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过去“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着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国从此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为了钳制苏联而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事虽不远，如今竟无几人能说得清两党当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初专用于指责苏联和苏共的“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等词汇已基本上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消失，这段本来就深藏种种隐情的历史被掩埋得不露痕迹，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甚至可能一无所知。 

    然而，回顾这段历史绝不是单纯的史家之好，了解这场纠葛的由来始末其实仍有现实意义。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也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的动向；更重要的是，在“中苏大论战”的年代里，那些批判苏共和苏联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符号在国内也占据支配地位，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煽动性；毛泽东及其同事们不仅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赌注与苏联进行了一场国际政治“豪赌”，而且运用这些意识形态话语把中国引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一巨大灾难之中，中国的发展因而迟滞多年。尤其令人感怀不已的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竟比当年苏共那些被指为“修正主义”的政策观点走得更远；或许正因为如此，那场震动国内及世界的反苏反修运动究竟是耶非耶，当下竟无人再议。 

    反苏反修运动先锋诸将中最晚辞世的几位刚离开人世不久，国内于1999年出版了两本与本文话题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书，一本是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另一本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吴冷西的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谈中苏论战前的两党关系，下卷谈中苏论战过程，全书共17章、50万字。本文主要评论前一本书[1]，并引用后一本书的部份内容略作补充。 

    90年代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将大量有关中苏关系的文档解密，但是中国的相关档案文件并未开放，研究中苏关系史的学者目前还无法用双方的史料作对比研究。在这种背景下，这两本书的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就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了。吴冷西的官方地位十分显赫：1949年后曾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及第二届至第四届理事会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是中共中央[2]；而中苏大论战前后吴冷西正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中共唯一喉舌的主管。此外吴还有一个不公开的头衔──“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于1963年2月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并直属常委会领导），当时此头衔甚至比《人民日报》总编辑更显要，他因这一特殊地位而掌握了许多一般学者无法接触到的有关“中苏大论战”经过和背景的资料。吴在该书后记中说，“本书基本上是本著述而不作的初衷，披露笔者十年间亲身见闻所及”，写作此书“前后十年之久，才得定稿”。尽管此书作者是一位虔诚的马列主义者，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我们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100年，最后要由历史来作结论”，他的特殊身份、经历、所掌握资料的独特性及这本书的记述特点，使读者有理由把该书视为迄今为止最具官史色彩的中苏论战问题的重要参考材料，从他引用的一些绝密文件和毛泽东未发表的诗亦可看出作者提供的这些材料的权威性。 

一、中苏两党论战的由来及关于“修正主义”之争论  

1. 中共对苏共不满的开端：反对批判斯大林主义 

    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大逆转的这场论战始于1956年苏共“20大”之后。吴冷西认为，“那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在那次会议上，苏共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议会道路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错误”。（641－642） 把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贴上修正主义标签，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是这场大论战的发起人、总导演和总指挥，而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乃至中共中央基本上都随着毛的旋律起舞。 

    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共特使刘少奇、邓小平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听取刘、邓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毛谈到苏共“20大”时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除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之外，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赫鲁晓夫在“20大”报告上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就丢掉了。1956年11月15日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赫鲁晓夫认为议会道路可以取得政权，说明他把列宁主义丢得差不多了。根据毛的这一判断，中共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1956年3月17日到4月3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产生了这篇文章。该文虽然为了表面上顺应当时国际共运的主流而对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作了一些批评，但正如吴冷西所说，“明眼人一望而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30） 

    此后不久，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于1956年11月11日发表演讲，提出要反斯大林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各国把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82） 铁托的这次讲话使毛泽东捍卫斯大林主义的立场进一步强硬起来。从1956“11月25日开始，毛主席查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25、27、28、29、62），提出要写一篇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文章；11月25日、27日至29日的4次常委会开始酝酿如何写这篇文章；在11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说了文章的最初要点；12月2日他建议将文章改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12月13日毛主持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初稿；12月19日、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修改了初稿；12月22日常委会继续讨论；12月23日、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27日下午，毛主席召集常委会，讨论修改过的稿子。……我们开完会就在中南海吃晚饭，饭后就在中南海修改。毛主席说他等着看。我们修改一段，他看一段，……毛主席也看一部份改一部份……”（80－82）；毛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28日晚）将这篇最后定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见报。吴冷西认为，这篇文章“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国际影响超过了4月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82）。3天后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差不多全文转载。 

