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现状及精英的态度与选择

笔者不久前受邀赴美国访问，在丹佛大学就这一话题作了一场演讲。本文是根据这次演讲的提纲和会场交流的记录整理而成的，整理中有所补充，它只涉及到笔者思考中的若干问题和一些判断，希望能抛砖引玉，与致力于思考当前中国现状的朋友们更深入地讨论。

一、对改革20年及现状的反思

    中国的转型是对改革前的社会性大幻觉的一次检验，但转型本身又产生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个新的大幻觉；由幻觉的形成到幻觉的破灭，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不脱痛苦和浮躁。

    1. 改革前的幻觉及其破灭

    1949年后直至改革以前，中国人的第一次大幻觉是曾经相信毛时代给出的生活意义。在那种极权主义的管制下，绝大多数人其实生活在一种自己并不觉得不自由的“好地狱”里，然而人们甚至一度真诚地以为，中国就应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时，除了少数专政对象，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确实互称“同志”，好像彼此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民众也真的是国家的“主人翁”；但城乡之间的那种制度隔阂、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悬殊地位差别，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人们对此却熟视无睹。终于，长期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造成了普遍的绝对贫困和社会生活的单一僵化。于是，对人性和欲望的追求开始嘲弄极权帝国并要求改变。毕竟人们不愿意永远生活在贫困中，这是最基本的、不可抗拒的生命权利。正是在这种求变的压力下，极权体制开始松动，中国不得不开始了求变压力下的改革开放。但是，转型本身是对统治者的折辱，也是对被统治的民众的人性要求、生命意识和生命权利诉求的考验。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转型也是颇为痛苦的。

    2. 80年代对改革的幻觉

    在转型开始后的80年代，社会中充满了理想主义，民众期待着自由和机会，而经历了高度极权下重重悲喜剧的统治阶层也对国家权力的性质有所反思。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一切似乎都在试验、探索当中，“摸着石头过河”成了常态；由于改革前的全面僵化落后，几乎要在所有方面冲破极权体制的束缚，因此，人们的思考曾经是比较宽的，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农会、工会、公民社会、中产阶级到政治体制改革等都有所涉猎，而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提到，“要快，穷了上千年了，要快干啊”，这些十分平实的话仍然能感动许多人，因为此话的基调顺应了80年代社会上形成的共识。当然，也有一部份人（如老左派）在哀叹他们失去的“好地狱”，也许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希望中国能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不过，绝大多数民众所关心的其实是现实的利益，并且对中国的转型充满了期待。

    以农村联产承包制为代表的第一阶段经济改革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改革政策的效果如此明显，似乎“一改就灵、全民受益”。民众有了过好日子的盼头，政府和知识分子也认为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不多见的充满希望的年代，以为这一次可能真的是“拨乱反正”、中国将会迈进真正的好社会了。于是，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幻觉。这一次除了中国人自己以为将要梦想成真外，关心中国的国际社会也多以为，中国不再是由纯共产党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中国变成了开明的、可能向民主化转型的社会。

    然而，无论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在民众中，对转型的目标和手段的认识其实并不一致。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决策者甚至对一些重要政策的政治社会结果也不甚了了，“不管是什么猫，能发出钱来似乎就是好猫”。发奖金使工人受益，增加财政补贴使农民受益，“富裕起来”的实用主义号召一呼百应，用直接可见的经济利益来满足民众的要求，似乎也抓住了全民的心思，好像这就是“改革”的核心所在。也许统治者们一开始并不明白，如此“转型”的本质，其实不过是用类似于经济上行贿的手段来换取统治的合法性；它可以使极权统治部份地解体，但却很难使制度重建走上轨道；其实，这种功利主义策略能否长期有效地维持运作，本身也是有疑问的。虽然全国到处都在讲“发展是硬道理”，但“走一步看一步”的借口实际上掩盖着一个事实：20多年来，中国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发展、中国制度转型的长远目的到底是什么，这始终是个当政者回避、民众糊涂的问题。

