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进外资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学者们普遍认为，吸引外资是为了弥补国内投资资金的不足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中国缺少国内建设资金吗？好像并非如此。目前，中国的居民储蓄总量十分庞大，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之差）不断扩大：截至2003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61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并表的各项存款余额为20.79万亿元，而各项贷款余额仅为16万亿元，存贷差高达4.79万亿元。[1]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半数的存贷差说明，金融机构有数万亿的巨额资金未能贷放出去，中国目前并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同时，连年外贸赢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亦表明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不存在引进外资平衡国际收支的强烈需求，况且外商直接投资也远未带动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并明显改善工业结构[2]，那么中国千方百计地引进外资的动机究竟为何？ 


一、国内投资需求乏力的几大因素   


1.国有企业的衰败 

    从1995年开始，国有企业进入了破产、倒闭的高潮。由于国内工业技术落后，大量小规模的重复投资，使得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相当低，同业之间陷入过度竞争的长期消耗战。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三分之二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3]，工业企业的盈利率迅速下滑。在此情况下，国内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市场地位而努力寻求与外商合资，甚至不惜让渡大量的股权，外商趁机大批进入中国。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方面处于全面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大批国有企业被挤垮，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大量增加，对中国的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重化工业构成了重大打击。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就业安全感的普遍消失使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社会购买力明显萎缩。 

    直接面对就业压力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确保财税收入，一方面采用一切手段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的数量成了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又施加各种压力，迫使国有银行大量放贷给与当地政府存在各种利益关系的国有企业，75%的贷款依然流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的产品并没有充份的市场需求，形成严重的产品积压，不但加大了通货紧缩压力[4]，也令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随之上升。1998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升4,900多亿元，1999年实际上升5,800多亿元，2000年实际上升3,700多亿元。[5]国有银行为了在每年的不良贷款指标考核中过关，不得不“惜贷”，对求贷企业提出过苛的要求，以规避坏帐风险和相应的政治责任。这就出现上述巨额“存贷差”。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中国出现了存贷差过高与“资金饥渴症”同时并存的情况。

2.国债投资效应递减

1997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在社会购买力不足基础上的商品过剩，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出口严重受阻，国内生产和就业压力骤然增大。鉴于国内外泡沫经济的教训以及90年代以来国内两极分化的加剧，中国政府认识到通货膨胀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性后果，于是在1998年采用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赤字财政和国债投资来刺激内需。截至2002年12月末，国债余额已达1.93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3.7%，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9%；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余额为10,05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9%，两项合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0%[6]。再加上目前靠财政支撑的养老金支付有3万至7万亿元左右的资金缺口[7]，国家债务的实际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所以，依靠发行国债刺激内需这一政策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进一步制造需求了。

3.经济信用缺失导致投资短期化 

    影响企业投资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信用的严重缺失。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造成国内商业信用极其低下，各种经济欺诈行为泛滥，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秩序，使得投机取巧、恶意钻营成为企业行为的“典范”，从而大大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抑制了企业正常的投资需求，加剧了个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化。个人投资者宁可选择投资风险较大、但交易体系电子化的股票债券，也不愿意投资实业。不少国内企业根本无意于改进技术和管理，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是竞相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机钻营获取短期利益，甚至一些正当经营的企业为了维持生存也不得不从事部份非法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即使想寻找新的长期投资项目，也越来越艰难，本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没有空间，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成长前景日益暗淡，破产倒闭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4.出口市场不稳定 

    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质量、档次偏低，主要依靠价格和数量竞争，因此容易遭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对美国歧视性贸易壁垒的妥协，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市场的不稳定。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今年以来美国、日本与欧盟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反映出各国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禁止中国商品低价倾销的意愿。中国的出口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和制约[8]，粗放型的出口必然要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5.中央财政面临巨大压力 

    近几年，中国宣称实现了8%的经济增长，但银行的经营状况却未根本好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于1999年至2000年间向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转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使当年的不良贷款率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按照国际5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6.1%，不仅远远高于4％至6％的国际同业水平，而且也大大超出了10％的国际警戒线。 

    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转移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实质上只是将债务从银行的帐面上转移到中央财政的帐外记录里而已。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这1.4万亿不良贷款的资金大部份是通过由中央财政担保发行的特别债券来筹集的[9]。这些由政府开办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一小部份不良资产、回收一些现金后，剩余的无法解决的不良资产就在资产管理公司的帐面上表现为巨额资产损失，这笔损失构成了事实上的中央财政赤字。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不良资产的30％可能回收为现金，那么4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损失将高达9,800亿元[10]。其结果不外是两种，或者是国有商业银行为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认购的债券在银行帐面上表现为“垃圾债券”或资产损失，这实际上等于银行转移出去的坏帐又回来了，将导致银行系统的金融危机；或者是中央财政承认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笔巨额资产损失，用财政拨款逐年弥补，这将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一次性增加1万亿左右，构成对已经不胜负荷的中央财政的沉重压力。在潜在的金融危机和巨大的财政赤字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更需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应付不测。 

    正因为上述几大不利因素的存在，中国政府遂不遗余力引进外资以维持经济的增长。随着国债投资效应的递减和本国企业可选择投资项目告罄，吸引外资变得更加紧迫，许多地方纷纷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对下级政府和直属的政府机构层层分解、下达招商引资的责任指标，甚至对招商引资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实行重金奖励政策。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稳定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流入的外资。只要外资流入量下降，中国经济就会发生严重困难。 


二、用引进外资抵消资本外逃   

    各地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热衷于引进外资，并不完全是出于急国家建设之需，还有他们希望与国外挂钩、以便安排在国外的后路的个人考虑。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的引进外资有一个副产品，即资本外逃。这自然使中国政府深为苦恼。 