    在讨论这篇文章的内容时，毛泽东再次指出：苏共“20大”提出的一些观点助长了共产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69） 吴冷西认为，这篇文章“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尖锐的问题，包括了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匈牙利事件、苏波关系以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根据吴的回忆，毛泽东为这篇文章的问世几近废寝忘食，从此时起，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一个中心工作便是在毛的导演下开展与国际共运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中共称之为“三和论”）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共称之为“三无世界”，简称“三无论”）。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这些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于是，中共的秀才班子奉毛泽东的命令，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于1960年4月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全面批判苏共及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列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命题。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统地驳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观点。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就此开场。 

    据吴冷西回忆，从1960年的“列宁主义万岁”这3篇文章开始，中共高层建立了起草反修文章的工作班子。这个小组从62年11月开始正式工作，1963年2月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由康生任组长，吴冷西担任副组长，整个工作由邓小平主持（560），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以及“秀才”写作班子成员──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这个班子直到“文革”时才解散。 

    论战初起，毛泽东及中共基本上以苏共“20大”否定斯大林为批判的目标，同时在党内高层将赫鲁晓夫称为“半修正主义”；但由于1957年莫斯科会议前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还需要彼此利用，毛不愿意公开翻脸，所以对赫鲁晓夫立场的定性还算温和。1959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形成的基本结论是：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231） 

2. 对苏共的批评进一步升级：反对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及与西方和平共处 

    虽然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未导致双方翻脸，但对苏共所主张的对内缓和阶级斗争、对外缓和国际关系，毛和中共一直感到芒刺在背。在1956年12月23日、24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就讲过：“现在修正主义思潮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中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也认为，不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背叛，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462） 1960年在美苏两国公开关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发生了美国U2型间谍飞机入侵苏联腹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现在该市改名为叶卡杰琳堡）上空被击落的事件。此次事件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的看法。邓说：毛主席认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但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彻底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272）；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系统化和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纲领。（642、659） 

    当时赫鲁晓夫为了改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了比较务实的“三和”、“三无”理论。苏共“22大”纲领据此确定了新的内外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提倡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三无世界；在国内强调全民党、全民国家。赫鲁晓夫在1960年11月召开的苏共第81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作了进一步解释：现在的时代不能只说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能只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这不符合当代实际；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搞分工合作，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单干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可能发生，但不能就此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裁军是防止战争的根本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具备可能性，有可能使资本主义议会变成人民的议会；要注意防止国际共运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警惕极端革命性、“左”倾冒险主义等。（378－380） 

    但在毛泽东和中共看来，这套理论是地道的修正主义。毛把赫鲁晓夫与中共的分歧归结为：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290） 刘少奇也指出，“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及全民党、全民国家）”是赫鲁晓夫路线的概括，至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已经形成。（466） 苏共“22大”之后，邓小平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之前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摆在我们党面前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思潮。（482） 

3. 不畏孤立、“敲山震虎” 

    由于毛泽东及中共以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的正宗自居，高调抨击苏共的“修正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和好斗姿态导致中共与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空前紧张。从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亚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分别在各自的党代表大会上批评中共，中共因此成为被“兄弟党”“围剿”的对象，在国际共运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但当时在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心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傲慢心态，对论敌非常轻蔑。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吴冷西的书中仍然残留着这种轻蔑傲慢心态的余痕。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首先反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而确定的一种“敲山震虎”式论战策略。尽管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和1963年1月16日在东德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上的一些文章已开始指名批评中共，但毛泽东认为，暂时不要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字，以便留有余地。（514） 

    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批评（中共则认为属于“攻击”）中共的政党很多，为什么中共偏偏挑选陶里亚蒂作为第一个公开打击的对象呢？陶里亚蒂长期主张“结构改革论”，这一理论比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论”更早、更系统。1962年12月，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也公开批评了中共。当时中共认为，陶里亚蒂的讲话“稍有理论色彩”（517），他的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一思潮的典型理论。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发表于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传给在杭州的毛泽东阅后，毛夸奖说：“写得很好”。（517） 吴冷西在书中提到：“我们评论捷共和意共领导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其实也就是苏共领导人的观点（518）。”换言之，论战中期阶段采用的是“指桑骂槐”手法。 

4. 与苏共公开翻脸 

    1963年春中共公开发表苏共3月30日的来信，使两党的内部争端完全公开化，并以1963年6月17日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对苏共强硬反击，使两党之间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从此双方不再保留任何余地，“撕破脸皮”，公开点名相互批判，“在全世界引起轰动”（591）。 

