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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Past Issues MCS 2003 Issue 1 从改革到革命，从革命到改革 ──一个动荡曲折的探寻中国现代性的世纪
Issues Past Issues MCS 2003 Issue 1 从改革到革命，从革命到改革 ──一个动荡曲折的探寻中国现代性的世纪
从改革到革命，从革命到改革
──一个动荡曲折的探寻中国现代性的世纪
──一个动荡曲折的探寻中国现代性的世纪
一、改革与革命
二、寻找中国的现代性
三、全球化时代一个尚未完成构建的民族
【注释】
二、寻找中国的现代性
三、全球化时代一个尚未完成构建的民族
【注释】
1952年南美玻利维亚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2002年10月，值此革命半世纪之际，在这经历了独裁、战争、各种社会运动以及民主化等曲折而激动人心的事件后，在这切.格瓦拉流血牺牲、萨克斯初次兜售、试验他的“震荡疗法”的充满传奇的国度，为纪念这场革命举办了一个以“二十世纪革命之回顾：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角色”为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刚刚在民选中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和原总统以及多位政府部长，一些著名学者以及众多来自各国的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笔者有幸受邀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此文即为此而作。原稿系法文，将由会议组织者译成西班牙文出版。应《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之邀，笔者将这篇发言译成中文在此发表。原稿中一些法语社会科学术语的传统用法若采直译，可能会令中文读者感到不解。这让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差异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术语辞义翻译中所存在的巨大障碍。由此又联想到不同文化和理解上的困难。这在在显示出此次会议所触及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所不在。因为多数与会者对中国现代史缺乏了解，文中不得不作扼要的背景介绍。但有些论述并不仅就中国革命和改革经验而言，也涉及笔者对革命与改革作为不同社会、政治变迁方式的一些一般性看法，包括对其它国家的革命与改革的某些观察与思考。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纪。各种重大的事件相继发生，将历史区隔成不同的阶段。但从一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用两个关键的词汇“改革”与“革命”来把握和理解。这百多年的历史构成了一个交替着改革与革命的巨大历史循环。在这循环中，中国不断地继续着其目标：探寻和构筑其现代性。
一、改革与革命
从改革到革命
众所周知，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那著名的鸦片战争的背景下进入其现代性阶段的。因众多原因：与久远的辉煌历史相联的骄傲，一个过时陈旧的政治结构，保守的精神状态等等，那个时代的中国对外部世界缺乏敏感，反应迟钝。它大部份的精英将西方的入侵视为一种旧式阶段性的边陲蛮族侵扰的新插曲。他们只是在中国深受西方的重创、在不断的战争失败后才逐渐调整了这种认识，认真对待起这新的威胁。从19世纪60、70年代起，部份精英投入到一场试图摆脱积弱、重振中国的运动中去。但这场运动却以1895年中日战争里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此次失败极具戏剧性和象征性：多少世纪以来日本曾是中华文明虔敬的学生，但在明治维新后很短的时间里它却以自己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打败了它先前的先生。对中国的精英来讲，这一震撼自然是巨大的，刺激了他们至那时尚显肤浅和不迫切的政治改革意识，诱发了一场由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年轻皇帝启动、并由几位年轻士人领导的改革。遗憾的是它只持续了百日，在保守派的反击下“早产”失败，几位士人为此失去生命，其余的人则被迫流亡。象历史上通常发生的那样，保守派虽然扼杀了改革，但在变革的压力下却于20世纪初拾检起某些改革的措施。但这一切似乎都为时已晚，那被瘁然中断的改革已孕育催生了新的埋葬王朝的力量和运动。1911年的革命终结了清朝这最后的皇朝。一个延续了2,200多年的皇权制度崩解了。
但历史的进程与那些革命者们的预想恰恰相反，这场革命并未给中国带来民主，也没有给它带来梦寐以求的富裕强盛。从这场革命中诞生的共和政治只徒具一种表面形式；旧的国家秩序的崩解将中国拖入了一种失序状态。一段时间内，无政府状态统驭了中国，由那些具有野心的军阀们燃起的内战峰火连绵不断，烧遍了中国。这种状况反过来助长了外国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作为一种悖论，上述情境恰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发展的一个历史机会。由共产国际造就、领导并在经济上扶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21年建党，并与国民党在20年代建立了联盟以对付军阀势力。这联盟因共产党人试图控制局势、而国民党则实施旨在消除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影响之政策而于1927年破裂。当共产党人被驱逐出城市后，依靠一部份乡村人口的支持，开始在乡村展开游击战争。他们创立了一系列活动基地，并将这些基地转换成一种“微型国家”，试图“从农村包围城市”，这后来被称为革命的“中国道路”，成为共产党人斗争的主要策略。虽然他们取得了某些最初的胜利，但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军事围剿还是最终将他们逐出其基地，他们逃离到更边远荒芜的地区，这就是那著名的“长征”。
当日本人在30年代加速对中国的侵略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正处于绝境中。他们国家所遭遇的侵略却给了他们一个重新调整行动方向和保持影响力的机会，以及一个进行自我政治辨护的新话语。从那时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将自己定位于民族的捍卫者并极力主张一个与国民党联合的对抗外敌的新的民族同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得以储积了后来与国民党较量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实力。当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内战爆发时，中共已拥有一支50万士兵的军队和200万民兵，管理着8,000万人口，而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它只有几万士兵，仅仅管辖100万人口。
然而我们却不能将共产党人在1946年到1949年内战中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其军事上的强大，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力量要比共产党强大的多。共产党人的胜利具有多重原因。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中共赢得了知识分子和城市阶层的支持；以平分土地的名义，大批农民被动员起来，构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主体。当然，俄国的帮助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不应被视为决定性的，因为在内战中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资助也是巨大的，但却未挽救其最后的失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军事形式进行的革命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以政治和社会形式表现的革命之结束。在随后的30年中，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造就一个“人间天堂”，共产政体不停地以各种政治、经济、社会运动动员大众；实践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化大革命”则成为这种激进政治的顶峰。1966年到1976年间，上亿人遭致不同的迫害并导致成千上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如此众多的因素导致人们对革命的厌弃，社会开始试图摆脱国家对其令人窒息的控制，从而追求其独立的活动空间。
