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港版）序

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说它是梦，是因为梦到了过去；但它又不太像梦，虽然长长的五六十年给它蒙上了一层惝恍迷离的薄雾轻纱，它毕竟还是太真实了。收在书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几十幅图片几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过读过并且宣传过的。这些文章、讲话、文件都发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学到参加工作的时代。我领导当时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时，这些文章就是我们的口号和纲领。抗战胜利后我到了《新华日报》，由于是新手，那时还轮不上我写这书里所收的文章。我现在已无法辨认这书里的哪篇文章是谁写的了，但我还能记忆起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音容笑貌来，他们大多已经过世：范剑涯、钟颖、陈驰、邹适今......；且不说名气要大得多的领导人潘梓年、章汉夫、张友渔、夏衍......；当然还有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有一个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学生、中共党员，1957年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本来是不划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国一行，结果当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与我重逢，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我只能说，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这是得到许多人赞同的，我也曾以为此说近乎情理。战争总是要限制一点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关军事机密的新闻，也要送审，何况民主意识十分薄弱、自由权利十分脆弱、而专制主义又根深柢固的中国。但是读完这本书后却发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1]；“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2]。类似的言论充塞在这本书中。其实，就整个抗战时期而言，毛泽东和共产党主张民主的言论，本书失收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的：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3] 照此观点，怎能得出结论说抗战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当然，这是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如果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不理，也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国民党好歹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而决定对日抗战了。抗战开始前夕，武装对抗国民党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即已取得合法地位，从“匪党”变成“友党”了。八年抗战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两党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有了相当的扩大(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头所说的：“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4] 不过这个比喻实在不大恰当，因为国共两党历来都是拥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实是很表面的，内里都是极力想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吃掉对方，双方的合作因此几度濒于破裂，总算勉强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代表性最广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宪政，连《和平建国纲领》都协议通过了，但就因为国共双方在军队国家化和各自实际控制区的划分上相持不下，而使会议的结果归于流产。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于是中国的命运还是要靠武力来决定。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曾有过六次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次是十九世纪末(1898年)的戊戌维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从此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但却不能阻止更精密严酷的专制主义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给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打倒了军阀，重新统一了中国，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战开始之时，后来因为军事上失利，抗战越来越艰难，国共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终使民主运动趋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败的征象已露，才又出现了第六次民主运动的高潮。抗战胜利后，百年国耻已洗尽，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条约被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中国以世界五强之一的身份，不但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而且成为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时人们多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愿望──实行宪政民主──已经伸手可及了，因而热烈参与讨论起“民主建国纲领”来。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957年还有一次为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然而那不过是以前历次民主启蒙运动哀痛而凄厉的回声而已，凡是鸣放了“一声、两声”的右派分子的悲惨下场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而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从根本上说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谁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上面所说的历次民主运动过后，根本就没有人进行认真的启蒙教育。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

    首先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5]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同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若仔细地研究《历史的先声》的内容就会发现，当年中国的左派其实并不真懂民主，甚至连民主的常识都没有。当时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张申府先生，这位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中共最早的党员、罗素的朋友，在他写的《民主原则》中对民主原则的解释实在是混乱一团[6]，然而他却据此算定，“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可笑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左派学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却反而更足；尤其是当苏联于1936年搞出了一个“斯大林宪法”，在1941年因为纳粹的进攻而以民主国家的一员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时许多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苏联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一文中称“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7] 苏联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封锁竟使这位可敬的长者根本看不见苏联已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切被认为是不顺从的人、除党的报刊外根本没有任何独立的出版物的事实，反而主动地为它作义务宣传。尤其突出的是，当时被认为进步的立法院院长孙科1944年5月14日在军政座谈会上说：一个民主国家要有三种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德日法西斯国家只讲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个政治自由，只有苏联还有经济自由。这话在今天看来真是浅薄之至，但当时的我们却把它奉为至理名言，把他的这篇发言抄成大字报广为宣传，《新华日报》社论还专门引用了这段话。[8]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即发展出一套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定工人阶级每5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非无产阶级则25万人选一名代表。我年青时曾将这套制度研究学习过一番，很觉得它法理严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毛泽东却在1937年归纳了十一种不怎么合乎“党性”的行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可以说是败坏了自由主义的声誉；同时他更是不断地批评个人主义，直到称之为“万恶之源”，从而切断了对民主的正解。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中国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使外国人听懂。中国古来没有的“科学”这个词儿也用得一样泛滥。引用一句毛泽东爱讲的辩证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真的是够得上这个格儿。另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我们都是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牺牲的。

