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土改到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反思之一

农业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但也是一种失败的、代价极高的制度性实验。苏联当年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化后，农民饿殍遍野，死亡人数达数百万，此后苏联的农业生产长期落后。中共建国后以苏联模式为制度建设的样版，在农村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人民公社化，随后于1959至1961年期间出现了大饥荒，导致约四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此后二十年里中国农业也与苏联一样始终徘徊不前，农民生活长期贫困。直到农村改革终结了“农业社会主义”实验，中国的农村才重新恢复了活力。为什么中共当年发展经济的愿望和努力却成为一场数千万人民丧生的悲剧，还造成了中国大陆三十年的贫弱落后，这种结局究竟是个别领导人的失误，是偶然的政策失当，还是制度的必然失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过去五十年来走过的弯路。本文的上篇主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热衷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为了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实现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这种解释试图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例如，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十月革命后，苏联“由于没有外国投资，所以不得不靠国内筹集资金，以支持庞大工业的发展，同时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既然消灭了中产阶级，78％的俄国人口（1926年）仍然从事占国民经济大头的农业生产，而农业的绝大部份又掌握在私人手里，那么，在斯大林看来，为国家集资以及加速实现农业向工业转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农业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公社，消灭富农，规定农场工人的工资和转卖粮食的价格。国家置身于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采取令人惊愕的严酷办法从两方面拼命捞钱，”[1] 看起来，这一描述与五十年代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的实际情况似乎也颇为相似。

    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制度形成过程中，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确实对农业集体化的进程及后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应当看到，中共建国后不久，就开始鼓励农业合作化，而在那个时期，中共其实根本还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当然更谈不上根据工业化发展战略来决定与农村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在建国初期，擅长于“打天下”的中共并未充份考虑国家的发展战略，它的发展战略是在建国后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逐步形成的。1949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 那时，他只是把“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工业化”等同起来，但并未提出明确的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更未谈过工业发展的具体步骤。在农村问题上，毛认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3] 与其说毛的这个看法是主张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建设服务，倒不如说他是在讲要让工业建设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这些含糊的说法也表明，当时中共或者是还不十分懂得苏联模式的“真缔”，或者是还未决定是否要全面仿效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苏联发展模式。

    况且，建国初期中共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恢复经济，而不是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毛泽东在1949年12月还认为，中国大陆需要“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才能)发展”。[4] 1951年2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进一步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5] 这都说明，从1949年到1951年初，中共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恢复被连年战乱破坏的经济，自然也没有制定什么工业发展战略。大概只有刘少奇在1950年的一篇未发表的手稿中，分析过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他认为，在经济恢复以后，要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以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但是，中共还未来得及讨论他的看法，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决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6]

    中共参加朝鲜战争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打仗和备战成了中共基本政策的出发点，由此又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图早日建成军事强国。这导致中国更加靠拢苏联，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比较温和的东欧道路，转而全面仿效苏联模式，形成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导向发展战略。1952年底，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按照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制订计划、组织经济建设，同时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建设的重点，首先集中资金、力量给予保证。[7] 1952年8月，中财委编制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在该计划中提出，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在可能条件下建设速度应力求迅速。中国政府代表团立即于同月携带此计划访问苏联，征询苏方对“一五”计划的意见，并向苏方要求资金和技术援助。这个代表团在苏联滞留了9个月之久，才完成了与苏方关于苏联援助的谈判，并据此修订了计划。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中共首次明确宣布的制度建设纲领和战略。

    中共选择苏联模式与当时建设资金短缺也有密切关系。当时中国建设资金不足，必须向外国大量贷款。1949年前中共曾把建国后向国外借款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期望能得到几十亿甚至更多的美元贷款。但1949年底中共转而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国际关系政策，随后毛泽东访问了苏联。但苏联的贷款能力有限，毛此行从苏联得到的贷款只有3亿美元，与预期差距很大，远不敷用。[8] 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又堵死了中共向西方借贷的大门。这样，中共既需要尽快建立军事工业及支撑重工业，不能比较从容地量力而行、逐步发展工业，又得不到充裕的外援，就只能在国内从农业、其他行业和城市消费者那里挤出重工业建设所必须的庞大资金来。因此，毛泽东在1951年底明确提出，要“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9] 这样中共才终于走上了照搬苏联模式的道路，确立了从农业中挤压出建设资金的发展战略。从此，中共的各项农业政策，从1953年的“统购统销”、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最后建立起来的“集体经济制度”，都与这种战略有密切的关联或受到它的支配。