从革命到改革
1976年毛的去世给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中共改革派借助民众的不满成功地将激进的毛派逐出政坛，并从70年代末开始将中国导上改革的道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中国仍然在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演变着。改革和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裕和自由空间，这古老的大陆好像充满了活力和希望。然而，所有那些正面的成果都不是自然成就的，中国的未来也并不必然是灿烂辉煌的。事实上，20多年来，这场改革总是伴随着尖锐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围绕着改革的方向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路线：一种是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改革路线，另一种则是强调自由和民主之必要性的改革路线。当局和各种知识分子之间、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就此不断地组合分裂，不停地较量。尽管这些冲突较量常常以自由派的失败而告终，但事实上它们总是在结果上促使改革向自由化的方向迈进。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如此，当运动被镇压后，当然也因世界在90年代发生的巨变，官方再次重新启动经济改革以挽救其脆弱的统治合法性。从此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寻找中国的现代性
基本课题
对历史的解释总是构成历史的一部份。怎样诠释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这是个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汉学家中都引起广泛争论的重要话题。笔者认为，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中国人试图回应西方的挑战并寻求建设一种中国现代性文明的过程。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这个过程一方面发生过许多断裂，另一方面也具有一种连续性。现代化的每一阶段都留下一些或多或少的正面成果，但也准备和孕育了超越其自身的要素。因具体的历史情境，某些目标在某些时期显得具有优先性和急迫性，但有一些最重要的课题则贯穿了整个过程。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精英和民众追求着民族的独立和富裕强盛，他们也梦想着一种能给他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新的政治形式。
为了避免落进一种历史决定论的陷井，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上面简短描述的现代中国历史所表现的具体形式并不是不可避免和必然的。象在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类似情形一样，改革并不必然带来革命，而革命也并不一定导向改革。常常是缺少改革或更准确地讲是缺少必要深度和协调的改革而导致革命。当然，行动者的鲁莽，缺少政治智慧和能力，也可能是造成改革或革命的合法性丧失的原因。如果一个改革不能进行到底而半途而废的话，它通常会为一场革命的到来准备条件；而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革命后有效地转换成某种形式的改革的话，它也常常将迅速地丧失掉自己的合法性。历史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只有那些大政治家能知晓把握这样的机缘。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例证。
对现代中国来讲，核心的课题就是如何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在政治上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一直是首要的任务。国家与社会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新关系？怎样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维持一种社会公正的需要？在一种过时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摧毁传统、全盘西化的文化态度之间，什么才是建设一个现代民族认同的合理方向？一种妥协的方式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都深深地困扰着现代中国的精英和整个20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
国家问题
直到19世纪中国的国家形式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形式，其中政治、文化和社会相伴、混合而运行。士人绅士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扮演着一种中介角色。当入朝从政、履行官方职务时，他们是国家的公务人员；退休还家后他们便成为社会士绅。国家相当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士人运转国家机器并保持与社会的联系。虽然帝国政体中的许多制度是高度分化的，在某些方面可以与现代国家类比，但文化和政治却未象在具有凯撒与上帝分离传统的西方那样分化。中国的文明是个非宗教性的文明，在前现代阶段比许多文明更具理性色彩；但它却未达到现代文明的理性状态，因为它从未从根本上跨出决定性的步伐，而恰恰是这种阶段将现代性文明与其它所有前现代文明区别开来：这就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工具性的分离。在中国，皇帝既是政治也是文化价值系统上的最高主宰，他是天子并依据天的意志履行其任期和职务；人民视其为“父”，但有权在其变得腐败邪恶、丧失其合法性时“弑父”，将其推翻。
随着现代性被导入中国，这种“宇宙──文化──政治”(cosmo-politique-culturel)一体的秩序结构渐渐地解体。1911年的革命摘掉了皇帝头上的皇冠，摧毁了皇权制度，成为这秩序解体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远在这之前，从19世纪中叶起，在那些对外界的变化具有敏感的士人中间，一些人就开始对新的中国文明形式的思考。最初提出的系统性观点是所谓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也就是说将中国的文化作为主体性的，而将西方现代文明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要素来看待。这种哲学统驭了整个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成为那个想建设一个现代中国文明但却不想动摇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之主导思想。
但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的失败使其丧失了合法性，却赋予孙中山的革命设想以合法性。孙氏的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新计划建诸在其三民主义思想基础上，这种思想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一种得益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远大于得益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 其民族主义主张是要达到民族独立，社会主义（民生主义）主张主要是想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民主主义主张则意图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1911年的革命以此为目标，但事实上这三重目标几乎都没有达成。如上所述，国家政权的崩解鼓励了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导致了一系列军阀之间的战争。还有，正象毛泽东自己分析的那样，它也造就了一个有助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成功的情境。事实上，共产党人所从事的游击战只不过是另一种“军阀战争”；与军阀们不同的是，这些游击战具有一种道德意义和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蓝图设想。这可以解释相对于军阀们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力量所在，而前者则单纯是为攫取权力而战。缺少一个能有效组织国防和动员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政权，这几乎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致命弱点。
