 

    何：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亚洲有两个巨型国家没有完全享受到二十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这就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位于东亚的中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努力，这两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的70%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 

    比较这两个国家，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曾以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傲视世界，并且同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更可惊异的是：两国的历史文化在被现代文明消解的过程中，不但未被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反而成为一种异常沉重的现实负担。其次，两国都是超级人口大国，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则“荣膺”第二。不过让中国略感安慰的是：据说由于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如中国严厉，二十年后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迫于人口压力，两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欢以留学的方式外迁，中国的下层民众则还喜欢采用高风险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将保障移民权利列入宪法的美国则成为两国移民的首选之地。在美国留学生里中国人数量最大，其次则是印度。现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中许多技术人员都是印度人与华人。再次，两国奉行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同样陷入了高度腐败的泥沼。在每年“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名当中，两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总是名列前茅。印度的腐败因新闻开放而为世界所熟悉，这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为证。而中国则“明智”地坚持不完全开放，所以尚未成为国际上研究腐败的经典对象。 

    中印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少数大城市高度繁荣，广大农村周边地区则极其落后。不过中国近二十年改革过程当中冒出了少数新兴小城镇，印度这类新兴小城镇相对较少。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圣牛的“遗矢”，气味难闻。中国人则可以骄傲地宣称：中国的几个用来装点门面的“现代化橱窗”城市相对要乾净靓丽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没让国际花园城市的评委们观看臭气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评为世界花园城市；而印度就没有评上世界花园城市的“现代化橱窗”。可以说，中印两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注定了它们要拖拽着“小农阶级”这个前现代社会的庞大尾巴进入本世纪。 

    程：与南亚和非洲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过去五十年里为了现代化进行过惊天动地的制度试验，但并未因此而把中国从世界上的落后组群中拽出来。中国尝试过农业集体化，乃至其最高形式“军事化作业”加“大食堂”，付出数千万条人命的惨重代价后，才又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重新退回农业的个体经营模式──人口压力也迫使中国没有办法推行农业现代化，否则被从土地上抛出来的农民将无处可去──这一期间，中国曾经有过上千万农民离乡进城的“大跃进”式工业化，也推行过县县“五小工业”遍地开花，旋又发展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化模式，最后还打开多年锁闭的国门请来了港台资企业。这种种措施无非是一个目的：为成千上万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找到谋生之路。 

    尽管八十年代前期因农村改革创造出的一次性制度变迁效应，曾产生了短暂的农村经济繁荣，但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城市经济的发展始终无法充份吸纳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科技进步使得企业迅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及资本密集型过渡，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而来自传统农区、完全未经任何现代技能训练的低素质劳动力也无法适应科技化时代的技能要求。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大学毕业生分配日益艰难，中国又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不少大学生选择“考研”这条途径以增加“就业资本”，近四年来每年“考研”的学生数量都以30%的速度递增。有人将此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而近两年来大学大量扩招本科学生其实也具有这一功能。在此大背景下，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个习称“三农问题”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又再次突显出来，让社会重新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陈年积痛”，也让一切真正关心中国现实的研究者们痛感“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何：中华历史几千年，农民一直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安农则安天下，而安抚农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驱农归田”，让农民有田可种。而现在种田却成了一件边际收益为负值的产业。世代务农的农民突然发现，不种地无以为生，种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种不如少种。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的湖北与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农民，有不少已离家外出，做各种营生谋生，土地因此撂荒。[3] 湖南省涟源市枫坪镇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亩，人均耕地只有0.72亩，比最低生存保障线还低0.08亩，但因种田无法养活自己，该村家民纷纷离家外出，抛荒土地多达130多亩。而整个枫坪镇抛荒土地就高达1,500多亩。[4] 

    有人具体记载过乡下亲戚算过的一笔账目：一个农民家庭4口人，种了6亩地。由于山区自然气候原因，庄稼人都是靠天吃饭；1999年，该农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麦子，去年收成好些，4口人总共收了3,000多斤麦子，麦价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光买化肥就花去200多元，况且还要留下2,000多斤麦子充口粮，剩余1,000多斤卖不到500元；而村提留、乡统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农业税等等，每人需上交153元，4口人就是612元。为此作者的表哥感叹，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种田的收益还没有支出多，上交款还得靠卖猪和出外打工的钱补贴。更让农民委屈的是每人65元的特产税，当地的“上级”强迫农户人均种0.4亩辣椒地，以便据此收农林特产税。但遇上好年份辣椒每亩的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往往绝收，可是乡政府仍然强行照收种植辣椒的特产税。在此情况下，农民都想退责任田。[5]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农民的承受力略强一些而已。 

    程：其实，农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现。我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经笔者分析全国各省农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即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可以在各年之间比较的收入）后发现，从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广东、浙江、黑龙江四省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勉强赶得上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在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农村居民最富裕的广东和浙江，1994年当地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仅及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宁夏、湖南、贵州五省区的景况则是今不如昔，这些地区农村居民1994年的实际收入不是比1987年还少就是和1987年一样、毫无增加。[6] 

    此后越来越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的境况。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导看，就连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份。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组“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实际上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经济统计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若以此来估计全国农民的消费能力，会出现明显的偏高误差。这一点，其实可以依据农村消费品市场需求多年不旺这一事实做出侧面判断。 

    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民务农的现金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势，统计局为了“突显”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喜欢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这个指标，而不太愿意比较“农民现金收入”这个指标。因为使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指标，就可以把农民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折价计入；即使农民手头的现金越来越少，只要把他们家中的存粮数根据需要计入收入统计，就仍然可以“凑”出一个农民收入“增长百分之一至二”的数字来。由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一再下跌，农民如将收获的农产品全数出售，将严重亏本，他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越是以农业为主的省区，农民纯收入中这一部份无法变现的“收入”所占比重就越大。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四出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的小康生活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经济陷入困境，中国的都市繁荣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从九亿农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从几个繁荣的大都市出发认识中国现代化问题，完全有可能误判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大局。 

    何：农民不愿意种地，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由此我想到了中国一向很重视的史学今日之命运：中国文化主流共分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史的地位仅次于经，侍讲官给皇帝讲经之外还必须讲史。然而这门学问到近二十年里却一败涂地，陷入无可挽回的衰落状态。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史学藉以立身的功能──“以史为鉴，可知兴亡”这时已经丧失了，当今社会已经无法从历史中找到任何可供参考的统治经验与制度借鉴，于是史学也就成了道道地地的“死学”。以农民问题为例，二十五朝“安农”的历史经验，在今天恐怕都已经没有多少借鉴意义。时移势易，这些新时期的新问题还得依靠我们自己摸索解决。 

    中国的“三农”问题确是任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不能回避的。“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小块绿洲，大海风涛一起，绿洲也就会随着倾覆，这已经是近代史以来几次大的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乱摊派令农民处境雪上加霜    

    程：近年来，让人非常痛心的是，正当多数农民处于生活艰辛的状态时，县乡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有的甚至说，“三提五统”快把农民压垮了。 

    何：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农民上交的各种税费相对于农民所得的各种收入来说确实太重了。各种税费太多，其中许多属于乱收费。农村里流行一句话：“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这里的“三税”指的就是乱收费。许多地方农民对抗的其实就是乱收费。 

    农村为什么要乱收费？虽然地方政府经常以补充民办教育经费等作为增加税费的堂皇借口，实际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养乡镇干部。中国的政权历来建制到县，改革开放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到了现在实际上已经将乡镇政府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条条林立的机构部门，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它们都打着为农民服务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往往是以此为名，强行向农民要钱来养活自己，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即使是在村一级，也有很多人利用各种关系跻身此列，成了“不穿官服”的官吏与准官吏。《中国经济时报》登载过一位老农写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这位老农谈到，二十多年前，他所在的乡只有30多位干部，现在却有300多位。要养活这数量日益庞大的干部，钱从哪里来？最后必然是从农民身上刮。 

    一些地方形式上设立了农民“负担卡”制度，目的是为了把摊派透明化，减少乱摊派。1997年，江苏省通州市曾就农民负担问题做过一次专题调研。该市农工部部长指出，近年来农民负担增加的绝对值很大，有些乡镇把不该列入“负担卡”的服务收费和其他收费统统列入负担卡，如联防费、农机管理费、广播收听费、合作医疗费个人支付部份、自来水建设费、有线电视建设费等。这就大大扩大了依照正式文件规定农民本应负担的费用。 