    如果说，统治集团对发展和转型目标的态度是刻意模糊化，那么，他们对如何将几十年极权体制积累下来的公共财富转化成自己的资本、资产的魔术和重要性却了然于胸。早在转型初期，他们就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捞取实惠，于是，走私、批条子、官倒、办公司，很快就热火朝天起来。这就是秦晖先生所说的“大家长掌勺分大锅饭”。既然“大家长”不允许其权威和权力受到任何挑战与监督，那么，在瓜分“大锅饭”的“改革”过程中，“大家长”自然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而“以权抢钱”、把中国的公共资源“分光吃净”，也必然成为中国式“改革”的特色。

    所以，如果检讨一下80年代中国转型的经验教训就会发现，尽管那时全社会曾一度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气氛，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好像也能积极合作，但在拥护支持改革的背后，却明显地存在着社会性肤浅认识和浮躁情绪。例如，统治集团表现出自私和短视，政府对改革设计往往显得盲目和无所适从，知识分子对西方体制抱持着理想主义态度、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天真幻想，而刚吃了几天饱饭的民众则表现出政府的依赖和感恩、以及对改革前景的种种一相情愿。一方面，部份统治集团的精英已经开始“以权抢钱”；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民众却依然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在“改革派”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占主流地位的“改革意识”也相当简单，即把极权统治下的“改革”理解成让各级政府、各社会阶层皆大欢喜的“放权”，一方面鼓吹中央政府要不断放权分权，一方面又指望着在“好政府”的引导下市场机制能自发地形成、良好的社会制度会自发地出现，这种“改革意识”完全忽视了转型时期必须约束和监督政府和官员行为这一根本问题，以为没有政府体制本身的转型也能实现正常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社会制度。

    直到80年代的最后两年，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改革过程并不象是原来所想象的那种乌托邦式的喜庆；相反，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统治集团的部份精英争抢公共资源的自私行为日益暴露。当现状与幻想的矛盾浮现到台面上后，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惩办官倒，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则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但是，知识分子却无法有效地获得工人、农民的支持。工人、农民阶层一方面享受着已有“改革”的“甜头”，同时又对知识分子呼吁的进一步改革心存疑虑，因而基本上未声援知识阶层。面对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压力，邓小平接二连三地惩处了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向保守力量让步，最后出现了悲剧性的“八九事件”。“六四”的枪声惊破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极权下“改革”的种种幻想，也打破了国际社会的一些幻想，人们意识到，中国还是一个专制国家。

    3. 90年代再次出现对改革的幻觉

    与开明专制分享权力的理想主义改革道路失败后，党内理想主义者、知识分子与政府和民众的蜜月期结束了，90年代的中国社会走上了更为世俗化的道路，而80年代尚潜隐不显的“以权抢钱”等“改革规则”终于公开浮出水面，制约着制度转型的方向。在小平南方讲话后掀起的经济投机高潮中，转型与改革的受益者范围明显缩小，只有政治权贵和与政治精英相勾结的经济精英才能从中获益，而工人则开始下岗，农民收入持续下降；极权下的专制开始暴露其真实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导向只有利于一小部份权势集团及其附庸的方向。

    但在90年代上半期，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原始资本积累的奥秘、消费主义时代来临的神话、“下海”或开辟“第二职业”的时尚，对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在财政、银行、外资、私营经济的支撑下，在各类资源资本化的过程里，娱乐、影视、房地产、股市、网络等领域以及少数都市里相继出现了畸形繁荣。知识阶层的多数为自己能在政治、商业精英的“以权抢钱”游戏中“分到一碗羹”而沾沾自喜。他们除了继续热衷于扮演政策咨询者的角色之外，还忙于做“儒商”、“傍大款”、担任公司顾问、充当律师，甚至学会着做出版家、主持人乃至“演讲专业户”等；而青年学生们则忙于“考级（电脑、英文、会计等技能的资格等级）”、挣钱、出国。

    不少知识分子以为，这些出于逐利动机的活动会有利于市场的发展、社会空间的扩大、公民社会的形成，会在“八九悲剧”之后引导社会扎扎实实地往好的方向发展。按照这种观点，似乎只要改革的口号不变，只要经济还在发展，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不断朝着现代制度迈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不但统治者会赢得政绩和社会支持，中国的民主也必然会来临。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曾主导过极权的中国，此时它又被中国的一些精英分子拿来为自己的浅见和私利辩护，他们力图用马克思那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决定论来证明，如今在极权下追逐金钱就会导出民主社会。这就是90年代中国出现的又一个大幻觉。