    当然也不能说，二十世纪的中国连一个懂得民主的人都没有。“五四”以前，至少严复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适和由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学生，如萧公权、钱瑞升、张奚若、罗隆基、储安平......，应该是懂得的。但是，首先从数量上说，他们在当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不但不足万分之一，也许不足百万分之一。这批人在一个基本上实现了民主的国家里也许都足以有为，但是在一个专制主义已成国民思维定势的国家里，实在是一点施展的余地都没有。严复晚年归于保守、拥戴袁皇帝，或许也是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有出路。至于胡适等人则一辈子只能痴心于改良而又始终等不到改良的机会。国共谈判的时候，胡适曾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共转变为一个不凭借武力的议会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然而这话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现在有人惋惜，胡适的建议没被采纳，中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机会。这实在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话。在当时我们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国民党“为虎作伥”，根本不该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势力迅速扩张，决定了中国的前途。最近，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份人的认识。甚至学识大大超过我们的师长一辈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而被卷入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又不思改进，贪腐日甚，导致群情愤慨；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张，独裁与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已，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在整个四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因为反蒋反国民党而被吸引到共产党这边来的。[9]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给农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这种对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义，可以说与陈独秀晚年悟到的民主的定义、即现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认识的民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当时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接受这样的定义，它当然严重地阻碍了我们得到对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认识。

    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民主的政治觉悟极低，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有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像英国人那样在对德战争刚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几年才发现了胡适的价值的我，六十年前与大批进步青年一样，是不大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那时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在我们看来，鲁迅的洞察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阿Q性的揭露与鞭挞力度都是无可比拟的。毛泽东称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话也许不够确切，然而以鲁迅晚年思想发展的倾向来看，此评语并非没有根据。我们都曾是跟鲁迅走的，走向共产主义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我们心甘情愿的归宿和目的。这里谈的不只是“我”，还包括“我们”，因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说，我的思想历程大体上代表了与我同时代的左派青年“进步”的历程。我今年年近八十，还敢不嫌狂妄地说，由此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体上都经历过相似的历程，而这一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个年龄段的人之功劳是主要的。

    继鲁迅带领我们进入马列主义理论之门的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成为畅销书)。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比起《大众哲学》来，称得上权威巨著。此外还有包括社会科学全部领域的三本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社会发展史。这些书，我大体上都读过。对我们那一代或几代知识分子来说，大概都由这些书启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记得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过一本河上肇着、陈豹隐译的《经济学入门》[10]，这是1938年王亚南、郭大力的《资本论》全译本出版以前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深的著作，大概是比我大十岁以至二十岁那一代人的启蒙读物甚或是高级读物了。当然其他各色各样的启蒙读物还有很多很多，但以上所举已足以代表。至于奉斯大林的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党史》，当时国内极难见到[11]，其普遍流传而成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是更后的事了。此外，无论如何不能忘掉的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此书1938年出版后立刻风行全国。一个美国人以客观的立场赞扬共产党，使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无不为之倾倒。我曾把此书介绍给一位比我大四十岁而对共产党素无认识的老先生看过。他的评语是：“照这书里写的看，共产党人不但个个是天兵天将，而且个个是大圣大贤”。这本书的作用抵得过许多一般性的启蒙读物与理论著作。比《西行漫记》早两年出版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也是一个启蒙读物的范例，虽然份量与影响要小得多。

    我以为自己当时的思想是纯洁的，这不是指自己为人处世一点私念都没有，而是指自己对理想的态度。记得1946年11月上旬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后，蒋介石决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后消失，报馆负责人、总编辑章汉夫给我一张火车票，对我说：“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军送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以后如果干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见；干得不好，那就永别了。”我虽然心里也有些酸楚，可是并无什么震动，只觉得义之所在，理所当然，并没有想到我参加的竟是在三年后大胜国民党、统治全中国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为一个胜利者、解放者，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