    程：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不再象八十年代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绌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必然要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份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养活基层官员。 

    虽然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也试行过所谓的“机构精简”，但干部人数并未减少，只是把一批可以创立收费名目的行政机构从财政预算列支改为“创收自养”。这表面上减少了党政部门内列编开支的正式官员人数和机构数，但同时却形成了许多靠乱收费、乱罚款为生的准政府机构(如乡一级的计划生育办、司法所、民政所等)，为这些机构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名搜刮民财打开了“合法”的大门。这些机构本来是行政管理部门中必不可少的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政府让农民缴纳税收的理由就是为了要支撑这些部门的运转，而这些部门既有财政支持，则提供公共服务时就没有理由乱收费，至多只应收很少一点业务成本费，这是世界各地正常国家的普遍情况。而现在中国一些省份却把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部门“改革”成完全靠收费养活的准政府机构，从而省下正常税收去养那些多余的、没有理由收费的机构和干部，这实质上是强民所难，借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而转嫁公共服务成本，向农民变相收取“公共服务税”；同时也“逼良为娼”，引导着这些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机构借服务为名、行搜刮之实。结果一些机构为了提高其干部的收入或增加买车配手机的开支，而将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变成了趁机敲诈勒索，出现了许多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现象。例如，司法所盼望农村里的司法纠纷越多越好，民政所则希望农民离婚多，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多“创收”。更荒唐的是，计划生育部门一面抓人刮宫结扎，一面又盼着农民计划外怀孕；村里有人赌博了，乡派出所反而暗暗高兴，因为这样才有理由对农民处以巨额罚款，为该机构的人员多发钱。这些情况早在五年前就日益普遍化，1996年有学者突破县乡干部的阻挠，深入河南各地农村调查，发现了大量这类实例。[7] 

    只要这支庞大的编内、编外官员队伍存在一日，地方政府就必然多方设法摊派。中央政府对此其实心中一清二楚，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往往不过是表面文章，明知禁而无用的。而且，庞大的县、乡几级编内、编外干部不但要吃饭花钱，甚至也想向沿海繁华地区的官员消费水平看齐；他们不但想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现象，中央政府似乎也呼吁过“要解决公车私用”的问题，不过，一涉及到各级干部的切身利益，这方面的改革就照例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悄无下文。 

    当前全国乡、镇、村吃“三提五统”的脱产人员已达1,400万人 [8]。即使不再从农民中吸收新干部，光是每年安插复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技校毕业生等，就必然增加上百万人。据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的张培森、刘佐分析，各级政府的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数额，早在1996年就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与正项税收的规模相当。[9] 五年来这个比例又大幅度上升了。这个惊人数目中很大一部份就着落在农民身上。所以，从九十年代初起农民的负担就逐年加重。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5年，农民人均承担的各种税收、集体提留等费用，年均增长幅度高达18.1%，是同期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倍多。[10]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记述过河南省太康县一个“既有经济头脑，且很有些思想”的苹果园主刘某1996年对他说过的话：“税收既多，又重，摊派的名目，多得没人搞得清楚。事实上，乡、村干部从来不向农民说清楚，沉重得令人无法忍受。每年夏收、秋收刚一结束，乡干部便带着乡派出所公安人员进村催征，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惊慌、恐惧当中。”[11] 这反映出可怜的中国农民的心声，听起来好像是时光倒流到了民国时代。可惜国内的媒体很少能登出这样的声音。 

    何：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9年公布过一个调查结果，全国农民纯收入中平均有5.2%以税费形式交给了国家和集体，另还有其他各种摊派负担，占纯收入的比重是：东部省份为3.5%，中部省份为7.3%，西部省份为5.5%；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类摊派对农民造成的负担也相对越重。[12] 政府规定“三提五统”的征收绝对额不能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对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地区的农民来说，支付这个数额问题不大，而且可能也觉得负担不重；比如，广东地区将近一半农民不再务农，对于这一群特殊“农民”而言，这些税费确实不算什么沉重的负担。[13] 但是目前全国农村还有52%的农民家庭仍然处在勉强温饱的状态，对这些低收入户来说，纯收入中自种自收部份本来就大，现金收入很少，占纯收入5%的税费很可能就会占其微薄的现金收入的几分之一。因此，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说不是个负担的税费，对于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民家庭却是个实实在在超出了承受能力范围的负担。 

    江苏省通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曾很认真地撰写了一份“关于全市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报告”。由于报告的执笔者非常认真务实，报告内容与通常的官样文字不同，能够反映出农村中明文规定的“三提五统”之外的乱收费情况。该报告透露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加重农民负担的并非只是乡村两级组织。该报告透露，据对12个乡镇的不完全统计，1997年农民负担的绝对值平均增加了40%，最多的乡镇增加74.6%，高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20个百分点左右。有的农户当年的负担总额比上年增加几倍。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一些乡村填报的农民纯收入数字水份较大，收入数虚涨，提高了农民的实际负担系数，因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第二，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兴办的各种工程项目建设，也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基层和农民的负担。如公路工程等，每个乡镇要负担几万元，多的近百万元，这些钱有的乡镇用“以资代劳”集款，有的乡镇则按每位劳动力或人头收取。第三，文件规定之外的负担过重。如各项捐款、“两化”达标、农村改造饮用水系统、平坟复耕费、适龄青年征兵费、联防治安费、教育集资、借资等等。虽然这些大都是为民办的实事好事，但都超出了当地政府本身的财力，一般都要靠强行摊派才能进行。[14] 

    通州市人大还算是关心农民利益的，而有的地方政府简直就贪婪得无法无天。例如，安徽省枞阳县钱铺乡政府为了搜刮民财甚至非法设立本地的“私税”：不管农民有没有收入，按人头强收“个人所得税”；不管农民是否生产“特产”，一律征收“特产税”；实在编不出别的名目了，还要硬设一个“其它收入税”。[15] 这种现象显然不是个别的。 

    许多乡镇政府一方面非法乱设税费、搜刮民财；一方面到处举债，以致于乡村政权组织过度负债，而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据对湖南农村全省乡村负债问题进行的调查，1998年湖南全省乡村政权组织负债总额已达59.3亿元，负债乡村政权的比例高达88.4%，平均负债额达200万元。这些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这样一些开支，公款私用、挪作他用、挥霍型的小车开支、租车和招待费用等，甚至还有乡干部利用公款给三陪小姐配BP机的支出。[16] 

    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靠农业收入已经难以支付摊派费用了，他们往往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来支付摊派。这不仅标志着当地的农业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乡村政府的开支需要，而且意味着，很多内地乡村政府的摊派已经通过外出民工的腿延伸到了沿海地区，通过对本地籍民工的外地非农产业活动征收税费来维持其开销。据报导，湖北省监利县某村村干部甚至“远征”海南省海口市的一个垃圾村，向举家到海口拾垃圾谋生的本村村民催要摊派款项。[17] 

    由于农民不堪重负，全国已发生多起农民对抗乱收费的事件，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在与政府对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型的“农民领袖”，他们是当地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挺身而出表达农民的利益要求与其他呼声。[18] 《南方周末》去年的一篇报导曾引起轰动：江西《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印制了一本增刊，名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搜集了各种中央有关农业政策的红头文件，以便农民据此掌握哪些收费属中央规定要征收的，哪些属于地方自定的乱收费，结果该刊却被当地政府视为“反动刊物”，该杂志主编只得流浪在外四处躲藏。[19] 四川省重庆市巫溪县渔沙村上百村民曾为逃税而躲进深山，一位农妇因不堪重负而自杀。[20] 可见乱收费在农村已成为“猛于虎”的苛政。 

    程：近几年来，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够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收粮队”（类似于“二警察”）之类的队伍，以便用暴力强迫农民交纳摊派。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出现了“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必然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进一步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这种“官逼民穷”的“恶性循环”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随着基层政府机构的寄生性和掠夺性特徵日益被农民所认识，矛盾和冲突必然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的社会效应。 