    为发动这一批判高潮，中共作了大量准备，组织对苏共的全面批判几乎成了中共中央的“头等大事”。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家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因此，4月4日的《人民日报》奉命将苏共这封两党之间内部往来的信件发表出来，从此两党之间的争端就在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毛指令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一个写作班子起草一篇公开反击的文稿，同时要求陈伯达在杭州单独组织另一篇文稿，两地平行作业。据吴冷西回忆：为了搞好这个文件并为后来写文章作准备，曾经收集和整理了大约400万字的资料。（591） 4月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两篇文稿。5月3日至5日，在邓小平主持下进一步讨论了这两篇稿子。5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专门讨论了这两篇稿子的修改问题。从5月17日起，邓小平组织“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秀才”们在钓鱼台宾馆修改文稿，邓小平、彭真均搬进钓鱼台居住，直接参与讨论修改，一周后拿出了初稿。 

    当时，中共在国际共运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往来。为了争取其中一些党的积极表态，中共还“徵求”了一向由其扶持的缅甸、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意见”；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也于5月22日向他“徵求意见”；5月底、6月初又“徵求”了北朝鲜的意见；此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聘用的一些外国共产党顾问也参与了一些意见。吴冷西在书中披露的一个情节尤其令人震惊：毛泽东及中共当时曾不惜血本拉拢越共，派邓小平带着此文的草稿和提供200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用巨额经济援助换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667） 这20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1963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60％。时值大跃进重创国力、几千万人饿死不久，全国老少面黄饥瘦、营养不良，毛竟置6亿国民的生计于不顾，倾国库欲“收买”越共，以壮大其与苏共“决战”之势。 

    该文修改稿先经6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再经6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最后由毛定稿，然后派专人送到莫斯科，由驻苏联大使潘自力约见苏共负责人递交了此信。中共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及其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转达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581） 中共认为，苏共的“三和原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在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及阶级分析方面有5种错误观点；同时就“社会主义阵营问题”、“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亚非拉国家及反帝问题”、“与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和平过渡论”、“禁止核武器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全民党问题”、“领袖、政党、群众、阶级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准则”等全面批判了苏共。 

    苏共收到中共的这一信件后，于7月14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将中共的这封信公开见报。吴冷西书中的说法反映出当时中国国内对两党争端公开化的官方解释：苏共7月14日的这封“公开信”开始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性恶毒攻击”，“苏共的行动表明，赫鲁晓夫撕破了假面具，露出了反华真面目，进行公开论战”。（611） 但实际上，早在4月4日中共率先公布3月30日苏共中央信件时，双方的论战就事实上已曝光。从此两党之间“撕破脸皮”的公开论争就正式“开战”。在此后的1年内中共接连发表了批判苏共的9篇“重头文章”（即当时著名的“九评”）： 

    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二评：“斯大林主义问题”（1963年9月13日）；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13日）； 
    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吴冷西在回忆中提到，“我们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经过常委讨论修改，由毛主席审定的。毛主席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修改”（639）；毛泽东对“二评”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多，还亲自作了多处重大修改，文章完稿后还夸赞此文“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659）；“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明确，有些提法过份了”（651）；“七评”“前后修改了18遍，比我们过去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663）；“九评”“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784），“是重头文章”，“挖了赫鲁晓夫的老底”（795）。据中共统计，在双方论战中苏联前后发表了2,000多篇文章，而中国发表文章的总数目前尚无人统计。 

    从吴冷西的书中可以看出，在长达10年的“中苏大论战”过程里中共上层的意见是相当一致的，并无任何不同的声音。笔者以为，正因为高层领导人全体参与了这场论战，无法把政治责任推到少数“替罪羊”头上，为了维护领导层的集体权威，就只能事后对这一论战长期采取集体沉默的态度，希望让时间把这段历史悄然一笔带过。如此就自然不能指望官方会对这场论战有所反思了。而当事人如吴冷西则至今仍以“当然正确”自居，在书中处处为毛泽东及中共辩护；说到激动处，当年那种激昂好斗的毛式情绪就跃然纸上。 

    “中苏大论战”里中共“秀才班子”贬低赫鲁晓夫及其论点时大量使用了辱骂式语词，如“嬉皮笑脸、泼妇骂街”（389）、“信口雌黄、大肆谩骂”（281）、“大肆咆哮”（618）、“耍赖”（621）、“狡辩”（622）、“歪曲事实、捏造事实、颠倒事实”（741）、“陈词滥调”（612）。这样的文风通过当时全国强行实施的“政治学习”而侵淫社会，一改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表达习惯，此后“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大批判文风”，乃至以后几代人在书面文体中时而流露的“语言暴力”，均承袭于此。 

