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良知是学术研究的内生需要

本期有3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谈到了学术研究，就“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以及学者应当如何从事研究”进行了探讨。一篇是张博树的“中国的批判学术为何缺位”，这篇文章厚重凝实，先从“为什么20世纪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己的批判学术”开始，将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直接与几代学者生存于其中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起来，揭示出“以党治为特徵的现代专制主义可以制造激情，也可以制造平庸，但就是不允许思想”，这才是几代中国学者无法从事真正的有建设性的学术研究的社会根源，并指出真正的批判性学术应该建立在对“研究对象合法性危机”的前设性条件中。作者试图说明，如果没有对研究对象合法性的深刻质疑，要取得任何有建设性的学术成就都是不可能的。顾海兵则从分析中国时下几个测算现代化程度的“重点课题”入手，指出了一些为了适应政治宣传需要而刻意用所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理论外衣包装起来的课题研究，其实完全是一些“貌似创新实则哗众取宠”的虚科学。吴理财则分析了近两年来在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的另一个“国家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从社会学基本理论常识出发来看，该报告所分析的其实是职业分类而不是真实的社会阶层。此课题竭力以职业分类描述来代替社会阶层分析，或许正是立项本来的目的。编者在此顺便指出，所谓“国家级”专家与“国家级”课题实乃社会主义特色之产物，真正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带头人其实从来不需要政府来钦定“级别”。

    中国现阶段的学术为何会处于这种状态？谢泳认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缺乏人文关怀，而唯政治强权是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上面下达了极左的政策，下面则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层层加码，必欲将运动整治对象置于死地而后快；以“延安文化”为内核的中共政治文化缺少对政治斗争中弱者的同情。对于经历过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且并不健忘的人来说，大概会同意谢泳的结论。

    程晓农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一文，是针对国际社会讨论得非常起劲的一个热门话题而来，即“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论。凡是未居住在中国的几大“现代化橱窗”城市与少数省会城市的中国人，不难体会到各类官式研究所张扬的“宏观好”其实只是纸面上的，因为民众从自身经验出发的感知是“微观不好”。程晓农的文章从统计数据分析入手，指出了一个经济学家们从未正视过的事实：由于中国经济是在一种半市场化、半行政化随意干预的状态下运行，中国的所谓7-8％的“高增长率”与国际社会的3％的经济增长率相当，都是维持一个社会基本正常的下限。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

    徐贲的文章通过介绍澳大利亚社会近年来关于政府是否应当向“遭受盗窃的一代”土著居民道歉这一讨论，提出了在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道德政治”下的政府行为：现任政府应当为历任政府的历史罪错向受害者道歉。对于中国这个政治运动频发、存在诸多国家非正义行为的社会，颇具启迪意义。

    香港学者郑宏泰、黄绍伦分析了近14年来香港社会的民意变化，展示了香港人“九七”前后对前途的信心变化。借观察香港这只为大陆“下金蛋”的母鸡如何快速进入不产蛋的早衰期这一过程，可以了解制度变动的决定性影响。

    还有四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来历经的沧桑变化。左颖嶷的调查让人看到：政府是如何利用自己一度拥有的威望，让几亿农民违背祖祖辈辈积累的生活常识，听从政府的召唤，投身于导致几千万民众饿死、至今当局还在努力掩饰的“大跃进”。与高蒙文章中谈到的苏联农民不一样的是，苏联农民知道集体化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曾用生命抵抗过斯大林那残酷的“集体农庄化”；而中国农民在90年代以前，不管是在集体化还是大跃进当中，从来没有过任何暴力抵抗，驯顺有如羔羊。只是最近10余年来，中国农民作为人的主体意识才开始觉醒，于是有了“团堡事件”这类农民反抗运动。而关于深圳大鹏镇与四川步云乡选举比较的这篇文章，多少可以让读者了解当下中国的乡村选举的部份真相。中国是个农民的国度，农民的生存处境一日不改善，中国社会就无从安宁。

    本期还首次公布了本刊读者调查中他们“最喜欢的文章”之名单。中国曾有人说过“真正的学术只有极当数人能够看懂”；但本刊编者以为，大雅之音必能大俗，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本刊愿意为有社会良知的学人提供发言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