独立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缺失则是另一同样严重的弱点。30、40年代的对日战争耗尽了新建国家的资源并进而毁坏了其合法性；国民党政府在战前为国家和现代化建设所付出并已结出果实的努力，因抗日战争而最终被大大地打了折扣。给予农民土地的承诺未能兑现，因战争而被强化的专制倾向让知识分子更加失望......所有这些因素为共产党人在中国夺取权力开辟了道路。于是共产党人通过动员农民作为其主要力量，完成了对国家的统一并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政权。
从深化和扩展了1911年第一场革命的许多革命性举措并继承其革命激情的角度来讲，这场共产主义革命可被视为其继续；但同时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第一场革命的反动，是一种旧政体的复辟，因为无论从性质还是某些形式上，这新政体在许多方面都让人回想起过去的专制王权。但这里复辟(restauration)还有另一种含义：共产革命在中国重建了被先前革命摧毁的国家秩序。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两场革命的关系和特性，我这里借用谢达.斯高茨坡(Theda Skocpol)在其有关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著作中有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别。她认为，“政治革命”是那种改变了国家结构但没有改变社会结构的革命，它并不必然伴随阶级间的冲突；相反，“社会革命则是国家和阶级结构的进化，来源于或伴随着底层阶级的暴动”。[2] 可以说，中国1911年的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而共产党人的革命则是一场社会革命。前者只捣毁了旧的政治秩序却没有触动社会秩序，是共产革命以一种整体的方式(maniere totale)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各个层面改变了中国。
但我们也难以想象一脱胎于如此之整体性革命(revolution totale)和追求实现一“整体目标”(objective totale)的政体不会演变成一整体性(极权)政体(regime totalitaire)。这里就不再陈述那些因“伟大舵手”的乌托邦试验而造成的灾难和死亡。笔者只想指出，毛主义现代性计划的失败凸显了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性建设计划的必要，因此就有了中国随后的改革。当然，其他一些条件也有助于这场改革的启动：中共党内存在的政治改革力量，中国遇到了几乎是百年来前所未有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民众的不满，政治秩序框架相对的稳定等；另外两个因素，行动者的活力和创造力与政治的相对稳定，决定性地给改革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正象让毛在革命中成功的因素并不一定保证其在建设上的成功一样，让邓小平乃至江泽民在前一段改革中获取成果的因素并不能必然保证这改革的最后胜利。急剧增长的社会不平等，难以令人置信的腐败，在保护弱势阶层利益和进行政治更迭方面制度的阙如等，都威胁着改革的成功。直到现在中国基本上是靠专制的手段维系着政治稳定，于是在达成某些正面功能的同时也不断生成一系列可怕而令人忧虑的负面后果；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因这些原因而产生，在未来我们也无法排除出现一个新的抗议运动的可能。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同时也考虑到统治集团的利益，一个渐进和和平的政治改革是给中国带来富裕、自由和持久和平的最佳途径，它也将是避免让中国经历一场新的革命的唯一方式。
三、全球化时代一个尚未完成构建的民族
在革命中诞生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
所有这些革命与改革都深深地与一个现代中国的民族形成过程相关联，并曾将民族意识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源泉；反过来，这些革命与改革也强化了这种民族意识。事实上，前现代的中国并不是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一种文化，一个帝国。然而，它却在许多方面比同时代的许多国家更类似于一种现代民族。两千多年来，中国具有一种统一的官方通用语言，一个集中的权力和一个行政管理官僚系统，它有效地管理着一个多少来讲算是明晰确定的疆域。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汉代起，一个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就逐渐形成。汉代从西历前200年到西历后200年历时400载，是中国统一后第一个长期存续的王朝。它给予今日大部份中国人“汉人”这个从人类学、民俗学意义上讲的称谓，以别于“回”(中国的穆斯林)、“蒙古”、“壮”、“藏”、“维吾尔”等等这些今日同属于“中国人”的少数族群。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自我认定为世界的或者说至少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并有一种象近代法国人那样的去启蒙教化周边野蛮人群的使命。他们一直具有一种普世主义意识。“作为中国人只是意味着分享中国文化并按其行事”。[3] 对中国文明来讲，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特别是生物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是不具意义的。一个少数族群，如果它有道义，也能够执行天意统治多数族群。
但这些从现代以来发生了变化。中国与外部世界，帝国内部各个族群间的关系都已被深深地改变。中国进入了一个困苦的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一种文化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先前的普世主义。在这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最初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1911年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孕育诞生的现代民族主义先是以一种反满排满的形式出现的。满族，这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族群，在17世纪中叶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和统治了中国两个半世纪后，逐渐失去了活力；满族统治的“天意”合法性因其官僚们的腐败无能和中国在对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的持续败北而大规模地丧失。以往被压抑的反满情绪在19世纪末叶重新浮现，它甚至成为那个时代进行革命动员的最主要的意识形态。这种民族主义在1911年革命后又重新回到它反抗帝国主义的形式，并在3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达到其高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并将自己定位于一种民族革命的继续。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后来中共与苏联的分裂。
新情境下的民族主义再生