    其实，对工农民众来说，90年代是改革开始以来他们真正遇到挫折的时候。特别是城市居民中的普通职工，他们过去一向以为，在专制体制的等级或差序格局里，自己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位置，会得到政府永远的关照，所以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家国一体”意识，非常认同社会主义体制的温情主义政策（如“铁饭碗”、“大锅饭”、“父职子承”、公家分配住房、公费医疗等）。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股份制改造、房改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开始把普通职工从社会主义体制里抛出去。成千万工人被迫下岗、失业后，他们才终于发现，在专制体制下自己其实根本就一无所有，那个曾依赖过的社会主义并不真属于他们；一旦统治精英想甩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沉重包袱，工人们就只能自己来肩负生存的全部严酷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农村里，土地政策束缚了农民，逼农致富的折腾伤害了农民，而基层干部为了私欲而乱摊派又坑苦了农民。在上述关于中国的“繁荣与进步”的大幻觉面前，被权势集团抛弃的工农大众惊得目瞪口呆。

    尽管工农大众开始从自己的角度怀疑这种幻觉，但中国社会中出现的第三次大幻觉还是有很大的市场，而且在过去几年中达到了顶点。加入“幻觉制造大合唱”的不仅有长于做戏的政客，还有时刻都在进行“欢乐总动员”的所谓“大众文娱”（其基调常常与极权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呼喊十分相似），以及一脸学问的知识阶层，此外还有国际社会中对“中国模式”赞不绝口的政治家、商人和经济专家。他们找出各种现象来说明中国社会似乎正不断进步：私营经济成份越来越大；这个意识形态方面仍然严密控制的国家在力保稳定的前提下正在推行积极的社会转型；社会生活从政治化转向越来越世俗的消费娱乐化，共产党也从革命党转变成为只关注权力和政府功能的执政党；中国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参与越来越多，标志性的事件如申奥和入世成功就像考“托福”成功一样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而“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的出现好像也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幻觉的真实性。此外，俄罗斯及东欧国家转型中的困境也被恰到好处地用来警告中国的民众：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算是有福的。

    4. 为什么还是幻觉?

    如果把改革前社会对毛时代的认同以及80年代出现的对改革的盲目期待称为幻觉，大概能为比较多的人接受；但把90年代的改革仍然视为幻觉，就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了。这恰恰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

    以为90年代的改革或制度转型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实际上只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幻觉。因为90年代中国的转型并未使国家和社会朝着良性发展的方向演变，也没有沿着80年代提出的理想主义式改革道路壮大社会的健康力量。相反，在整个90年代，国家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却一直处于逐渐萎缩中，官场严重腐败，为政者只图利于执政集团而弃大多数国民之命运于不顾；社会上唯利是图之风猖獗、道德沦落、是非不明，理想幻灭、政治犬儒主义盛行；为了维持繁荣和稳定的表象，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越来越严，任何形式的批评都不被允许，对独立知识分子的打压达到了1979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从这些方面看，整个国家和社会距离国际公认的现代文明越来越远，甚至可以说，起自80年代的现代文明精神在中国的普及延展已告终结。如果从推行真正的改革的意愿和能力的角度去看，不太可能再指望当局实行符合现代文明的政治改革举措，所以中国的有组织的转型大体上已经结束，以后至多只是在现行体系中做一些适应性调整而已。如果坦陈直言，许多人会承认，可以预见到的不是一个稳定、可靠而有希望的未来，而是一个充满了政治经济风险、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前景。

    如此前景的初兆其实早已露头，只是那些把眼光局限在少数繁华都市的观察家未予注意罢了。从农村来讲，10多年来上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间流浪而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收入和归宿，而他们在家乡的那其余5、6亿亲友则务农亏本、生活日益穷困，还指望着进城的农民工挣钱回家应付农村乡镇官员的摊派和巧取豪夺；乡土再也不是农民安逸的家园，日益凋落衰败。从城市的情形来看，内地省份多数中小城市里大部份企业早已濒临或已经破产，失业率高达30％以上，而且看不到经济复苏、就业回升的希望；国有企业的破产和事业单位的萎缩使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依赖和对农民工的排斥大大增强，80、90年代对外来劳动力的开放心态已成过去，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在城市居民的默许下已被驱散，城市里农民工的子弟学校则遭到多方歧视。当前正热烈讨论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实只考虑到城市居民的需要，即便如此其资金也无来源，现在领着或将来等着领退休金的数亿城市人口的未来生活并无着落，如此就更谈不上顾及农民和边缘弱势人群的基本生存权利了。