农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     

    何：从政府颁布的统计数据来看，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就转入了低增长阶段，1998年农民的现金收入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零增长。[21] 2000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报告说，在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工资达到16,641元、北京达到14,054元的今天，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210元，其中52%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尚处勉强温饱阶段；另有26%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至2,999元之间，算是温饱有余。[22] 由此观之，在全部农村人口中，勉强温饱的农村家庭大概占将近四成多。有人将中国农村的贫困归结于农民负担太重，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不能解决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中国农民总体贫困的根源其实并非负担太重，而是农业人均产出低，人均剩余少。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如果光看有关部门颁布的种种总量数字，或许会让人产生沾沾自喜的感觉。例如，当回顾九五期间农业生产能力稳步提高时，报纸上介绍说，九五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达50,485万吨，基本稳定在5亿吨以上，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年均产量分别为2,320万吨、8,968万吨、5,353万吨和3,730万吨；从总量上来说，我国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23] 这个“首位”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比较各国经济水平的高低不是玩总量数字的“比大小”游戏。自从人口学成为一门学问之后，人们就已懂得，要按照人均占有财富量和人均生产率来衡量一国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如果将上述总量数据按中国人口总数计算平均数，或者按中国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数，我国单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下这一事实就无法回避。仅以粮食一项来计算，三亿多农业劳动力生产5亿吨粮食，人均三千斤而已，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要用来养活九亿农村人口，每个农业劳动力能够出售的余粮不过几百斤。那些“宏大”的总量数字完全不能掩盖中国是个农业弱国的真相，“农业总量大、人均剩余少”从来就是个突出问题。 

    自从二十年前恢复小农经济以后，解除旧体制的束缚曾一度带来农业的繁荣，1979年至1984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比1978年高了好几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主要是人民公社时期被压抑下去的生产率的反弹。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农业中累积的各种积弊正在逐步释放出来，这些积弊包括：生产手段落后，亩产达到极高水平的情况下边际报酬严重收缩，劳动力生产率太低，农村社会组织形式落后等许多问题。因此，中国农业逐渐又现出疲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路下滑，1998年仅占18.0%[24]，有关材料显示，近几年这一比例一直未变。与此同时，国家从农业当中再也得不到多少积累，1999年国家财政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收上来的是1000个亿 [25]，而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0000亿元 [26]，也就是说，农业这个中国劳动力投入最多的第一产业对社会的贡献额只占国家财政的十分之一。事实上，收上来的这点农业税甚至还比不上返还到农业口的农林水利等财政投入。改革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大体上恢复到市场调节为主的正常状态，从经济能力与技术上来说，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为什么仍然坚持实行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作模式，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压力。 

    程：任何社会的分配与再分配都只能建立有剩余的基础上，按照中国农业这种低效益的产出，农民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和占劳动年龄人口50%的劳动力，是无法依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8%的农业养活的。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指出：随着人口增加，我国9亿农民人均0.1公顷土地仅够维持生存，1998年纯农业收入产值达到13839亿，但人均只有1537元，扣除2/3自给自足部份，实际收入只有约500元；因此可以认为，大多数传统农业的种植业亩均收入扣除固定成本和活劳动成本已经是负值，农业本身谈不上剩余；但是在80年代农民收入增加时期建立的农村上层建筑必须获取农业剩余才能维持，于是就出现了竭泽而渔的乱收费现象。[27] 

    何：其实农业不能产生剩余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剑桥学派的埃德温.坎南提出的适度人口思想就是指劳动力与土地面积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他指出：在任何一定时期，在一定土地面积上生产而获得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是一定的。换言之，在既定时间里，其它条件不变，随着劳动的增加，收益会按比例递增；但当劳动增加到最大收益点时，则收益不再增加，与最大收益点相适应的人口数量就是一个社会最合适的人口数量；当劳动的增加超过这一定点，则收益会按比例减少，出现边际报酬谢递减现象。美国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在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里就专门用中国华北地区的资料论述过“高水准均衡陷阱”的概念，其含义是，中国由于劳动力过剩，以致于农业耕作集约化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状态。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本书里也专门谈过这一问题，并专门引过包世臣《郡县农政》一书的记述：“凡治田不论水旱，加粪一遍，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包世臣谈到，水田一亩需要八九个工，按亩产1.5石计，加做一个工只增产三十分之一；在复种的情况下也差不多，种双季稻只比单季稻增产20-35%。也就是说，早在清代就有人意识到，单位面积产量不能与投入的劳动力按同比例增加。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为99,938.5千公顷，人均1,030平方米、户均耕地面积5,730平方米；到了1995年，在耕地面积下降了4.5%、变为94,970.9千公顷时，人均面积却锐减24.3%至780平方米，户均面积锐减28.8%至4,080平方米。[28] 这个惊人的下降速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继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这种耕作规模小型化距离现代农业所要求的农民人均耕种面积相距越来越遥远。 

    有人曾经这样比较：按目前德国的营养标准衡量，一个德国农民平均生产55个人的食物消费量；而中国是65%的劳动力（全部人口的28%）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农民平均养活不到4个人──相当于他自己的家庭人口数──而摄取的热量与蛋白质却比德国的水平低得多。这一计算以中国农村家庭平均4口人为依据，实际上农村家庭平均人口高于5人。我再补充一点：如果要是计算养活中国农民所需要的生态成本，应该说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比如在大小凉山地区，养活一个人需要铲平几座山头的草木才能种出一些小马铃薯供吃与做燃料。有的环保人士到西南与西北地区考察，看到此情此景时惊呼“一个人等于一台铲草机”！所以，片面强调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其实是个思维误区。衡量劳动力价格不应只考虑劳动力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货币工资，而必须按生产及维持这些人民的生活并使整个经济付出的实际代价来衡量。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农村总体贫困的根源是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无异于雪上加霜。我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那些资源禀赋太差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喂奶过日子”，即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生存。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出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就算乱收费问题解决得比较到位，也无法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何处去      

    程：过去五十年中将近一半时间因推行强制农业集体化使农业低产、农村贫困的局面更加严重，但由于同时实行了严格的户口和迁徙管制，农民被束缚在祖辈居住的村子里，再穷也只能干熬着。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农民也多少有点陶醉在失而复得的小农田园梦当中。但很快中国的一个致命问题──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就重新暴露出来，农业收益递减，对农民的摊派日益加重，逼迫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另寻谋生之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成为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 

    何：过大的人口压力使得中国近三百年来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被新增人口蚕食殆尽。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按人口分口粮的机制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育欲望。改革之初，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积极性获得提高后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也模糊了大家的人口危机意识。后来认识到这一问题时，大家也以为只要推行人口城市化，就会逐渐缩小城乡经济的二元对立。我记得那时候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是大学里经济学专业学生最欢迎的书，勃兴的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激起了大家心中的无限希望。中国农民的所谓“三元就业模式”──指农业、乡镇企业、跨区域流动就业──也就是在这时形成，并被大家视为消化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一条长期有效的途径。 

    在城市就业还不算非常艰难的1998年，据对38个县市的调查，农民外出就业占农村劳力的六分之一；在低收入县市，外出就业占农村劳力的20%，相当于当地非农就业的85%；而在高收入县市，流入劳力相当于当地劳力的28%，当地乡镇企业职工的67%。1989年至1996年这些县市外出的农民工共寄带回家乡348亿元；在22个低收入县中，1996年带回乡的资金为45亿元，1989年至1996年寄带回乡资金达220亿元。[29] 从全国来看，1998年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约占三分之一，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份占57%，来自非农部门的部份已达43%。[30] 经济发达地区的不少农民已告别土地，如浙江农村早在1996年就已有55%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到1998年，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已超过8,000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劳动力人均收入超过万元，是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的4倍。[31] 

    程：中国的情况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而农村人口增长率又相当高，所以按通常速度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无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城市化过程后，农村劳动力就逐渐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去了；而中国的城市经济部门本来就一直面临着连城市劳动力都无法充份吸纳的困境，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指望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使得这成为三元就业中相当重要的“一元”。而乡镇企业因其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也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一项引以自豪的成就。 

    1996年是中国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的一年，超过1.3亿人。[32] 此后，随着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乡镇企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开始面临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调整、收缩、整编、改制、淘汰，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乡镇企业连续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上千万劳动力。这就使得离土不离乡这条路对于广大农村低素质劳动力来说，已经不再是一条畅通的坦途。1996年以后的三年中，乡镇企业的增长率都低于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经跌到14.2%。与此同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日渐枯竭，1996年以后的三年当中，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所以现在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员已经低于1.2亿人。[33] 