二、“社会主义理想”和基层政治需要决定了农村政策的倾向

    如果当年不是因为投入朝鲜战争而被迫选择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是否中共就不会推行加速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呢？一个值得注意的史实是，在中共建国以前和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它就一直在鼓励农业合作化，那并不是为了“工业化”，而是另有原因。其实，苏联也是如此，它在推行“集体化”之前，就实行过“公社”和“共产化”。中共推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上述的因应对外战争的“发展战略”的考虑，也有为工业建设挤出资金的需要，但是，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拓宽视野，考虑到其他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目标及目标确定后的行为方式，比如对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追求，以及在这个“理想”和认知基础上的重大农村政策的选择。

    中共早在其“武装夺取政权”的阶段就提出了并一直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这不仅是苏联影响的结果，也与中国的农民社会中一部份乡村知识分子偏好“均平富”式的“乌托邦”的历史传统有关。中共在开辟根据地的时代就成功地运用这种“理想”去争取农民的民心。但中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是局限在单纯的“意识形态”层面，而是有其明确、具体的操作性内容的，即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之下，由它按照一定的规划，来统筹、支配和调拨各种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实现某种社会理想。这样的“社会主义”自然就需要有一个“计划”，来有秩序地、“科学”地指挥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所以，它和计划经济以及强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是天然合拍、相辅相成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共加速农业集体化还有其巩固乡村政治统治的需要。土改完成后无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农业正在迅速恢复当中。但这样的局势并未令中共放心，相反，中共却看到了很大的“隐患”。隐患之一是，农村的私有经济制度和共产党人的“理想境界”实在是格格不入。中共一方面认为，个体的小农经济状况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它必然导致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尽管这一点在当时并不严重)；另一方面又觉得小农经济本身也显示不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宏伟前景”。隐患之二是，共产党在农村所依靠的是一批过去在土改中“翻身”的农民、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积极分子”，要保持这些人对共产党的政治热情，就必须给他们提供继续活动的“舞台”和必要的社会地位。只有通过发动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才可能让这些“政治积极分子”转变成共产党管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干部，从而使共产党在农村有了稳固的政治依靠；否则，如果土地改革后这些“政治积极分子”没有新的政治前途，都回家专心务农，共产党就可能会逐渐失去对其农村骨干的支配性影响力，进而失去对农村社会的严密控制。

    所以，早在1950至1951年，在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和“发展战略”还未制订出来之前，中共内部就已准备“趁热打铁”、“动手”推行农业集体化了。“趁热打铁”的说法首先是针对老解放区土改后的情况提出来的，那里的农民分到了地，就安于务农持家，对共产党的种种政治口号和要求没有兴趣，因此毛泽东曾说，“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经开始忘记了”[10]。为此中共在老解放区一面阻止农民“致富”，一面组织“互助合作”，但成效不佳，已建立的“互助合作”十分涣散。所谓的“趁热打铁”说强调，趁农民分得土地后对共产党的热情还未消失，在土改后紧接着就组织合作社；否则，时间再长一些，不但会出现不少反对合作化的新的富农和富裕中农，而且共产党靠发动土改而培养的一批农村政治基干力量也会转而追求经济利益，而失去政治“积极性”，以后就很难再重新组织起来了；既然农业集体化这个“铁”将来总是要“打”的，那晚“打”还不如早“打”，应该趁着土改后农村尚存的政治热度立刻就“打铁”。