    近年来，社会价值的逆向演变也十分明显。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市场经济、“下海”对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曾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走出极权体系的阴影、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的理想曾经让许多人心动。但现在这种心态已经完全改变了。由于目前个人创业的空间极窄，政府只关心给官员和教授涨工资、吸引资本家入党，因此已经营造出一个常人难以规避的利益集团“磁场”。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重新向“官本位”或“精英本位”复归，人们对官位、职务、身份、地位越来越看重，也更加“自觉”地接受民众永远是“臣民”的观念。知识精英多不以真正的学术能力或学术成果示人，相反，骄人的是主任、顾问的头衔、“江湖地位”以及“上级领导的重视”，结果，伪造或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在学术成果评定中“互惠”、制作逢迎官场需要的文字等，就越来越“普及”了，学界伦理的败坏前所未有。随着上述价值观和政治犬儒主义的盛行，眼下的所谓“新新人类”（20岁上下）把入党当成了时尚，把“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一类的梦呓唱得深情无限。在这种流行价值观的背后，是一种原子式个人主义，民众只在意个人小利，不关心也不愿意介入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

    一些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的学者总是强调，中国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自然带来现代文明的重建。他们忽略了一个史实，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里，私营经济本来就是经济和社会的支柱，那时民间社会也十分繁荣活跃，但是，帝制王朝和民间社会却不断走向对立而不是政治和解与合作，社会冲突最后只是造成改朝换代和政治经济停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虽然中国的私营经济确实有很大发展，但它仍不脱权力经济的阴影，甚至在规模上也远没有恢复到历代王朝的水平。在一个极权国家，私营经济的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机制的支配地位，也不代表着民间社会的活跃和独立。去年以来不断曝光的股市“基金黑幕”表明，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大量活动的信息是不公开的，即使公开了也未必真实，依据虚假信息去高度赞扬中国的市场经济会误导民众。

    从政治角度看，正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政治正在转变为党派利益集团导向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模式，国家利益、民众权利被分解转化为统治利益集团的掌中物，国有资产和公有制事实上已演化成“党产”和“党营经济”，媒体则被规定为“党的喉舌”，政府权威、“中央的声音”等等就这样与“三个代表”一类的说辞互证合法性，就像“莫非王土”等与“天子”互为因果一样。于是，上海市一方面因其新建市容而令参加APEC会议的贵宾和外国记者吃惊，另一方面又会把江泽民偶而写的一首诗谱曲演播并编入小学辅导教材，两者之“和谐”恰恰反映出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实质性进步到底有多大。

    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系统应由国家、民间社会、个人等多层结构支撑，但当下的中国仍是一个国家高踞其上、个人臣服卑下的传统政治结构，只是少了帝制下和毛时代的“三呼万岁”之类的程式而已，而所谓的“民间社会”则只能存在于戏子娱乐领域。在寻求统治的合法性方面提出“德治”、“三个代表”等说法，虽然比只讲经济、避谈政治的做法进了一步，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由统治的实质而不是由说词来界定的，就象历代王朝的专制本质不会因皇帝自称是“真命天子”就有所改变一样。在政治体制方面最关键的是共产党内的组织和任命制度，这些制度不做根本改变，就只会复制出与原来的体制完全相同的体系，而且还会不断扭曲学术、大众传媒等体制，进一步强化统治集团精英的权力垄断意识。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不必然会改变本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本质。

    现在看来，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从来没有长远而积极的政治目标，而只是在经济领域内按照实用主义原则单兵独进。本来，制度转型过程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合作和共识，但自私的统治阶层为了不失去垄断性地位，瓦解了社会成员的任何有组织的努力，宁可让社会陷入无组织、混乱、无法无天、毫无规则的“丛林”状态；更为可叹的是，统治集团有意识地操纵利用了各个被统治阶层的自私和短视，结果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时，总是某个或某些阶层被损害或献祭牺牲，而其他阶层却袖手旁观。比如，80年代末，当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蓄积着不满时，得不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而到了90年代后期，当工人农民对政府、企业主、乡村基层干部的不满日益上升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也很少有人去关心下层民众的利益，他们甚至以为所谓的“原始积累”有血污肮脏是理所当然的。