即使是在毛式普世主义最兴盛的时期，从这个政权的话语和政策中也能听到民族主义的回响。例如，在中共与苏联为争夺所谓的“世界革命中心”这表面上为一种普世运动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实际上也交杂着中共的民族主义情绪。毛式乌托邦普世主义失败后，象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一样，民族主义的再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再生首先有其意识形态上的理由：镇压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官方不断地利用民族主义这张牌，巩固其弱化了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一些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刺激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再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如果不考虑90年代以来美国的因素，中国现在这场民族主义浪潮是不可能被充份了解的，就象为了理解30年代的民族主义，日本是最重要的因素。
这场在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也与加速的全球化这一重要现象有关。事实上，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与这世界上的“全球化”过程并行演变的。只是与其说全球化是今日的现象，不如说是发端于19世纪之全球化今日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新的形式，而不再采用过去那种直接的帝国主义扩张的形式。象在地球上许多区域一样，对民族认同的强调成为一种与最近这些年外部世界在中国的影响的扩增并行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这种民族主义浪潮也是其中的组成部份。然而，与那种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观点相对立，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它在肯定强化中国的民族认同的同时要求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的平等和中国国内各族群间一种更民主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相关争论正在继续。对那些赞同后一种观点的人来讲，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现在应该朝向一种民主化的方向；它将使多数和少数族群的成员都有作为公民的同等权利来维护其利益和参与公共事务，国家要保证公民的权利；这个民主化也应该努力去创造有利条件，来解决象台湾和西藏这样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问题；同时，这些现实问题从另一面也显示出试图以欧洲模式来进行中国的民族建设的困境，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欧洲模式为范本来从事这种民族国家建设的。今日的中国人注定要去探寻新的形式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他们自己的也为这个世界的和平、自由与富裕。
安东尼.史密思(Anthony D. Smith)在其对民族主义的分析中很有道理地提及：虽然是现代性造就了现代民族主义，但其常常是具有前现代的族群缘源的；全球化并不象有些新自由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宣称的那样以商业交换的形式将民族主义消解；然而象有些原教旨主义者宣扬的那种民族主义是来源于一恒久的欲望，天生具有合法性的说法也是荒谬的。[4] 就这些角度看，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有些人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另外一些人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都宣称要取消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和地域的组织形式。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一种对民族国家的强化是必要的，对那些现代性的发生属于外生型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讲，尤其如此，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强化民族成员间协作(solidarite nationale)的途径。越是离家遥远，人们越是需要故土的存在。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认同依据，它将有因漫无际涯地漂泊而沉没在全球化汪洋的惊涛骇浪中的危险。但如果这认同(identite)不被经常置于一种不断吐故纳新过程的检验和刺激中，它便有陈腐溃烂的危险。把握好两者间的平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只有那些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的民族才有希望在未来的世界上生存。一个最重要的可能有助于达成这种平衡的途径，就是建设一个有效的国家（法文的Etat或英文的state）并实现其民主化。这两个任务可能在一些情况下是矛盾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可能是互补的。在这个要求行动者依据不同的目标和情境不断作出选择的困难过程中，政治家们或一般意义上的精英们有着巨大的责任。一个很强的民族意识有助于强化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这种责任意识，它也有助于在一个民族的成员间形成作为改革必要条件的某种共识。只有民主与不断更新传统的工作，才能保证对认同的强调不致于朝排外民族主义的方向偏离。在我们这个外部世界对各民族内部的政治决定影响越来越大的时代，上述这些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外部世界对某一民族内部的影响并不总是与该民族内部成员的利益一致的。我认为，如果在强调、肯定民族认同的同时，总是伴随着一种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意愿，伴随着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民主对话，这种肯定与强调就应该是一件对这民族本身也对世界来讲都值得欢迎的事情。一个许多中国人常提及的说法“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明日的世界，至少是我们希望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元、多色彩、更加人道的世界。正是文化上的丰富性、认同上的多样性，才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伟大迷人之处。
结语
过去的一个世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革命与改革的动荡不已的世纪，然而主流的趋势是革命。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是所有先前阶段现代化的继续，但也是一个与这种革命趋势相割裂的阶段。中国人在继续探寻着现代性建设的道路，这其中，一个现代民族的建设仍是有待探索完成的工作。在此全球化时代，强化认同是使一个集体能够更好地回应这全球化提出的挑战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但为使这种认同上的强调不导致政治上分裂和民族内部以及国际上的冲突，一个伴随着民主化过程的对国家的强化将是必要的。还有，不同民族之间的彼此尊重和在有关全球事务的决策上的民主化，也同样是世界和平甚至是这星球明日能否存在的最重要的条件。所有这些工作都召唤着新的行动者的想象力、责任意识和辛勤努力。21世纪的行动者应该学会从20世纪的革命经验中汲取教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批判作为政治与社会变迁的激进方式的革命之偏激过度的错失；但为了明天有一个更公正的世界，我们也必须要承继革命的一部份遗产并对所有那些为正义牺牲了生命、倾注了鲜血的人抱一份深深的敬意。
（2002年9月2日写于法国）
【注释】
[1] ]Lucien Bianco, Les origines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1915-1949, coll. "folio/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67, p.43。
[2]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4.