    正当乡镇企业开始吐出农民工时，城市吸收农民工的大门也同时变窄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用银行贷款喂养低效率、高浪费、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虽然暂时维持住了表面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就业，并得以回避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在意识形态、社会控制政策诸方面令政府极为头痛的任务，但却埋下了银行坏帐高筑、风险丛生、金融系统可能崩溃的隐患。九十年代下半期，为了挽救金融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部份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政策，结果国有经济部门立刻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数千万国企职工陆续下岗。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四个吸收农民工最多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出台了一些规定，要求企业雇佣劳动力时必须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从而限制外来劳工的就业机会。 

    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像，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一些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发展小城镇、提高城市化进程以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发展战略，与当前城乡共同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就业压力相比，总令人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而且，中央政府把有限的城市开发资金都集中投入到少数作为“门脸”的大城市，以吸引外资，而内地省县财政早就捉襟见肘，指望地方财政资金开发中小城镇其实是“望梅止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逼着县市地方政府开发小城镇，必然是把开发资金的负担基本上转嫁到农民头上，进一步加重已经超过极限的对农民的摊派，也为地方官员通过市政工程建设中饱私囊打开方便之门。结果很可能是，小城镇建设“虎头蛇尾”，空有道路、宾馆、绿化带，却没有多少能生存发展、吸纳就业的新建企业，农民被挖得更苦，而地方官员的腰包则又鼓起来一块。过去几年不少内地县城开发的结局不恰好证明了这点吗？ 

    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的核心问题在于企业发展，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国目前从上到下都缺乏、甚至不愿意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体制作深刻反思，因此也始终未真正从过去二十年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可行而有希望的企业发展模式来。这其实充份反映出“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弊端，即得过且过、短视保守。如果说这是嗜权如命的官员的通病，那么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跟着“起舞”、一味粉饰颂政的。中国虽然有那么多顶着学衔名望的经济学家，可惜，其中大多数却只是热衷于“奏折”和“圣眷”，很少有人敢于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说几句真话。 

城乡差距返回原点     

    程：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小农阶级的萎缩相伴随的是城市化之后城乡差别的消失。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番景象，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中去，城市的高度发展多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在亚洲国家尤其如此。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经常以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而自傲，中国现在也有不少城市政府把建成百万人口大市悬为现代化的一个目标而列入城市发展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人口的这种快速机械式增长，往往也使城市发展陷入一种极端无序状态，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不少城市都出现了大量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周围缺乏排污系统，垃圾成堆，成了市容的疮疤；市内交通系统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过时的公交系统令居民上下班通勤格外辛苦，而城乡之间的联结更是支离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就变得坑坑洼洼，难于行走。 

    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喜欢用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以及内部装修豪华的宾馆，组装成各种“现代化的橱窗”，炫耀着现代化水平，让国际社会从这些“橱窗”中了解该国的“成就”。不管这些“橱窗”多么漂亮，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只要深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就会发现广大乡村千孔百疮，成为这些国家难以愈合、正在流血的伤口。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突飞猛进，由此看中国似乎颇令人振奋。迈入新世纪的中国也拥有了几个堪称现代繁华的都市“橱窗”，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从这些都市居民的眼光去看，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个人电脑普及率和上网率越来越高，城市国际化的徵兆也日益明显。对这些都市的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生出对未来的种种信心和美好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景，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蓝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另外，在苏南、浙东、广东沿海地区也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初兆。但是，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一直未踏入广大的内地乡镇。 

    近年来，中国的媒体出现了一种倾向，关于“大好形势”报导的取材偏重于上述“橱窗”地区，似乎把中国的形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可能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中国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这么一小块地域再繁荣，也不可能带动全国经济。而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不光是农村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中小城镇的居民现在多半也看不见个人前途方面的“新世纪曙光”。在这些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只是因为物价低而得以勉强糊口，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唯有设法挤进政府机关里才能谋碗饭吃。 

    目前，城乡差距已再度拉大，又回到了改革之初1978年的水平。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当中，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七十年代末差距很大，八十年代中期逐步有所缩小，但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又开始不断扩大，到1999年这种情况就非常明显。该年农民现金收入的名义增长率是1.9% [34]，而同年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增长率是7.9％ [35]，在城乡收入增长的差距本来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10月份国务院又给城市的干部和职工增加了一轮工资，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有人算过一笔帐，在目前的情况下，2.7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如果再考虑到因家庭人口结构、支出结构和摊派等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家庭负担系数高于城市劳动力，农户的收入中要支付生产经营费用乃至投资，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完全用于消费，再加上农户收入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被各种摊派夺走，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差距之大是显示而易见的。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来看，年均生活费支出方面，中国农村居民有近八成（79.8%）的家庭年均生活费不足2,000元，且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1,500-1,999元三个档次；只有近两成（20.91%）的家庭年消费支出水平在2,000元及以上，其中2,500-2,999元的占4.39%，3,000-3,999元的占4.07%，4,000-4,999元的占1.65%，5,000元及以上的仅占2.44%。[36] 

    何：中国农村的贫穷还可以从消费市场的份额上看出。城乡差距再度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7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40%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与20%的城乡储蓄，而与此同时，却是全国主要耐用消费品行业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50%。以彩电为例，城市普及率已经达100%，而农村却只有10%。[37]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从1995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49.9%下降为41.9%，农村居民从58.6%下降至52.6%，后者比前者少下降两个百分点。[38] 

    程：我也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的数据做过计算，发现1999年中国内地二十个省约7亿乡村人口人均年购买消费品仅574元；沿海省份及都市郊区农村人口约有2.6亿，其人均年购买消费品的数额也仅为1,603元；而京沪两市及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城市居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9％，他们人均年购买消费品数额达11,819元。也就是说，全国将近1/4的消费品是卖给这仅占全国人口不到5％的两市三省城市居民的，而占全国人口56％的内地省份农村人口只购买了全国消费品的1/7不到。事实上，在两市三省这些中国最富裕的城市里，城市人口的一半也是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并不高，所以这个关于最富裕城市平均消费力的数据掩盖了人数约在千万左右的中国精英阶层的超级消费能力。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大约眼下全国有1％到2％的人口高居于收入和消费金字塔的顶端，全国媒体上的商品广告基本上是做给他们看的，而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内地省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只是前者的1/25。这就是今日中国之城乡差距，而且这一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城乡差距的扩大也与政策上的城市偏倚有关。最近几年来，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在增加内需的名义下不断动用财政资源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身居农村的半数国民还处于勉强温饱阶段，他们比“吃皇粮”的人更需要帮助。可是，政府增加国民的收入时，首先想要照顾的总是正项收入不差、额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员，而贫困的八亿多农民却被悄悄地“遗忘”了；但提到扩大消费品销售时，就想到要让农民多花钱了，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民过得好一些，而是要减少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库存。一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呼吁，要打开庞大的农村市场，让农民们多消费，这样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才有销路。当他们建议如何进一步挖农民们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时，却懒得去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多年来农村市场不但无法扩大，相反却正日益萎缩。 

    中国部份学者的“都市偏倚”倾向其实是政府的相同倾向的反射，他们不但很少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甚至连农民贫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份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不用再让都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代替政府去资助农村的穷孩子完成宪法规定的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小学“义务”教育。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环”而已。如此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并非“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础”，乡下人的困境就不那么“重要”了。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活跃的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与八十年代的情形相比，出现了非常鲜明的反差，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又一个原因。在八十年代中国研究改革的专家学者里，最强的队伍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属下的一群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得以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八十年代末，这支队伍被故意打散了，其成员一再受到刻意打压。此后，虽然还有少数学者继续坚持不懈地研究“三农”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团队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视。在“三农”政策讨论中，决策者转而依重行政技术官僚。但是，行政技术官僚具有处处唯“上意”是从的特点，往往不尊重扎实客观的系统调查和政策研究中的学术底蕴，使得九十年代有关“三农”政策的研究质量明显下降。中国失去了研究分析“三农”问题的强势团队，并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九十年代的“三农”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涉及社会问题，甚至关联到政治改革。十年以后，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面对今天农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见到个别学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记者的零星报导，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种脚踏实地、以第一手调查为基础、有充份说服力的系统整体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关“三农”的政策制定与这类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 

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解决农村的乱摊派问题   

    程：八十年代农村经济改革的一次性制度变迁效应不可能长期支撑农村经济的持续高涨和不断繁荣。一些经济学家以为，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从此即可踏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了。可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是，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这种倾斜加快了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剧了对农民的盘剥。先是在八十年代后半期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压住农产品价格，以施惠城市消费者。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何：说老实话，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中国农村的贫困不完全是城市偏倚所造成的。有些政策向城市倾斜是事实，但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多兼顾一些农村，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事实上，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的根源是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人均耕地太少、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在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无法从根子上解决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从短期内来看，克服城市偏倚倾向可以缓解一下农村问题，但是还是脱离不了“给农村喂奶”这一格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根本问题是必须缓解人口与资源比例失调的问题。 