二、中国精英们的态度和选择

    笔者最近两年写过一些文章，如“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应《文化中国》网站学术委员会之请而作”、“八九一代是丑陋的：我的一点意见”等，基本上表达了我对精英们复杂的心态。在前一篇文章中，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我基本上是盛赞知识精英们的努力，即他们完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破题这一历史性任务。80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乃是精英们与民众合作、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90年代虽有背叛、分裂，但基本上知识精英中的一部份仍努力在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在新的世纪里，我希望逻辑的演进能成为现实，即应继续推进自由主义对专制下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消解，并努力用个人主义来消解中国人的“依附型集体主义”。很遗憾，这一逻辑展开的过程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动，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精神流亡、更大规模的分裂，尤其是在政治哲学、社会学等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工具领域里，后现代思潮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影响相当大。于是用鲁迅的话来说：理想消失了，热情消失了，只见得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沉沦。因此在笔者的后一篇文章里，我表达了文人式的感受：我为中国痛惜。在那篇文章里，我批评了“四五”一代人，同时也反省我归属的“八九”一代人（即1989年时约20岁上下）。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代际差异非常明显。中国文明应对危机和自新的事件、际遇和思路层出不穷，相应地产生了代际疏离和交替：康梁孙黄们跨代；然后是陈胡鲁蔡等“五四”一代；再后是顾准、李慎之等“一二九”一代；以后是消失为极权主义螺丝钉的“四九”和“五七”一代；接着是知青或“四五”一代；最后是“八九”一代。目前，在中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前者正管理着这个国家，而后者则塑造着这个社会。

    1. “四五”一代

    目前，“四五”一代基本上是在做“善终考”的功夫，即磨洋工、混日子，他们最有朝气、最具创意的岁月是在早已逝去的70、80年代。现在，他们当中的平民们基本上已经下岗，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较为艰难；因为年轻时“上山下乡”，没有受到正常教育，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很难中年创业、“从头再来”，因此不易获得新的谋生、就业机会。

    “四五”一代中的精英们除了少数人被边缘化以外，大部份人都生活得如鱼得水。从70年代末到新世纪来临，他们几乎抓住了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每一个热点，从“进城热”、“参军热”、“上大学热”、“出国热”、“办公司热”、“进大学回炉热”、“进体制提乾热”，直到“网络热”、“股市热”、“分割社会资源热”等等，他们利用时代给予的便利，获得了当代社会中差不多所有方面的物质果实。因此社会学家孙立平等称这一精英群体为“不落空”阶层。

    这一代的精英们在国家体制和利益集团里占据着很好的位置。但就创造性而言，他们也已经“下岗”；他们与“五七”一代一样，接受了现行体制的规范，不再创造性地贡献思想、资本或社会改造力，而只是按步就班地工作与获取，基本上是在消费资源而非开发资源。他们当中也有些人意识到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问题，但即便是最廉正、最有责任心的官员往往最终也为社会中弥漫的惰性所惑，有近忧而无远图；用他们的话来说，局势无非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或者“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过得还不错”。

     现在“四五”一代的知识精英中也有一些边缘化了、但仍有些许责任心的人，这类知识分子写了大量文章，但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为外人研究提供了材料和观点，更多的则是文字垃圾，是无政见的“持不同政见者”、无建设性策略的“反体制者”。即以中学教育问题的讨论为例，按照现代社会的解决办法，是需要在家长、教育当局、学校、师生中作大量调查分析，才可能实证地影响公共舆论和公共决策，但一些知识分子懒于调研却动言成论，其观点往深里说至多不过是个人意见、惊人惊世而已。

    2. “八九”一代

    现在，“八九”一代人正在抢占地盘、加入体制和统治利益集团的阵营，虽然现在还只是地位较低的“合伙人”。从“网络热”、“媒体热”的兴风作浪和对“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的鼓吹，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理解生命和社会的。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趋时趋利的行为却被解释为“与时俱进”。他们的伦理是，“爱自己就是爱国家爱社会”，那些原本只不过是为了改善个人处境的行为却被刻画成是更本份地为中国作贡献。他们也和上几代精英一样为自己辩解说：中国社会的进步有赖于恒心和渐进；孟子云，无恒产者无恒心，所以唯有他们的活动才是真正平实的努力。然而，他们却忘了孟子此言的下半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在古代中国，有“士”这个阶层联系着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而在当代中国，不但中产阶级没有出现，连联系上层和下层的理想主义知识精英也正在消失中，像拉美等国家一样，中国社会上活跃着的是所谓的专家、大资本或专业人士。