    当外商被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幻象所吸引时，中国的资本外逃也同时扩大，日益严重。中国外逃的贪官到底有多少？这恐怕永远是个无法确知的谜。 

    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和公安部的内部通报，截至2003年6月30日，各省（区）、直辖市纪委、公安部门上报的情况如下： 

    在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中共党员及党员干部失踪、外逃最多的前5个省份依次为： 
    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

    3个直辖市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中共党员及党员干部失踪、外逃的数量为： 
    北京：失踪112名、外逃442名
    上海：失踪187名、外逃354名
    天津：失踪60名、外逃182名 

    仅仅是今年8月3日至8月5日这3天当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深圳、珠海、蛇口、昆明等口岸与航空港，就查获了60多名持护照或通行证、企图外逃的官员，其中有7名是来自北京、沈阳、武汉、郑州和南京等地的副厅级官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企图外逃的官员多持有中国金融机构与海关核准携带大量外汇出境的合法证明；携带外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即持有60万欧元（相当于50万美元左右）。被查扣后这些官员们竟一致声称，携巨款出国是为了“考察”招商引资环境。这些官员在海关被截住是中央的一次全国性突击检查的结果。由于今年贪官外逃已经成不可遏止之势，中共中央不得不于2003年8月初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并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9个组分赴9省、市召开紧急会议，突击收缴高官的出境通行证和出国护照。上述3天中外逃被扣的官员们由于未及时得到“通风报信”，不知道中央会在这几天实施突击检查，结果正好成为被抓获的倒霉鬼。[11] 

    中国的贪官历年来到底携带了多少资金外逃，恐怕同样是一个无法确知的谜。但下列数据[12]多少可以让人对此有个概念，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数额占外债增长量的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进入90年代以后，资本外逃水平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资额。据中国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1997年和1998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1999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238.3亿美元。2000年资本外逃又急剧增加，总额大约在480亿美元左右，当年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如此严重的资本外逃，对于急需投资资金以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可以说，如果不是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资，让引进外资与外逃资本进行了大置换，中国定会陷入严重的资金饥渴症。 

    由此可见，中国竭尽全力吸引外资以及全力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其背景因素中有资本外逃造成的资金匮乏压力。 

三、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利与弊   

    毫无疑问，在短期内，外资规模的扩大可以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进入中国的市场准入程度也将大大提高。但受现行体制束缚的本国企业能否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置之死地而后生”，却是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从各地政府全力以赴“招商引资”就足以看出，中国已承认并接受了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随着今后外资在华竞争优势的进一步加强，究竟是会加重政治买办意识和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还是会激起部份民众的民族主义型经济抵抗心理，仍待观察。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往往构成有关各方利益分配上的差异，由此进一步拉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造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结果更可能有利于实力强大的一方。也就是说，当双方经济实力相当时，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往往会带来真正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当双方经济实力悬殊时，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使得“双赢”成为掩盖自身经济弱势和依赖地位的托辞。 

    中国现在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但一个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尽管中国的经济开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国产品牌的产品被外资打败并逐出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在中方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如此，甚至在中方占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少国产品牌的产品也丧师失地。这足以令人对中国产业入世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力表示怀疑。 

    作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将长期困扰着中国。依赖外资的大量进入所形成的就业机会远远不能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中国需要重新开始发展制造业，也需要政府提出长期的产业政策引导。适度借助外力倒逼国内改革的策略无可厚非，但必须基于一系列条件，如本国体制的灵活性、民族工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实现国家强盛的民族共识和坚强意志。这是区分是否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的重要标志。世贸规则的全面实施将导致中国难以实施产业政策，在世贸规则的约束下，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将完全国际化，置身于“全球公平竞争”（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的中国民族工业，将要面对空前严峻的竞争形势和异常强大的竞争对手。

【注释】  
[1] 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统计，见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3.08.11）。
[2] 陈漫、岳健勇，“出让市场换来了技术进步？”，《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2年第4期。
[3] 《人民日报》1997年1月23日。
[4] Tom Mitchell, "Fair Pays Tribute to Waste ── Vast Array of Goods Stock piled by State Sector on Sale at Foshan Emporium Raises Questions about Impact of Surplus Inventorieson China's Real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Business2, June5, 2002.
[5] 见唐双宁的“四大银行不良贷款下降是虚假的吗？”，《经济日报》，2002年3月25日。
[6] 见“2002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3-2-20）。
[7] 截至2002年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总资产仅为1,241.86亿元（见新华社北京2003年2月23日电）。由于全国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中央财政近几年在社保资金上的支出呈现刚性增长特徵。
[8] “中国入世后进出口贸易将面临更大挑战”，新华社2002年6月6日电。
[9]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资料显示，在资产管理公司1.4万亿元的资金来源构成中，财政部向4家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400亿元的资本金（占不良债务总额的3%），中央银行提供了1,920亿元的再贷款（占14%），其余的1.16万亿元资金是4大国有银行认购的10年期债券（83%），债券的年利率为2.25%。资产管理公司每年向中央银行和4大银行支付的利息即超过300亿元，而2001年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后收回的现金仅为262亿元，尚不够支付当年利息，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出现资本亏蚀。
[10] 刘龙光，“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化解对策”，《中国城市金融》，2002年第10期。
[11] “论点社区（Lundian.com），“贪官污吏大逃亡，中纪委全方位旋风行动”，网址为http://ad.doubleclick.net。
[12] 见何清涟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第5章，香港博大出版社，2003年出版。