    更何况，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早已迫使人们向大自然过度索取。环境问题专家指出：中国已有38％的土地面临沙漠化的危险，不少所谓的“贫困地区”已不适宜人类居住，在那些地区扶贫，只不过是用高成本维持部份人群的低水平生存。 

    程：那是一个长期性目标，与近期内缓解农村问题的严峻压力并不矛盾。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一项相当艰巨而重要的任务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村改革，缓解农村目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局。“三农”问题大概是本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方向是发展农村经济，但现在的许多长篇大论谈的多是短期内无法见效的设想。目前官方提出来的措施也多半都是几年来国内学者反复提过的，写进文件里也不止三五回了；这类措施以往未见效 [39]，今后也很难让人相信就有神奇功力。眼前应该立刻解决的是别让农民过不下去，或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或是减少农民的负担，或两者齐举，总要有一些措施来缓解农村困局。 

    在与美国政府就加入世贸开展的谈判中，中国政府坚持本国的农产品补贴率不能低于10％，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则是不高于8％，中国政府甚至摆出了达不到目的就不惜延缓加入世贸进程的姿态，看上去其中相差的两个百分点似乎对保护中国的农业至关重要。其实，中国政府根本拿不出多少资金补贴农产品。据有关专家分析，即便中国答应了美国的8％的要求，事实上也无力兑现8％的补贴率，中国现在的真实补贴率仅为3％而已，除此之外政府就再也没有财力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补贴率了。显然，指望政府提高农产品补贴率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恐怕只能是画饼充饥了。去年朱扁基曾经提出，要提高粮食的保护价。[40] 其实，在政府的有限财力下提价幅度不可能大。何况，在现行体制中，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份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几乎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黄季昆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41] 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即使中国政府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尽量减少甚至堵住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 

    何：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当时中国的东南富庶地区通过丝、茶、瓷器的大量出口为朝廷增加了岁入，使朝廷得以轮流减免农赋。如今中国同样是东南地区的荣景远盛于内地，政府是否可能调整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减轻内地的税赋呢？问题在于，如今的中央财政虽然敛得不少，却照样囊空如洗，而且负债累累。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大幅度下降，中央财政的支出一多半依赖于每年举债，如此就根本不可能再对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 

    程：既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无法对农村免税停赋，又很难提出其他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如何减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但二十年之后农民的境况却陷入了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困难之中，由此影响到全国的经济沉入低增长和连年萧条。可惜的是，在目前国内的主流话语中，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却似乎已被忘却了。好像经过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农村的体制已经基本理顺，再也不值得重新关注了。即便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也往往是针对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对农村困局的整体评估。为了掩盖农村问题的真相，中宣部今年五月甚至要求全国媒体今后不得报导农村问题。 

    中央政府近十年来确实曾反复多次下达过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但这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最近，中央政府在一些省份试验“费改税”改革，最后因遭到地方政府的强烈抵制而不得不放弃。“费改税”改革的本意是增加正税、降低摊派；实际结果却是，那些地方的正税增加了，但同时官员的开支和消费也把增加部份耗光了，而教育支出这一“硬开支”仍然没有着落。地方政府官员故意留下这个“硬缺口”以便要挟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既然拿不出巨额资金来补助农村基层教育（事实上即使中央政府有能力补助，在腐败的农村管理体制下这类支出也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就只好听任他们以“办农村教育”为名继续对农民大肆摊派，而摊派所得往往又被挪用于官员消费。这一“费改税”改革的失败再次表明，由于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统治机器的运作完全依赖于地方官员利益集团，因此就失去了改革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队伍的能力，这种局面绝不是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努力所能改变的。 

    现在，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要彻底减轻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只有从节流入手，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及他们的开支。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非易事。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农村税费征收体制的改革显然无法再取得任何进展。 

    从更深层次看，县乡政府干部队伍持续不断膨胀的根源，是现行体制建立的基层精英向上流动机制的必然结果。现行体制对农村居民和县城、乡镇居民的制度性歧视使他们无法正常地自然移居到大中城市里生活和就业，这样农民子弟和县城、乡镇居民子弟在社会结构的等级阶梯上从低等级向上攀登的途径就变得十分狭窄，通常只能通过考进大专院校再获得大中城市里的工作，或参军后退伍转业被安排到原籍的地方政府工作，或靠关系安排进县属企业工作。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县以下村镇居民中基层精英的主要社会升迁管道。改革后又出现了另一途径，即农民子弟到城市里充当临时性低等劳动力和“二等公民”，这一道路虽能增加其家庭收入，但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外出的“打工仔”在中国官本位的社会结构中提升社会地位。所以，那些更追求社会升迁的农民子弟仍然选择升学或参军，然后设法进入大中城市的机关事业单位谋职。 

    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向萧条，大中城市里下岗职工大量增加，事业单位开始自负盈亏，城市籍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农村籍大中专毕业生就更没有留在大中城市工作的机会了。这样，大批农村籍大中专毕业生也不得不回到原籍，与转业退伍军人一起，挤进县乡政府机构的窄门里求“一碗饭”吃，同时满足他们“当干部”的社会需求。加上全国县属企业多数濒临破产，县城、乡镇居民的子弟也只剩下这一条出路。结果出现了县以下基层社会精英“千军万马”挤进基层政府这一“窄门”的结局。只要当局还需要通过维持基层社会精英的向上流动机制来稳定基层精英群体的效忠，就只能允许这些基层精英持续不断地挤到“官”门里去，结果必然无法约束县、乡基层干部队伍的无限膨胀。如果在现行的官本位体制中完全阻塞了基层精英的升官途径，当局控制基层社会的根就动摇了。可以说，对农民的乱摊派表面上是这些基层精英的胡作非为，从本质上看，还是当局在向农民转嫁自己无法承受的统治成本。 

    农村体制的进一步变革只能是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取消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将面临检验。这第二场“革命”还关系到如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政治社会管理体制，必须真正按照农民的需要和可负担能力，来设定基层政府的规模、人数和功能；而不是象过去二十年来那样，“量出定入”，依据政府自身的需要来设定干部人数和职能，然后强迫农民无条件地出钱养活他们。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全国乡村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农村现行政治社会管理体制的维持成本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央政府和农民的可承受负担能力，如果继续维持这一体制，势必造成农村的进一步萧条，社会矛盾将日益激化。而改革这一体制，则是一场八亿农民与几千万基层干部之间的角力，将重新奠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经过十多年来村委会民主选举的实践，农村已经逐步积累起实行这场变革的社会政治条件。对农民来说，实行这样一场变革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必定大快人心。但是，按照长期形成的集权体制的惯性，这场变革又需要农村基层政府的配合，与虎谋皮，谈何容易。二十年前，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逐步推动，然后形成燎原之火，势不可挡。今后，依靠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推动这场农村政治体制变革，其势在必行已经了然。这场变革能恢复农村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但是，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胆略，是不可能主动迎接这样的挑战的，而只会漫无目标地拖延时日，“盲人骑瞎马”，直到“夜半临深池”才勉强应付，必定为时已晚。 

小农经济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何：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农民问题已积累了三个世纪。从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中国就已面临人口压力，乾隆六年登记在册的人口即达1.43亿。当时的著名学者任启远、洪亮吉等人都曾谈论过这一问题。洪亮吉的《意言.生计篇》集中谈论了如何控制人口，洪书成于1793年，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还要早好几年。只是两个社会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英国通过大量向美洲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继经济起飞之后又连续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国那时虽也有华工出国及其他海外移民，但过剩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还是在本土移民，因此移民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也相当惨烈。1999年3月我到台湾讲学时曾偶然发现，台湾的“有应公崇拜”即与移民有关。台湾基本上是由一波波移民潮所构成的社会，先后来到台湾的移民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生存空间，再加上种族、语言、祖居地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在汉番、闽粤、漳泉、宗姓、村落、团体之间经常爆发各种摩擦，甚至演变成武装械斗或大规模武力冲突。历年来各族群中不少人死于这类冲突，其尸体往往无人收葬，只能靠官府或善心人士的帮助，或是村里人共同出资，加以集体埋葬，并在墓旁建立一个简单的庙，而庙前往往挂有“有求必应”的红布条。[42] 太平天国起义也是因人口压力所致，当时汪士铎就有反思，后来罗尔纲也有过专述。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就一直尝试着缓解人口压力。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实际上都是想通过改变土地资源的占有方式来寻求出路。然而，这种土地资源均等占有的办法虽暂时解决了过剩人口的就食问题，却抑制不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人口终于从4.5亿增长到了13亿。如果说上一世纪的农民问题是让耕者有其田，那么本世纪的问题就演变成如何让农民就业自养，以减少游荡在城市边缘的流民。现在，农村闲置劳动力过多、农业边际效益下降、赋税过重等导致小农经济破产、干部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等现象，几乎都是在重复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的那段历史，情景惊人地相似。[43] 