    3. 当代中国多数知识精英的依附型人格

    笔者在上一节开头曾提到，中国的转型是对统治者的折辱，也是对普通人的生命权利意识的考验。通过以上分析描述可以看出，尽管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他们建立的那个旧体制是没有生命力的，必须作出让步、实行改革，但被迫让步的羞辱似乎并未改变他们的自私、专横及愚妄，独裁专制使他们高居权力之位而不能自觉，更不能自被迫改革的羞辱中学得向善或成就自己的人格、功业。同样，中国转型的一波三折虽然一再考验知识分子和民众对生命权利意识的认知，但经过考验的社会认知似乎始终只折射出自私和短视，考验并未唤出良知、使他们站起来做一个有性情有关怀的现代公民。

    由于政治权力操纵下的转型使利益的分布极不均匀，官吏选拔制度的约束造成了精英群之间流动的阻塞，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实现“精英同质化”；相反，不同类型的精英群彼此分隔、各职所司，政治精英操纵政策、制造国家认同，企业精英运营财富，知识精英生产知识、观念和符号。这种精英政治文化类似于上个世纪的北洋政府时期，或当代为人诟病的拉美、印度型社会。

    中国的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尚未获得“人的自觉”，尚未开智启蒙进入“人的状态”，他们基本上仍是依附型人格、“奴隶”品性。从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即可了解，他们平时以敬业为理由而对专业外的事务视而不见，对身边、本地的社会性问题袖手旁观；但又唯恐天下平安无事，偶遇大事尤其是国际性事件就争先恐后地站出来表态、发言，表现出十足的“文人的政治”或“第三世界的思想梦想”。“911”事件发生后，我们一再看到这类平日很少露面的知识精英跑出来慷慨程词，并且挤作一团、骂人、“推搡”，仿佛不如此就不能通过“道德正确、政治光荣、思想深刻”的“伟大”出口而获得“升天成功”的机会。

    4. 良知派知识精英的局限性

    当然，也有一些失意精英们站在“以权谋钱”游戏的边缘发出抱怨。另外，还有一些空怀理想的精英们处在待机状态或保持着批评姿态，他们代表着所谓“中国的良知”。

    但良知派精英们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首先，他们同样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对权力、政府、垄断型资源往往怀着“要债心理”。其次，当身处得利集团中的精英们多半已认识到，即使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也存在着大量与理想主义不符的现象时，中国的良知派精英们往往仍对空洞理想的号召力抱有幻觉，自以为还能“举一言而为天下法”；他们对政府和权力体系多半具有“毕其功于一役”的简单化解决思路，对民主中国的前景认知仍属乌托邦式的理想，他们并未给中国的社会进步生产足够的思想资源。再次，他们总想在言论上占领“制高点”，动陬诉诸公义，而在与权势集团实际较量时则只愿“呵佛骂祖”；同时，他们也远离民众，缺乏有效的行动手段，民众于他们不过是藉以表达自己话语的概念，这些良知派精英常常不屑于献身扎实的社会改造，不能静心于民众、社会的日常空间而有所拓展。

    5. 依附型知识精英的政治角色

    总体上看，中国的精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由不同年代的人所组成；除了“四五”、“八九”这两代的精英还掌握一些技术、知识和资本外（但总体上并未具备发明技术、创造知识、积累资本的能力），精英群体的大多数都只是在消耗着中国所剩不多的资源。从最近几年的财政支出可以看出，政府的政策性支付正明显地向精英群体倾斜，而且有尽力扩大受益范围的特点。知识精英们也深喑此“贿买型政治”之奥妙，他们置理想于一旁，着眼于实利，为此而热衷于帮忙、帮闲。