二、中国为何与苏联翻脸？   

    1949年以后，中共曾经选择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国际关系定位，为此还严厉迫害过国内许多批评苏联的人。但为什么中苏很快又会彻底翻脸呢？杨奎松认为它与毛泽东的个性有关[3]，而吴冷西的书则似乎反映出截然不同的原因。 

1. 为什么对斯大林深怀不满的毛泽东要捍卫斯大林？ 

    毛泽东向来对斯大林深怀怨恨，因为他不甘心居于斯大林的领导指挥之下，也不肯让中共的利益服从苏联的通盘考虑；但毛又强烈地反对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因为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会动摇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主义正是毛泽东和中共掌握政权的“本钱”和基本手段。 

    苏共“20大”之后，趁着国际共运中批判斯大林浪潮的兴起，毛终于有机会发泄对斯大林个人的不满了。在1956年3月24日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历数斯大林4次压制中共的记录：土地革命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中共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100％，在苏区损失90％；抗战初期斯大林又支持王明路线，让中共听蒋介石的；抗战后期斯大林又不许中共打内战；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但自觉未受充份敬重[4]，于是说自己在莫斯科浪费了时间，只是每天“吃饭”、“拉屎”、“睡觉”。1956年底毛又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我一生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说老实话，3篇文章都是我不愿意写的；一次是向斯大林祝寿，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其它2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65） 1957年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及苏共其他主要领导人有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100） 这可能是毛首次当面向苏共领导人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也表示了类似看法。他在1960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关于中苏关系的长篇讲话中提到：斯大林晚年时期，虽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苏共长期养成了一种习气，一切以它为中心，一切以它为转移、以它为首的大国主义、大党思想，这种习惯越来越严重，要求世界各国党都服从它的对外政策。（320） 周还引述了毛泽东的话：“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合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851） 

    但是，一旦斯大林死了，国际共运开始批判斯大林时，毛泽东却反而捍卫起斯大林来。当时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其一是肃反扩大化，其二是大国沙文主义。中共政治局1956年12月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内容时，与会者不但不批评斯大林，相反却处处为斯大林摆好；甚至认为肃反扩大化也“有它正确的一面，杀人杀多了但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问题是扩大化，此外，即使认为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但还是认为他在多数情况下，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73－74）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并未改变，此时站出来捍卫斯大林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维护斯大林主义。毛在1956年11月下旬的几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曾明确提出：依我看，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三七开”。斯大林主义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斯大林是好人犯了错误，铁托的观点要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64） 

    毛讨厌斯大林，却对斯大林主义情有独钟；捍卫斯大林主义，其实就是捍卫毛坚持实行的“阶级斗争挂帅”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时，毛会如此地怒不可遏。这样就不难理解，毛为何要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斗得你死我活。这从他与苏共领导人的对话也看得出来。1965年中苏论战刚降下帷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访问越南的机会路过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下述对话中“柯”代表柯西金，“毛”代表毛泽东）： 

    柯：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好好谈谈呢？ 

    毛：你们说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是，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把你们叫做教条主义，只是你们把马列主义分成两半，把自己叫做教条主义，把我们叫做修正主义。而我们认为，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列宁就是这样做的。 

    毛：......如果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有一万年，我们就要反一万年。（915－916）……第一是“教条主义者”，第二是“好战分子”，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全世界都骂我们这两条。（916） 

2.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蜜月期” 

    尽管毛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之举极为不满，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笑脸相迎、握手言欢；正是在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一段“蜜月期”。当然在“蜜月”的背后是双方十足的机会主义态度──因为彼此还需要利用对方，就把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搁在一边。按照吴冷西的官式说法，赫鲁晓夫上台后想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于是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点（6）；而中共则为了苏联政局的稳定而支持赫鲁晓夫：“毛泽东后来常提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总的想法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以稳定为好。多次支持赫鲁晓夫正是出于这种照顾大局的考虑。”（94） 

    其实，吴的书还透露了中共不便明说的真实意图。当时毛及中共正热衷于到国际共运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1956年国际共运中风云突起，为毛及中共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而恰在这个时刻，赫鲁晓夫驾驭国际共运时却有些力不从心。波兰、匈牙利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说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铁桶般的社会主义阵营已出现裂痕，这个阵营内部的离心力正在滋长，而赫鲁晓夫却缺乏整合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他后来曾多次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中国的声音”（95）。正当赫鲁晓夫曲意拉拢中共领导人时，中共领导人也恰好想借此机会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双方一拍即合。在这种背景下，毛一再称赞赫鲁晓夫，说他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有点实用主义”。 