    程：最可怕的是，这类边缘化人群正处在一种无限增生的状态中，这与中国现在拥有的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以及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有关。中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9亩 [44]，是世界人均数的43%；而且质量不高，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有水源保证的和灌溉设施的只占40%，还有不少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其土质很差。[45] 在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人口的增长率恰恰偏高，本地的农业产出微薄，非农就业机会稀少，穷乡的官府搜刮得又格外狠，这就逼得那些既无适当教育、又无求职技能的农村剩余人口外流。当都市再采取就业限制政策时，这些回乡无活路、在外衣食无着的流动人口就很难靠正当职业糊口。从李自成、白莲教、太平军到红军八路，其主体均由这类流民构成。今天，这类边缘化人口的迅速增加，也许不会再演变成一批“水浒山寨”，但必然会为黑社会组织的生发壮大提供丰富的后备军。“张君案件”就为社会敲响了警钟。 

    何：自从1988年发表了第一本书《人口：中国的悬剑》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牢固地根植于该国的自然性质，即资源禀赋、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之中，而生活在这块国土上的民族的文化也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在科技不发达的前现代尤其如此。这可能会被人视为“地理决定论”，但我认为这个理论不无道理。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生存环境最基本的层面就是地理环境。孟德斯鸠曾尝试用“地理决定论”解释某些问题，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的神学解释从而使“地理社会学”成为学术笑柄；再加上马克思批评过“地理决定论”，而我国在很长时期内非常热衷于超出自然资源的限制去改天换地，因此国内学者往往不敢让自己的观点中出现“地理决定论”的影子。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在这种状态下几千年来形成了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结构。不管是在山区、丘陵地带还是在平原地区，小农家庭只要调整其家庭经营中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比例，就能稳定地生存发展下去。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强，它才由中原地区逐步向周围扩张，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各地农村的主体经营形态。这种经济结构有一个特点，即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份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人口生殖状况同样令人焦虑，许多民间进行的调查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据对广东电白县正北丰村（七迳镇新屋仔管区下的自然村）的调查，该村1980年有252人，人均0.6亩水田和0.4亩旱地；而到1998年该村人口已达536人（不包括迁出的6户共32人），而由于征用、建房等原因，人均耕地已不足0.28亩。一个生育周期（20年）不到，该村人口就翻了一番多，全村没有一户是独生子女，户均超过4胎，最多的达15胎（存活12胎）。在当地村社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不会揭发超生现象。[46] 

    程：文革时期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生育情况更是普遍如此。八十年代全国都设立了计划生育专职机构，形成了一套制度方法，还是挡不住农民的多生多育倾向。《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1996年走遍河南各地乡村作调查，发现那里的农民家庭也很少有独生子女户，均是多胎化生育，当地干部多次告诉他这样的话，“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好超生）”。[47] 

    何：正北丰村在中国既非国家级贫困县，也非乡镇企业发达的明星村，只是千万个普通的中国乡村之一。它面临的乡村组织涣散、官民对峙等问题确实是目前亟需解决的，但我并不认为这些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只要生存的基本条件还存在，这些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问题在于，该地的生态系统根本无力支撑起这么多人口生存的基本需要，依靠传统方法耕种140多亩地，根本不可能养活500多人。这份罕见的尊重事实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该村失业严重、犯罪滋生等现象：“在村民自身无技术、无资本、低素质和环境的无资源、无工业、无组织的内外因素结合下，300多劳力有几人能以工作糊口？现在的就业情况除耕田者外有：教师6人，医生、工人、跑运输者各一人，饲养15人，开小店3人，小贩16人，外出打工55人，饲养一般是养10多头猪，今年（指1998年）多数亏本，小贩多是贩鸡，每天卖出十只赚回20多元；外出打工一般是男的做泥水建筑，每天有30-40元，女的进厂或当服务员，每月有几百元不等。而大多数常年游荡在村里的三个小店之间的无所事事者特别是未婚男青年却成了犯罪的主体。赌博是习以为常的公开摆明的事，也是他们最好的娱乐，盗骗抢却并不明摆，只是附近村中时有禽畜、厨具、谷物失踪，以及常是同龄人讲述的生动的在外盗、骗、抢、斗的惊险场面，下面需要详述的是近年来的吸毒和贩毒现象……”，这里就不再引述那段谈吸毒的、读了感到碜人的文字了。 

    世界各国都把教育视为反贫困策略中的良方。这一报告也谈到了正北丰村教育问题的现状：“北丰小学现有教师10人，其中2人高中毕业，其余都曾读过初中，现有3名公办教师，其他为民办或代课教师。对于这三年来广东省大量转正并逐渐取缔民办教师的政策，笔者从学校负责人陈北忠老师处了解不少有点不可思议的信息。县教育局按文件通过考试转正4,000多民办教师。规定于1993年前入教并有民师证和中师函授证者可考试，择优转正，另据教龄可加分，有28年教龄者免试转正，考试内容为心理学和教育学。但是，据透露，中师函授是交钱抄书拿证，心理学、教育学是背熟值120元的小册子考试，而不考文化试（指语文和数学等）更是有人得以滥竽充数的关键。笔者（指调查作者陈锋）曾于今年（1998年）2月在小学代课两星期，了解到一些老师对比较简单的竞赛题都无法解答，甚至比不上成绩好的学生。而一些较好的年青教师却很快要下岗。对此陈老师的评论是‘好的卡紧，差的放松，重视教育不如说是在毁灭教育’。由于师资低劣，所以五年级的学生中能答出国家、省份、省城市、球类、中国皇帝中任一项的5个名称者甚少。现在几乎所有学龄儿童都入学，但由于每学期280元的学费，使在学人数逐年级减少，毕业的不多，升初中者甚少。就这样，膨胀的人口给农村带来了不堪承受的重负，同时村民又没有认识到也无力从提高自身素质上获得财富和地位。落后的教育只能酿出低素质的愚民。贫穷、封闭、落后、迷信、失业、犯罪等等就像恶魔一样伴随着今天的正北丰村。” 

    这份调查报告让人看得触目惊心。这样的村子在中国绝非特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我的家乡邵阳市是个千年古城，旧称宝庆府，历史上算是文化经济中等发达之地，如今除了市民的教育状态比正北丰村好些外，其余方面的情形与正北丰村亦颇类似。九成以上的国有企业都破产停产了，除了少数通过升学离开了这个城市的人之外，大多数本地青年均无工作，赌博成了男女老少咸宜、乐此不疲的娱乐活动，失业、犯罪充斥整座城市，市容极差。不少女青年到沿海城市以做娼妓、“二奶”为生，家人亦不以为耻。 

    程：从正北丰村的情况还能看出，当地政府只一味借行政之便捞钱，县乡干部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农村的严重落后状况长期熟视无睹。显然，支撑这个干部系统的体制有无可推诿的政治历史责任。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村级行政组织能有效带动当地的发展。比如，河北石家庄市郊的槐底村村委会负责人依靠9,000万元征地款为启动资金，定下了“吃区位饭，借优势兴业，走产业升级，发展三产服务城市之路”的方略，从1996年到1999年，全村的三产收入每年以80%的速度递增，1999年当年全村总收入达2,000万，其中三产占到90%以上，通过架起城乡经济走廊为村里几乎所有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48] 