    于是，当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的险恶旅途中，社会结构急剧分化、官腐民穷之时，知识精英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知识精英们的功能正从80年代的启蒙角色向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传统位置回归。知识精英一面在严格的等级制社会里坐稳“上等奴隶”的位置，一面帮助统治者把当下中国社会的上下两层结构稳固化。当“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利益而剥夺民众、甚至暴力相向时，知识精英们就出来谆谆教导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民众，这是为了“改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你们应该“牺牲”为“国”。

    我非常同情、理解中国的精英，因为自己也曾想求做这样的“奴隶”；客观地讲，他们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方面还是做得很出色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的上述选择其实是制度的产物，这种选择方式的绵延恰好说明了中国式改革的不成功。

三、从转型道路看中国的政治文化

    近20年来的转型只是100多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时段，这100多年里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文明和自身历史文化的认识就是一个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源。但是，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对照下，我们旧有文明中许多有意义的内容变得可疑起来，使我们失去了自信心、历史感和文明认同。对于先人的“天下为公”思想，对历代的财税、土地等政策及商业、文化制度，我们至今未能形成深刻的认识和同情的理解。

    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所推行的多少都与西方现代文明有关，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中国人过去在西方文明的成就示范下，曾试图借助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解决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王朝周期律；此后又搬用苏联模式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一个全新的制度；待到这个模式失败后，又再次希望能借助现代文明的精髓，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过改革来更新和重建文明；结果现在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种向专制文化的回归。

    中国的改革虽然经历了从中央集权经济向多元主体分权的过程，但权力从来就未分解到民间；尽管中央政府有些“软政权化”，但社会并未因此而分享到权力。要判断目前中国的现状究竟如何，其实不需要绕多少弯子，比如说什么“中国正和平地发展，是一枝独秀的经济大国，国力正在上升，会成为世界大国，将为世界进步作出贡献，会为万世开太平”等等。\仿宋体{20多年的改革很快就告别了理想主义模式而走进了这样一个阶段：转型把中国截然分成了上下两个阶层，即统治者阶层及其依附群体（这个依附群体是自己求作“奴隶”），以及被迫坐在“奴隶”位置上的被剥夺阶层。现在，大多数政策都是统治者邀买其依附群体的手段，而种种宣传和管制都不过是为了掩盖“被剥夺阶层”的真相}，如此而已。

    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上下分裂的矛盾，将导致未来对既得利益阶层的清算仍如历史上的王朝周期一样，充满血腥和残酷。也许会令人最哭笑不得的是，中国或许有望借助于西方文明的技术成就和“承诺的政治”而摆脱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但迎来的却是“上等人”和“下等人”隔离的僵化社会结构。

    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令人扼腕之情实属多多，其中“摸”、“猫”一类的实用主义导致精英们丧失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能力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随着“中国特殊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左派思潮的此起彼伏，它们已将现代文明的精神劫掠而去，而且以“闹剧”的形式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灾难统统都栽在西方文明头上。

    可以说，现代文明在中国的积极传播和影响已不再具有优势。而在“摸论” 、“猫论”等“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无知却产生了无畏的糊涂，并成为反全球化思潮的温床。近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常常围着概念的游戏和游戏的概念转，引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讨论。例如，不少人热衷于谈论民间社会空间的扩大、大众文化的繁荣、自由主义对社会的支配力、个人主义现象的普遍化，甚至中国的市场经济历史久远等等。这类讨论往好里说，不过是清流知识分子“深入”学习了西方理论后结合中国的情况谈些体会而已。

    当改革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怀抱理想，走进国家的体制里，他们也曾豪情万丈、公义在胸。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在这个体制里要做一个正直秉公、为民请命的人，成本太高，高得个人几乎难以承受。这个体制独特的重要日常活动之一就是在威权主导下的“窝里斗”，即通过向权势者效忠而夺得或争抢他人占有的资源，这是升迁、“发达”的一条捷径。由此就形成了人们的依附型人格、合群自大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专制的政治统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了等级制下的做人模式。只有在权力和机构的等级阶梯上不断攀附向上，人才能获得这种政治文化产生的“尊严”。例如，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人穿上了制服给某个有权力的机构当门卫，他就立刻获得了建立在权力等级基础上的“尊严”；当你去这个机构时，这样的门卫往往不是客气地问你“有什么事”，而是颐指气使地喝道：“哪儿去？”他的如此问话当然不是出于敬业，而是源于享受权力的“快感”，是一种中国式政治文化生成的势利。