    当时的左派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当然是民族主义，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价值就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而达到共产主义。照我们相信的毛泽东的理论，这两者不但毫无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认识里并无独立的民主价值观。那时我们叫抗日、民主叫得那么起劲，实际上不仅为着抗日，也为着革命。

    有人发现，《先声》一书的九十多篇文章中绝大部份是在重庆发表的，而在延安发表的不过十来篇而已。在当时看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实行的已是新民主主义了，那里已属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了，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所以，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对尚未解放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蒋管区和日占区的。现在，人们终于渐渐了解到，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如何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的，那完全罔顾人权、违反民主的“审干与抢救”运动是如何制造出成千上万的“特务”惨剧的。老实说，当年我在成都也看过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那时的我一概不信，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造谣；后来到了延安，知道这是真的了，但向我讲自己被迫承认是特务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发发牢骚、当笑话讲讲而已，最严重的评语不过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绝对没有一个人把这种做法提升到违反民主人权的原则上来。韦君宜的《思痛录》现在读起来当然伤心酸鼻，但是她当时也还没有从原则高度来认识。这正好证明了中国的左派们对现代民主毫无认识，也正好证明了他们除了抗日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革命。于是，毛主席说，为了革命必须把屁股转过来，也就是转变立场，他们跟着做了，直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毛主席又说，把他们打成特务是搞错了，他们也跟着改口，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耻。“识大体、顾大局”是中国传统中极高的道德标准，用现在还流行的话说，是“被爹娘打了一顿，你还能怎么样?”为了革命的利益，个人受一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因为有着比抗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释。1941年4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居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包含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约对中国的伤害正如同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连共产党的老朋友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等都向苏联发出了抗议。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大事在重庆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几个涟漪而已，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我不知道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如何低调反应的，只知道周恩来在重庆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人士谈了话，大概总是说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要保护自己，社会主义苏联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而且苏联的行动最后会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12] 为何这么一件大事能轻易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于，中共已经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住了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学生”，只要学生不闹事，就不会有大的风波。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虽然看不到党的文件，但对党的决定我是一定拥护的。道理很简单：苏联还能有错，党中央还能有错，毛主席还能有错?

    与此构成明显对比的是，1946年底共产党发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万学生抗议美军强暴一位中国女学生的示威游行，其势头又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对当时占领东北的苏军犯下的抢掠奸淫的恶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但仅仅因为大学生在左派的掌握下奉共产党的令按兵不动，也就未出现多大的抗议风波。只是1946年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因苏军在东北拆迁机器运回国时杀害了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国民党发动过学生抗议游行。我当时正由成都到重庆，一路上看到乡下的田间小道上都有中小学生排着队、摇着旗子喊口号。然而，一到重庆就读到了《新华日报》的社论“爱国不等于排外”，同样是外国士兵犯罪，对苏联士兵和对美国士兵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革命的价值压倒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这两重价值说并非我的一己之私见。我们的领袖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义义论》里就公开声明：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份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份，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13] 那时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经过二十多年的“新启蒙”，整个中国的左翼已经完全宾服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了”。可能是中国百年来陷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处境，而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14]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话是合乎事实的。

    我谈不上有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一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学毕业前也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一接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一是觉得它的道理新；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青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至顶礼膜拜。于是，由这种对主义的崇拜一直发展到党的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个人崇拜(或译个人迷信，即personal cult，这个名词与中国今日之所谓邪教是一个词儿)。我到延安后听到过一种说法，称某某人竟狂妄自大得自以为“老子天下第六”，那时连最狂妄的人也不敢与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居第六。这句流行的话反过来证明了延安对领袖崇拜的程度。