    何：在中国确实有一些这种依靠地缘优势和社区负责人个人魅力发展乡镇企业而成功摆脱贫困的例子。但是，这类典型的经验不具备可推广性，不是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的条件，而且这些明星村庄的社会─经济格局会不会随着村负责人的逝去而人亡政息，也难以判断。我更关注占农村人口90%的那部份人的生存状态，为此读过不少材料，也到过一些农村，还专门请教过一些长期做农村调查的人士。各种渠道的信息表明，很多乡村的计划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实际人口数与上报数严重不符。如1991年至1998年四川省就清理出漏统人口40.72万人。[49] 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一位在农村长期做调查的学者对我说过：农村里哪个乡、村的办公场所建得漂亮，那里的计划生育一定没搞好。农村里只有生活处于中间层次的家庭才比较害怕计划生育罚款，富裕农户则不怕罚，愿意交罚款生孩子，穷户也不怕罚，大不了流落异乡当“超生游击队”。 

    安徽省萧县大屯镇徐屯村村民曾向《半月谈》记者反映：从过去的老支书到现任村支书、村主任，多年来就一直公开出卖准生证，将此做为“发家致富”的捷径；第一胎价格从30元上涨到了200至300元，生多胎的则涨至上千元；几年来该村先后卖出准生证200多个，村干部藉此收款约3万余元；村干部自己也带头超生，现任支书40多岁，有3个儿子，其长子又生了3个孩子；计生专干张某30多岁，生了4个孩子，村委会主任的两个儿子生了7个孩子；老支书的侄子生了5个孩子。该村上报人口2,106人，而实际人口已超过2,330人。[50] 

    广东省吴川市覃巴村也是个“超级超生村”，该村总共600多户，6胎以上的就有100多户，最多的两家都生了10个孩子，而有5个孩子的家庭是该村常见的家庭结构。该村为何计划生育如此失控呢？村党支书容文秀说，村里超生户多，很难管理。但据村民举报，村干部就带头超生，村委会主任容观保、副主任梁亚孔各生了5胎，村干部王伟生了4胎，村民小组副组长梁德瑞生了8胎。该村一些村民至今还被迫饮用田边沟水，村里凹凸不平的小道上垃圾遍地，随处可见臭气熏人的粪便，3,000人的大村里没有一个厕所。[51] 在上述村子里，可以说，除了金钱之外已没有什么能够维系当地的乡村共同体，整个秩序比半个世纪以前的乡村自治时期还要糟糕。但是这类乡村却基本上得不到政府与传媒的关注，这些乡民的生活也只能自生自灭。 

    湖南省桂东县大塘乡春峰村因在外打工非正常死亡人数特别多，曾偶然引起了《南方周末》记者的注意。[52] 春峰村是省级特困村，交通不发达，资源也十分匮乏，该村共有1,598人，全部1,400多亩地都是分布在海拔800米至1,000多米之间的梯田，人均连一亩地都不到，而且地块很小。村里没有企业，集体收入每年只有几千元。村民们的收入来源除了每人不到1亩、每年只能种一季水稻的梯田外，就是养几头猪和外出打工。从1993年开始，该村“除非种田的和家庭负担较重的人，其余的都出去打工了”。其中约三分之二（大部份是女孩）去了珠江三角州地区的一些玩具厂、电子厂，月工资约400元至800元，1999年因经济形势不好，去广东找工的人很多空手而回；村里的男劳力大多在干一些挣钱多一点、但更辛苦且有生命危险的活，即出去“做砂子”（挖钨砂矿）或挖煤，经常因发生塌方和瓦斯爆炸而丧生。 

    每到冬天农闲时，宜章的瑶岗仙、郴州的柿竹园、临武的香花岭、江西大余的西华山等矿区都各有几千人在“做砂子”，民工都来自春峰村这样的村庄。他们合伙向承包国营大矿废弃矿井的个体老板取得某个矿洞的开采权，自备钢千、炸药和矿灯，在废弃的矿洞里深入井下几千米，打洞放炮、寻找残余矿砂。废弃矿井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爆破时极易塌方。春峰村的20名外出打工的非正常死亡者中，有8名是“做砂子”死的，其中5名死于矿井塌方。春峰村所在的大塘乡乡长称，“整个大塘乡都差不多”。例如，从1986年至今，春峰村附近的蛟洲村已有20人在外打工时因工作场所的事故丧生，其中1993年以来死了16人，多死于湘、赣、粤等地钨矿、煤矿的矿井塌方、瓦斯爆炸。对“做砂子”的人来说，劳动法、劳动合同是完全陌生的字眼，他们与老板之间只有口头约定，从来没有人与老板签合同。就象一位村民所说的：“现在工不好做，你要签合同，老板就会要你滚蛋。”打工者丧生后，其亲属也不懂得用法律手段索取赔偿。 

    据大塘乡农经委的统计，1998年春峰村的人均收入为880元，其中打工者挣来的血汗钱占六、七成。据春峰村党支书称，外出打工者的收入除了维持家庭生活外，节余只够成家的费用或供弟妹读书，没有哪个人用打工挣来的钱做起生意，甚至没人能起一座比较好的房子。尽管打工收入那么少，而危险又那么大，但春峰村人几乎没有考虑过别的活路；如果不外出打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虽然无法摆脱贫穷，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做砂子”，而是没有机会去“做砂子”；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谁将是下一个因打工而被死神唤走的人。 

    该村村民的生活让我想起了非洲的生态难民，象在春峰村这样的地方，土地和生态事实上已支撑不起这么多人的生存。其实，整个中国的生态在人口压力下已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且不谈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的污染或断流，只谈谈被视为财富之母的土地问题。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加以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53]由于生态问题与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关系不像疾病之类那样直接，中国国民的环保观念始终还处于“坐而论道”阶段。我所工作的报社每发一篇某小姑娘被遗弃或生病无钱医治的报导，可在几天内募到数千乃至十几万的捐款；而我特意为抛家别妻十几年、在长江源头可可西里设立观测站、致力于环保工作的民间环保人士杨欣先生登了一个整版的文章，并公布了捐款电话与帐号，但居然无一人来电询问或捐款。这正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慈善捐款序列相反。 

    从我开始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以来，一个观念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即中国的政治社会形态与人口及资源状态密切相关。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农民的世纪，是由人口的“量”决定政治的“质”的一个世纪。而所有制模糊的土地政策与财政扶贫的结果，摧毁了人起码的尊严──健康人应该凭借自己的劳动力生活，这本是人起码的尊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策所起的总体效果是，让生育者不必计算生育成本、不顾自然资源的限制而生育人口，并将抚养人口的责任由家庭转移给社会。如何评说这个世纪对后世的影响还有待历史良心的出现。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除了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之外，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伴生着小农阶级消失这一过程；这与城市化过程中现代经济部门不断吸纳从土地上被抛出来的无地农民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中国由于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再加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日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未受过足够教育、亦未经过任何技能训练的农村劳动力无法适应现代经济部门的要求，更兼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扩张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故此广大无地农民无法进入现代经济部门，正成为整个社会“多余的”边缘化阶层。老实一点的农民可能会像春峰村村民一样做牛做马地生活下去，不少报导都谈到了在三资企业（主要是港台资本与南韩等“东亚龙”国家与地区开办的企业）的打工者的悲惨处境，实际上就是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造成的。 

    1998年12月，我值班时曾处理深圳特区四海制衣厂江西籍打工者徐章水因劳累过度而暴死事件。当时是生产旺季，该厂的工人连日加班，20岁出头的徐章水连续加了48小时班，回到宿舍躺下后就再也没醒来，七窍流血而死。我当时问该厂工人，这样连续加班是违法的，为什么大家不提意见？工人们面面相觑，最后告诉我，他们不敢，怕被开除。因为这份工来之不易。我再问该厂老板，为什么要这样违反劳动法超时连续加班？酿出这么大的事故，而老板却对我说：“我自己也奇怪，我这家厂的待遇确实不好，工作时间长，工资也不高。我经常对工人说，你们嫌待遇不好可以走人。但奇怪的就是还有不少人抢着争着来这里做工。”老板说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1949年以前上海一些外国资本家曾说过一句被我们视为“国耻”的话：“在中国找四条腿的狗难，找两条腿的人容易”。 

    从根源上来说，劳动力的待遇完全与市场供求状况有关。按照“博奕论”的原则，博奕双方的利益完全与博奕者所凭藉的实力有关。在中国人权的不受重视与人口严重过剩也有关系。人权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生存都未解决，很多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就无从关心自由权、财产权。还有不少边缘人为了生存，只得从事各种非正常的经济活动，如卖血、妇女卖淫，还有的则是纯粹的犯罪行为，如成群结队到他乡去偷窃（“拎包”）、买卖人口、利用各种手段行骗、盗挖古墓倒卖文物等，成为社会犯罪活动的主力军。最近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张君一案，案中所涉犯罪集团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出身于多子女的贫困农民家庭，张君自己就出身于有兄弟姐妹七个的多子女贫困家庭。一个城市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生养一个孩子，还可以过较好的日子，生两个就比较吃紧，要支撑起三个子女的教育费用与抚养成本根本就没有余力。农民家庭的生育率如此之高，哪还谈得上脱贫？ 