    中国的知识精英甘于帮闲，其实不过是与这门卫一样，无法超越这种势利罢了。不仅如此，只要甘于这种角色，他就会发现自己活得如鱼得水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往往根据某项职业贪污腐败的机会和能力来排列该职业的社会等级：只要你报上自己的职业，人们就明白你能掌握多少资源，因而就可以决定自己该与你保持什么样的联谊方式，是对你极为亲热还是对你较为冷淡。精英们若置身于体制内或利益集团内，生活是相当优越的。律师、教师、医生、记者、公务员、财经官僚等，都有自己领域内的“山水”可以领略。精英们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分别掌握着不同类型的社会产品或服务，因此也拥有相应的权力，从动手术的权力到带“博导”的权力，从管告状的直到管“有偿”新闻的，他们的生活就象拉美国家的上层阶级那样舒适。在中国，即使做一个研究者、文化人之类的看客，其实也是相当轻松的，因为不但生活无忧，而且有那么多的热闹可看。

四、问难

    当这种格局形成并巩固后，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事实上结束了。今后任何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势必触动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而权力不受挑战和监督的权势集团当然不会有任何动力推行利于国而不利于己的改革，至于处于下层社会的民众则在政治高压下只能逆来顺受。这次中道而止的转型过程并未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只是完成了中国的拉美化。社会重新回到了上下两层的结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定形，上层社会的生活水平可以提升到“后后现代”，其中一些人甚至可以神气地嘲笑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既辛苦又简单，不足为羡，而下层民众则沦落到苟延残喘的境地，与现代化的果实再也无缘。

    我的批评或许比较尖锐，其实，国内很多人想得比我更明白，他们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即使有一些精英可能私下同意我的看法，他们也无意改变自己的人生，仍会依照现在的方式生活下去。鲁迅有一句名言：老调子已经唱完。其实他到了晚年才稍有觉悟：在中国老调子是永远可以唱下去的。今天，无论是“八九”一代还是“新新人类”，似乎都不想再唱“新调子”了。我自己属于“八九”一代人，虽然选择说出真话，但也得承认，这类的真话常常不太受欢迎。

    中国的一些精英和许多外国学者并不满意中国的现状，但他们往往把共产党当作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变量，延续那种从孔、墨时代开始的求于“人主”的办法，指望仁慈的权威来施“仁政”，其思路本身也包含着某种权谋。因此，他们经常表扬中国政府的作为，好像哄孩子一样，希望那“孩子”会因此而成为一个“好孩子”。我在美国访问后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美国大大小小的思想库或研究机构们多年来帮了中国不少的忙，但所有这些都是帮助中国的上层社会。例如，他们动辄与清华大学、国家计委之类的机构合作，好像那些地方的专家、学者、教授代表了中国的公民社会。他们明明知道，这是在与一个集权体制的机构和代表打交道，但他们仍要求对方具有现代社会的地位、身份、职务，于是，中国体制和利益集团里的“伪身份”就大派用场，这无意中加强了中国的现行体制和利益集团的主流地位和主流价值。我能理解这种势利，但也实在感到有些无奈。

    今后中国会如何演变呢？我的看法是，一种可能是重复中国历史上兴盛衰亡的老路，这次中道而止的转型至少大大增加了这一机会。目前中国的上层社会表面上相安无事，但也如历史上一样，他们正各自想“拳经”。这些人并无建立在尊重生命基础上的理想，而只有实用和利益的考虑；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闹哄哄来好登场，有枪便是草头王”。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就是被锁定在拉美化模式中，在这种社会里人的社会地位是按其贪污腐败的能力来排列的。目前的迹象显示，中国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停留在这条道路上；但中国也与腐败盛行的那些拉美国家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拉美国家的社会和民众毕竟还有某种程度的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中国的社会却只存在利益垄断，根本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还有一条道路，中国人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实践证明，中华文明是可以获得新生的，虽然台湾的民主政治仍有待成熟。但中国大陆目前并未沿着这一方向努力。

    面对今后中国的这种局面该怎么办呢？我在国内写了一些文章，做过一些尝试或努力，但很艰难。或许，我们可以做的或者有意义的事，不是单纯去描述中国的现状，而是介入中国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