    1956年波兰发生了反共起义，苏共倍感棘手，于是邀请中共参加波苏两党的会谈，商议按照《华沙条约》对波兰出兵的问题。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商量，会后毛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到卧室，自己穿着睡衣出场宣布：“如果对波兰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冷西的描述是，当时苏联大使直紧张出汗，连说“是、是”。（40） 接着毛又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前往莫斯科为苏波双方“劝和”。“此后，差不多每天晚上，政治局常委都在毛主席家里开会，研究我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商量我党代表团与苏波代表团会谈中出现的问题。”（45） 苏联最后未出兵，波兰工人党领袖哥穆尔卡曾对中共表示感谢，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46） 10年后毛泽东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当时苏联没有向波兰出兵是因为中共表态产生了影响。这次“劝和”的另一收获是，苏联同意发表一个声明，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今后要根据平等、不干涉内政原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5] 就这样中共正式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继“波兰事件”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是毛及中共在国际共运舞台上演出的又一个好机会。当时苏共原打算把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出，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正在苏联，中共警告苏共，这样作要犯历史性错误。当刘少奇等回国时赫鲁晓夫前去送行，他与刘少奇同车赴机场并在车上告诉刘，中苏两党会谈后苏共中央开了一夜会，决定苏军继续留在匈牙利。 

    赫鲁晓夫给了毛泽东及中共在国际共运舞台上表演的机会，毛及中共自然也会投桃报李。赫鲁晓夫把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时，毛泽东及中共虽对此做法有看法，但以这是苏共内部的事为由闭口不言，仍然竭力支持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则以增加对中国的援助作为报答。 

    1957年12月毛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及60多个兄弟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这是毛和中共在国际共运史中最得意的时刻，也是中苏“蜜月期”的高潮。“这次毛主席访问苏联，与1949年访问苏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威望迅速上升。特别是因为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结果引起了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接着又爆发了苏波纠纷和匈牙利事件。在这浪潮中，中国党俨然中流砥柱，……从发表‘论无产阶级政治的历史经验’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党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注目。毛主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访问苏联的”。（93－94） 在大会上毛作了3次发言，会议期间不停地穿梭外交，表现出十足的“明星”丰采。 

    在这次会议期间苏中两党俨然并肩成了国际共运的共同领袖。最让毛泽东得意的是，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131）。毛对赫鲁晓夫的回报是，在国际共运家族中率先提出要以苏联为首，其实那时正是毛在中共党内高层指责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的时候。为了得到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毛并不在乎与“修正主义者”相互提携。那次会上，双方确实合作得亲密无间，毛与赫鲁晓夫商定，由中共出3人、苏共出3人，双方包办会议共同宣言的起草等事宜（100），全然不考虑还要不要尊重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原则。 

    但是，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别有用心地提出要“以苏联为首”，波兰、南斯拉夫等执政党均表示反对。波兰的哥穆尔卡既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赞成再象斯大林时代那样组织类似“第三国际”那样的机构，甚至连各国共同出一个刊物都不赞成。（103） 然而，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再三对这些国家做工作，要他们认同他提出的“要苏联为首”的主张。毛解释说，提出“以苏联为首”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情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互相合作。 

3. 毛泽东及中共开始挑战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 

    但赫鲁晓夫与毛之间的“蜜月期”毕竟是短暂的，彼此对对方的态度很快都发生了变化。对赫鲁晓夫来说，在国际共运这个舞台上，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前毛泽东及中共的利用价值最大，此后赫鲁晓夫虽然为了保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声势而不会与中共过不去，但他也不可能再给毛及中共更多的好处了；而走上了国际共运舞台的中共领导人却雄心勃勃，得寸进尺，急于充当真正的“国际领袖”，在赫鲁晓夫面前表现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实际上毛及中共并不是真心要让“苏联为首”，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只是个为其实用主义目的服务的集团，毛的意图是让苏联充当反帝和与美国对抗的“老大”，这就是毛1957年力主在“莫斯科宣言”中写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因。这种强硬的反帝立场当时便遭到波兰等国的激烈抵制。正因为毛坚持对美国的这种立场，导致他极度反感赫鲁晓夫提出的“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建设三无世界（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新外交思维。毛的护士长吴旭君曾有如下回忆：“毛泽东受不了这种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或是六十年代来自苏联老子党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有对新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予以重视。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吴旭君引用了毛私下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真心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象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子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6] 所以，毛领导下的中国始终不肯加入“华沙条约”和“经互会”。中苏两党因意识形态问题闹翻后，罗马尼亚党代表团前往北京斡旋，并提出要中国加入“经互会”，中国方面始终回避这一提议。 