[3]Marie-Claire Bergere, Introduction de La Chine au Xxe siecle, d'une revolution a l'autre, 1895-1949, vol.1. Paris, Fayard, 1989, p.VI.
[4]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Polity Press, 1995.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纪。各种重大的事件相继发生，将历史区隔成不同的阶段。但从一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用两个关键的词汇“改革”与“革命”来把握和理解。这百多年的历史构成了一个交替着改革与革命的巨大历史循环。在这循环中，中国不断地继续着其目标：探寻和构筑其现代性。
一、改革与革命
从改革到革命
众所周知，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那著名的鸦片战争的背景下进入其现代性阶段的。因众多原因：与久远的辉煌历史相联的骄傲，一个过时陈旧的政治结构，保守的精神状态等等，那个时代的中国对外部世界缺乏敏感，反应迟钝。它大部份的精英将西方的入侵视为一种旧式阶段性的边陲蛮族侵扰的新插曲。他们只是在中国深受西方的重创、在不断的战争失败后才逐渐调整了这种认识，认真对待起这新的威胁。从19世纪60、70年代起，部份精英投入到一场试图摆脱积弱、重振中国的运动中去。但这场运动却以1895年中日战争里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此次失败极具戏剧性和象征性：多少世纪以来日本曾是中华文明虔敬的学生，但在明治维新后很短的时间里它却以自己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打败了它先前的先生。对中国的精英来讲，这一震撼自然是巨大的，刺激了他们至那时尚显肤浅和不迫切的政治改革意识，诱发了一场由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年轻皇帝启动、并由几位年轻士人领导的改革。遗憾的是它只持续了百日，在保守派的反击下“早产”失败，几位士人为此失去生命，其余的人则被迫流亡。象历史上通常发生的那样，保守派虽然扼杀了改革，但在变革的压力下却于20世纪初拾检起某些改革的措施。但这一切似乎都为时已晚，那被瘁然中断的改革已孕育催生了新的埋葬王朝的力量和运动。1911年的革命终结了清朝这最后的皇朝。一个延续了2,200多年的皇权制度崩解了。
但历史的进程与那些革命者们的预想恰恰相反，这场革命并未给中国带来民主，也没有给它带来梦寐以求的富裕强盛。从这场革命中诞生的共和政治只徒具一种表面形式；旧的国家秩序的崩解将中国拖入了一种失序状态。一段时间内，无政府状态统驭了中国，由那些具有野心的军阀们燃起的内战峰火连绵不断，烧遍了中国。这种状况反过来助长了外国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作为一种悖论，上述情境恰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发展的一个历史机会。由共产国际造就、领导并在经济上扶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21年建党，并与国民党在20年代建立了联盟以对付军阀势力。这联盟因共产党人试图控制局势、而国民党则实施旨在消除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影响之政策而于1927年破裂。当共产党人被驱逐出城市后，依靠一部份乡村人口的支持，开始在乡村展开游击战争。他们创立了一系列活动基地，并将这些基地转换成一种“微型国家”，试图“从农村包围城市”，这后来被称为革命的“中国道路”，成为共产党人斗争的主要策略。虽然他们取得了某些最初的胜利，但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军事围剿还是最终将他们逐出其基地，他们逃离到更边远荒芜的地区，这就是那著名的“长征”。
当日本人在30年代加速对中国的侵略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正处于绝境中。他们国家所遭遇的侵略却给了他们一个重新调整行动方向和保持影响力的机会，以及一个进行自我政治辨护的新话语。从那时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将自己定位于民族的捍卫者并极力主张一个与国民党联合的对抗外敌的新的民族同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得以储积了后来与国民党较量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实力。当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内战爆发时，中共已拥有一支50万士兵的军队和200万民兵，管理着8,000万人口，而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它只有几万士兵，仅仅管辖100万人口。
然而我们却不能将共产党人在1946年到1949年内战中的胜利简单地归结为其军事上的强大，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力量要比共产党强大的多。共产党人的胜利具有多重原因。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中共赢得了知识分子和城市阶层的支持；以平分土地的名义，大批农民被动员起来，构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主体。当然，俄国的帮助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不应被视为决定性的，因为在内战中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资助也是巨大的，但却未挽救其最后的失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军事形式进行的革命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以政治和社会形式表现的革命之结束。在随后的30年中，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造就一个“人间天堂”，共产政体不停地以各种政治、经济、社会运动动员大众；实践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化大革命”则成为这种激进政治的顶峰。1966年到1976年间，上亿人遭致不同的迫害并导致成千上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如此众多的因素导致人们对革命的厌弃，社会开始试图摆脱国家对其令人窒息的控制，从而追求其独立的活动空间。
从革命到改革
1976年毛的去世给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中共改革派借助民众的不满成功地将激进的毛派逐出政坛，并从70年代末开始将中国导上改革的道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中国仍然在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演变着。改革和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裕和自由空间，这古老的大陆好像充满了活力和希望。然而，所有那些正面的成果都不是自然成就的，中国的未来也并不必然是灿烂辉煌的。事实上，20多年来，这场改革总是伴随着尖锐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围绕着改革的方向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路线：一种是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改革路线，另一种则是强调自由和民主之必要性的改革路线。当局和各种知识分子之间、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就此不断地组合分裂，不停地较量。尽管这些冲突较量常常以自由派的失败而告终，但事实上它们总是在结果上促使改革向自由化的方向迈进。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如此，当运动被镇压后，当然也因世界在90年代发生的巨变，官方再次重新启动经济改革以挽救其脆弱的统治合法性。从此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寻找中国的现代性