    我以前就说过，中国人如不改变多生多育的落后习惯，中华文明最后必将作为祭品牺牲在人口这个古老的祭坛上。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论是全国户均才3.44人，这个数据并不可靠。真正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只是城市里那些在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对农民工来说计划生育管理基本上作用不大；而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30%左右，在农村里生育两个是被允许的，多胎化也是常见现象，少数民族还被允许生育更多的孩子。这样算来，中国户均家庭人口很可能超过3.44人。不过，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失真是体制性弊端，人所共知。 

    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对你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你认为“中国人口问题将会阻拦中国发展的悲观结论和庞大的低素质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这些论点有可能客观上掩饰了加重这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且还可能为别有用心的精英专政论所利用”。[54] 你看到这篇批评没有？另外，在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制度问题始终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如果在讨论“三农”问题时过于强调人口压力，会不会淡化不良制度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因素？而且，人口问题不是个短期内就能指望解决得了的问题，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却十分突出，把近期内需要缓解的难题与长程性因素联起来，对解决近期问题似乎帮助不大？ 

    何：我看过这篇文章，觉得作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尤其是对生态环境面临人口的巨大压迫这一点似乎不太敏感。至于谈到如何解决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少一些夸夸其谈之言，复杂的中国问题不是靠几条简单的“对策”就能轻易解决的。如果大多数国民还在期待着伟人横空出世来解救他们，那恰恰表明他们尚处于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的状态。我研究问题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让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一定的认识而已。我并不认为自己过于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很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天”指的是自然，“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国古代文化其实包含有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就体现在培育人关于社会、伦理、自然环境的认知，并将此认知与文化知识的吸纳结合起来。从中国的经史子集里，包括医书中的五行相生相克说，都会发现许多质朴的人文主义精神，它通过儒家文化的教育沉淀在民族精神当中。我访问山东曲阜时，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孔子墓前曾想到一个问题：一种文化能够维系一个民族几千年于不坠，肯定是借助于它内在的亲和力以及平衡力。我们小时候还能从长辈那里接收一些“寸丝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懂得惜食珍物；但如今在缺乏人文内涵的技术知识加意识形态型教育模式下成长的一代恐怕再也没有这种熏陶了。 

    过去的五十年基本上破坏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等口号挟政治威力大行于世，对大自然过度索取居然成了“时代精神”。《邵阳文史》曾刊登过一位干部回忆自己五十年代后期在渔业社蹲点的经历。他先是让渔民将渔网织得密密的，不让小鱼有逃生的可能，但产量还是达不到“大跃进”要求的水平；于是他又在渔民当中推广用炸药炸鱼，炸药引爆后满河满塘都翻着白花花的死鱼，捕捞量自然成倍增长。可是几位老渔民却“围攻”痛骂这位一心要完成上级任务的干部：你们连小鱼也不放过，以后我们就没有鱼可捞了，你们这样是想打破我们的饭碗呀！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高压下，农民的这种朴素的环保思想却被迫节节败退。现在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很自然地应用功能强大的电网捕鱼了，网过之处湖海一片死寂。“大跃进”和“文革”本身虽然成了历史，但它对教育文化的影响却随处可见，现在我们的教育仍然充份体现出那种“唯物”而轻忽人文的“时代精神”。因此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历史文物等问题上，从老师到学生都普遍欠缺必要的认知。今天我们看到的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性利用以及将人文景观当作旅游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就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型教育对社会的报复性反噬，有如盛行的贪污腐败是对我们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机制的恶性报复一样。 

    为这场对话做个总结，中国农村的问题或许可以归结为：最迫切的是乡村社会的重组，而稳定农村进而稳定社会的关键则是农民的就业问题，但这只是短期的反贫困策略，收功长远的反贫困战略则是改善教育。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须仰赖“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首先要有一个理性、高效、廉洁的政府，能采用适当的政策对社会进行调控；其次，计划生育要成为农村人口自觉的行为，而不是政府现在的纸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则要加大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全体国人的教育水平，以提升人口素质，创造减少贫困的社会条件。 

【注释】   
[1]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64-5. 
[2]《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学习时报》，2000年6月19日。 
[3]《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4月23日，第4版。 
[4]《湘声报.观察周刊》，2001年4月13日第2版。 
[5]《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18日第3版，“算算种地的赔钱账”。 
[6] 程晓农，“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载《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6年第3期；该文经修改补充后刊于《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9月号。 
[7]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 
[8] 张木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中国公共财政的困境”，《战略与管理》（北京），2001年第2期。 
[9] 转引自张木生文，出处同上。 
[10] “农民购买力提高的障碍”，《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1月20日，第5版。 
[11] 出处同注[7]，第355页。 
[12]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3月9日，第3版。 
[13] 新华社广州2000年1月18日电。 
[14] “农民负担为何难以减轻”，《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8月10日，第1版。 
[15] 《报刊文摘》，1998年11月23日。 
[16] 《半月谈》1998年第23期专稿，转摘自《报刊文摘》，1998年12月21日。 
[17] “都市里的村庄”，《天涯》杂志，2001年第1期。 
[18] 《半月谈》，2000年第2期。 
[19] “一本奇书的奇遇──农民负担到底有多重”，《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第1版；“中央政策汇编竟成禁书”，《南方都市报》2000年11月14日。 
[20] “上百村民逃进深山”，《新闻人物报》，1998年5月22日，第1版。 
[21]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宋洪远、赵长保，“收入增长、就业转移、城镇化推进──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及政策选择思路”，《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 
[22] 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报告名为“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任务依然艰巨”。该报告称，14.72%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在0-999元之间，37.63%在1000-1999元之间，26.02%在2000-2999元，11.21%在3000-3999元，4.72%在4000-4999元，还有5.71%在5000元及以上。转引自《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7月25日第7版“农村：不可忽视的支撑点”一文。 
[23]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19日第1版。 
[24] 《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年12月4日第2版。 
[25] 出处同注[7]。 
[26] “财政收入过万亿，政府调控能力增”，《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25日第2版。 
[27] 温铁军，“世纪末农业政策要转弯”，《改革内参》，1999年第7期。 
[28] “农村，不可忽视的支撑点”，《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7月25日。 
[29] “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当前农村劳动力三元就业态势”，《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10月28日第6版。 
[30] “农民收入增长，功夫在农外”，《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年12月4日第2版。 
[31] “浙江农村劳力纷纷告别土地”，《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7月12日第2版。 
[32] “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第8版。 
[33] “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第8版。 
[34] 《中国统计年鉴2000》，33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 
[35] 《中国统计年鉴2000》，31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 
[3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课题组，“提高农民购买力，开拓农村市场”，《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3月9日第3版。 
[37]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第8版。 
[38]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0月9日第1版。 
[39] 温铁军，“‘三农问题’”相关讨论中的似是而非”，《中经网》“50人论坛”（北京），2001年5月16日。 
[40] 朱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在粮食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农业政策面临重大改革，粮价不仅是定价问题”，见sohu.com，工商财经专栏，2000年9月3日。 
[41] 黄季昆、马恒运，“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和差别”，《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42] 林富士：“略论台湾汉人社群的厉鬼信仰”，载《仪式、庙会与社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出版。 
[43] 何清涟，“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 
[44]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7月25日第1版。 
[45]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6月6日第1版。 
[46] 作者陈锋，载《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11月20日。 
[47] 出处同注[7]，第510页。 
[48] “槐底村之路”，《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2月25日。 
[49] “四川人口“黑洞”触目惊心”，《深圳商报》2000年7月14日A9版。 
[50] 原载《半月谈.内部版》1998年12月，转摘自《报刊文摘》1998年12月10日第1版。 
[51] 《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11日第4版。 
[52] “春峰村非正常死亡档案”，《南方周末》1999年6月4日。 
[53] “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4日第3版。 
[54] 赵诚，“走出人口的误区──回应何清涟李辉的对话”，《世纪中国》网站“公共平台”栏目，2001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