    杨奎松认为：“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确实比斯大林谦虚得多，也小心得多。……严格地说，赫鲁晓夫也存在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7]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8] 他指出：“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份特权，坚持要中国接受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态度一般也比较谦虚。这些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9] 

    从毛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实用主义立场来看，赫鲁晓夫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较低的姿态，这只不过是双方实力变化的结果，不但不值得尊重，反而可以把赫鲁晓夫的温和谦虚视为软弱可欺。毛泽东在1960年的北戴河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蔑视地把赫鲁晓夫称为“银样蜡枪头”。（168） 毛及中共其他领导人过去在斯大林面前从来不敢公开挑战，现在终于找到了挑战对象。虽然中共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个大执政党，但斯大林在世时毛即使有再大的野心也只能埋藏在心中。而赫鲁晓夫给了毛及中共登台演出的机会之后，毛及其他中共领导人“食髓知味”，看到了争当领袖的种种“良机”，自然就不会再安分下去了。 

    “中苏翻脸”发生在大跃进全面摧毁了国民经济之后，全国百姓嗷嗷待粮，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可那时中共领导人真正热衷的却不是救国民于水火；相反，毛泽东、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花了大量时间去开会反复讨论几篇批判苏共的文章，逐词逐句反复推敲，甚至直接代替“秀才班子”干起了耍嘴皮子、摇笔杆子之类的工作。为什么舞文弄墨会成为政治局和中共领导人的“头等大事”呢？他们并不是故意不干正事，而是在舞文弄墨的背后有大图谋──为毛泽东争国际共运的“精神教父”地位。在中共高层看来，这比国计民生重要得多。 

    自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铁托号召把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之后，毛及其同事们立即意识到社会主义政权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机会。既然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主流“出了修正主义”，毛及中共通过高举斯大林主义的旗帜就有可能代替斯大林而成为国际共运的旗手和“精神教父”，那样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将达到顶峰。正如吴冷西所说，中共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2篇文章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党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注目”。（93－94） 这种“巨大的影响”和“引人注目”感正是当时毛及其同事们的动力，因此他们才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舞文弄墨，“悠悠万事，唯此为大”。1960年参加81党莫斯科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回国后曾踌躇满志地表示：现在看来，苏共这样一个大党，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种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言论、行动在全世界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中国党站出来说话，任何其他党都不可能起阻挡它的作用。（443） 苏共“22大”之后，邓在中央工作会议（7,000人大会）上又说，现在全世界确实只有中国这个大党能够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高度自信和对赫鲁晓夫的轻蔑之心支配下，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开始当面挑战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赫鲁晓夫1959年访华期间参加了中国的国庆10周年招待会，招待会期间，陈毅、彭真、周恩来轮番出场主动找赫鲁晓夫辩论，陈毅更是摆出一介武夫的形像。（224－226） 而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却始终站在一边幸灾乐祸。杨奎松指出：“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空前严重的争吵。……赫鲁晓夫刚回到西伯利亚就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党的言论，其中甚至影射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十分明显，1959年10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争吵，已经从根本上恶化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10] 

4. 中苏摩擦日益加剧 

    当然，毛很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和中共如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当实实在在的老大，份量远远不够。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曾就“提苏联为首”这一说法解释道：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一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连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为首就很困难了。而苏联共产党有40多年的经验，是经验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113） 

    此后不久，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其目的之一是用非常手段在经济上赶超苏联，从而增强其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的经济实力。赫鲁晓夫对毛这个自鸣得意的荒唐决策从一开始就不表支持。后来大跃进直接导致全国经济几近崩溃，农村人口饿死数千万，这样的瞎折腾事件招致赫鲁晓夫的批评。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的波兹南市赫鲁晓夫就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做法。（204）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281） 大跃进的后果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些批评其实并无偏差，这让毛脸面尽失，他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更加强烈了。 

    国内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不但没有减少毛的争雄之心，反而激起他的好斗意志；经济政策不成功，毛就在其他方面出击，这使中国与苏联进一步发生摩擦。赫鲁晓夫虽对毛这个“好战分子”有所了解，但他仍想拉着中国一起推行他的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的“和平计划”。为此，他曾向毛及中共通报苏联的国际关系政策。例如，苏联大使曾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向中共领导人介绍过苏联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态度等。1960年，在苏联参加英、美、法、苏四国会议之前，赫鲁晓夫呼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要形成共识；9月访问美国后他又在12月的匈牙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要“对表”。 