基本课题
对历史的解释总是构成历史的一部份。怎样诠释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这是个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汉学家中都引起广泛争论的重要话题。笔者认为，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中国人试图回应西方的挑战并寻求建设一种中国现代性文明的过程。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这个过程一方面发生过许多断裂，另一方面也具有一种连续性。现代化的每一阶段都留下一些或多或少的正面成果，但也准备和孕育了超越其自身的要素。因具体的历史情境，某些目标在某些时期显得具有优先性和急迫性，但有一些最重要的课题则贯穿了整个过程。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精英和民众追求着民族的独立和富裕强盛，他们也梦想着一种能给他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新的政治形式。
为了避免落进一种历史决定论的陷井，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上面简短描述的现代中国历史所表现的具体形式并不是不可避免和必然的。象在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类似情形一样，改革并不必然带来革命，而革命也并不一定导向改革。常常是缺少改革或更准确地讲是缺少必要深度和协调的改革而导致革命。当然，行动者的鲁莽，缺少政治智慧和能力，也可能是造成改革或革命的合法性丧失的原因。如果一个改革不能进行到底而半途而废的话，它通常会为一场革命的到来准备条件；而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革命后有效地转换成某种形式的改革的话，它也常常将迅速地丧失掉自己的合法性。历史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只有那些大政治家能知晓把握这样的机缘。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例证。
对现代中国来讲，核心的课题就是如何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在政治上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一直是首要的任务。国家与社会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新关系？怎样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维持一种社会公正的需要？在一种过时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摧毁传统、全盘西化的文化态度之间，什么才是建设一个现代民族认同的合理方向？一种妥协的方式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都深深地困扰着现代中国的精英和整个20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
国家问题
直到19世纪中国的国家形式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形式，其中政治、文化和社会相伴、混合而运行。士人绅士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扮演着一种中介角色。当入朝从政、履行官方职务时，他们是国家的公务人员；退休还家后他们便成为社会士绅。国家相当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士人运转国家机器并保持与社会的联系。虽然帝国政体中的许多制度是高度分化的，在某些方面可以与现代国家类比，但文化和政治却未象在具有凯撒与上帝分离传统的西方那样分化。中国的文明是个非宗教性的文明，在前现代阶段比许多文明更具理性色彩；但它却未达到现代文明的理性状态，因为它从未从根本上跨出决定性的步伐，而恰恰是这种阶段将现代性文明与其它所有前现代文明区别开来：这就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工具性的分离。在中国，皇帝既是政治也是文化价值系统上的最高主宰，他是天子并依据天的意志履行其任期和职务；人民视其为“父”，但有权在其变得腐败邪恶、丧失其合法性时“弑父”，将其推翻。
随着现代性被导入中国，这种“宇宙──文化──政治”(cosmo-politique-culturel)一体的秩序结构渐渐地解体。1911年的革命摘掉了皇帝头上的皇冠，摧毁了皇权制度，成为这秩序解体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远在这之前，从19世纪中叶起，在那些对外界的变化具有敏感的士人中间，一些人就开始对新的中国文明形式的思考。最初提出的系统性观点是所谓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也就是说将中国的文化作为主体性的，而将西方现代文明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要素来看待。这种哲学统驭了整个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成为那个想建设一个现代中国文明但却不想动摇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之主导思想。
但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的失败使其丧失了合法性，却赋予孙中山的革命设想以合法性。孙氏的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新计划建诸在其三民主义思想基础上，这种思想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一种得益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远大于得益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 其民族主义主张是要达到民族独立，社会主义（民生主义）主张主要是想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民主主义主张则意图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1911年的革命以此为目标，但事实上这三重目标几乎都没有达成。如上所述，国家政权的崩解鼓励了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导致了一系列军阀之间的战争。还有，正象毛泽东自己分析的那样，它也造就了一个有助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成功的情境。事实上，共产党人所从事的游击战只不过是另一种“军阀战争”；与军阀们不同的是，这些游击战具有一种道德意义和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蓝图设想。这可以解释相对于军阀们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力量所在，而前者则单纯是为攫取权力而战。缺少一个能有效组织国防和动员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政权，这几乎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致命弱点。
独立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缺失则是另一同样严重的弱点。30、40年代的对日战争耗尽了新建国家的资源并进而毁坏了其合法性；国民党政府在战前为国家和现代化建设所付出并已结出果实的努力，因抗日战争而最终被大大地打了折扣。给予农民土地的承诺未能兑现，因战争而被强化的专制倾向让知识分子更加失望......所有这些因素为共产党人在中国夺取权力开辟了道路。于是共产党人通过动员农民作为其主要力量，完成了对国家的统一并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政权。