    我自以为在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中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和理解恐怕还算是比较多的。我不但在大学里修过六个学分的政治学，而且还自学过王世杰、钱瑞升的《比较政府》和戴雪的《英宪精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部头不小的“大学丛书”，还有一本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的费巩教授写的论英国政治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所有这些都敌不过上面所说的《新哲学大纲》之类。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得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我领导过成都的学生运动，对昆明的学生运动也有些了解，知道那时西南联大有一个名叫殷福生的学生，年龄略大于我。此人后来改名殷海光，在台湾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著名的战士，也因其对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为一代宗师，是一位非常值得钦佩的人物。然而，在我们当时的眼里，他无非是个“反动学生”而已。

    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我在国外结识了几个与我同时代的左派学生。他们出国三十多年了，都是学有专长、在各自的领域内颇有成就的人。他们仍然拥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们自以为当时为了个人目的出国，不能与祖国人民同甘共苦，是有违良知、永远负疚的事。这从另一面说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价值是何等强大。

    也许，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是从俄国引进的。“五四”运动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两年后发生的。当时俄国曾宣布废除过去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那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始终未曾收到这个声明，而且后来也未见苏维埃政府有进一步的行动，但俄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像已牢牢植入中国爱国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15] 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比我大了二三十岁，我不敢说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只能从史书记载中猜想他们大概也是由救亡与革命的双重价值驱动而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的。

    据说，十月革命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还不算太大，俄国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战乱贫弱的国家；但是，1929年被认为“黄金遍地”的美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危机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长期没有起色后，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果真应验如神。与之成为对比的是，1928年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四年内完成了。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的声威远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为实践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者成为全世界左派无可置疑的领袖。

    对信仰这个思潮的左翼来说，这个世界性的大思潮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因此不但消息不够灵通的鲁迅会相信苏联没有大饥荒(其原因与中国农民消极抵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生粮食短缺因而造成饥荒一样)的谎言，还要为之辩护；甚至亲自到苏联去过且看到一些苏联统治集团迫害异己的暴行的罗曼·罗兰，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不愿透露真相，把当时的日记保密到五十年后(实际上已到苏联瓦解改制后)才发表。此外，许多著名的世界级的知识分子，如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都成了共产党员。我是晚辈，无缘得识这些大人物，不过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访问美国了，也有机会与那里的学者长谈了。奇怪的是，他们对我这个人的“共产党员”身份颇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龄比我略长的丹尼尔·贝尔和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的大名家都说，二战前后自己曾是左派，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在美国那样的环境下，都未“为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而斗争到底”，反而陆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成为民主价值的捍卫者。这些，在他们大概都谈不上有什么转变，而我们在中国的进步青年却都走上了充满大折腾的道路。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个场合当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面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计划经济，不但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一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当时正是全国热烈讨论公有化与计划经济到底怎么搞的时候，我说的是大实话。

    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提醒我，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中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狂飚中像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

    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括组党)等自由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论？......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要设立一种机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效地行使治权，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滥用权力为害国民。

    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实现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榜样”。为达到目的，当然也不妨讲究一下策略，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权利当做最低纲领招徕一下。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胜利得快，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总现的问题。

    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拥护、只能效忠于允许人民批评、反对以至弹劾、罢免的政府。

    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给领导你冲锋陷阵的组织及其领袖，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革命党来说，其所作所为都是一个目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时可能觉得最费解的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公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中国内战。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告”。[16] 这些，以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现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青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注释】
[1]笑蜀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第3页。
[2]出处同上，第6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3至264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655页。
[5]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新青年》8卷4号，1920年，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6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6]《历史的先声》，第15至23页。
[7]出处同上，第157页。
[8]出处同上，第67至69页。
[9]“反面教员”的概念是毛泽东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发明的。不过事实上他并没有借树立这个概念而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处，反而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地制造“反面教员”而逐步败坏了他自己的威信。
[10]我把它从上海带到北平燕京大学，还没来得及看，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日本人占领了学校，我因为怕出校门时被搜出来而没有带走。
[11]抗战时我倒在成都的地摊上买到过一本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联共党史》。
[1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33页注2。1941年4月16日党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说：“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州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于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75至7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8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1页。
[15]本刊编辑部注:1999年1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消息，12月9日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在北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但该《议定书》和《协定》的内容一直未在任何传媒公布。
[16]《历史的先声》，第101页至120页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