    尽管中共表示要“以苏联为首”，中苏两国之间还有“互助同盟条约”（依照此条约，一方卷入涉外冲突时另一方有义务参与），但毛泽东及中共处理涉外事务时依然我行我素。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突然下令炮击金门、马祖，台湾海峡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不但美国茫然不知所措，中共对苏联也事先未打招呼。赫鲁晓夫急忙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北京询问毛泽东到底要干什么，毛则轻率地表示，他只是想摸摸美国人的底。吴冷西在书中提到，赫鲁晓夫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讲话中对此事耿耿于怀，认为中共竟想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220） 

    1959年8月27日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此事导致中苏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不相信印度是侵略者，未支持中国，苏联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9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遗憾”。赫鲁晓夫更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违背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中共放走达赖喇嘛，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某邦的竞选中失败，使印度领导人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250） 中共当然无法忍受这种批评。陈毅曾指着赫鲁晓夫说：你们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为什么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分明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挑衅的，你不但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224） 周恩来在1960年7月14日至16日的北戴河会议批评苏联“不惜牺牲盟友利益来讨好民族资产阶级”，指责赫鲁晓夫在西藏叛乱问题、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中国与印尼的关系问题上不为中国说话。 

    据吴冷西回忆：从1958年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1958年12月21日，赫鲁晓夫在与一位美国参议员会谈时，攻击了中国；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1大”报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中国，因此开始了不指名攻击的恶劣先例，也开创了在兄弟党之间，由一个党的总书记公开地、不指名地批评另一个党的恶劣先例（191）；1960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放肆攻击中国和毛泽东”（250），赫鲁晓夫酒后吐真言，大发脾气说：“有人要苏联为首，可是‘为首’能给什么呢？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过去，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251－252） 

    5. 责难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中共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十分不满。吴冷西举了3个实例：“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就是苏联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643），1958年春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向中国国防部提出要求，希望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以便利苏联的核舰队在太平洋的活动；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见毛泽东时提出，赫鲁晓夫希望中国考虑与苏联一起建立一个联合舰队（158），毛毫不客气地告诉尤金，看来你们是想控制我们（160）；毛泽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后，苏联曾先后建议派导弹部队和空军驻扎到福建前线（181－182）。其实，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中共就已经背地里指责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了：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先“不与各国党商量”（6），就是中共难以接受的，而且中共直到该报告被波兰共产党泄漏出去、《纽约时报》全文刊登时才见到书面文本；毛泽东、邓小平等在一起开会聊天时，认为在这件事上十分没面子，立即就联想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后来波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说，“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35） 

    当时的官方认知是，两国间分歧的“实质问题是控制与反控制间的斗争。……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以后，看到中国威信上升，自认为对他是一个‘威胁’，于是采取步骤，试图控制中国（首先在军事上）。……俄罗斯大国主义的幽灵在徘徊，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的阴谋在进行”。（173） 这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毛对国际环境的看法。赫鲁晓夫1959年9月为改善苏美关系而访美，动身前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决定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合同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中共高层从中引出了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想控制中国，没有得逞之后，就想依靠美国来解决世界问题，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229），甚至可能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208）。1960年5月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时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分析是“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271）。周恩来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也这样指责赫鲁晓夫，“他企图控制中国，控制不成就公开反对中国”（330）。始终坚持毛泽东当时观点的吴冷西甚至把苏联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也解释为：“赫鲁晓夫在控制中国的企图没有得逞之后的愤懑情绪，对中国的强烈不满，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191） 

三、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  

1. 毛、刘、邓在“中苏大论战”中的角色 

    吴冷西的回忆录表明，在整个“中苏大论战”中，毛泽东是主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则是几员冲锋陷阵的大将，整个领导群完全步调一致，无论是在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都没有任何不同意见。所以，很难把这场大论战以及随后出现的中苏对立归咎为毛泽东的个人责任。 

    当然，论战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导的。他经常处于情感和理智双重兴奋状态，甚至不分昼夜地指导批苏文章的具体细节，连政治局常委会也挪到他的卧室去开。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开始后，毛曾指示说：由于苏联《真理报》发表的“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我们的批评也要指名道性；豺狼当道，焉问服理；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其他的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638） 1964年毛在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提到：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主要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733） 