从深化和扩展了1911年第一场革命的许多革命性举措并继承其革命激情的角度来讲，这场共产主义革命可被视为其继续；但同时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第一场革命的反动，是一种旧政体的复辟，因为无论从性质还是某些形式上，这新政体在许多方面都让人回想起过去的专制王权。但这里复辟(restauration)还有另一种含义：共产革命在中国重建了被先前革命摧毁的国家秩序。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两场革命的关系和特性，我这里借用谢达.斯高茨坡(Theda Skocpol)在其有关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著作中有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别。她认为，“政治革命”是那种改变了国家结构但没有改变社会结构的革命，它并不必然伴随阶级间的冲突；相反，“社会革命则是国家和阶级结构的进化，来源于或伴随着底层阶级的暴动”。[2] 可以说，中国1911年的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而共产党人的革命则是一场社会革命。前者只捣毁了旧的政治秩序却没有触动社会秩序，是共产革命以一种整体的方式(maniere totale)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各个层面改变了中国。
但我们也难以想象一脱胎于如此之整体性革命(revolution totale)和追求实现一“整体目标”(objective totale)的政体不会演变成一整体性(极权)政体(regime totalitaire)。这里就不再陈述那些因“伟大舵手”的乌托邦试验而造成的灾难和死亡。笔者只想指出，毛主义现代性计划的失败凸显了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性建设计划的必要，因此就有了中国随后的改革。当然，其他一些条件也有助于这场改革的启动：中共党内存在的政治改革力量，中国遇到了几乎是百年来前所未有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民众的不满，政治秩序框架相对的稳定等；另外两个因素，行动者的活力和创造力与政治的相对稳定，决定性地给改革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正象让毛在革命中成功的因素并不一定保证其在建设上的成功一样，让邓小平乃至江泽民在前一段改革中获取成果的因素并不能必然保证这改革的最后胜利。急剧增长的社会不平等，难以令人置信的腐败，在保护弱势阶层利益和进行政治更迭方面制度的阙如等，都威胁着改革的成功。直到现在中国基本上是靠专制的手段维系着政治稳定，于是在达成某些正面功能的同时也不断生成一系列可怕而令人忧虑的负面后果；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因这些原因而产生，在未来我们也无法排除出现一个新的抗议运动的可能。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同时也考虑到统治集团的利益，一个渐进和和平的政治改革是给中国带来富裕、自由和持久和平的最佳途径，它也将是避免让中国经历一场新的革命的唯一方式。
三、全球化时代一个尚未完成构建的民族
在革命中诞生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
所有这些革命与改革都深深地与一个现代中国的民族形成过程相关联，并曾将民族意识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源泉；反过来，这些革命与改革也强化了这种民族意识。事实上，前现代的中国并不是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一种文化，一个帝国。然而，它却在许多方面比同时代的许多国家更类似于一种现代民族。两千多年来，中国具有一种统一的官方通用语言，一个集中的权力和一个行政管理官僚系统，它有效地管理着一个多少来讲算是明晰确定的疆域。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汉代起，一个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就逐渐形成。汉代从西历前200年到西历后200年历时400载，是中国统一后第一个长期存续的王朝。它给予今日大部份中国人“汉人”这个从人类学、民俗学意义上讲的称谓，以别于“回”(中国的穆斯林)、“蒙古”、“壮”、“藏”、“维吾尔”等等这些今日同属于“中国人”的少数族群。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自我认定为世界的或者说至少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并有一种象近代法国人那样的去启蒙教化周边野蛮人群的使命。他们一直具有一种普世主义意识。“作为中国人只是意味着分享中国文化并按其行事”。[3] 对中国文明来讲，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特别是生物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是不具意义的。一个少数族群，如果它有道义，也能够执行天意统治多数族群。
但这些从现代以来发生了变化。中国与外部世界，帝国内部各个族群间的关系都已被深深地改变。中国进入了一个困苦的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一种文化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先前的普世主义。在这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最初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1911年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孕育诞生的现代民族主义先是以一种反满排满的形式出现的。满族，这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族群，在17世纪中叶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和统治了中国两个半世纪后，逐渐失去了活力；满族统治的“天意”合法性因其官僚们的腐败无能和中国在对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的持续败北而大规模地丧失。以往被压抑的反满情绪在19世纪末叶重新浮现，它甚至成为那个时代进行革命动员的最主要的意识形态。这种民族主义在1911年革命后又重新回到它反抗帝国主义的形式，并在3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达到其高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并将自己定位于一种民族革命的继续。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后来中共与苏联的分裂。
新情境下的民族主义再生
即使是在毛式普世主义最兴盛的时期，从这个政权的话语和政策中也能听到民族主义的回响。例如，在中共与苏联为争夺所谓的“世界革命中心”这表面上为一种普世运动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实际上也交杂着中共的民族主义情绪。毛式乌托邦普世主义失败后，象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一样，民族主义的再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再生首先有其意识形态上的理由：镇压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官方不断地利用民族主义这张牌，巩固其弱化了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一些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刺激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再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如果不考虑90年代以来美国的因素，中国现在这场民族主义浪潮是不可能被充份了解的，就象为了理解30年代的民族主义，日本是最重要的因素。