    1953年初，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任务，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由邓子恢任部长。当时，有的地方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甚至把大农具都集中在社里，不入社不叫使用，或以派差、换地块等手段胁迫群众入社；许多合作社将农民的耕畜、农具等全部归社公有，造成群众中的思想混乱，以致不少地方一冬无人拾粪，副业生产无人搞，场、地庄稼无人收，牲口无人喂（甚至有饿瘦、饿死者），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卖土地、卖牲口、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等现象，严重危害到农业生产的发展。[11] 农工部起初的工作是比较谨慎的。邓子恢提出：要认真保护农民的所有权和应得的收益，这是党和农民搞好关系的主要一条；在互助合作这件事上，现在主要问题是基层干部操之过急，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等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12] 针对这一问题，1953年3月中共中央在下发文件中还批评说，“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13]

    但在纠正急躁冒进的过程中，农村基层干部中出现了反弹。一部份贫农、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反映说：“政府政策一掉过来，他们（指尚在单干的富裕农民）都反性了！”“提倡单干，人家发展的快，咱们早晚还不是给人家扛活去？”“光这么著，不奔‘社会’了吗？”“政府政策，一紧一松，三改两改，弄得五迷三造！”他们要求恢复以前的那种紧张空气，查那些农民的“漏网”（“查几户都老实了”），认为“互助组还不行，非把他们弄在合作社里，按劳力分粮，有几年就拉平啦”。他们想从各方面严厉地限制和打击富裕农民，并把这种个人目的与“实现集体化”拴在一起。[14] 从这些言论中可看出，基层干部并不懂多少社会主义，但却意识到土改后他们这些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分子们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下降，而恢复其社会政治地位的最佳途径就是发动政治运动式的农业集体化。

    毛泽东注意到来自基层骨干的这种声音后，立刻改变了自己年初对“反冒进”的支持，反过来支持农村中党的“积极分子”。他说：“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15]

    毛泽东其实早就明白，普通农民并不欢迎社会主义和集体化。后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总结说：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此情况，十年前，陕北有此情况。[16] 因此毛泽东就提出：趁贫农正在热情份土地的情况下，趁热打铁，就把上中农一锤子定死；否则时间长了，再推翻富裕中农和富农，费劲就大了；现在这个铁已经烧红了，不用以后再烧了；将来这个铁一定是要打的，不如早打。[17] 事实上，农村里原来的贫农和上中农土改后拥有的土地数量相差不大，再也不能根据地多地少区别这些农民的成份了；毛在这里所讲的“贫农”，并不是那些老老实实种地经营的农民，而主要是指那些热衷于政治活动、对种好土改后分得的土地并无多少兴趣的乡村“积极分子”，至于被毛称为“富农”的实际上是靠本份经营改善了生活的农民。那时毛真正担心的，不仅是“富农”会变得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如果对小农经济“放任”一段时间，许多基层组织中的党员干部都可能因没有政治舞台而转向“发家致富”，一旦出现这样的变化，再想重组中共在农村的骨干队伍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正是中共反中农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控制农村的政治需要等原因，促使共产党人加快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该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到1957年要发展80万个合作社（约占农村总户数的20％左右）。[18] 但是，由于农民的抵制，合作化运动在头几年中的进展并不顺利，到了1955年集体化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5％，已经建立的合作社内部也矛盾重重。可是，这并未使中共知难而退，相反，中共随后强行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发动了一个农村集体化的“高潮”。

【注释】
[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页395－396。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页。
[3] 同上，第1482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7年，第174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126页。
[6] 林蕴晖、范守信、张弓，《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4至405页。
[7] 同上，第407至40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85至288页。
[8]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0至289页。
[9] 宁志一，“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683页。
[10] 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以下简称《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98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1990年，第384页。
[11] 《文件汇编》，出处同上，页146、152、154、150、158、186、168、174、184、172等。
[12] 《文件汇编》，第130至136页。
[13] 《文件汇编》，第104页。
[14] 《文件汇编》，第179页。
[15] 《文件汇编》，第199至200页。
[16] 石英，“回忆两次小白楼会议”，《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试刊。
[17] 笔者1991年1月访问杜瑞芝时根据其回忆记录。
[18] 《文件汇编》，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