    在这场论战中决策层的另一个关键性辅助人物是刘少奇。通常，毛泽东不在北京时，刘少奇就主持常委会，发动对其他共产党的公开论战，发表批判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是刘少奇主持下决定的。1964年元旦后中共发表了“六评”，这时苏方希望双方能停止论战。在刘少奇在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要全面地批判修正主义。要在理论上打垮它，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批判。......我们要象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当然，在追的过程中也有间歇，打打停停。（661－662） 

    邓小平也是这场论战的先锋人物，他多次代表中共与苏共会谈[11]；同时，他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基本上被毛泽东当作反修斗争的工作机构。吴冷西说，论战工作是在“小平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点”（662）进行的。但已出版的研究邓小平的文着却鲜有提及邓小平在这场论战中的作用和形像。 

2. 与苏联翻脸争到了什么？ 

    现在来回顾这场“中苏大论战”，究竟双方所争为何？从吴冷西的书可以看出，中苏之争既有意识形态之争，也有领袖地位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虽然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常不满，但这不是争端的起源；还在赫鲁晓夫竭力拉拢中共、两国关系尚处在“蜜月期”之时，毛泽东及中共就先发制人地就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开始了对苏共的批判。尽管当时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成为“一小撮”──1963年毛泽东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年科时说，有43个党骂我们（545）），但中共其实深为这场争论的扩大化和在争论中带头挑战苏共而感到自豪。在1961年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如果不是中国党站起来说话，任何其它兄弟党都不可能起阻挡它的作用。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我们党领头，左派高兴，中间派发生动摇，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右派最后只好退却。”（443） 

    吴冷西现在仍然坚持当年的官方看法：“在激烈的论战中间，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论点，虽然其中某些论点，受当时情势的影响，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我们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100年，最后要由历史来作结论。”（939） 

    但是，正是毛及其同事们当时坚持的斯大林主义教条把中国推进了死胡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革”这场大灾难，而毛的国际共运精神领袖之梦也彻底破产了。毛死后，当年紧紧追随毛指挥反苏“反修”运动的邓小平不得不部份放弃了斯大林主义，改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全盘否定了当年“反修”主张的正当性，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场论战导致中苏全面为敌，中国最后不得不走上了倾国力“备战反苏”的道路，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由于反苏“反修”而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毛及中共为拉拢一些小国替中国捧场，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使国民利益蒙受了巨大牺牲。1961年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亿7千万元，连同前3年的对外援助支出，5年总计23亿6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份为18亿7千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份为5亿元。[12] 而这些小国后来多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中国勒紧国民的裤腰带为越南提供了巨额援助，最后两国关系却走到了发动战争的地步。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后果证明，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毛及其同事们当年制定的这些外交政策有多少成功之处。唯一具有正面意义的是，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不得不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毛留给邓小平的最大遗产就是联美反苏。[13] 这一决策虽然终于把中国从完全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解脱出来了，但同时也否定了毛泽东立意对抗美帝的初衷。 

【注释】   
[1] 下文中园括弧内数字均为引用吴冷西一书内容出处的页号。 
[2] 参见吴书第640至641页。 
[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78、536页。 
[4] 据美国多维新闻社2002年2月19日转自《莫斯科新闻》的报导，在毛泽东赴苏为斯大林祝寿的那段时间里，斯大林患轻度中风症，经治疗后勉强出席了其70岁生日宴会，随即离开莫斯科赴苏联南方继续治疗达数月。毛见不到斯大林其实是因为斯大林仍在病中根本无法见客。但社会主义国家向来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病况高度保密，连对毛这样最亲密的兄弟党领导人也不例外。所以毛泽东不知道他不得不在莫斯科无所事事的真正原因。 
[5] 苏共的这份“检讨书”发表在1956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 
[6] 吴旭君，“毛泽东的五步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利文出版社，香港，1995年。 
[7] 指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 
[8]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处同注[3]，第524页。 
[9] 出处同上，第536页。 
[10] 出处同上，第440页。 
[11] 波兰事件后，中共获邀参加苏波两党会谈，邓与刘少奇同往；1960年北戴河会议后的中苏两党会谈是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1960年11月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邓小平是副团长，刘少奇是团长，邓代表中共发言，“把问题全摆到了大会上去，充份揭露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384）；1963年7月6日至20日邓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中苏两党会谈，为表彰邓的突出表现，毛曾亲自到机场迎接他。 
[12] 见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 
[13] 见《亚洲周刊》（香港）对李慎之的专访，200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