这场在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也与加速的全球化这一重要现象有关。事实上，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与这世界上的“全球化”过程并行演变的。只是与其说全球化是今日的现象，不如说是发端于19世纪之全球化今日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新的形式，而不再采用过去那种直接的帝国主义扩张的形式。象在地球上许多区域一样，对民族认同的强调成为一种与最近这些年外部世界在中国的影响的扩增并行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这种民族主义浪潮也是其中的组成部份。然而，与那种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观点相对立，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它在肯定强化中国的民族认同的同时要求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的平等和中国国内各族群间一种更民主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相关争论正在继续。对那些赞同后一种观点的人来讲，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现在应该朝向一种民主化的方向；它将使多数和少数族群的成员都有作为公民的同等权利来维护其利益和参与公共事务，国家要保证公民的权利；这个民主化也应该努力去创造有利条件，来解决象台湾和西藏这样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问题；同时，这些现实问题从另一面也显示出试图以欧洲模式来进行中国的民族建设的困境，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欧洲模式为范本来从事这种民族国家建设的。今日的中国人注定要去探寻新的形式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他们自己的也为这个世界的和平、自由与富裕。
安东尼.史密思(Anthony D. Smith)在其对民族主义的分析中很有道理地提及：虽然是现代性造就了现代民族主义，但其常常是具有前现代的族群缘源的；全球化并不象有些新自由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宣称的那样以商业交换的形式将民族主义消解；然而象有些原教旨主义者宣扬的那种民族主义是来源于一恒久的欲望，天生具有合法性的说法也是荒谬的。[4] 就这些角度看，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有些人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另外一些人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都宣称要取消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和地域的组织形式。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一种对民族国家的强化是必要的，对那些现代性的发生属于外生型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讲，尤其如此，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强化民族成员间协作(solidarite nationale)的途径。越是离家遥远，人们越是需要故土的存在。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认同依据，它将有因漫无际涯地漂泊而沉没在全球化汪洋的惊涛骇浪中的危险。但如果这认同(identite)不被经常置于一种不断吐故纳新过程的检验和刺激中，它便有陈腐溃烂的危险。把握好两者间的平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只有那些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的民族才有希望在未来的世界上生存。一个最重要的可能有助于达成这种平衡的途径，就是建设一个有效的国家（法文的Etat或英文的state）并实现其民主化。这两个任务可能在一些情况下是矛盾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可能是互补的。在这个要求行动者依据不同的目标和情境不断作出选择的困难过程中，政治家们或一般意义上的精英们有着巨大的责任。一个很强的民族意识有助于强化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这种责任意识，它也有助于在一个民族的成员间形成作为改革必要条件的某种共识。只有民主与不断更新传统的工作，才能保证对认同的强调不致于朝排外民族主义的方向偏离。在我们这个外部世界对各民族内部的政治决定影响越来越大的时代，上述这些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外部世界对某一民族内部的影响并不总是与该民族内部成员的利益一致的。我认为，如果在强调、肯定民族认同的同时，总是伴随着一种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意愿，伴随着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民主对话，这种肯定与强调就应该是一件对这民族本身也对世界来讲都值得欢迎的事情。一个许多中国人常提及的说法“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明日的世界，至少是我们希望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元、多色彩、更加人道的世界。正是文化上的丰富性、认同上的多样性，才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伟大迷人之处。
结语
过去的一个世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革命与改革的动荡不已的世纪，然而主流的趋势是革命。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是所有先前阶段现代化的继续，但也是一个与这种革命趋势相割裂的阶段。中国人在继续探寻着现代性建设的道路，这其中，一个现代民族的建设仍是有待探索完成的工作。在此全球化时代，强化认同是使一个集体能够更好地回应这全球化提出的挑战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但为使这种认同上的强调不导致政治上分裂和民族内部以及国际上的冲突，一个伴随着民主化过程的对国家的强化将是必要的。还有，不同民族之间的彼此尊重和在有关全球事务的决策上的民主化，也同样是世界和平甚至是这星球明日能否存在的最重要的条件。所有这些工作都召唤着新的行动者的想象力、责任意识和辛勤努力。21世纪的行动者应该学会从20世纪的革命经验中汲取教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批判作为政治与社会变迁的激进方式的革命之偏激过度的错失；但为了明天有一个更公正的世界，我们也必须要承继革命的一部份遗产并对所有那些为正义牺牲了生命、倾注了鲜血的人抱一份深深的敬意。
（2002年9月2日写于法国）
【注释】
[1] ]Lucien Bianco, Les origines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1915-1949, coll. "folio/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1967, p.43。
[2]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4.
[3]Marie-Claire Bergere, Introduction de La Chine au Xxe siecle, d'une revolution a l'autre, 1895-1949, vol.1. Paris, Fayard, 1989, p.VI.
[4]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Pol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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